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以来的国共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试论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共两党经历了军事政治对峙和开始走向第三次合作与和平统一阶段。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单纯依靠武力和以武力为主，辅之以和平争取两个时期；国民党采取以军事为主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两个时期。后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国民党虽仍坚持与大陆对抗，并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也逐步提出一些放宽两岸交往限制的举措。
【关键词】 建国以来国共关系 军事对峙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继诞生，国共两党关系遂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共两党经历了两次合作、两次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又经历了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军事对峙到今天这种比较缓和的局面。笔者拟以国共关系40余年演变为题，作一系统、宏观的回顾与研究，以有助于促进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与祖国的早日统一。综观国共关系40余年之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军事政治对峙阶段和开始走向第三次合作与和平统一阶段。
一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国民党退守台湾至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对峙时期。此一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斗争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其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就中共对国民党政策而言，此一时期可以分为单纯依靠武力和以武力为主，辅之以和平争取两个阶段。就国民党对中共政策而言，此一时期也可分为“反攻大陆”以军事为主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至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图运用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整个台岛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纷纷逃亡海外，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经济上重蹈大陆溃败前的通货膨胀的覆辙。“外交”更处绝境。当时舆论界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台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①在上述情形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是全力去稳定台湾混乱的局面，而是将军事“反攻大陆”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职文告中宣称，要“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②其后，又于5月16日抛出了所谓“1年准备，2年进攻，3年扫荡，5年成功”③的口号。同年制定的“基本国策”，把“反共抗俄”放在首位，叫嚣要以“军事第一，反攻第一”来完成所谓“光复大陆”的任务。为了完成上述“反攻”目标，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推展国民党改造运动与“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为确保“反攻”胜利，国民党从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开展了全党改造运动，以及所谓“革命实践运动”。宣称：只有提倡“实践”、“洗心革面，从头做起”，才能完成“反攻大陆”的使命。”④1952年初，国民党又在台湾推展“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在军事上，国民党除了整军建制之外，中心工作是集中兵力进行偷袭大陆训练及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1950年6月，国民党首先在浙江沿海岛屿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仅1950年头8个月，国民党先后派出多批飞机轰炸上海、南京、广州、福州、厦门等大城市，派遣数十股武装人员对大陆东南沿海和西南边境进行窜犯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更是跃跃欲试，时刻企图以朝鲜战场作跳板，完成“反攻大陆”。在思想方面，配合军事反攻需要，不断修补反共思想体系。蒋介石先后抛出了《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等书，打着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外交”方面，国民党当局采取一边倒政策，利用美国入侵朝鲜与中国台湾海峡之机，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完成“反攻大陆”。
透视国民党退台之初之所以在濒临灭亡之际，仍念念不忘反共与“反攻大陆”，其重要原因，除了它的反共本质之外，也因其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其统治的天堂，以及美国的援助，都起了相当的作用。仅就后一点而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底至1950年初，美国应蒋介石要求，供给台湾军舰16艘和5个师的武器装备及9000万美元的“经援”。这些“援助”使将垂死的国民党政权犹如注入一针强心剂。同时也鼓舞了国民党的反共“反攻”的信心。但由于人民共和国力量的不断强大与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备战，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才成为泡影。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此一阶段对国民党的政策是：肃清国民党残余，武力解放台湾。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根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积极部署台湾的战略，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宣布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9月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时评《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1950年4月，一举解放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同年5月，又攻取了舟山群岛，为武力解放台湾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构想，解放台湾须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建立一支近期可用的空军，争取到海上制空权；第二步，扫清台湾的外围屏障，占领攻取台湾的出发阵地；第三步，在1950年夺取台湾本岛。当前两个目标得以初步实现后，显然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将是攻占台湾本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正当中国共产党全力组织人民解放军准备大举解放台湾之际，朝鲜战争突于1950年6月下旬爆发。美国借机侵入朝鲜与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在此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家卫国”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得不改变原定向台湾进军的计划，集中全力抗美援朝。因此，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推迟。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54年，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对台三人小组。同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同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立即奉命移兵浙闽地区，并于1954年9月3日炮击金门。1955年初，一举收复了浙江沿海国民党军占据的全部岛屿，彻底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孤立于海岛之中。
分析此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其结论是正确的。首先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未放下武器，负隅顽抗，仍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同美国相勾结，叫嚣“反攻大陆”。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肃清国民党残余，武力解放台湾，既是新中国建立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需要，又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必要手段。其次，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内主要矛盾是广大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当时环境之下，国共双方除了兵戎相见外，实难有谈判妥协的可能。既然此一阶段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又没能实现解放台湾这一战略目标呢？据笔者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将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对抗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军事政治对抗。众所周知，当人民解放军攻取舟山群岛之后，美国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曾反复研究了台湾现状与前途，断言：在美国不出兵援助的情况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就连国民党高级官员邵毓麟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共党在大陆沦陷后先攻台湾，那我们就不堪设想”。⑤正当美国落井下石对国民党偏安台湾暂取“观望政策”时，朝鲜战争突发，使美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台政策。美国决策者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用突然袭击方式向美国势力范围挑战的行动。杜鲁门害怕苏联下一个进攻目标将是欧洲或中东，同时他更害怕中共乘机攻占台湾，日本难保，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御圈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杜鲁门出兵朝鲜同时，也派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以保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蒋介石集团得以苟延残喘。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的武装干涉，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的现实，使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未能兑现。但这一方针的实施，却在实际上挫败了国民党梦想趁美国侵朝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企图。
第二阶段：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
就中共政策而言，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致张治中电中，就称其从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⑥毛泽东何以在力争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又赞同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呢？笔者以为，这是毛泽东出于策略性考虑。他的主观意图仍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只是对用武力解决政策的配合与分流。解放台湾政策的真正变化，还是在50年代中期。
1954年9月3日炮击金门后，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愿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接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多次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⑦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⑧其间，毛泽东也多次讲到：“和为贵，爱国一家”，“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上述事实表明：中共在未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口号的同时，开始突出强调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实行政策调整呢？其一，是基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已经由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此一变化决定了国共两党尽管仍处在严重对抗阶段，但如何最后肃清台湾国民党残余要服从国内主要矛盾的需要。其二，是基于美国对华政策现状的考虑。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从其在太平洋战略出发，开始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同时将其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1955年8月的中美日内瓦会谈中，美国竟公然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鉴于美国此一做法，因此，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就不能不考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为此，除继续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其三，也考虑到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仅遭到中国的反对，同时也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因此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就逐渐具备了可能性。正如周恩来所说：“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⑨
总之，这一阶段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思想，开始由单纯的武力解决过渡到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双重并行。“文化大革命”时期此一政策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不仅对国民党政策没有新的发展，而且态度强硬，又回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中共对国民党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就国民党方面而言，对中共的和平建议，国民党当局并未作出善意回应。尽管蒋介石派出“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之弟）到大陆试探，但最终还是由国民党蒋介石关闭了重新开启的和谈之门。国民党蒋介石何以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采取下策呢？据笔者分析：其一，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逻辑“汉贼不能两立”，如果承认中共统治并接受他们的条件，不仅为历史所不容，而且是“空前的罪恶。”⑩其二，是蒋介石错误认识所致。蒋介石认为中共倡言和谈是“30年来一贯的伎俩”，企图用和谈的方式迫使国民党退出金门、马祖等岛屿。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八大上，更错误地认为中共和谈主张是什么“统战阴谋”，“和平攻势”，(11)是改换“新花样”，借以“颠覆台湾和外岛基地”，因而拒绝中共和平谈判主张，又回到军事反攻的老调上。当然，蒋介石国民党在鼓吹“反攻”的同时，更着重强调“政治反攻”。国民党八大决议突出强调“心战”、“政战”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反共复国”是一个战略任务和目标，“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所谓“心战”就是加强反共宣传工作，争取“民心”。所谓“政战”就是加强反共的联合战线，扩大反共势力。为配合“心战”、“政战”，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行动逐步减少。
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已由军事反攻为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是何因素促使国民党当局发生对中共策略的转变呢？第一，国民党失掉了美国对其军事反攻的支持。众所周知，国民党反攻大陆始终是以美国在太平洋的武力为后盾的。但在海峡两岸的武装冲突中，美蒋在防守与撤离金门、马祖两岛屿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美国为避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冲突，同时为分割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逼迫国民党军撤出金、马，制造“划峡而治”的分裂局面。美国“撤退说”不为蒋所接受，致使美蒋蜜月结束，美国也就失去了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支持的兴趣。1962年中美华沙会谈时，美国谈判特使卡伯特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12)美国态度使蒋介石的“反攻”调门越唱越低，索性将“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即“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13)第二，是国民党“武力反攻”大陆政策的破产。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共对台政策的调整与大陆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原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返回大陆，一些国民党海、空军人员也不断驾舰、驾机投向人民阵营。与之相反，国民党当局派遣的多股骚扰大陆的特务及武装偷袭也均被粉碎。国民党军事反攻之所以连连失败，主要原因是他们错误估计形势，低估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将希望寄托在大陆民众的“揭竿而起”上。这正如曹聚仁先生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不愿再看到一次内战。”“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14)即使在台湾岛内，相信蒋介石能“反攻大陆”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公开宣传“反攻无望论。”由此可见，岛内缺乏足够的“反攻”力量与社会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才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的策略。
总之，这一阶段国共两党均未放弃军事与政治的对抗，但在政策上均作了调整。中共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尽管此一方针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实现，但却为后来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方面虽然仍顽固地坚持反共，但其策略的调整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也为后来实现两岸停火、人员往来提供了条件。
二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再次合作与和平统一阶段。首倡第三次合作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谈及中美关系时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前景已进一步摆到我们面前”。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在中美友好协会和全美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简称“9条”。叶剑英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中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9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江泽民也曾多次呼吁国民党派出代表与中共直接商谈，逐步达成祖国统一的原则协议。
上述内容表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具有以下基本点：一是“一个中国”。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二是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三是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不仅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事权，还可派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四是和平谈判。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国共两党平等谈判中，可以吸收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由上可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台湾国民党的政策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一定要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由“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转变为建议两党两岸举行“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确立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解决两党两岸关系。此点充分表现了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捐弃两党前嫌，以尽快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
中共对国民党政策为什么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据笔者分析，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讲，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提实现“四化”口号。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计划。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就必须将对国民党的武力解决政策改为和谈解决，逐渐消除两岸的敌对情绪，共同携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身形象与美国对华政策均有所变化。就国民党而言，自退守台湾以来，不断“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并且苦心经营台湾。台湾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革新保台”路线的实施，使台湾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状况的改善与人民生活的提高，使国民党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9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诺对台“废约、撤军、断交”，重申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在改变对国民党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党、两岸关系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停止炮击金门、马祖行动；建立处理台湾事务的专职机构；落实对台胞、台属的政策；修改宪法，增设特别行政区条文，为实现“一国两制”提供法律依据；制定包括《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在内的各项有利台胞来大陆经商的有关法律与政策等。上述措施，为促进海同峡两岸走向缓和与国共关系的松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和平统一祖国“一国两制”的构想，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好评，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竭力反对。他们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共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1979年12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首次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3月国民党十二大上又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很显然，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至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国民党当局并未从台湾实际出发，为其前途开创一条新路，而是坚持了一条“绝不谈判、绝不接触、绝不妥协”的“反共拒和”路线。对于国民党当局此举，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蔡省三先生评价说：国民党所坚持的“实质是极其偏狭的一党独裁路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是“以政治宣传的夸大攻势，来掩饰其保持台湾现状的偏安守势”。(15)
国民党当局为何死死抱住过去的僵硬立场不放呢？据笔者分析：根本原因是美国仍对国民党当局予以支持。尽管台美已断“交”，但美国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案中心点就在于支持国民党继续与大陆对抗。有了美国撑腰，国民党态度又强硬起来。同时，国民党当局自持有“经济王牌”，叫嚣要与大陆“比输赢”。再者国民党历史包袱太重，现实顾虑太多，既不相信中共的和谈诚意，又怕与大陆接触使“反共心防”被瓦解。总之，在上述错误认识下，国民党当局很难从牛角尖中钻出来。当然，也应看到国民党政策的某些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统一祖国问题上，强调要用“三民主义”而不是用“武力”实现统一。并且继续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正确立场。国民党为什么不再提“武力反攻”这一口号呢？据1981年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解释称：“一方面是因为这在国际上会产生副作用；另一方面是强调这个口号可能会引起人民的反感”。由此说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提出是迫于内外形势。
上述状况直到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明显的改变。国民党当局配合其“政治革新”，开始着手调整对大陆的政策。首先决定放宽对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限制。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同年11月20日开放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经由第三地区转赴大陆探亲。其后，又决定适当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与翻印；在观光、通邮、体育比赛和经贸、文化往来等方面，逐步采取了一些开放措施。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首次制订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此后3年来，国民党当局在两岸民间往来方面又逐步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国民党当局上述调整、开放措施，仍是有限度的，远没有满足两岸人民要求扩大接触、交流，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但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它是国民党退台和多年来两岸民间由隔绝到交往的重要突破。这一变化，标志着两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国民党当局何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发生“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的巨大转变”呢？第一，是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与行动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共和平统一祖国主张提出后，特别是随着港、澳问题的解决，台湾舆论界清醒地认识到中共下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当局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自立晚报》明确指出：“在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政策，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政治局势将益形迫蹙”。第二，人心思和，大势所趋。经历了近40年两岸隔绝的人们，特别是台湾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三不政策”，全面改善两岸关系现状，尽早结束国家不正常的分裂局面，完成祖国统一。连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呼吁当局“采取弹性政策以谋开创新机”。台湾舆论称：“台湾社会要求与大陆交流的力量，如万马奔腾，沛然莫不能御”。(16)正是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近年两岸“不通邮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货，不接触而交流，不谈判而谈话，不妥协而放松”局面的出现。第三，“台独”势力的猖獗已对国民党在台生存构成威胁。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构想，是希图缓和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在事实上蒋经国此一大让步却使党外势力中的“台独”分子更加露骨地鼓吹“自决”，并要求全面改选“民意机构”代表，同国民党争夺台湾前途的主控权。正是基于这种情形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才迫使国民党当局认识到：如果再继续坚持传统的“大陆政策”，势必导致民心丧尽，偏安台岛局面难以为继。
总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主张至今，国民党当局也被迫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尽管国民党还未完全放弃反共立场，但在调整两岸关系上仍作出了相当的努力，诸如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国统纲领”，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一步放宽两岸交往的限制。经过两党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军事紧张对抗逐渐趋向对话（汪辜会谈、唐焦会谈）；两岸人员交往从封闭隔绝渐趋开放、松动；两岸经贸关系蓬勃发展；岛内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日渐升高。上述四大变化，对于两岸的早日统一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实现，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亦应看到：近年来，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虽有其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面，但其实质具有明显分裂倾向。具体表现是：在对内政策上，鼓吹“一国两府”、“一国两地区”，以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在对外方面，积极推行“弹性外交”、“金钱外交”、“度假外交”与“双重承认”政策，企图重返联和国，以谋求所谓“独立的国际主权地位”。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就连台湾《中国时报》都称：没有人“可以指出‘一国两府’与‘分裂国土’有何区别”。可见，这种主张是与各国人民的愿望背道相驰的。
综上所述，40多年来，国共两党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由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军事政治对峙发展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有可能实现祖国即将统一的局面。国共关系演变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促进两党关系缓和、重新走向再次合作与祖国统一方面，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同时，国共两党均坚持统一，反对“台独”的主张，也为两党再次合作与开创海峡两岸关系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展望未来，通过两岸两党接触谈判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良好的势头下，谁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开启的闸门再行关闭，将是不得人心，亦很难办到。今后，两岸两党需要正面接触，沟通情况，克服偏见，化解敌意，增进共识，求同存异，放眼长远，立足当前，还要进一步着手探讨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式、步骤，并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注释：
①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湾中国出版公司1978年5月版。
②蒋介石复职文告，1950年3月1日，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
③蒋介石《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1950年5月16日。
④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
⑤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71页。
⑦周任、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⑧北京《华声报》1984年5月17日。
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88页。
⑩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887页。
(11)台湾《革命文献》第77辑。
(12)王炳南《中美会谈9年回顾》。
(13)沈剑虹《使美8年纪要》。
(14)曹聚仁《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版。
(15)《从国民党十二大谈到中国统一问题——蔡省三先生访问记》，香港《动员》月刊1981年4期。
(16)纽约《中报》198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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