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教学与语言修辞研究的相济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诗歌论文,古典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的祖国是举世公认的诗的国度。我们的祖先创作的璀璨的诗歌精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明珠，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历来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别，即文艺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前者以古典诗歌的内容意境、艺术手法、发展嬗变、风格流派等为研究内容；后者则以古典诗歌的语言规约、句式章法、修辞手段、音韵格律等为研究内容。这两种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应相济互补，有所沟通。令人遗憾的是在古典诗歌学术研究领域，多数文学学者对语言学理论重视不足，往往忽略了对诗歌作品的言语修辞特点进行应有的中肯分析；而一般的语言学者因为对古典诗学缺乏深入钻研的功力，其涉及诗歌语言修辞的论著又多作浅尝辄止的老生常谈。
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典诗歌教学中，凡涉及到作品的格律、语法、修辞等疑难问题，相当多的文学教师不是有意绕开，就是“蜻蜓点水”。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应在古汉语课中解决”。其实，在古汉语课上对古典诗歌的语言修辞只能作一般的知识性介绍，缺乏针对性和鲜活性；另外脱离了社会背景，割裂了语言环境，单纯分析一两句诗的言语修辞特点，往往丧失了诗歌的情趣。这样，学员及时获得诗语修辞知识并把握其规律的渴求，在“甩手掌柜”式的文学课与“隔靴搔痒”式的语言课上，都难以得到满足。
诗歌是以高度凝炼的艺术语言负载情感的有韵律的文学样式。在古典诗歌教学与科研中，文学与语言两门学科人为划界，互不沟通的现状，不利于人材的培养，也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古典诗歌的文艺学研究一时还难以得到语言学分析的补益，从研究的总体水平上看，古典诗歌语言修辞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力度〔1〕。 针对文学与语言互不为谋的现实，我们引用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逊的一段话：
假如一些批评家仍然怀疑语言学家进入诗歌领域的能力，那么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一些偏执的语言学家拙劣的诗歌分析能力被当成了语言学科本身的不足。然而，在这里我们都明确地认识到：一个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毫无兴趣，对其方法知之甚微的文学学者，都同样是全然不合时宜的人〔2〕。
雅柯布逊主张：语言学者应把握并发挥“语言的诗歌功能”，对诗语的研究力求剖析入微，鞭辟入里；文学学者应重视并把握语言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将它融入诗歌美学分析之中。否则，二者都无法真正迈进诗歌艺术殿堂之门。正确的做法是：在古典诗歌研究领域，把文学与语言学这两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冶于一炉，使之相济互补。
二
笔者从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古典诗歌教学多年。对于备课中时常碰到的语言修辞方面的疑难问题，首先切实钻研，搞懂弄通；然后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结合作品进行简要的剖析或点拨，力求使学员在文学课上适时获得语言修辞方面具体而鲜活的知识，并逐渐掌握汉语诗学的基本规律。实践证明，这种融合着语言修辞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文学课，不但没有影响教学进度，还受到学员的欢迎，而且促进了自身语言学理论素养的提高。
两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教学中的结合，绝不是简单的拼加或生硬地穿插，而是左右逢源的兼收并蓄，是融汇贯通的厚积薄发，应如水中着盐，有味无痕。譬如在讲辛弃疾《水龙吟·寿韩南涧尚书》下片结尾，分析“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时，我就尝试着以语言修辞分析作为教学的切入点。首先板书这三句，并用线划出其相互关系，然后次第分析：首先，这三句是对偶句，形成特殊的“鼎足对”；其次，平列了三个名词性短语，是“列锦”的妙用；再次，它用历史典故表达深挚复杂的感情，“绿野”“平泉”“东山”分别是唐相裴度、李德裕和东晋宰相谢安隐居之地；最后，它还是“互文见义”，意为“绿野、平泉、东山的风烟、草木和歌酒”。词人的真意是用历史名相的隐栖之处来称颂韩南涧隐居信州、寄情山水而不忘国事的高洁志向；用历史英雄的业绩去激励友人在逆境中振作精神，以“平戎万里”、“整顿乾坤”为己任，作“风云奔走”的“平戎手”。通过这种层层剥笋式的剖析，既开掘出这首寿词深邃而隐曲的内涵，又解决了教学难点，而且由此总结出互文辞格中一个新的类别——“三句互文”。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餐之需；教人以渔，则终生受用无穷。”在教学中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员掌握规律和方法，即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对律诗的流水对，多数学员感到玄妙难解，我有针对性地指导学员用汉语复句知识进行分析：首先把流水对的一联视为一个复句，把出句和对句视为两个分句；然后根据诗句的内容和语境，分析判明出句与对句间的意念关系；进而完整把握这一联诗句的意义〔3〕。为了解决这个教学难点， 我在讲晚唐诗歌时挤出一节课，指导学员专题讨论“流水对的判断与分析”。先发材料自学：
A、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承接）/B、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递进）/C、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因果）/D、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假设）/E、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转折）/F、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条件）/G、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取舍）
然后，对这七联诗依次剖析，指出：除了并列关系的对偶句之外，上述七种关系的诗句都是流水对。使学员对流水诗句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最后发下第二份材料，当场测验：让学员分别指出30联诗句中哪些是流水对，并判明流水对诗句的所属类型。结果，多数学员获满分。在教学中对于作品中涉及到的比较特殊的修辞方式（如通感、博喻、列锦、同异、倒喻、倒字、双关、镶嵌等）我都及时进行提要钩玄的分析，使学员有所获益。
从80年代初至今，笔者紧密结合教学实际，发表古典诗歌语言修辞方面的论文已逾百篇。拙著《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4月版）就是从中选辑付梓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 完全得力于古典诗歌教学与语言修辞研究的相济互补，获益于将文学与语言两种不同学科的分析冶于一炉的研究方法。
三
在古典诗歌语言修辞研究的实践中，笔者深刻体会到：敏感、穷究、知疑、博采这四种追求，对于研究者是至关重要的。
1.敏感，善于发现进而解决疑难问题。
敏感，是语言修辞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面对纷纭复杂的语言修辞现象，要能随时感受并从中拈出有价值的语料，进而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我在读书备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鲜活的语料，而且时常从分类札记中发现前人未曾涉足的“荒地”，招引自己去开垦耕耘。譬如在备课时，发现“A不如B”与“AB 不如”这两类句式在表示比较对象（A与B）各自程度的对比上，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状态。 如“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孟迟《长信宫》）是说“自己”比不上“春燕”，即A＜B；“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是说“人心比瞿塘峡急流更为险恶”，即A＞B；再如“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杜甫《潼关吏》）是说“大小城池皆高峻坚固，连钢铁都比不上它”，即A＞B；“如何辛苦为诗后，转盼前人总不如”（黄仲则《写怀》）是说“自己的诗作总比不上前人的作品”，即A＜B。据此，搜集大量语料，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规律，解决了这个被人忽视的问题。〔4〕另如“两种特殊的叠字”、“三字相叠句”、 “句中顶真”、“表否定的能愿动词”、“地名双关”等课题的研究论文，都是在教学中敏感地发现问题，及时进行钻研后完成的。
2.穷究，勇于深入探索，力求开拓。
对于难度较大的复杂课题，要敢于碰硬，穷究不已，决心搞个水落石出。这种研究既可以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如在讲析王维六言绝句《田园乐》时，学员提问：“六绝为什么数量绝少，六言句式为什么不能与五七言并驾齐驱？”其实，这个问题在自己脑子里已盘桓多年，但因工程浩大而一直没有动笔。于是下决心攻坚：我研读了百余种资料，做了上千张卡片，运用比较、归纳、综合等方法，撰成万言论文《六言绝句散论——兼论诗歌六言句式的起源和兴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肯定。〔5〕再如， 古典诗歌句法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因为对于诗歌浩繁多变的句式句法，很难探索和归纳出整齐划一的语法规范。我从对近千首诗词作品进行分析中，总结归纳出“逆挽”、“排除”、“列锦”、“翻转”等七种比较特殊的诗歌句法，并阐述其各自的特点及表达效果。〔6〕另外如“古典诗歌结构修辞”、“古典诗歌问答体句法”、“散曲修辞研究”等论文，也都力求有所探索开拓。
3.知疑，敢于否定不合理的定论。
学术研究应具有独立思考的知疑精神，敢于在求实的基础上提出与传统或权威观点相悖的新见。譬如学术界认为“鼎足对”是散曲独有的对仗形式，众口一辞，似成定论。但在研读宋词作品时，笔者发现并札录了鼎足对的大量例证，如《行香子》、《柳梢青》、《醉蓬莱》、《国门东》、《眼儿媚》、《水调歌头》、《水龙吟》等词牌的句格就宜于容纳鼎足对诗句。我撰成《词曲鼎足对简论》，通过大量的语料与缜密的论证，否定了传统的定论，把“鼎足对”这种特殊的对仗形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二三百年。〔7〕
4.博采，乐于广泛借鉴吸收各种学术营养。
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学科，这个领域的学者应不断吸取时贤的研究新成果并采择邻近诸多学科的某些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古典诗歌语言修辞更应如此，如果把自己关闭在狭小的天地里闭目塞听，势必走向死胡同。在诗语理论研究中，笔者尝试着把文艺学、美学、写作学和语言修辞学打通界限，并吸收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逻辑学等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诗艺奥秘进行探讨，其成果就是收入拙著《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的最后一组文章，其中蕴含着探寻新路的努力和惨淡经营的心血。
研究古典诗歌的言语修辞，除了从原作中搜集丰富的第一手语料，从古代诗话等文献中爬罗剔抉，博采精英外，还要密切注视语言修辞及相关学科研究动态，从中获得启迪，吸取营养。如谭永祥先生在《修辞新格》（1983）中提出“列锦”格，林兴仁先生在《〈红楼梦〉的修辞艺术》（1984）中提出“似不通”修辞方式，皆“于我心有戚戚焉”，在谭、林二先生学术观点的启迪下，我结合诗语理论研究，先后撰成《古诗列锦辞格研究》和《试论“似不通”的修辞方式》〔8〕， 使对这两种修辞新格的探研深入了一步。
总之，古典诗歌的语言修辞是古代文学和古汉语教学与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它还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补，还有许多课题等待我们去探索解决。笔者热忱地期待着有更多的同行能步入这个研究艺苑，去采英拾翠，探幽访胜，取得更多的成果，为汉语诗语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为汉语修辞学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1958）对古典诗歌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创立了汉语诗律学完整的学术体系。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研究》（1987）、〔美〕高友工、梅祖麟先生的《唐诗的魅力——诗语的结构主义批评》（1989）、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1990）等皆为诗语专项研究的力作，但对古典诗歌语言进行全方位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迄今尚未见问世。古典诗歌修辞研究以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1962）为开山之作，专项研究有刘明华先生的《杜诗修辞艺术》（1991）等，但全面系统的研究似尚无继响。与古典诗歌文艺学研究相比，古典诗歌语言学研究显得相当冷落，整体水平也有待提高。
〔2〕转引自刘豫译体斯《文学结构主义》第34页。
〔3〕参见拙文《古典诗歌流水对简论》，《语文学习》1985 年第2期。
〔4〕参见拙文《“A不如B”与“AB 不如”——论古典诗歌两种比较句式的异同》，《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5〕参见拙文《六言绝句散论》，《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另见日本东京大学人文学研究院1983年《东方学研究年志》。
〔6〕参见拙文《古诗句法例论》，《徐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
〔7〕参见拙文《词曲鼎足对简论》，《天津师大学报》1986 年第4期。
〔8〕分别载于《大学文科园地》1987年第3期和《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