1937年的庐山训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起庐山训练，人们一般会想起1933、1934年的两次训练，两次训练和南京政府发动的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紧密相关，引起史家较多重视。其实，在这两次训练之后，1937年7月，南京政府曾延续1933年开始的训练传统，再次在庐山开办暑期训练团，开始最后一次即第三次庐山训练。由于和抗战爆发时间重叠，加之受战争爆发影响提前结束，第三次庐山训练被隐没于更大历史事件光环中，长期未得彰显。本文依据相关史料，试图对此一事件作一初步研讨。
1937年的庐山训练是前两次庐山训练的继续。实际主持三次训练的陈诚追述，二次庐山训练之后，1935年“军事委员会乃扩大其训练范围，筹办庐山暑期训练团，召全国党政军教等文武各界干部集中海会训练。是二十四年暑期训练团之筹办，即为本届训练之胚胎。旋因川滇祸难未靖，委员长驻节锦城，不克分身，遽尔终止。后在峨嵋改办军官训练团”。①1936年5月，蒋介石再令筹办庐山训练团，但随之两广事变发生，筹办事宜“又即停止”。②经过两次筹办的半途而废后，1937年第三次庐山训练终告实现。
作为前两次训练的延续，1937年的庐山训练从体制上沿袭着前两次训练的框架，但内容和目标却发生重大变化。对此，酆悌在有关训练的呈文中说得很清楚：“前数期庐训，偏重对内求统一与剿匪工作之训练，今后则须为抗战的国防工作之训练，是为庐训第二阶段之主要目的。”③这次训练，国内政治环境和当年大不相同，两广、西南归顺，南京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国共关系出现明显转机，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展合作谈判，此次庐山训练前后，国共在庐山的谈判也在进行，因此训练已经不再有针对中共的内容，而是把复兴民族、抵御外侮作为训练的直接目标。训练团组织纲要明确规定，训练团“设立之目的，在使全国受训之党政军学等工作人员，恪遵总理遗教，服从革命纪律，锻炼健全体格，增进服务智能，以期领导全国国民，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④训练纲要中军事组的要求是：“统一军队教育，发扬国军精神，以完成整军御侮之使命。”⑤针对外侮的目标已经毫无隐讳。关于训练的这一目标，蒋介石对训练团官长的训词中解释得非常直白：“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⑥当时，刘茂恩和郭汝瑰都参与训练，一为教官、一为学员，二人后来一去台湾、一留大陆，但他们在回忆中都明确指出：“这种训练是为动员抗战作准备，是一种机会教育。”⑦“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⑧
1937年5月，第三次庐山训练正式开始筹办。5月1日，训练团筹备处在南京开始办公。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兼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叶楚伧、王世杰、陈立夫等为筹备委员。5月6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团名、训练期限、训练单位及受训人员资格等事项。13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训练对象为全部师旅长及前西北剿匪部队连长以上军官，及各省党委中学校长训导员、军训人员以及各地专员与各县教育民政科长等。随之又将“连长以上军官”改为“团长以上”。24日，确定训练团组织纲要，规定：“受训人员，以现任党务、军事、教育、县政、警政、军训、政训各级工作人员及童军干部、新运干部各一部为限，分别编入第一第二两总队，施行训练。各机关派送受训人员，女性除外。”⑨训练团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共分三期，训练地址设于庐山海会寺，另以一部设于牯岭。
第三次庐山训练筹备期间，由于西安事变身体受伤，蒋介石未能事事亲力亲为，但仍予以悉心指导。1937年5月，他在日记中记下当月大事预定表：其中第一条就是：“暑期训练班之设计(西北党政人员)”。⑩5月1日，训练团筹备刚开始，他亲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训练团将以九江和星子两县作为实地考察基地，令其准备接待。(11)2日，致电陈诚强调筹备委员应“另增党部、内政、教育各部人选，中央党部并须多增几人”(12)，随后，蒋亲自核定训练团的筹办计划，5月15日，他在日记的一周总结中记有：“暑假训练计划已定。”(13)
蒋介石对训练课程的制定和老师聘请十分重视，亲自规定课程，指示训练团课程时数：“以学科占十分之六，术科占十分之四。”(14)陈诚在回答学员问题时明确谈到：“本团各种课程，多半是由于团长手订的。”(15)蒋尤其重视训练老师的聘请，亲电交待：“暑期训练应预约讲演之教师，其课目重要者：一、管理法与办事效率，请杨绰安。二、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之分析，请胡适之讲，共约三小时，请以中之名义属王雪艇先生代约。三、逻辑学。四、统计学。五、地方财务行政。六、地赋。七、土地制度与中央新通过之大纲可商果夫兄。八、林垦矿务之重要与筹备可商实业部长。”(16)5、6月份，蒋介石亲电或转电胡适、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邀请他们上庐山为训练团讲课。
反映着蒋介石事必躬亲的性格，其关于训练团的指示可谓巨细糜遗，为营址事，致电陈诚，令设立海会寺与牯岭两个训练营址，“文人与年岁较老不能扒山者驻牯岭”。(17)临开训前，交待陈诚准备向学员备送书籍：“康济录、自卫新知、科学与学庸(即科学的学庸)等书应早预备印行”。(18)其所列三种书中，《科学的学庸》是他本人在第二次庐山训练时的讲稿，《康济录》是中国古代论述赈济、救荒方略的重要著作，《自卫新知》则汇辑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评断。后两种书在第二次庐山训练时已有推荐，此时作为备送书籍推出，当然和这两本书讲述国家防御和灾难应对主旨有关，既显示出训练的抗战意向，也传递出蒋对抗战路径、前途的思索。
第三次庐山训练时，前一年两广事变平息，两广半独立状态打消。西安事变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又使南京政府对西北的控制大大加强，因此，训练团对两广及西北干部特别注重，蒋介石指示：“对于西北陕甘各省之中小学校长，训育员与专员、县长、党委、保安团队长，应多令加入受训，尤应着重于陕北各县。”(19)同时，蒋对力行社员的训练仍相当重视，1937年5月26日日记中记有：“力行社员皆参加暑训。”28日，特电要求：“力行社员皆须到庐山暑训。”(20)
1937年7月4日，经过两个月的筹备，第一期训练开始。初期计划将受训人员编为九组分三期受训，每期15天，各期分别为：第一期，7月4日至18日；第二期，7月26日至8月9日，第三期，8月17日至31日。训练主要由教育长陈诚主持。蒋两次出席毕业典礼。7月31日，鉴于抗战爆发，蒋介石手令陈诚：“第三期训练拟停办”(21)，训练团在举办两期后即提前结束。
训练团分两个总队，下辖9组，分别为：党务、军事、教育、县政、警政、军训、政训、童军、新运组。第一期第一总队总队长为孙连仲，负责军事干部训练，驻庐山海会寺；第二总队总队长黄绍竑，负责政治干部训练，驻牯岭。黄绍竑回忆：“第二总队的宿舍，在山上的图书馆，是庐山最伟大最新颖的建筑物，团员是全国高中师范学校的校长与训育主任，共有一千多人，分为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完全按军队编制，实行军事管理。”(22)第二期7个组有统计的3587人中，各组人数分别为：军事组533人，政训组668人，军训组1260人，县政组219人，警政组311人，童军干部组387人，新运干部组209人。(23)其中军训、政训人员占据总数一半以上，当和抗战爆发急需军事、政治训练人才有关。
训练团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包括已沦陷于日本的东北各省。第一、二期合计7028人中，学员籍贯分别为：江苏：587，浙江：422，安徽：334，江西：462，湖北：479，湖南：1239，四川：342，河北：349，山东：408，河南：399，山西：195，陕西：265，甘肃：126，宁夏：11，青海：17，福建：271，广东：635，广西：86，云南：95，贵州：125，辽宁：91，吉林：19，黑龙江：6，热河：7，察哈尔：6，绥远：12，西康：1，蒙古：1，未详：38。(24)总体上看，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东南等省人数较多，广东由于刚刚被南京方面完全控制，因此参训人数众多，高达总数的9%。陕西虽然绝对人数不多，但由于其人口较少，相对数仍然很高，这和蒋介石事前期望加强西北干部训练是一致的。
由于身体原因及抗战爆发，蒋介石现身第三次庐山训练的次数不多，教育长陈诚自始至终主导着训练的进行。在多达二、三十次的训话中，陈诚除就训练具体问题作出说明外，谈得最多的是训练的目标和宗旨，他向训练团干部阐述训练目标：“中华民族之生死存亡，在当前实遭遇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难关，故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之要求，比较任何问题，更为重要，比较任何时期，更为迫切，而其责任，实肩在吾人与全国国民身上。决不能躲闪，亦决不能诿卸。这是领袖此次召集全国党政军警教育各界的干部，举行庐山暑期训练之所由来。”(25)6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一天，在给训练团学员的讲词明确谈及抗日问题，他强调：“现在我们到此来训练，也就是建国救国的训练，我们要建国救国，将来非同日本一战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抗日训练。”(26)
卢沟桥事变后，训练团目标更为明确单一，陈诚简单明快地告诉学员：“说打仗容易是自欺欺人，可是我们决不能够听人宰割呀。老实说败也打，除了我们死了便不谈了。”(27)在《抗战的最高原则及国民任务》等讲词中，他给学员分析抗战形势，讲授抗战的方法，指出：“日本利于速战速决，我们就用持久战以困之。部分的得失，与全局没有多大关系。”(28)“只要我们能够扎硬寨，打死仗，与日本拖到三年五年，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29)
反映着卢沟桥事变后军事紧张的形势，从7月10日起，一部分重要官员和“在前方负责的将领先行离团，回到部队里去”。(30)第一总队总队长黄绍竑时任湖北省主席，由于湖北在国防军事的重要地位，黄于10日离开训练团回任，由孙连仲代第一总队总队长，第二总队总队长则由队副王靖国、刘茂恩、樊崧甫轮流代理。随后，陆续又有一批将领及空军人员离团。黄绍竑回忆当时离团的情景，“蒋先生登坛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31)时任第二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的万耀煌后来在口述中对此也留下“悲歌慷慨，不胜依依惜别”(32)的记忆。
第三次庐山训练有对日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强烈现实目标，因此军事训练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应对抗战爆发的形势，训练团二期编印了数十万言的《各国军备概况》，介绍各国军事最高机构、兵力及军区、陆军之编制及装备、陆军之人事制度、兵役制度、军事教育、国民军训、军需工业等(33)，将其散发给学员，使之对各国军备和军事力量状况获一初步了解，争取做到知彼知己。不过和前两次庐山训练以军官为训练对象不完全相同，第三次庐山训练中，教育和地方行政干部占有一半左右的比例，因此，训练的内容更为广泛，蒋介石规定的训练科目中予以经济、政治行政等内容以很重要的地位：“本年暑期训练要目：一、经济建设。二、国防教育。三、军警整理。四、政治常识与技能。以管教养卫四项而以管理与考核为最要。五、党务精神以服务牺牲爱人救人助人为旨。”强调：“对苏联五年计划之研究应特别注重。”(34)为加强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训练，蒋介石在筹备期间特地亲电陈立夫，要求其为学员讲述孙中山《实业计划》作准备。(35)训练期间，蒋在训练团发表的有限几次讲演中，和陈诚主要谈论军事不同，将重点放在讨论行政能力的培育上，要求加强教育行政干部的培养：“这种革命中坚干部，如何才能够造就成功呢？第一、要教以组织的知能。……第二要增进管理的能力。”(36)这和他后来强调的抗战建国可谓一脉相承。
和前两次训练相比，第三次庐山训练时间较为短暂，且由于抗战爆发而提前结束，加上抗战这一大事件的遮蔽，影响远远无法和前两次相比。不过，训练仍然有其一定的意义，陈诚当时谈到：“经过本团训练之后，各位已经了解抗战不是个人的事，不是局部的事，非统一全国的意志，整齐步伐不可；各位更当已经知道抗战不是喊口号，贴标语，打电报的事，而是有待于硬干实干，持久而艰苦的奋斗。各位有了这种的认识，这就是本团训练的最大收获。”(37)陈诚所言，应非虚语，从训练内容看，虽然第二次训练已经有了较强的抵抗外敌的内涵，但此时这一内涵大大加强，成为中心内容；从训练的范围看，前两次训练局限于中低级军官，第三次训练扩展到行政管理和教育人员，使训练更具广泛性；第三次训练学员来自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各省市，统一意涵也更加强烈。
庐山训练以优秀中层干部为主要训练对象，第三次庐山训练尤其强调对知识青年干部的训练，训练人员的出身和年龄大致反映了这一取向。从当时统计看，训练人员具有相当的素质，两期共7028名学员的统计显示，军人中出身中央军校者最多，达2086人，另保定军校有253人，陆军大学88人，各省讲武堂143人，出身国外陆大者较少，仅2人，但毕业于国外一般军校者并不少，有133人。另有一批军官出身于空军、海军、军需、宪兵等各军事专门学校。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员均接受过高、中级专门训练，未接受过正规训练，出身于各补习班队者有433人，未曾接受任何训练，行伍出身者仅30人。普通干部以各大学校及各专科学校出身者最多，为1427人，各省师范学校471人，警官学校315人，中央政治学校277人，毕业于国外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有121人，各中学校260人，其他接受过训练班训练者554人。(38)对两期共6749人的年龄统计显示，21—29岁者共1961人，30—39岁者共3553人，40—50岁者共1035人，40岁以下者占总数的近85%，中青年占训练人员的大多数。(39)这样的人员构成既反映了庐山训练培养优秀中级干部的要求，也大体显示着政府希望干部达到的年龄和素质。
作为训练的指导者，当时陈诚曾就训练可以看得见的直接成效提出一个乐观的数据。训练期间的体格检查表明，进团时和离团时比较，学员体重增加一公斤以上者1075人；增加两公斤以上者836人；维持者813人；减少者468人。对体重下降者，陈诚不无诙谐地说明：“体重减少的，多是脂肪过多的诸位，所以也是好现象。”(40)和身体的变化比，训练更有影响的还是前两次训练可以看到的团结、联络、融合作用，如黄绍竑所说：“到了廿六年，训练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把全国中等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以及办理童子军的干部、与党政的干部。都集合到庐山去受训。于是廿四年以前军事干部的团结训练，乃一变而为知识青年干部的团结训练，范围和意义自更重大。”(41)
虽然以抵御外侮为主题，但第三次庐山训练中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权威的树立仍不遗余力。蒋介石在对训练团的训词中一再强调：“一国的教育问题……就是要如何使全国国民有共同一致的思想，有共同一致的感情，有共同一致的操守，在一个主义一个国策之下努力完成建国救国的神圣使命的问题！”(42)要求：“全国国民要真心诚意信仰三民主义，要团结一致来奉行三民主义，这就是我们全国国民所应有的统一救亡的中心思想。”(43)训练期间，国民党党义和党文化的教育占有相当比重，效忠三民主义和领袖的呼吁每每可见，这是由国民党以党训政的指导精神所决定的。
第三次庐山训练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课程的安排。训练当时，陈诚就发现：“大家多觉得两个星期太匆促了，而每天的时间又不够分配。”“大家对于学科觉得有一部分引不起兴趣，或者听不懂，或者认为无关重要。”(44)黄绍竑后来也谈到：“第一训练的时间是那样短暂，需要灌输的科目，又那样繁多，弄得一天到晚，紧张不堪，连休息思索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训练，以之锻炼劳动刻苦的生活则可，欲言改进精神，训练意志，恐怕还要启发学员在内心上多做一些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工夫才行。其次一般讲演的课目也太多了，样样都要听取，弄得人脑筋里装不下去。结果，样样都未必有深刻的了解。”(45)可以作为黄氏疑虑佐证的，是蒋开列的课目单多达近二十项，其中竟赫然有“蒸汽与电汽动力”、“公墓”等课程，且规定课程时间为一、二小时，在时间如此紧张的训练中列入这些课程，课程时间又如此短暂，难免让人产生不得要领之感。
在1937年7、8月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庐山都发生了许多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重大事件，相比之下，第三次庐山训练或许更像是这些历史大事件的一个注脚，不太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对于一部完整的历史而言，大历史的书写固然精彩，底下的注脚或许也不能轻易忽视吧。
注释：
①《庐山暑期训练团实记导言》，1937年8月，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8001。
②《本团创办之经过及其使命》，1937年7月4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0200006025。
③《酆悌呈谨拟本届庐山暑训应注意之点刍见》，1937年(月日不详)，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102122002。
④《庐山暑期训练团组织纲要》，1937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05。
⑤《庐山暑期训练团组织纲要》，1937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05。
⑥蒋介石：《建国要素精神和必成的信心》，《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565页。
⑦《刘茂恩回忆录》下，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509页。
⑧《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⑨《庐山暑期训练团组织纲要》，1937年5月24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05。
⑩《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1)《蒋中正电熊式辉本年庐山暑期各班训练欲藉星子与九江县为实地考察》，1937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29。
(12)《手谕庐训团筹委应增党部内政教育各部人选，1937年5月2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264页。
(13)《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15日。
(14)《委座寒机沪电》，1937年5月14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纪录，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6003。
(15)《毕业赠言》，1937年7月1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07。
(16)《蒋中正条谕陈诚暑期训练应预约讲演教师及重要课目十六项》，1937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34。
(17)《蒋中正电陈诚暑期训练人员驻地军警有关人员驻海会文人驻牯岭》，1937年6月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37。
(18)《蒋中正条谕陈诚暑期训练团分送各书籍如康济录等书应早预备印行》，1937年7月3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47。
(19)《蒋中正电陈诚关于庐山暑期训练团西北陕甘各省干部应多令加入受训》，1937年5月16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20200078019。
(20)《蒋中正电郑介民联络四维学会东北重要会员及力行社员至庐山暑训》，1937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175082。
(21)《手谕停办暑期第三期训练，1937年7月31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第283页。
(22)黄绍竑著：《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33页。
(23)《二十六年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二期各组受训人员职务统计表》，1937年7月31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16。
(24)庐山暑期训练团各期受训人员籍贯统计表，1937年8月7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18。
(25)《本身训练之要领》，1937年6月24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6023。
(26)《如何抗日救国》，1937年7月6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02。
(27)《〈对于卢沟桥事件应取之方针及处置如何〉之讲评》，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20。
(28)《〈对于卢沟桥事件应取之方针及处置如何〉之讲评》，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2007020。
(29)《〈对于卢沟桥事件应取之方针及处置如何〉之讲评》，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2007020。
(30)《抗敌应有之认识(一)》，1937年7月10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03。
(31)黄绍竑著：《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34页。蒋介石日记当天记有“下午点名”，应是出席训练团点名之记。陈诚档案中则记有“教育长点名，各将领上台”(《抗敌应有之认识(一)》，1937年7月10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03)。
(32)《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版，第373页。
(33)《各国军备概况》(庐山暑期训练团编印)1937年8月，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01001-11。
(34)《蒋中正电陈诚本年暑期训练要目经济建设国防教育军警整理等》，1937年6月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36。
(35)《蒋中正电陈立夫研订暑期训练讲述总理实业计划方案内容及实施步骤》，1939年6月1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7043。
(36)蒋介石：《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34-535页。
(37)《离团前后应有的注意》，1937年8月9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21。
(38)《庐山暑期训练团各期受训人员出身统计表》，1937年8月7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19。
(39)《庐山暑期训练团各期受训人员年龄统计表》，1937年8月7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70300010017。
(40)陈诚：《离团前后应有的注意》，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21。
(41)黄绍竑著：《五十回忆》，第332页。
(42)蒋介石：《救国教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53页。
(43)蒋介石：《救国教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54页。
(44)《毕业赠言》，1937年7月18日，台北“国史馆”，陈诚文物档案，00801010200007007。
(45)黄绍竑著：《五十回忆》，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