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莉#183;M#183;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书论文,尤因论文,埃米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题记
2000年春，我在英国剑桥与几位清末民初英国入华传教士的后代的接触中，获得英国人华女传教士埃米莉·M·尤因斯(Emily Marry Ewins)的《辛亥家书》（注：英文全称：Letters Home from Emily M.Ewins--An on the spot record of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Hangkowand Wuchang,Central China,1911-1912，按字义译为：《埃米莉·M·尤因斯家书——1911-1912中国武昌汉口革命事件的现场记录》。），由尤因斯的长子H·M·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1989年12月编辑作注成册，共辑录尤因斯从中国汉口、武昌英国租界循道会(Wesleyan Mission)发回英国的八封家书，分别写成于1911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9日、11月9日、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10日和1912年11月3日。前七封家书是尤因斯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内容所述的时间起始于1911年10月2日，迄止于12月10日）、在辛亥革命爆发地（武昌与汉口）的所见所闻所历。第八封信写于1912年11月3日，内容则是对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日的追忆。
尤因斯其人，未见载于任何人物工具书，仅在H.M.拉滕伯里撰写的私著《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注：H.M.拉滕伯里，《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未标印刷年份）(H.MorleyRattenbury,Rat-Rhyme:A Screed Recording the lives of fivemembers of onefamily who in four generations were all Methodist Ministers)第21-28页。）中有关其丈夫H.B.拉滕伯里的传记里有些述及。尤因斯，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市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入华的英国循道会（注：循道会(Welseya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教会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Wesleyan Centenary Hall,17 Bishopsgate St.Within,London,E.C),1852年入华，布道区为两广两湖地区，1907年统计有41位男教士、34位女教士，中国信徒3449人。参见D·麦吉利夫雷主编：《中国新教徒教会百年——百年庆典历史卷》，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907年，第89页。[D.MacGillivray (Ed.),A Century Of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American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89.]）女传教士，主要从事教会医院的护理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在滞留武昌、汉口的英国传教士中，尤因斯是为数不多的女传教士之一。她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用家书的形式记载了她所经历的辛亥革命过程。在辛亥革命一周年纪念活动庆典现场，尤因斯是被邀请而赴会的十一位外宾中的两位女性之一。
尤因斯是H.B.拉滕伯里(Harold Burgoyne Rattenbury)的第二任妻子（她在第四封、第七封和第八封家书中，提及了H.B.拉滕伯里）。除了《拉特—赖梅——一家四代五牧师详传》中的传记外，H.B.拉滕伯里也未见载于其他人物工具书。H.B.拉滕伯里生于1878年，1902年被循道会委职派往中国湖北传教，直至1934年被召回英国总部，死于196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H.B.拉滕伯里的第一任夫人布鲁尔(Edith Brewer)和两个孩子被疏散到上海，1912年全家团圆，但1912年11月布鲁尔在分娩第三个孩子时死亡。
尤因斯是于1914年嫁给丧妻未及两年的H.B.拉滕伯里的，因此，她的《辛亥家书》一直由其姐姐希尔达(Hilda)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H.M.拉滕伯里从其娘姨希尔达的女儿里格利(Barbara Wrigley)手中获得母亲的《辛亥家书》，并于1989年编辑、作注、打印、装订成册，分发给亲朋好友共享，而将原件（包括H.B.拉滕伯里的信件）保存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Rylands Library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经辗转联系，笔者最终从居住在康福斯市(Carnforth)的H.M.拉滕伯里处获得了对《辛亥家书》的利用和引用权（注：《辛亥家书》的编者拉滕伯里(H.Morley Rattenbury)于2000年9月6日给我一个亲笔简笺，全文如下：“我已经准许维民利用和引用我母亲（尤因斯）于1911至1912年发自中国的信件，这些信件目前已存放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赖兰兹图书馆。拉滕伯里（遗嘱执行人）2000年9月6日。”("Weimin has mypermission to use and quote from my mother's (Emily Ewins)letters from China 1911-12 now lodged in the Rylands Libraryat Manchester University.H.M.Rattenbury (Executor),Dated:September6,2000.")）。
《辛亥家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在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所见所闻的一些具体细节，可以补现有资料之不足。2.《辛亥家书》中所涉及的多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均名不见经传，故成为英国来华传教士研究的新资料。3.西方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态度与涉入的过程，均在《辛亥家书》的字里行间隐约显现，为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4.《辛亥家书》中所记录的一些细节，为寻找新史料提供了线索。
现将《辛亥家书》的八封家书全部译出，除第一封由我译外，第二至第八封均由沈昌洪译，最后由我通稿、校注。原注为尤因斯长子H.M.拉滕伯里所作。文中英文人名的中译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注：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为准，第一次出现时，括注英文原名。文中所述的星期某日，均在每段第一次出现时括注某月某日。
（阙维民）
家书一
亲爱的家人们：
我想你们一定会为远在他乡的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家书告诉你们的事件将足以使你们焦虑。我将往家发此信，此信已在Brecknock大街4号（注：Brecknock大街4号，是凯特(Kate)姨妈的地址，显然也是埃米莉和其他人的“家”。）被传阅过，希望你们能转递给希尔达(Hilda)，并请她将此信给我在学院的朋友们传阅。
我想从头讲起，告诉你们我所经历的一切。上周我将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生病的情况告诉了希尔达，而贝尔(Bell)也在武昌刚从疟疾的肆虐中挺了过来。所有病号都已康复，但随着我的疲劳之极，便决定与贝尔一起回汉口度周末。因此，上星期五（10月6日）我就打点简装，渡汉江抵达汉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仅带着一两件白色单薄衣衫，身着外套和黑裙。我本打算于星期一（10月9日）返回，但抵达汉口后，我很想卧床休息一二天。我的确没有想得更多，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只想休息。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武昌的一切骚动。大家知道，武昌是湖北省首府，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驻扎着许多部队，他们均由德国和日本的外籍教官训练。由于满汉之间的种族反感情结，多年来中国已产生了大量的不满情绪。汉人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直居住在中国，却在几百年前被满人所征服。现在满清皇帝仍然在位，所有中国的主要官员均是满人，他们欺凌汉人，残酷压制汉人，一切法规条令对满人之利要远优于汉人。然而，汉人最后决心不再忍受，长期以来，他们一次一次地努力，以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上星期一（10月2日），整个汉口都被下列消息震惊：警方获悉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存有一些炸弹，还有一份革命党进攻武昌的计划。当警方前往搜查时，该幢房子已人去楼空，根据情报，所有造反者都到了武昌。因此，警方渡江前往武昌，关闭城门，全城搜捕。警方逮捕了30名造反者并就地处决。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将就此罢休，但恰恰相反。星期二（10月10日）晚，武昌的许多士兵起义。整个夜晚，武昌城都处于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枪声。在我们所住的院子周围，枪声似乎更为激烈。我们紧挨着军营，士兵射出的子弹在我们房屋的上方呼啸而过，一发炮弹打中了医院，但没有造成进一步破坏。夜晚，三十名忠于政府的士兵到我们院子里避难，其中一名士兵一大清早就派到我们这里购买白布供需品。因为一条白布绑扎在臂上就是革命党人的标志，所以他带着白布回去后，每个人都在臂上扎了一条，然后穿后门而出。他们前脚刚刚离开，一队造反者后脚就进院搜查，他们将一挺机枪架在大门前以防万一。星期三（10月11日）整整一天，武昌城都处于这样的极度恐怖状态，汉人士兵穿越于城镇里弄，凡是满人见者格杀勿论，所有士兵都成了造反者，但未伤及外国人。然而，我们的院子恰在枪炮射线之内，住在那里并不安全。医院的所有病人都被清撤回家，护士们也都撤离医院。阿伦(Allan)先生一家打算出城，但政府当局不允许他们出去，并向他保证他和他的家人都相当安全。但是阿伦夫妇仍然十分害怕，所以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离开武昌。因此，阿伦夫妇及其孩子帕特(Pat)和皮洛(Pillow)小姐决定从城墙上用吊篮外逃，由我们的厨师和医院的厨师将他们往下吊到城外。城墙垂直到地面距离为四十英尺，两位厨师的手掌被吊绳磨擦得鲜血淋淋，但他们仍然坚持到所有人都逃出城外为止。一行人出城后就到了我们的高级中学大院，该大院位于城外，相当安全。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我国领事（注：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当时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为禄福礼(Harry English Fulford)。）命令他们渡河到汉口。因为担心一旦炮轰武昌，高级中学就将成为发起进攻的场所，所以一切外国人均从那里撤出。
以上都是武昌的事。下面讲讲我们汉口这边的故事，星期二（10月10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听消息，星期二整天和星期三（10月11日）晚上，我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星期四（10月12日）下午，英国领事馆来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在五点之前离开教会大院（注：教会大院位于汉口城中武圣庙(Wu Sheng Miao)，距英国租界3英里。在那种情况下，汽艇显然是比通常的人力黄包车更安全的交通工具。）。我们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我的任务很轻松，因为我只有一些周末休闲衣服，所以很快就准备好了行装，然后准备所有人的食物和睡床，并在贝尔(Bell)和诺拉(Norah)送病人回家的时候，为他们做好护理安排。五点整，我们——克莱顿(Clayton)夫妇、布思(Booth)夫妇、修女艾丽斯(Alice)、贝尔、诺拉、明蒂(Minty)夫人与我——开始撤离。一艘汽艇已驶入汉江来接应我们，我们顺江驶往英国租界，尾杆上飘扬着英国国旗。下船后，我们被送入一间大空宅，这是当地一位乡绅慷慨地免费提供给教会使用的。
在这里，我刚刚听说邮政船将要起锚，所以我最好写到此处为止，明天起在下封信中接着再写。别为我们担忧，我们相当安全和健康。如果中国人没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将会很高兴。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15日，星期日
于汉口英租界
为了节省时间，信封是请贝尔写的。
家书二
亲爱的家人们：
昨日之信匆匆而写，今天续写此信。我想，上一封信已告知我们在汉口租界的情况，一个大宅院借给我们作了免费避难所，院子空空如也，一片狼藉。无论如何，我们确实万分感激，有地方住就很不错了，还能抱怨什么呢。我们借到了几张席子，铺在地板上后，再把床单摊在上面。贝尔和我就在两张长藤椅上过夜。我们的房间里有五个人，大家挤在一起非常高兴。我们集中了所带的各色罐头，匆匆做了一顿晚餐，共有二十多人吃饭。餐后，我们几个未婚女子去帮助那几位太太们铺床，安顿孩子睡觉。最后，大家都落实了铺位，在这样的环境中尽可能地睡一觉。不时有枪声传来，但除此之外，一切平安。
星期五（10月13日）早上，留在武昌的人也过来了。我们雇用了三十二个强壮的仆人。我们的院子很大，人再多也可以住得下。星期五一整天，我和贝尔扎着头巾，清扫墙壁和天花板，并把我们要住的小阁楼打扫干净。修女艾丽斯(Alice)、诺拉·布斯(Norah Booth)、贝尔(Bell)和我四个人住在一起，我和贝尔睡在地板上的马鬃席上。一开始，我们睡在席上感到难受极了，但后来贝尔从医院带回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反而感到舒服多了。起初，我们常常会在半夜醒来，发出声声呻吟“哦，我的骨头，哦，我浑身酸痛。”真有趣，我们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家具，甚至连日常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后来，我们的厨师设法去了一趟武昌，给我带回一箱冬衣。这下，我过冬就没问题了。贝尔和诺拉也派厨师去取了些物品。我们不知道何时能继续工作，也许是一、二周以后，也许是二、三月以后，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中国人都卷入了这场混战之中，那些有钱人已经逃往乡村或是被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上周，租界里每天人满为患，挤满了想要逃往乡下的中国人，他们肩扛手提各色各样的包裹，有的人还把小孩和贵重物品放在竹筐里挑着走，有的人花大钱，让船家把自己带往长江的上游。但他们常常会在半路上遭到抢劫，所有物品被一抢而空。而在空城里，士兵们却竭力维持着治安，对抓获的偷盗之人一律格杀勿论。结果，城里的坏人全都跑到乡下去了，在那里大肆抢劫偷盗财物。
至今，革命党人旗开得胜，占领了武昌、汉口和汉阳。大批人聚集在他们的麾下。他们军纪严明，决不允许偷盗之事发生。
10月17日，星期二
于汉口租界
我写了以上内容后，又有几天过去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上星期三（10月18日），领事馆发布命令：所有英籍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汉口，直接转移到上海去。出发时间定在星期四（10月19日）晚上。我们一边收拾行装，一边抱怨：汉口非常安全，而我们却要丢下手头的工作，匆匆撤离到上海去，真是懦夫之举。然而，我们在这里也无事可做。星期四早上，我们再次整好行装。我们总是随时准备出发，可能是在某个午夜，我们就会带上挎包，登上一艘炮舰离开汉口。
星期四早上，我们奉命必须撤离了。突然，英国领事和英国海军司令温斯洛(Winsloe)副元帅发来命令：留四位英国女士在汉口，随时准备护理受伤的士兵和志愿者，兼做其他工作，一位英国水兵作为这四位女士的警卫，以防出现危险。执行主席克莱顿(Clayton)先生当时并不在汉口，在他回来之前，人员的名单根本定不下来。有三位女士是肯定要留下的，她们是诺拉·布斯、修女艾丽斯（她俩是护士）和贝尔。但第四位人选很难定。大家认为帕特(Pat)太纤弱，而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汉口。最后，克莱顿先生回来了，他站在平台上，大声地宣布了名单，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布斯小姐，谢克尔顿(Shackleton)小姐（注：即艾丽斯。），威尔金斯(Wilkinson)小姐（注：即贝尔。）和尤因斯小姐将根据副元帅和领事馆的命令留守汉口。我告诉你们，当时我有多兴奋。我愿做任何的事情，我的特殊工作就是在别人做护理工作时，为她们看看家，做些病号饭之类的事情。我有时也帮着做一些护理工作。现在是诺拉在看家，因为租界内未发生任何战事。除非租界遭到炮击或轰炸，欧洲士兵才能还击。但清军和革命党人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把战火引向租界。看来双方都能遵守诺言。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其中一方军队战败后，会借道租界撤退，因为租界离汉口城最近。上周，离租界六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激战，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长江上中国战舰群向下游驶去。听到消息之前，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枪炮发出的火光，革命党人赢得了胜利，据说有二、三百人受伤。但真相谁也搞不清，因为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传言。我们今天得知，在同样的地方还将有一场恶战。克莱顿先生曾想带我们去参观一下防御工事，他听了这个消息后就放弃了，过几天视情况再定。布斯医生(Dr.Booth)的医院里来了许多伤员，伦敦会（注：L.M.S=London MissionarySociety.译注：即伦敦会。1807年入华，总部设在伦敦(16,NewBridge St,London),1904年统计有信徒14748人，其中英国信徒486人。）医院也有不少，人们想组成一个红十字会，但又非常担心敌对双方不会理睬红十字旗帜。中国人看来已经知道红十字旗能保佑他们平安，很多人在房顶和商铺顶上插上了红十字旗。不用说，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都希望革命党能取胜。如果清军赢了，中国又要陷入混乱之中，新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还会有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如果清军真的赢了，老百姓们希望武昌、汉口和汉阳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许多中国人公开说：他们等待着结果，再决定支持清军或是革命党。不过，他们的内心还是愿意革命党能成功。汉口的轿夫们会抬着想看一看打仗的人前去观战，分文不收。如果你知道以前轿夫们为了几个小钱而计较的情形，就能理解这场战争对他们的重要性。
昨天平静地过去了，我整天都在休息。晚上我们去了伦敦会教堂做了礼拜，这是座珍贵而小巧的建筑物，以接待外国人为主。克莱顿先生布道非常精彩，诺特(Knott)先生也在，还有贝京赛尔(Beckingsale)小姐，以及几位伦敦会的女士。今天我主要是在看书，我们努力搜寻所需的书籍，为以后的考试做准备。贝尔和我已经开始学习，想尽早通过考试。看来我们要呆上一段时间。我忘了告诉你们，我们的仆人中，有一个人渡江去了武昌，把我的衣服都带了回来，一部分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另外的用一条床单杂乱地裹在一起，像是“红色葬礼上用的物品”。
好了，我不能再写了，不然会误了邮寄的时间。
送上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0月23日，星期一
于汉口租界
家书三
亲爱的家人们：
这是续写上一封信，因为时间紧迫，不能一一给你们写信。另外，信是否能顺利寄达也难以确定。英国和中国的邮局都关门了，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地找机会，看是否有去上海的人愿意带走我们的信，沿江而下，在上海把信寄出。因此，我不知道你们何时能看到这封信。
我想尽一切可能，力求按顺序把本周内发生的事告诉你们，当然这有点难，因为事件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它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先进一讲星期二（10月24日）这一天，上封信中已经提到星期一可能有一场恶战，那天晚上，我们整夜未眠，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星期二上午，我和贝尔继续学习。下午，我们开始制作红十字袖标和做其他的事。我们这儿是红十字会的一个分支，一旦开战，伤员将会源源不断地送进来。星期二晚上，双方终于在大约离我们七英里的汉水入长江口处开战了。距离如此之近，我还以为就在我们的门外呢。一开始革命党人就占了上风，我们全都很高兴。清军被打得节节败退，不断有伤员被送到各个教会医院，但总数并不多。星期三（10月25日）和星期四（10月26日）的情况差不多。克莱顿先生星期三带我们去看了租界的防御工事，一队队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英国士兵严守在各自的租界入口处。这次的巡视令人兴奋，守住入口主要是出于一种担心，万一一方战败，士兵会借道租界，途经内城，那他们就会边逃边打枪。星期五（10月27日）早上，传来的消息更令人兴奋，革命党人已经推进到租界的边缘，他们正在修筑工事，要开始另一场恶战。尽管革命党人已经接近了内城，但仗一直打到现在还未停，他们的装备与清军无法相比，清军有机枪和大炮，以及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士兵。然而革命党人非常勇敢，他们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恨透了机关枪发出的射击声，这个可怕的家伙一分钟能射出三百二十颗子弹，杀革命党人就像割草一样，一会儿就倒下一大片。我现在能体会戴维(David)在写赞美诗时祈求神力降临的心情，我真想用我最强烈的意志调转机枪对着清军扫射。当然受谴责的不应该是清军官兵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打仗。北京政府很明白，假如清军官兵了解真相，他们肯定会投向革命党，所以清政府只告诉他们是平息叛乱，他们到了这里才领到了武器。清政府让所有的满族士兵（大约三千人）带着重武器在后面督阵，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官兵都将被立即处死。现在有一些清军官兵也被送进了医院，在这里他们知道了是跟那些要使中国脱离满清统治的同胞们在打仗。真相使他们惊呆了，他们说：早知如此，他们绝不参战，但现在为时已晚。他们的话恰恰表明了清政府在他们的中国士兵中不得人心。
整个上午，战斗一直在延续，枪炮声不断。炮弹呼啸着在我们头上飞过。革命党人被迫撤到了火车站。临近午夜时，枪炮声暂时停了下来，克莱顿先生带着诺拉、修女和我到火车站去。那里挤满了士兵，有些看上去还是小孩。他们在首领的鼓动下，勇敢参战。他们的情况很可怜，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但他们还是准备再投入战斗中去。清军的大炮开始轰击火车站。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幸运地回到了住地。整个下午，战火又起，租界的房子也遭到了炮击。有消息传来说，清军的舰队首脑沙元帅，在星期六（10月28日）的下午要开始炮轰武昌。所以领事馆又下了命令，所有的妇女儿童必须离开此地，登上江上的船只。我们四个人则还是留在这里，还有银行经理的夫人和三位美籍女士。经理夫人说：如果情况紧急，她就躲到银行的地下室去，她决不离开丈夫。美籍女士们忙于照顾伤员。我们也做好准备，接受任何外籍伤员。我们把两个大房间作为病房——至少诺拉和修女做这件事，我和贝尔则卷那些能够拯救生命的绷带纱布。
星期六（10月28日）下午，汉口成了一座空城。所有的船只都开走了，只留下一艘英国炮舰凯杜斯号(Cadmus)停泊在我们房屋的正面。它的对面就是武昌，情况变得十分紧张。假如沙元帅下令轰炸武昌，来自武昌的反击枪炮就会落到租界。我们看到在长江下游三英里处的沙帅舰队。下午一点左右，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吃了午饭后，又开始卷绷带。枪炮声再次从后方响起，我们等了三个小时，这期间，我们看到子弹和炮弹飕飕地飞过江去。的确，三点钟时，呼啸的炮弹声又响，我们跑出门去观战。正如谚语所说：射击完美的捕鼠计划有时也会失败(thebest laid schemes of men and mice:gang oft agley sometimes)，我们发现沙元帅的舰队受阻于一个临时修筑的江上要塞，革命党人勇敢地把它修筑在下游三英里的地方，正对着清军的十一艘战舰。沙元帅根本无法炸开它，结果也过不了这段江面，它们只能掉头向后开炮，我们看到炮弹爆炸和子弹射出的火光。幸亏有了这个要塞，我们未看到武昌遭到轰炸。三位伦敦会的女士已经登上将要驶向上海的战舰，现在她们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诺特(Knott)太太。
克莱顿先生刚进来取信，他说有可能请人代为邮寄，所以我们各自都匆匆写了信。昨天是星期六（10月28日），我们一整天都紧张地卷着绷带。贝尔、克莱顿先生和我把大批的绷带送到美国教会医院。在回来的路上，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后面几英尺的地方。租界的大批房屋遭到轰炸，我们听到炮弹的嗖嗖声，真的非常害怕。现在战斗延伸到了内城，尽管还能听到炮声，我们却安全多了。
我不能再写了，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0月29日
于汉口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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