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德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化的道德智慧集中在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儒家道德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形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在此我们论述儒家德性论当然尽可能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原生形态中领悟道德智慧，提炼思想精华。儒家德性论内容博大精深，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本文仅就儒家德性论的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一、儒家德性的依据
（一）儒家德性的社会性依据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宗法本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有价值自觉能力的个人的品德修养。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二是道德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学等很早就形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它们之间基本不存在一种笼罩一切的观念。道德观念是被限定在人生范围之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在近代以前，政治、经济、文学等始终没有形成各自独立的领域，它们中间有一个共通的观念，即道德。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即道德，不仅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教化能够成立的基础。道德观念远远超出了人生的范围，弥漫一切领域，成为传统文化的基础。以至中国传统政治称“德政”；军队称“仁义之师”；文学的天职在“文以载道”，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指归；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贯义”为价值取向；经济生活则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总之，道德价值高于一切，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
（二）德性的人性论依握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虽然孔子对人性没有更具体详细的说明，但是他指出了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仔细阅读孔子思想的文本，可以看出孔子倾向于人性是善的。“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僵。”（《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的后继者孟子极力主张性善论。孟子认为，人之性就是人和动物根本区别的本质规定性，而人的生理结构和物质欲求和动物没有根本区别，只有道德才是人所独具而不同于动物禽兽的本质所在。德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德性就是人性。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砺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当然，孟子在这里指的是仁、义、礼、智这些高尚品质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他称之为善“端”。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同情心是儒家德性论产生的人性论基础。孟子把以上四心称为“四端”，认为人人都有此“四端”，后天保持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
在人性论的问题上虽然有荀子的性恶论，还有性无善无不善论，但孔子孟子的性善论后经宋代儒者的改造，始终是中国古代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
（三）植性的形而上依据
《赐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而上者”指的就是对大千世界内在的本质和终极根源的把握。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德”作为我国道德文化的最高概念，在夏朝就已经产生。到了殷商时代，“德”字出现频繁。上帝神是宇宙间唯一的决定力量，它主宰世界的一切，王权代表神权，神权庇护着王权。随着商朝政权的腐败，出现了文武革命，其根据是上帝并非盲目地指定自己在人世间的代表，而是根据人的德性来决定，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于是，一个“以德辅天”的全新的观念出现了。它表明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天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人的作用特别是人的德性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人的独特价值被凸现出来。也正是到了周朝，“德”字不仅被广泛应用，而且以它为主体，形成一系列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性命题。如“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等等，由此开始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由神向人的转化。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基本道德关系就直接反映了天地的本然秩序，人的道德情感也是以天的气化为根据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为德本”。“法天立道”的社会道德原则。
儒学的对象是人，是人的德性生命。因此儒学的形而上的探寻是人之为人的德性依据的探寻。孟子通过对性善根源的进一步追寻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高度：“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宋明理学认为不仅人的道德本性，而且人的现实德性也以天为本。王夫之说：“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读四书大全说》）卷五“德者得也，有得于天者，性之得也；有得于人者，学之得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六）所谓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其实质就是得道。因此，在儒家传统德性论看来，德性并非单个人的所有物，而是对天的伦理精神的觉悟与体认，是天德的人间回应。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二、德性的具体显现
儒家德性论的核心是建构了一个内容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德目系统。这个系统因德目繁多，并关涉几乎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古往今来构成了人们生活的行为准则、修养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系统中仁、义、礼、智、信是其中最重要的德目，尤以“仁”为核心的核心。对儒家核心德目的解析可以使我们对儒家德性传统有更具体深入的了解。
（一）关于仁：仁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殷周时期就有仁的思想。最早对仁进行归纳。概括的是孔子，其后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论述。仁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
仁最核心的内容是“爱人”。《论语·颜渊》最早指出：“樊迟问仁。于日：‘爱人’。”以后各家也都是围绕“爱人”来展开论述。“仁者爱人”，就是说，对他人要关心、爱护、同情、帮助。《论语》还进一步指出“爱人”的具体含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要想站得住，同时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想通达，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人。因此，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仁最深刻的内涵。
孟子在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推己及人、由内到外、由人到物的仁爱思想。《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进而仁爱万物。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说得更形象。他说：“仁是根，测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爱呢？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是说，关键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仁。为此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能够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就能做到仁他人，即“克己复礼为仁”。
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培养弟子的仁爱之心方面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居家时容貌态度要端正，办事时要严肃认真，为别人服务要忠心诚意，这样就能达到仁。再如《论语·阳货》中说：能够做到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就做到了仁。因为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勤敏就能多出成绩，恩惠就能使人服从。孔子还说：“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说，少说多做，刚强、勇毅就接近仁了；相反，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的人是不会有多少仁德的。《论语·卫灵公》甚至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维护仁，宁肯牺牲生命，也不能因为苟且偷生而损害仁。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要达到仁，必须具备多方面的道德修养，因此仁这个概念事实上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儒家把它视为“全德”。
（二）关于义：《礼记·中庸》称：“义者，宜也。”所谓义就是适宜、应当、应该的意思。义的这一规定，决定了义内容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仁、礼、忠、信、孝等均被看成是义所包容的内涵。人们常常“仁义”、“礼义”、“忠义”、“信义”、“孝义”并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仁是爱人，义则是正己，是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是人们行为的根本方针。孟子强调“居仁由义”，即是说，义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遵循的准则。当其他目标与义发生冲突时，要舍其他而取义。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就是对义作为人生最大目标的强调，同时也提出了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舍生取义。孔子在《论语·里仁》中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也是把义作为人生一切追求的最高价值准绳，它强调的是人作为主体顶天立地的道义与责任。
（三）关于礼：纵观儒家德性论对礼的论述，按照不同的层次，可以把礼的基本内涵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礼乃仁义节文。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看来，“礼”的含义主要指殷周以来的社会制度、礼节仪式以及人们相互间彼此谦让、以礼相待等礼仪、扎制、礼则。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如果说“仁”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和出发点，“义”是行为的价值标准，那么，“礼”则是“仁义”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模式。所以孟子说，“礼’伪“仁义之节文”。节，准则、法度也；文，仪制、条文也。传统文化认为，仁爱是处理人际关系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但仁爱又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主张无差别的泛爱，这个原则就是“义”，即以德爱人，爱人以德。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左传·僖公廿八年》）正是因为这种有差等的关系所导致不同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因而，对人们的行为就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就需要把“义”的价值准则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于是，“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便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其次，礼以定伦。儒家对“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把《周礼》、《仪礼》、《礼记》作为经典，不断加以阐发与丰富，并相应构建出一套完善的“礼”的行为规范体系。从大的方面讲，儒家提出五伦之礼：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敬、朋友有信。具体到特定的关系，如父子关系，又规定子女孝敬父母之礼是敬顺、敬养、承教、继志、送死、祭祀等。而对于其中任何一项的具体行为，又有非常详细的规范与要求。当然，儒家对“礼”的强调并不是其外在的形式，而是其内在的道德意蕴。其中，仁义是礼的内在实质，礼是仁义的外在保证。离开仁义，礼只能是虚伪的客套；离开了礼，仁义也只能是美好的空谈。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要求人们自觉地追求道德的完善，建立有序和谐的秩序，复礼是必由之路。
再次，礼以正身。任何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与他人、群体的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礼”作为人的外在的行为模式，其主要功能就在于它调节、制约人们的行为，把人塑造成符合社会所期待的人。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荀子强调：“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在儒家看来，立于礼，在接人处事方面，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觉承担和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否则就会如孔子所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在道德完善方面，儒家强调人类生活本质上是道德的生活，历来推崇“孔颜乐处”，也就是说，人只有遵循礼乐的规范，才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充实和富足，实现人的价值。
三、儒家德性的社会实践
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也就是说，道德的实践既是为了实现其社会价值，从而也实现其内在精神价值，是内得与外施的统一。儒家德性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己及人”的运思和行为方略，但并非自己肯定的所有东西都能够施于他人，“若己所欲者，则其不能推与夫不可推、不当推者多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这里涉及的标准问题就是道德价值尺度。因而，必须注重个人修养，正己才能正人施人，修己才能安人。
儒家德性社会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修身养性”。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方法是“内自省”。“内自讼”，手段是“学”“思”“行”相结合。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尽心”“求放心”，以便存性尽性，其方法是“养气”“寡欲”“反求诸己”。宋明理学对道德修养问题也十分重视。张载主张“变化气质”，程朱则以《大学》为本，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来“穷理尽性”。陆王主张“自存本心”、“致良知”，重在向内用功夫。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在道德修养上特别强调“躬行”“实践”，主张在“行道”的过程中涵养锻炼自己的品德，凝“道”为“德”。
儒家德性社会实践的第三个方面是“经邦济世”。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积极的人世态度，昂扬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把道德落实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就个人与群体、社会关系而言，传统文化提倡“仁爱”，“仁者爱人”，并‘推己及人”，实现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强调在道德实践中能够摆脱小我的局限，自强不息，胸怀天下。
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经济运作（小农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不了解它的影响力事实上等于不了解儒家文化。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和认识儒家思想就是要将它从纠缠于其中的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把它置换于新的历史时代的框架，挖掘其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儒家文化虽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但是历史的延续性、规律的恒常性决定了：真正的思想成就一定是具有超越性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