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赠答诗的基本模式及艺术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特征论文,模式论文,艺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魏晋赠答诗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存在于魏晋诗坛，创作之富，不亚于其他类型的诗。它有自己的写作模式和特征。其抒情诗写得情真意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颂美诗写得雍容典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赠答诗 模式 艺术 文化
赠答诗是魏晋时期颇为诗人喜爱且使用较普遍的一类诗。它虽然一赠一答，介乎二三人之间，咏叹仅是双方心中之情事，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显眼，但是由于赠答双方多为夫妻兄弟、亲朋僚友，相互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或不同一般的关系，所以诗中所言之情事往往最能反映彼此之间的思想、品性、意愿和要求，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因此，昭明太子特将它列为一类，并精选了一批优秀的作品编入《文选》之中，以示其对这类诗歌的重视和肯定。现在却不然，有些人不再将它作为独立的一类来看待，而是根据它写的题材将它支解为某某诗歌，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类诗多为逢场作戏之作，没有什么价值，把它弃之不顾。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一
赠答诗作为诗人社交活动的产物，它的产生出现应该早已有之。但根据现存的资料来看，最先以赠答命题出现在诗集中的是东汉后期的朱穆、桓麟、秦嘉、徐淑和蔡邕等人写下的十首诗①。这十首赠答诗分为四言、五言两种形式，所写的内容也可分为抒情、颂美两大类型。其中朱穆的四言《与刘伯宗绝交诗》和秦嘉徐淑夫妇的五言赠答诗都是直抒品性、情怀的，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和艺术感染力。蔡麟和邕所写的四言答诗虽属一般赓和，艺术平庸，但他们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颂美内容，却反映了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的品评风气以及士子交往时要互相尊重、信赖、注重彼此人格的际伦要求。这十首诗从形式到内容所形成的框架，虽只是一个雏形，但由于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很符合魏晋诗人创作的审美愿望和趣味，因此被他们所接受，并将它不断完善而成为他们赠答诗中最基本的模式。
魏晋创作赠答诗的诗人有六十七人，诗歌共二百零三首，其中四言九十五首四百八十章，五言一百零八百，内容也分为抒情、颂美两类。其中，魏时四十首诗，颂美类仅二三首，余者皆为抒情类；晋时一百六十三首诗，颂美类占的比例大概超过半数以上，且多为四言。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四言诗？这固然与四言自《诗经》开创使用以后，在魏晋时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关，但从诗人创作实践来看，魏晋以前，诗歌的创作并不是十分繁荣的，能供诗人们学习和借鉴的诗歌形式并不很多，而《诗经》，在当时正是一部最完整最实型的诗歌总集，诗人们从小就学习它，成人之后又将它作为创作的范本去加以揣摸、研究、探讨，因此，当五言体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刚刚兴起，一些诗人对它的使用还不十分熟练的时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四言作为一种载体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种情况在大量写作四言诗的诗人创作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以陆机写的颂美赠答诗为例，他的诗不仅四言体用得灵便，而且不少诗句是直接从《诗经》中套用来的。比如在《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一开头“於皇圣世”一句，就是套用《诗经》的“於皇时周”的句子改变二字而成；第三四句的“受命自天，奄有黎献”就是套用《诗经》的“有命有天”和“奄有四方”两句分别改一字和二字而成的。如此之例，在陆机的四言诗中俯拾皆是。陆机是这样，其他的诗人象陆云，傅咸、潘岳、刘琨、卢谌等莫不如是。除此之外，他们喜欢使用四言体，与他们追求古朴、典雅、庄重、绮丽的审美趣味也有关系。颂美之作，不仅要求为对方歌功颂德，而且还要求与其歌颂功德相适应的语言外壳，这就要求诗人善于选择那些最能反映这一内容的词语，而这些，《诗经》中的《雅》、《颂》当中相当富有，从那里去找，既方便，又省事；既古朴，又典雅；即庄重，又绮丽。以上便是颂美诗多四言的主要原因。这类诗的基本模式是：以四言为载体（间或有五言），以歌功颂德为主旨，以古朴、典雅、庄重、绮丽为艺术追求，在具体写法上有套固定的程序：即先从歌颂王室（亦有先赞扬家族门望者）下笔，再继之以赞美其人品、政绩、襟怀，最后落脚于仰慕、希望、怀念之情愫。诗歌少则三章四章，多则八章九章，有的甚至到十多章。象陆云的《赠汲郡太守诗》八章，潘尼的《献长安君安仁诗》十章等，均是照这样模式写成的。当然，亦有例外。有些人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或按自己的习惯，或用一些文艺手段去写，但多数人是依照这一模式的。这种模式比起东汉时的模式就显得繁富多了。
随着五言体的兴起，诗人们又以浓厚的兴趣去学习、实践，在写四言的同时，也写了一些五言赠答诗。有的人赠答诗全是五言。五言同四言比，虽只多一字，但“它使每句的字数由偶数变成了奇数，双音词和单音词相互配合，这样，吟唱起来就能从错综里得到和谐，音律不至于单调板滞而富于灵活性，在语言节拍上也富于音乐性”②。由于句子的字数增加，句子容量也随之扩大了，这对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就更能驰骋自如，无往不适③。所以，抒情类的赠答诗多以五言为载体。这类诗歌从表现形式看，显得灵活多样，不象四言颂美诗那样板滞，但在赠别诗中还是有一定的规章可循，那就是往往先从昔日相处的友谊谈起，再写离别之际的依依之情，最后辍笔手期望、怀念、相思之上。比如王灿的《赠士孙文始》、阮侃的《答嵇康诗二首》其一，都是这种模式的范例。
二
抒情类赠答诗，是比较忠实地遵循诗歌创作所提出的言志咏怀，抒写性情的美学原则创作出来的，大都写得情真意胜，回肠荡气，有着感人心肺的艺术力量，与其他一些类别的诗相较，显得毫不逊色。这类诗有以下艺术特征。
首先，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诗人们以酣畅淋漓的笔墨，从不同的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图画，有着鲜明的时代感。
魏晋时期，社会常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尖锐激烈。其后，外族侵扰不断加剧，战争连绵不断。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他们大都卷入过动乱的游涡，有的人亲身经历过残酷的内部分裂斗争，目击过兵燹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对生活也有着切实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艺术传统，以自己愤怒之笔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比如费植的《赠白马王彪》是一首揭露统治集团尖锐矛盾的杰作。薛莹的《答华永先诗》虽只有二十个字，却形象地反映了战乱不息的社会局面。而陆机的《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其二，对老百姓在大雨成灾庄稼淹没后离乡远逃荆徐的凄惨情况作了真实的揭示。与此同时，诗人们还暴露了在森严的门阀制度下寒门之士深受压抑的状况。象杜挚的《赠毋丘俭诗》以骐骥“婆娑槽枥间”，壮士“坎坷多辛酸”的处境来，形象地表现这一事实，他是很想得到毋丘俭的提携的。司马彪的《赠山涛诗》以椅桐“下临千仞谷”、“处身孤且危”为喻，诉说自己处境之艰难和“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深遭废弃的痛苦。郭泰机的《答傅咸诗》表现的也是这样的内容。由此可见，诗人在表达个人愿望时，对社会现实的丑恶凶险，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当民族矛盾尖锐，异民族侵扰横厉之时，赠答诗中又表现了爱国主义的诗篇。刘琨的诗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内容。他的《答卢谌诗》以深沉凄楚的笔墨叙述了晋朝失去大片河山后胡寇横行，群妖竞逐给民族、百姓、家庭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毁灭。面对国破家亡，亲人凋残的惨状，诗人深感责任之沉重，想力挽狂澜，然又觉势单力孤，因此，很希望卢谌肋他一臂之力。全诗强烈地表达了爱国之忠愤。在《重赠卢谌诗》中，诗人明知自己被段匹
囚禁后必死无疑，但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考虑的还是效忠报国的问题，迫切希望卢谌能象张良陈平解鸿门白登之困，重耳得五贤之助，小白依管仲之力成就霸业那样，完成救国重任。刘琨的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代表了魏晋赠答诗的最高成就。
由于社会动乱不安，诗人们大多有过流离避难或任官他邑的经历。会难别易遂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成为他们吟咏的重要内容，其作品数量不少，写得很有情致。比如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通过昔日同曹丕晏饮之乐和因“余婴沉痼疾”时曹丕“步趾慰我身”二件往事的回忆，以及曹丕远征分离后彼此挂念而互相秉灯赋诗的现实情景的叙述描写，表现了同曹丕的真挚友谊。陆机的《赠冯文罴诗》记叙了过去同冯生在太子宫同僚的往事，以及由于二人“翻飞各异寻”时所依附的对象不同，故仕途的升沉也就各异。现值分别之际，伫立远望，不禁“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内心十分凄凉，最后望其深谋远虑，干出政绩，寄来佳音，表现的出对冯生的一片赤诚。左芬的《感离诗》实际是首答其兄左思赠诗的诗，表现是会难、怀念的内容。作者身为贵嫔，深居皇宫之中，与兄近在咫尺，却见面无时；时时想回到父兄身边，又不能如愿以偿；痛定之后寄希望于今后的诗书来往上，从那里寻找欢娱，诉说苦辛。表现的是手足分离的哀痛。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是组表现夫妇离别后怀念讽规的诗。其一、三两首是以顾的口气写的赠诗，着重表现了对妻的思念，对京城美女从不动心，有着磐石般的坚定。其二、四两首是以妻的口吻写的答诗。妻一面叙述离别后的孤独，一面认为京城多妖冶之女，很迷恋人，因此他规劝丈夫不要爱恋女色而不爱德，要尊重夫妻情意，不变初衷。答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耽心害怕丈夫在外沾花惹草后停妻再娶妻的内心世界。
如此总总，不一而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抒情赠答诗表现出来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画卷。
其次，从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方法来看，是多样的，既注意了内容表达的真实性，又注意了艺术的感染力量；既注重自己的个性，又注意遵循艺术的规律，因此诗歌的抒情色彩都很强烈。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
一是诗人善于根据自己生活的经历和感受，把所叙之情事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刻划，从而创造一种意境，以扩大诗歌的内涵和时代气息，达到抒情言怀的艺术目的。比如玉灿的三首赠别诗对友人离别写得情怀悠悠：即有对往事的回顾，又有临别的抚慰，旅途的关心，别后的期望与怀念。而这些之所以写得如此真挚感人，与他的经历分不开。他在《七哀诗》中说自己离家去荆蛮时，“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饱尝过这番离别的凄苦和羁旅行役的艰辛，因此，这三首诗就是根据这些感受，将赠别送友放到“天降丧乱，靡国不夷”的社会背景中，通过“悠悠世路，乱离多阻”的。现实咏叹和“烈烈冬日，肃肃凄风”的景物描写，创造出一种凄婉的意境；同时，又将激励朋友在仕途上勤于政事，建功立业的豪情寓于其中，这样便扩大了诗歌的内涵和气势，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比如郭璞的《答贾九州愁诗》的一二章直接将自己的艰难处境，困顿生活和仕途艰辛放到时序变化和中原多艰，朝纲混乱的动乱局面中去描写，不仅显得感情真实，境界深沉，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造成个人遭遇不幸的社会根源，其揭露批判是尖锐犀利的。
二是诗人善于通过景物描写和渲染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曹植的赠诗便很有这种特色。他在《赠徐干诗》中一开头就大幅描写自然景观和星月夜游所见的宫阙盛况，目的在于以自己生活环境之优裕来反衬徐干处境的贫困寂寞，以及身居蓬室坚持著书立说的可贵。这样，把对徐干的同情和爱怜就表现得更真挚深厚。在《赠丁仪诗》中，他通过初秋时节风起叶落，霜凝阶徐及朝云成阴，霖雨成泽的景物描写，通过对农夫因雨失收的咏叹来隐喻丁仪未得到曹丕封赏时的内心不安，为下文直接抒发自己对丁仪的同情和劝慰积储了力量。又如陆机的《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均以景物描写见长。其中写气候的变化和大雨来临时雷雨相交的景况犹为形象生动。诗人就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抒发与朋友因萧墙相隔而产生的思念及对农夫因大雨失收逃往荆徐的同情。再如陶渊明的一些赠答诗常常通过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的描写，向朋友倾诉自己闲适自得的心情。象《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开头八句描写五月早晨风起日隐，细雨飘零和西园紫葵光华灿烂的景象，后八句抒发了因庄稼未熟无酒可饮的苦闷和超世兴致。全诗景阔情深，情景交融，组成了完美的艺术整体。《酬刘柴桑》共十句，中间六句描绘的是家园幽静平和之景，后四句抒发为乐远游之情。整首诗有如一首古老的田园牧歌，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宁谧闲适的世界。
三是诗歌的格调慷慨悲凉，语言清新流畅，显得气骨峻然。建安时期的诗人王灿、刘桢、曹植等人的抒情赠答诗，由于紧扣时代脉搏，注意将对朋友的友情与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反映，因此诗歌多胸臆之语，慷慨之言，与建安其他类型的诗歌一样，具有“建安风骨”的整体风貌。正始时期的诗歌，虽然出现了一些玄理的说教，但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而已，诗人们追求的还是情真意胜的境界，诗歌基本上保持了建安赠答诗的风采。比如嵇康的五言抒情赠答诗，由于思想内容上着重于人生的体验，而人生则是一种依附于社会时代的个体，与社会的兴衰相关，故诗人谈人生价值时总把它置于社会现状中去考察，因此他的诗歌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又有对人生价值的探索，显得意蕴深厚。如他的《五言赠秀才诗》描写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他把社会比作一张天罗地网，把人比作一只奋飞的鸾鸟，不管它怎么善飞，总逃不出罗网的羁绊和捕杀。在他笔下，社会如此严酷，人生活其中，进退维艰，有何价值可言？嵇康的诗由于格调悲凉慷慨，富有气骨，所以诗中的玄理说教也就被谈化了。晋代的诗歌随着谈玄风盛，玄理的色彩比魏时增多了。但抒情赠答诗却因诗人们把抒发性情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时又注意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赠答诗中即使出现了一些谈玄的句子，也并不令人感到玄不堪读。
在语言方面，魏晋五言赠答诗写得清新流畅，生动活泼。比如刘桢的《赠徐干诗》开头叙事：“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墙。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字字明白如话，清新自然，毫无板滞之感；接下写景：“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同样显得流畅自然，生动活泼。就连造语繁富的陆机在这类诗中也一改常态。比如《赠弟士龙诗》：“行矣怨路长，惄焉伤别促。指途悲有余，临觞欢不足。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携手俱，契阔成騑服”。诗中见不到堆砌的痕迹，绮丽的气味，而是情之所至，信手掂来，显得通畅明白，清新爽口。四言诗的语言显得简洁典雅，形象明快，无颂美诗那种绮丽富贵之气。象王灿的三首四言赠友诗，潘尼的《答陆士衡诗》，曹摅的《赠王弘远诗》均是其例。
魏晋抒情赠答诗的艺术特征是多样的。这里所举，仅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类很有价值的诗，是值得一读的。
三
颂美类赠答诗主要集中在晋代。从艺术角度看，也有一些好作品。比如刘桢的《赠从弟三首》，诗人采用咏物的手法，通过“苹”、“松”、“凤凰”各自不同特征的描写，分别从“品高”、“性贞”、“志大”三个方面热情地赞扬了从弟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勉励他能成为一个为国效力的出类拔萃的人材。嵇康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既赞扬了兄弟未别前双双优游自然山水的乐趣，又赞美了嵇喜入军后军旅途中所表现的矫健之姿和体验自然山水的儒雅风度。诗歌想象丰富，刻划生动形象，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晋时的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和陆机《答贾谧诗》写得较有气派。潘诗起笔遥远，从天地创物，生民出现，伏牺结绳而治写起，将晋以前社会兴衰交潜作了粗略的叙述，然后再回笔现实，一赞陆机才气远播，入晋任途通达；二颂二人友谊深厚，最后望其保持名节。全诗显得视野开阔，胸襟开朗，境界深厚，给人以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陆机的答诗是步赠诗之原意和框架写的，但又有所变化。凡赠诗写得详尽者，答诗均写得简略；凡赠诗写得简略者，答诗都写得详细。诗歌层层铺写，与赠诗有同工异曲之妙。此外，象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诗》，《与弟清河云诗》，潘尼的《答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赠洛阳诗》，卢谌的《赠刘琨诗》都是写得较好的诗，能给人艺术享受。
然而，由于这一类诗歌的主旨是给对方歌功颂德的，形式板滞，文艺色彩不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逢场作戏，但细加品味，觉得还是有它合理的所在。从作品的内容上看，它显得多样。诗人有颂皇泽浩荡者，如程晓与傅玄的赠答诗歌颂了君之加元服及晋室的恩泽云行，神化风宣；有美其上司者，如曹摅的《赠石崇诗》是对上司石崇担任牧守时的人品、德行、政绩给予了赞扬；有誉其僚友的，如挚虞的《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高度夸张了褚武良受命镇守安东时的“变文膺武”的才能；有歌其家族门弟显赫者，如陆机兄弟，潘尼叔侄的赠答诗尤为明显突出。
从赠答诗的价值上看，它具有较深的文化意蕴。它反映了魏晋士子之间的际伦关系和道德要求。魏晋废立篡弑相仍，君臣无道废久，使得一批阴谋家和野心家频频出现和作乱。叛乱既把人民拖入了战火的深渊，又严重地破坏了人之间的际伦关系，使社会风俗大坏。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和真情，怀疑猜忌常常造成相互遘怨；士子不知依附，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头灭族之大祸。人们颤颤惊惊地过日子。忧生患死，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病此时显得更为突出，“慎终”、“全生”的念头常在脑海盘旋。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际交往上，企图通过友好往来减少猜忌和遘怨。为此，他们渴望出现一种正常的际伦关系和道德准则，那就是互相尊重、信赖、关心和照顾，反对猜忌和怀疑。于是他们采用拜访、攀谈的方式来增强和加深彼此的了解，通过写文赠诗，颂扬称美来表示自己的敬意，以增强相互尊重信赖的程度，勾通友好的感情，从而达到“慎终”的目的。事实上也表明了这一点，赠者投之以桃，答者扳之以李，表现在诗歌中就是互唱赞颂，以示相互尊重和信赖。至于这种尊重的实际价值有多大，他们是期待着的，所以这类诗歌的结尾往往要写上这层希望期待的内容，表明他们的意愿和看法。
赠答诗也表现了魏晋士子对玄理的爱好和心胸淡泊的追求。清谈之风始于东汉，兴于魏，盛于两晋。清谈的内容以《老》、《庄》、《易》的玄理为议题，以崇尚自然、虚无为最高境界。表现在谈论者身上，则是看他对玄理认识的程度怎样，心胸气度如何。这种清谈的结果，促使了人们对玄理的研究，对心胸淡泊的追求。表现在颂美赠答中，就是多玄理之言和在歌颂对方的德行、政绩之同时，赞扬对方胸襟之淡泊。然而，这只是一种外象，内在的实质则还是为了“慎终”“全生”。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政绩斐然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政绩太大太明显，容易引起别人的猜忌怀疑。诗人们是深刻了解这一点的。所以在赞扬他们政绩之后，一定要写他们胸襟之淡泊，其目的无外乎是告白世人，这是个坦坦君子，对功名看得不重，更无野心，请大家不要猜忌他。可见，这种赞扬多么重要，所以诗人一定要写上这层意思。对于这点，石崇在《答枣腆诗》中说得最明确：“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全生。”这话出于一个热衷升官发财者之口，并把它作为一条经验传授给对方，可见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市场的。
赠答诗还表现了魏晋士子对人品的重视。魏晋品评的对象多为在朝或在野的士子，品评的内容为门第德才、日常生活的谈吐举止、服饰相貌、为人处世的风度，等等。朝廷也设有清论褒贬之职（如傅咸当时就任此职）。朝廷的清论褒贬对位卑门寒之士至关紧要。民间的品评若与朝廷清论相结合，那么品评高者可以迁升，反之则沉沦下僚，终不得翻身。这样就使得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人品好坏。因此，诗人们非常注意人品颂扬，门第赞美。这样做，对别人大加褒奖，客观上抬高了别人，迎合了他的心理需要，实际上也抬高了自己。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升迁之日，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这类诗反映出来的这些文化因子有着深刻的社会烙印。这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以及赠答对象的内心世界，是很深裨益的。
收稿日期 1995-06-05
注释
①见于逮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出版。文章所引诗全见于此，下不注明。
②③见席金友编著《诗词基本知识》，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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