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琳[1]2000年在《《说文解字》大徐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说文解字》大徐注释的研究。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大徐的研究都偏重于其校订方面，而很少涉及大徐为《说文》所做的注释。本文意图通过对大徐注释的全面测查，尽可能详尽地将大徐注释进行分类，归纳其注释宗旨、注释体例和注释特点，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大徐注的功绩和失误，以期对这一文字学史上的重要事实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和正确的评价。 第一部分：首先区分了广义大徐注和狭义大徐注的涵义，将本文的研究重点确定为狭义大徐注，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研究大徐注的意义、目的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首先界定了大徐注的作者，并据史料分析了大徐做注的根本宗旨。而后探讨了大徐注的标注术语、标注对象和标注特点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三部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大徐注进行了详细分类，并列举了相应的例证。力图使大徐注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面貌。 第四部分：在分类基础上从广义文字学和狭义文字学角度分析了大徐注的功过得失。 第五部分：根据前文对大徐注的历史地位做出综合评价。
董文君[2]2014年在《浅析大徐注《说文解字》中的“某，今俗作某，非是”条例》文中研究指明徐铉作注《说文》,以许慎《说文》正篆为正字,注出俗体字的使用情况。这类注释共143条,详见附录。笔者通过穷尽式统计,大徐注中有关俗字的术语形式出现较多的有：“某,今俗作某,非是”、“某,今俗别作某”、“某,今俗书作某”,这些条例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内部一致性很强,所标示的意义和使用方法基本相同。这些俗体字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既从属于正体字,又要受到异体字的制约,同时还要遭受传统思想的排斥,研究它们不仅可以了解俗体字在当时社会的使用情况,还可以正确认识俗体字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占有的影响力。目前说文学关于俗体字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俗体字产生的渊源以及其特点,本文以大徐本注释中的术语“某,今俗作某,(非是)”条例作为切入点,对大徐注《说文》中所收录的俗体字进行分类,从共性中寻找个性,最后,从个性中回归共性,探讨由此反映出来的徐铉的语言文字观。本文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概述了前人研究概况以及本文选题的创新之处,介绍了本文所选用的《说文》版本以及所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第二部分阐释了俗体字的概念问题,从共时的角度上区分了俗体字与正体字,又从历时的角度上区分了俗体字与异体字；第三部分对大徐注《说文》中“某,今俗作某,(非是)”条例所列举的俗体字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分类,并列举了相应的例证；第四部分阐述了大徐注《说文》中收录的俗体字所具有的存在意义。从理论上讲,俗体字在正体字的侧面补充和说明着汉字音、形、义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着汉字的造字规则及其变化过程。从实践上讲,为汉字规范化提供可参考的文字学蓝本。第五部分是总结,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徐铉作注时所持有的历史观和文字观,即徐铉本人对俗别字与正体字“孰是孰非”问题上所持有的态度和观点。在此基础上,讨论俗体字本身所包含的历史问题。
顾汉松[3]1985年在《评《说文》大徐注》文中研究指明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巨著。许书原本早已失传,近千年来常用的《说文解字》本子,是北宋初年徐铉等人奉宋太宗赵光义之命,于雍熙三年(公元九八六年)校定成书的。因为徐铉的弟弟徐锴也曾整理过《说文》,写成《说文解字系传》一书,所以,人们往往把徐铉等人校定的《说文解字》称为“大徐本”。
李国英[4]2011年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收音义未详字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收的40个音义未详字进行了考证,对修订《汉语大字典》及确定这些字的属性有参考价值。
蔡永贵[5]2005年在《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文中研究说明复辅音声母的假说在上古音研究中是一个关系到全局意义的问题。但是,复辅音声母的提出,只是一个并不可靠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所反映的并不是复辅音声母的问题,而是上古汉语中存在双音节或多音节字的问题。由于存在单音节或多音节字,则必然导致双音节或多音节字也可作谐声字的声符,必然存在双音节声符。双音节或多音节字作声符时,往往根据表音的需要而选择其中一个音节作为声符在不同谐声字中的表音指向,这便形成了谐声字声符相同,而声母不同的现象,即一声两谐或一声多谐。
张文霞[6]2001年在《《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资料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形式及内容上对李善注所引《说文》与今存大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出李善注引《说文》的特点，分析其贡献及失误。其意义和价值在于：1、可以为《说文》的校勘提供最基础、原始的材料。2、可以为其他引《说文》资料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3、通过研究，可以更全面考察《说文》的作用、影响和价值。 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 绪论。介绍课题主旨，研究现状，方法程序等。 第二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被释字与大徐本比较。主要从形声字方面认识二者字形的区别，同时简单分析了李注中的双音节被释词现象。 第三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训释与大徐本比较。主要从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对二者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比较，以见二者的区别。 第四章 李善注所引《说文》的特点及评价。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李善注引《说文》的6个特点，并且从贡献与失误两方面对其作出评价。
张兰兰[7]2017年在《《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考》文中提出許慎《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音讀,系統分析漢字形音義之間聯繫的文字學著作。完本《說文》今有兩種,一是南唐徐鍇校定本《說文解字系傳》(簡稱“小徐本”),另一本為宋徐鉉等校本《說文解字》(簡稱“大徐本”)。本文以現存《永樂大典》(簡稱“大典”)所摘錄的278條許慎《說文》材料為基礎進行分析研究。運用統計法、比較法、枚舉法等研究方法,分析出許慎《說文》主要據本當是大徐本或其傳本,同時參考小徐本或他本《說文》。通過與《玉篇》、《廣韻》、《類篇》和《集韻》等書所引《說文》比較,考察出《大典》所摘錄許慎《說文》的一些特點:《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中271條引用了篆文,且篆文的筆勢和筆意都與大徐本一致。其中有5例篆文或重文新增,僅8條例字或篆形不完整,或篆文遺忘未引,或直接不引。274例注引了六書訓釋,其中僅2例經編者校定不同於大徐本,其他272例六書訓釋體例和內容與大徐本完全一致。另外,許慎《說文》的重文、古文和籀文與大徐本也保持高度一致性,只有少數幾例在形式上有微弱差異。《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中221例加注了反切,反切格式皆採用大徐本“某某切”。反切用字上,8例與大徐本互為異體,5例與大徐本音同形近,4例反切增“又”字,1例反切脫音,2例用字)誤。剩餘201例反切用字與大徐本全相同。從《大典》注音原則來看,其他未注反切的57例許慎《說文》可擬定,且擬出的反切與大徐本同。《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中178例引用了全部釋義,32例引用了《說文》部分釋義,68例無釋義。17條釋語有“徐鉉等曰”或“徐鍇曰”字樣,無論哪種釋語,皆為大徐本所引。與大徐本釋語相比,僅有2例釋語字形)誤,2例釋語脫文,4例字形異於大徐本但與小徐本合,當為《大典》編者參照他本校校改所為,偶有幾例釋字與大徐本釋字在《集韻》中互為異體字,剩餘142例字從釋語到釋字與大徐本完全一致。綜上,我們認為《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时主要參照了大徐本,同時參考了小徐本等其他《說文》本子。
张文霞[8]2003年在《浅析《文选》李善注引《说文》之被释字》文中指出文章从《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的被释字入手 ,将之与今存大徐本《说文》进行比较 ,且加以分析 ,最后归纳出李注《文选》在注释词语时的一些特点及其对今本《说文》的贡献。
钟如雄, 胡娟[9]2015年在《“古音通假”说的历史反思》文中指出本文从“古音通假”说的形成、“古音通假”的本质特征、“古音通假”形成原因等三个方面,反思前人立论的实践依据与理论错误,指出:“古音通假”就是“因声求字”,即通过语音形式的同音路径,探求书面语言中错别字的本字的训诂方法,它不同于“因声求义”法和“声训”法。三者的区别是:“古音通假”是寻找本字的方法,“因声求义”是解释字义的方法,“声训”是探求字义得名之由的方法。
周及徐[10]2009年在《杜道生先生轶事》文中指出先生名道生,字高厚,四川乐山人,1912年10月生。杜先生生于乐山一个商人家庭,家里经营粮米生意。杜家重视子女教育,有兄弟六人,杜先生排行第六,大哥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二哥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杜先生少年时在乐山读私塾,后就读
参考文献：
[1]. 《说文解字》大徐注研究[D]. 郑琳. 河北大学. 2000
[2]. 浅析大徐注《说文解字》中的“某，今俗作某，非是”条例[D]. 董文君.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3]. 评《说文》大徐注[J]. 顾汉松.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4].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收音义未详字考[J]. 李国英. 中国文字研究. 2011
[5]. 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谐声字“一声两谐”现象新探[J]. 蔡永贵.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6]. 《文选》李善注引《说文》资料研究[D]. 张文霞. 河北大学. 2001
[7]. 《永樂大典》採錄許慎《說文》考[D]. 张兰兰. 苏州大学. 2017
[8]. 浅析《文选》李善注引《说文》之被释字[J]. 张文霞. 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
[9]. “古音通假”说的历史反思[J]. 钟如雄, 胡娟. 语言历史论丛. 2015
[10]. 杜道生先生轶事[J]. 周及徐. 语言历史论丛.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