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贡献的三重论域
崔 洁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 ：恩格斯逝世后的120多年间，学界对他晚年的唯物史观思想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创作既体现了他在原则立场上与马克思的根本一致，又体现了他在理论逻辑上的创新与发展。他在批判论敌中捍卫唯物史观的原则立场，在坚持真理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在建构新理论中拓展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思想边界，批判中捍卫——坚持中发展——建构中拓展是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贡献的三重论域。
关键词 ：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相对独立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1]对捍卫并发展唯物史观做出了巨大贡献。晚年的恩格斯在批判论敌中反思自我，在坚持真理中发展自我，在理论建构中提升自我，恩格斯无愧是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唯物史观无愧是极富智慧光芒的可实践的信仰。
一 、批判论敌中捍卫唯物史观的原则立场
恩格斯晚年时期，唯物史观遭受了以保尔·巴尔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以保·恩斯特等为主要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歪曲。为了解答理论界提出的相关问题，结束论敌引发的思想混乱，纠正那些肤浅追随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误解，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批判挞伐了论敌曲解和歪曲唯物史观的言行。
(一)对保尔·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
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们鼓吹经济决定主义，自己“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并把它们强加给马克思，借此“批判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2]歪曲马克思只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否定人类思想观念的力量。巴尔特还污蔑马克思、恩格斯“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引发了工人阶级内部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巴尔特污蔑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来源是笛卡尔主义，说什么“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3]借此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性。
为了回应巴尔特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误解，恩格斯晚年在致友人的书信中14次提到并批判了巴尔特的言行。首先，恩格斯直指巴尔特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碎片式理解并不代表唯物史观本身，“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绝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4]恩格斯批判了巴尔特只片面看到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阐述，而忽视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反作用。其次，恩格斯还抨击了巴尔特等人将唯物史观污蔑为“经济决定论”的谬行。恩格斯提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在对巴尔特的批判中，恩格斯既坚持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时恩格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巴尔特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少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6]
(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抨击
以保尔·恩斯特为主要领导的“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们“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7]以至于把它变成了唯物史观本来的“对立物”；另一方面，恩斯特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的论敌、形而上学者杜林的荒谬论断，“把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将经济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污蔑为宿命论，“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8]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庸俗地歪曲为经济因素单方面的决定作用。
三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并非凭空出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前提之下并能够反映这一经济条件下的发展状况，并通过某种社会意识“说服群众”而支配人们的社会实践，因而它势必会对这一社会的发展起一定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体现，恩格斯晚年时多次强调了这些受经济发展支配又“悬浮于空中的”[29]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明确提出某种历史因素一经产生后便会反过来影响它赖以产生的环境甚至经济发展，即“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30]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此时意识形态会加速促进社会的发展；其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此时意识形态会延缓阻碍社会的发展；其三，意识形态 “阻止社会存在沿着某一方向发展并给它规定另外的发展方向”，此时意识形态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还是意识形态为社会存在规定另外的发展方向，两种情况下都不利于社会存在的发展，两者的摩擦最终会碰撞出改革或革命的火花并导致其中一方的崩溃。
其次，关于社会变革的主体，恩格斯提出“只有被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的宣言，更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作为推动伟大社会变革的主体性地位。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斗争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20]恩格斯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有群众的多数人参加，提出“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去流血牺牲”，[21]意在说明只有当多数的群众真正觉悟、主体性真正被唤醒，并主动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时，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批判论敌们的过程中，恩格斯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学者与“青年派”的荒谬和虚伪，而且再三申明了唯物史观的原则与立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真理价值，避免了伪唯物史观思想在工人阶级中更广泛地传播，为工人阶级运动、为更多人明辨是非提供了科学指导。
二 、坚持真理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
第三，恩格斯晚年根据变化了的斗争环境调整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指出如果“在今天20%对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的话，其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22]因此，为了避免“夭折”的人民行动“招致无益的牺牲”，恩格斯明确反对工人政党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暴力行动，强调合法斗争策略才是“收效最大”的一种斗争办法，并提出“普选权”在当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23]但同时他也反对将和平合法的斗争策略绝对化。恩格斯晚年对推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沿着历史必然逻辑向全面发展的更高级的人民主体性转变的更广泛的探索，大大拓展了无产阶级从“阶级的个人”向“自由个性的个人”的历史转变的现实路径，无不体现出他对“人民主体性”世界观的坚持。
(一)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物质生产及其所产生的交往形式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经济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包含着各个领域各种偶然因素的必然性。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关系问题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首要区别，这一问题也是常常被论敌“否认的主要原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都十分重视对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进行阐述。
两人在中南海愉快地住了几天，到北京城看了看，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然后就准备回湖南老家。临行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
为了更加具体地阐述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必然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晚年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了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发展” “经济条件” “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经济状况”“经济运动”等多种不同的表述，虽然这些提法的具体所指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与上层建筑诸因素相对的经济因素范畴。通过对这些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性作用的坚持与发展，恩格斯表明了他在唯物史观一元论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既抨击了唯心史观颠倒黑白的根本错误，又批判了反动派对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的污蔑和攻击。
恩格斯晚年一直坚持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1890年，恩格斯致信约·布洛赫时提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1]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明确了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并对经济关系进行了充满辩证的剖析。此后，恩格斯又在书信和讲话中多次提到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如“经济条件是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等。1894年，恩格斯致信瓦·博尔吉乌斯时再次重申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决定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12]在这封书信中，恩格斯还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含义和作用做了完整的论述，即“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13]在这里，恩格斯将“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进一步明确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包括生产和产品交换中产生的关系，还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除此之外，制约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还包括人们“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即一定社会的自然地理环境、“先前各经济阶段的残余”、“围绕这一社会形势的外部环境”，即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外交等还有人口等因素。恩格斯还指出，“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原因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4]也是一种生产，因此人的生产，即人口因素同样会制约历史的发展。事实上，经济所有的这些对历史发展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并不是相同的，最重要的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为“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5]
(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主体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以恩格斯晚年过度强调外在于人的物质规律而忽视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的主体性为由，指责他的历史观是“人学空场”的“物质自然主义”，企图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事实是，恩格斯历来都十分关注“人”的问题并始终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他与马克思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并不存在对立分歧。从《神圣家族》中的“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16]到《反杜林论》中的“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17]再到《自然辩证法》中的“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18]恩格斯不仅从历史维度明确了“现实的人”才是创造历史并拥有历史的主体，而且也从实践维度明确了作为唯一具有意识且能通过意志和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人在自然界和社会行动中的主体性。 恩格斯晚年亦始终坚持将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把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引向更高远的理论层次和更广泛的社会实践，通过分析人类各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升华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物质生产与革命斗争两个方面捍卫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明确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真正主体。
第二，从财政的角度，从税务的角度进行改革。市场配置资源是一种高效的方式，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重配。这种配置是联系不同领域的、不同市场的、不同行业的。现在的税收制度下，国有企业需要按照对应企业的行政级别，进行纳税。联系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进行企业的重组整合，会打破之前的税收体系。这也会影响政府对这个企业的税收。失去稳定的税收来源。这种跨区域，多领域的改制重组会带来积极效应，但同时也会遭到地方政府的否决，成为一定的障碍。
四是强化了两个程序对接。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调解程序与司法确认程序是相互独立、互不介入、相互脱节的，既不利于及时纠正调解过程中的违法现象、规范人民调解工作，也不利于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意愿的实现和调解成果的巩固。“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监督、预先审查和一体化联动，让人民调解工作和司法确认工作“一站式”完成，强化人民调解程序和司法确认程序的紧密对接。
以经济事实为基础，以物质生产为条件，以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这是贯穿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线索，亦是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的理论要点。
当我们把时间、精力集中在一项有价值和意义的志业之上时，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玩一种浅薄的游戏。我们从志业的追求中所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也非那些浅薄的游戏可比。鲁迅先生没有被他那个时代的鸦片、麻将毁掉；你也可以确信，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也一定不会沉湎于手机、外卖、抖音等。
首先，关于物质生产的主体，恩格斯指出，“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19]由此肯定了人在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主导性作用，肯定了作为“生产者”与“劳动力”的人民大众在物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此外，随着工人革命实践的深入，恩格斯还根据实践与时俱进调整了人民这一概念的范畴，并突破性地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纳入到人民群众范畴，明确提出了脑力劳动者“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表达了他对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应站在人民立场的期望，进一步指明了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同等的主体性，丰富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概念的内涵。
恩格斯晚年通过对唯物史观真理的坚持与相关理论的发展，重申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前提与主体力量，既抨击了唯心史观，又维护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三 、建构新理论中拓展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思想边界
晚年的恩格斯根据变化着的实践着力建构新的理论，不仅弥补了过去他与马克思对一些理论阐述的不足，而且拓展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边界。
(一)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的建构
唯物史观创立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的直接挑战来自于唯心史观，所以他们不得不把理论重心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因此“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4]马克思逝世后，随着理论斗争实践的变化及学界相关理论疑惑的增多，恩格斯着力建构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
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概念是1890年恩格斯在回答康·施米特“关于唯物史观本身”的问题时首次提出来的。恩格斯认为，如同商品一经离开生产就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样，意识形态一经产生，也势必会获得与它赖以产生的基础相对立的某种特殊利益。在这种特殊利益的驱使下，它必定会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即恩格斯所说的“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25]此处的“新的独立的力量”指的就是建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生产运动支配的”的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恩格斯晚年充分论述了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作为意识形态一经产生便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总的来说，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主要涵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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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关于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是思想家们对已掌握的思维材料进行头脑加工而引出的。因此，恩格斯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26]至于思维材料的来源，恩格斯则认为“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27]后代人以先驱们的思想材料为出发点，并把从前代人那里继承的材料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发展成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新的意识形态往往都具有可以追溯的历史轨迹。这种对前代人思想材料既保留又克服的承继说明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并且每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外观。新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后不仅会受当前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且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各个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无论怎样受经济事实的制约，都会呈现出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点和规律，思想上层建筑如此，政治上层建筑亦是如此，由此使得意识形态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长期存在。
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并非是亦步亦趋的。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往往使其在具体的历史阶段里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某种不平衡性，即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不完全同步的。这种不平衡性与不同步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意识形态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即当旧的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被消灭后，旧的残余的意识形态依然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但它不会永久存在，随着物质基础被消灭，它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意识形态超前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即反映新社会因素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出现于政治经济制度落后的国家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28]就像19世纪的德国，其经济发展状况虽不及英法，但它的哲学思想却领先于这两国，先进的哲学思想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先导，革命的理论为革命的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为揭露“青年派”的伪马克思主义面目，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批判了他们庸俗化、标签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言行。首先，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行为的实质是“用唯物史观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构成体系”。[9]在批判“青年派”谬论的同时，恩格斯重新阐明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研究的立场，明确了“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0]其次，恩格斯对恩斯特等“青年派”的历史宿命论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论也进行了严厉批判。恩格斯认为，历史并非是自动前进的，而是由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及其他相互作用的偶然因素合力推动的，历史之所以发展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济因素虽然是“归根到底”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
紫阳道长从天问大师出阵就注意到了萧飞羽身后和他曾有一面之缘的黑白双煞。正在寻思何以纵横天下，连黑旗会也忌惮的黑白双煞是安和庄所属时，没想到萧飞羽的目标竟然转向了他。他凝视萧飞羽如星辰一样宁静的双眸惑然了，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心悸，可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略为迟疑道：“没有暗通款曲之说，贫道来此是因为贫道与天问大师是方外至交。”
总之，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的相对独立性归根到底是受“经济这种最终的至上权力”制约的。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的阐述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既驳斥了经济决定论，又同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为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思想系统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历史合力论的建构
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非意味着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因素，因为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同样也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恩格斯晚年反思了他和马克思早年因着重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对其他参与相互作用因素的忽视，批判了唯经济论、唯技术论、唯意志论等单一动力论，在此基础上全面辩证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提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单一动力推动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31]恩格斯在此提出了合力概念，并详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原因与动力。
第一，历史发展是“变化的矢量”间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历史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2]在恩格斯看来，单个个体的目标和愿望就如同物理学中的一个矢量，由于每个个体的目标和愿望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众多具有差异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矢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其前进的方向很有可能会发生偏差。以两个矢量作为边线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就会形成一个力的合力，而这个合力在跟别的矢量形成新的平行四边形后，又会形成新的合力，变化着的矢量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重新结合后会形成新的力量，由此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
(4) 速比条件主要用于检验实际速比与理论速比的偏差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如不合理要重新设计行星机构参数,甚至重新选择行星机构的类型.
第二，历史发展是群体合力与个体分力矛盾运动的结果。群体合力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分力的意志与群体合力间的意志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无论有何差异，个体的意志必须要加入到群体合力中才能发挥作用。从总体来看，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群体合力之外的意志，不论个体分力的意志与愿望同群体合力的意志与愿望之间的差别如何之大，一旦个体分力作为一个要素加入到群体合力中之后，它就必定要受到总的群体合力的制约。群体合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各方力量的不断变化而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原先的群体总是被不断地打破，新的群体又在不断地形成。不断形成的群体合力力量的大小通常取决于各个分力之间的方向性、联系性和协调性，也就是说，个体合力之间的方向越同步、联系越密切、协调性越强，群体合力的力量也会越大。反之，群体合力的力量也就越小，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发展速度充满变数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33]
第三，历史过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矛盾统一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34]只不过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35]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6]然而，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一方面，历史规律支配人们的主体性活动，另一方面，历史规律必须要通过人们的主体性活动才能实现。历史规律最终就表现在种种合力之中，而这些合力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选择性相互作用、矛盾统一的结果。具体来说，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对历史过程起归根到底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性因素，它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甚至是在许多情况下具有“决定历史斗争形式”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则是对历史发展起或积极或消极的选择性作用的偶然性因素。恩格斯还强调，“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37]并从中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结果，要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导人们的主体性活动，以实现主体活动结果的可控性，就必须要全面辩证地考察以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因素为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总之，人类社会的“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38]而且“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39]在这里，不同因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力量并非是平衡的，但正是在各种因素不平衡的矛盾作用中，人类社会才由低级形态递次发展到更高一级的形态。通过阐明作为“必然的东西”的决定性因素与作为“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的选择性因素之间的统一的合力作用，晚年的恩格斯进一步指明了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趋势。
正是由于恩格斯晚年在批判论敌中捍卫唯物史观的原则立场，在坚持真理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在建构新理论中拓展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思想边界，唯物史观才发展为一个逻辑更加严谨、思维更加辩证、原理更加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以其历久弥新的真理特性、与时俱进的实践特性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们更要学习并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坚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斗争，坚持以新的实践发展新的理论，以发展着的理论引领新的实践。
第二阶段:占比急速下降阶段．这一阶段指从1992年开始至1996年．在这5年中世界甘薯总产量相对稳定,但中国甘薯总产量有所下滑,导致中国甘薯出口占世界甘薯出口贸易额的比重急速下降,由90%左右降至1996年的12.5%．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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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later years
CUI Jie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China )
Abstract :For more than 120 years after Engels' death,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en disputing, praising or criticizing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old age. Engel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later years was undoubtedly huge. His theoretical cre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old age not only reflected his fundamental consistency with Marx in terms of principle and standpoint, but also reflected hi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oretical logic. Defe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uring criticizing the enemy, developing new theory during insist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during constructing the new theory are his thre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Engels; old age;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ideology
收稿日期 ：2018-12-12
作者简介 ：崔 洁(1987-),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2019)01-0020-06
(责任编辑：邓 凌)
标签：恩格斯论文; 晚年论文; 唯物史观论文; 意识形态相对独立论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