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江[1]2003年在《《庄子》寓言刍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先秦是寓言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其中，尤以《庄子》的寓言更为丰富，且极具文采。“寓言十九”，足见运用寓言的比例之高，堪称诸子之冠。寓言的发展至汉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式微，唯其如此，先秦诸子尤其是庄子的寓言，弥足珍贵。研究先秦寓言，可使我们准确地理解先秦哲人的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庄子》寓言被视作先秦寓言的精华与顶峰，其哲理之奥妙及文采之富赡历来为人所称道。自《庄子》问世以来，解庄者数不胜数，述庄者不胜枚举。近几十年来，《庄子》寓言研究得到了学术界较大的关注，相关的学术成果中不乏独到见解。但是，就总体研究状况而言，研究者们或侧重于对《庄子》寓言的修辞表现手法的探讨，而对其哲理的探索略嫌不足；或着重在就其文学功能进行发掘，而对其诗学价值的开掘犹有欠缺。因此，本着对《庄子》寓言研究之全面及系统的追求，本论文旨在于前人研究的学术水平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理论的空间，故有“《庄子》寓言刍论”之立意命篇。 《庄子》寓言，哲思辉映诗意，诗意涵融哲思。本文以先秦寓言的发展为背景，循义理与文采两大途径，深入探讨《庄子》寓言宏博的哲理蕴蓄及其骇俗的诗性华采。在“《庄子》寓言的哲思”一章中，主要阐明《庄子》寓言所包容的道德义理、人生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庄子》寓言既展示了庄子哲学的重要命题：宇宙根源——道，体道的修养工夫，期待达到的终极化境；又显示了庄子哲学的生命境界，处世智慧，生死观念；还揭示了庄子哲学的从政事君的主张及其政治理想。“《庄子》寓言的诗意”一章，则首先着力发掘《庄子》寓言的文学特质，其次观照其具体的表现方式，诸如：语言、情感、想象力、形象以及比喻、夸张、拟人、象征等相关的修辞手法。由此推及第叁部分：彰显《庄子》寓言涵摄自然事理的大智慧，揭示其中蕴含的民族特点，突出其彪炳于文学史的辉煌成就。
李增林, 饶恒久[2]1990年在《《庄子》寓言成就刍论》文中认为寓言这一文学样式也和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最早产生于民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大变革,王道既微,诸侯争雄,游士驰说,取合时君。诸子在宣传自己学说、游说诸侯过程中,为增强论辩效果,便在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基础之上,注意
张婕[3]2009年在《《韩非子》寓言刍论》文中提出在我国,寓言这种文学样式大致产生于春秋末年,形成于战国初期,成熟于先秦时期,并出现了古代寓言史上最繁荣的一次高峰。《韩非子》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先秦诸子一样,《韩非子》在治国理论论证过程当中也广泛地采用了寓言这种文学形式。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书中运用寓言达325则。本文以《韩非子》寓言作为研究主体,探索先秦寓言这种文学体裁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呈现的特点。在韩非之前,寓言故事几乎都是零散分布于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充当说理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个部分,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尤其是《说林》和《内外储说》简直就是两部寓言故事专集,这说明韩非已经开始有意识、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创作寓言故事。本文在体例上分为六章,从《韩非子》寓言的取材、成因、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其影响意义和不足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涉足某些空白领域,希望在对《韩非子》寓言有较深入、系统的认识的同时,能引起研究者对《韩非子》寓言的重视。《韩非子》寓言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取材也是极其丰富的。《韩非子》寓言主要受社会历史、文学自身和接受对象等因素的影响,其来源主要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自然生活等,几乎包括了先秦寓言来源的各种渠道,体现了《韩非子》寓言集先秦寓言之大成的特点。《韩非子》创作的主要目的是将其认识到的治国方法传达给君主。韩非本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因此谈及很多的治理国家的思想。本文主要是从法家思想为切入点,对其寓言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思想内容等进行分类。《韩非子》寓言作为先秦寓言的集大成之作在很多方面拥有非凡的艺术特色: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庄子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列为先秦寓言不可超越的两座巨峰;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但最终都是为其法家思想服务、立言;运用冷峻夸张、幽默诙谐的语言和悲喜交加的创作手法,这些都向我们展示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韩非子》的价值表现在文学和社会两方面。同时由于书中的历史寓言居多,因此这些寓言更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具有文学价值。在谈到书中寓言的影响方面,主要从体裁和语言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些寓言的使用给后世带来的影响。一本书能够流传两千年实属不易,闪光之处遮蔽了瑕疵,但用今人的眼光去衡量,书中所使用的寓言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所使用的寓言片面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和过于重视现实忽略文学性两个方面论述了书中寓言的不足。但这些不足并没有妨碍《韩非子》成为一本流传千古的佳作。韩非寓言的出现,将先秦寓言的发展推上了全盛时期,并以其卓越的寓言创作成就成为了诸子寓言的杰出代表。今天,《韩非子》已被学界所重视,但其文学领域却少有涉及。综观全书,寓言是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一个方面。因此,通过《韩非子》的寓言研究,抛砖引玉,力求为《韩非子》文学艺术的研究献微薄之力。
柳旭[4]2006年在《柳宗元寓言刍论》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使得“寓言”这种文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本文对柳宗元寓言创作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探析柳宗元寓言中蕴藏的情感烙印以及所铸造的文学成就。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用绪论导入全文。绪论中介绍唐代寓言发展的概况,以便认识柳宗元寓言在唐代寓言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第一部分是全文重点,从柳宗元的情感世界入手,试图理解他在“辅时及物”的政治理想与贬谪“拘囚”的寂寞生活发生碰撞时寓言中的主体品格,具体包括柳宗元在永州桀骜寂寞的幽愤旅程、悲情激愤的抑郁回忆以及“无忘生人之患”的忧世情怀。第二部分在文学审美的视角里关注柳宗元寓言作品中的艺术魅力和风格特色:多元化、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叙事中运用矛盾的冲突演绎推动情节的发展还有柳宗元在寓言中渗透的沉郁凝练的犀利风格都散发着柳子寓言的精湛光彩;最后一部分则通过与先秦寓言作比,提炼出柳宗元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的突破性和创造性成就。形式方面,柳宗元的寓言超越了先秦以讲故事和打比方的形式将寓言散见在诸子的哲学与历史散文之中的附属品地位,确立寓言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文学地位,并且用多样的体裁展现出来。内容方面,柳宗元完成了由先秦政治哲理寓言向关注民生的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变,对后世寓言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范英梅[5]2016年在《才性与使命的碰撞——颜昆阳散文创作刍论》文中指出颜昆阳教授是台湾中文学界知名学者之一,在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方面的成就都非常突出。大陆中文学界对颜昆阳的了解,多停留在其学术研究方面。其实,除学术研究外,颜昆阳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台湾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散文创作,底蕴深厚,既得古典诗词神韵,又得庄子寓言之神理,更有鲁迅式救世情怀。
王晋丽[6]2016年在《《庄子》变形人物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庄子》一书作为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着作之一,其以玄妙深邃的哲思、奇特多变的意象、富有诗意的语言、恢诡谲怪的风格,成为中国文学丛林中独树一帜的一朵奇葩。漫步于《庄子》的文学世界中,我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物邂逅,而其中的变形人物形象,无疑是《庄子》人物画廊中最为亮丽的艺术形象。《庄子》一书运用夸张、虚构等变形手法,塑造出了众多特色鲜明、怪诞神奇的变形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阅读体验。也正是这样一些别具匠心的变形人物形象,成就了《庄子》极高的艺术价值。本文拟从《庄子》变形人物形象入手,探讨变形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变形人物形象生成的原因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意义。文章共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绪论中先对变形及变形人物形象作了概念方面的界定,之后则对《庄子》变形人物形象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不足,做了简略的阐述和分析,以之作为论题展开的基础。第二部分:论述《庄子》变形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论文中我们将庄子所塑造的变形人物形象分为化丑为美、改头换面、虚构人物叁大类,并对其从创作层面和艺术魅力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庄子》一书中通过化丑为美、改头换面、虚构人物等变形方式,塑造出了一系列神奇怪异的人物形象,如外貌丑陋之人、肢体残缺之人、言语疯癫之人、改造的历史人物、被矮化的古圣先贤、被重塑的神话形象、被虚构的理想人物、能工巧匠、以义定名的人物,.....这些人物并不是冷冰冰的符号,他们倾注了作者全部的热情和情感,且直指作者的内心思想世界。第叁部分:从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来看《庄子》一书中的变形人物形象。论文从庄子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庄子》变形人物形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较为清晰地审视了《庄子》一书的美学内涵。笔者认为,庄子思想以“道”为核心,以“自然无为”为本,齐万物、等生死,“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从而决定了庄子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而此一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影响着其变形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价值取向层面而言,庄子之“道”论为人物形象变形提供了哲学理据;万物一齐的思想是庄子美丑人物形象实现变形的基础;天道“无为而无不为”是历史人物改造成道家人物的思想基础;逍遥游的思想为庄子虚构人物提供了理论依据。就审美理想层面而言,庄子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等决定了《庄子》文章中变形人物的面貌、性格、气质、精神,同时,其人物身上也寄托了庄子炽热的情感、深邃的思想,二者相得益彰,使得《庄子》一书愈发鲜活、奇特。第四部分:论述《庄子》变形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及意义。文章分别阐述了《庄子》变形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以及其对后来文学家创作技法、作品构思等方面的启迪与影响。最后,结语部分则概括阐述了《庄子》变形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成因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向志柱[7]2007年在《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明代文选类总集《胡氏粹编》的专门性研究。《胡氏粹编》含《稗家粹编》、《游览粹编》、《寸札粹编》、《寓文粹编》、《谐史粹编》五种,有小说、诗词、诙谐文、书信等诸体1100多篇(首),资料性很强。学界对此却几乎没有研究。针对研究对象是新资料的特点,本文不求理论性的突破和体系的完整,强调问题意识,注重论题的探讨性和论点的创新性。本文从《胡氏粹编》的自身研究和相关研究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主要厘清《胡氏粹编》编者胡文焕的生平相关问题,重点梳理了胡文焕的着述和文学创作目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胡氏粹编》的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以及成书来源等问题。第叁章从文献学的角度重点辑考了《胡氏粹编》与《剪灯新话》、《玄怪录》、《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等小说的异文。第四、五、六章重点研究《胡氏粹编》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重点在小说的本事、作者、成书研究等方面。第七章探讨《胡氏粹编》所收古代诙谐文及其艺术特色。第八章研究《胡氏粹编》与通俗类书的关系问题。认为《胡氏粹编》应归类《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通俗类书阵营。附录胪列《胡氏粹编》全部目录等资料,以利同好参考。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关于胡文焕生平、着述目录的挖掘整理,关于古代许多短篇小说的重新审视和探讨,关于《胡氏粹编》与古代通俗类书的关系。其中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创新最突出。论证了《稗家粹编》在文言短篇小说选集上的地位。提出重新认识《宝文堂书目》子杂类着录书目。关于《湖海奇闻》、《古今清谈万选》、《稗家粹编》、《幽怪诗谭》等四种诗文小说的版本、篇数、作者以及承继关系;《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的作者、收录问题;《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本事、成书与着录问题;《百家公案》本事和板块式成书方式的关系;《牡丹亭》的蓝本问题;《秋香亭记》的版本和瞿佑的自传心态;玉堂春故事的原型;王娇鸾故事的本事;《游翰稗编》的作者,等等论题,本文均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见。
郑明德[8]2017年在《《韩非子》寓言的修辞研究》文中认为寓言是《韩非子》一书的点睛之笔,不仅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成规模、成体系地出现,寓言群是其最大的特色。笔者从修辞的角度对《韩非子》寓言进行研究,运用举例法、比较法和统计法,主要研究了叁个方面问题:(1)修辞与寓面的关系;(2)修辞与寓意的关系;(3)寓言自身的语用修辞价值,研究内容以句法研究为起点,涉及辞格、语境、篇章、语用等方面。通过研究可以看出:(1)《韩非子》寓言的句法灵活多变,富有表现力,是形成其独特语体风格的主要原因,其中的疑问句是其句法的一大特色,在寓言篇章的衔接与连贯方面有着独特的语用价值;(2)寓言中的辞格是作者主观刻意的运用,这些辞格对寓言形象的塑造,如动物形象,人物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类型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解读寓意的重要手段;(3)《韩非子》中的寓言群对寓意有着显性的修辞关照,使得寓言群井然有序;(4)《韩非子》寓言具有强大的语用功能和语用效果。
刘顺, 安家琪[9]2011年在《同与不同的悖论及其它——《庄子·齐物论》“辩”说刍论》文中认为《齐物论》的辩说在庄子的思想中是达成以辩止辩、以不齐为齐的有效手段。但庄周并未严格遵守辩说的内在逻辑,且有意忽视了"同"与"不同"在辩论中的对等地位。近代以来的《齐物论》接受史在推进理解深化的同时,以"齐物"论为解读焦点及解读话语上的诗性偏好,也暴露了中国学人轻逻辑推理重个体感悟的思维特点,"接着讲"的学术意识与当下之需尚差有间。
唐艺溱[10]2015年在《杜牧诗歌用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用典是诗歌中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古代诗人较为惯用的艺术手法。史上擅长用典的诗人又很多,杜牧是其中的佼佼者。用典既能使语句凝练,又能增加诗歌的文化底蕴,并能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还可提炼成一种诗风。每位诗人因其思想个性,所处时代,行文偏好等差异,其诗歌用典的特色各有不同。本文以杜牧诗歌用典为研究对象,对杜牧诗歌中的典故进行系统的梳理,将其分类,归纳其用典特色,并分析用典与杜牧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用典对杜诗艺术手法上的补益。基于此,本文将从绪论和四个章节来展开论述。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概说诗歌用典及典故入选标准,由此引出杜牧诗歌用典的研究现状,进而论述研究杜牧诗歌用典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以此奠定下文的研究基础。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将杜牧诗歌中所用典故进行梳理分类,分为语典类和事典类。语典类从对《诗》《骚》语典的化用,及对史书、诸子百家、文人诗赋语典的化用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事典类则分为政治人物、江湖人物、女性人物和寓言传说、神仙神话类。通过对事、语典的考察,可探索杜牧诗歌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人、事的处世态度。第二章在第一章典故梳理分类的基础上,归纳出杜牧用典的自身特色,即用典繁密、一典多用、二典合一、不拘故实和因事切典等特点,这是作者自身的用典技巧及艺术个性的展现。第叁、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探讨杜诗用典与杜牧思想之间的关联,及杜诗用典对其诗歌艺术的深化这两个方面。杜牧的取典倾向与其思想性情有着深刻的联系,杜牧好用刚直之士的典故来表达自身的耿直个性,隐士、名士之典蕴含着杜牧的仕隐矛盾,其军事思想深蕴在谋臣武将之典中,历史女性的典故则展现出杜牧对女性的关怀。用典对杜诗劲拔峻峭的诗风、议论为诗之法、诗歌情感的倾注及诗歌的现实寓意等艺术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补益。通过对杜诗用典的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杜牧的思想个性与艺术风格,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 《庄子》寓言刍论[D]. 杨子江.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庄子》寓言成就刍论[J]. 李增林, 饶恒久.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
[3]. 《韩非子》寓言刍论[D]. 张婕. 延边大学. 2009
[4]. 柳宗元寓言刍论[D]. 柳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5]. 才性与使命的碰撞——颜昆阳散文创作刍论[J]. 范英梅.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6
[6]. 《庄子》变形人物形象研究[D]. 王晋丽.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7]. 胡文焕《胡氏粹编》研究[D]. 向志柱. 北京师范大学. 2007
[8]. 《韩非子》寓言的修辞研究[D]. 郑明德. 湖北师范大学. 2017
[9]. 同与不同的悖论及其它——《庄子·齐物论》“辩”说刍论[J]. 刘顺, 安家琪. 阴山学刊. 2011
[10]. 杜牧诗歌用典研究[D]. 唐艺溱.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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