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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省港大罢工70周年。这是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发动了一场肮脏的鸦片战争后，于1842年侵占了我国神圣领土香港。长期以来，英国殖民主义者从香港攫取了数不清的巨额利润和财富，对香港人民实行了专制式的殖民统治。但是香港人民并不甘心屈服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压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
1925年6月，20万香港工人和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为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奋起举行了一次政治大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罢工过程中，省港罢工工人发扬了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与香港英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嚣张气焰受挫，香港英国当局在经济上亦受到了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与中国国内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对省港大罢工进行干扰破坏。而省港罢工工人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对帝国主义者的破坏阴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在省港大罢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这成为这次罢工斗争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之一。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今天我们重温省港大罢工的历史，着重研究省港罢工过程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
1925年6月19日，广大香港工人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毅然举行了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政治大罢工。他们相继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与同时举行罢工的沙面洋务工人汇合，以广州为阵地，坚持反帝罢工斗争。
香港英帝国主义对于省港工人的正义斗争，一开始就采取强硬和仇视的政策，进行镇压。6月19日当天，香港总督史塔士立即宣布紧急戒严令，调遣武装军警和铁甲车，如临大敌地在街头巡逻，四处搜捕罢工骨干和积极分子，捉去了杨匏安、戴卓民和胡荫等人。香港武装军警对水厂、电灯局、煤气厂等重要部门实行监管。停泊香港的几艘英军舰，也奉命脱去炮衣，处于备战状态。
英帝国主义恃其海上的实力，悍然宣布对广州实行经济封锁。“香港总督史塔士在议政局下令禁止白米、面粉、罐头食品，与价值五元以上之金银元块及各种纸币运载出口。”①派出武装舰艇拦截运载粮食等物资前往广州的船只，企图断绝广州与外界的经济来往，破坏广州的经济生活，从而使罢工无法进行下去。香港英当局颁布香港华人出境的禁令，规定“一，倘华人必须出口时，须有相当之店铺担保，并书明理由，方为有效；二，工人不得出境；三，有违犯私自出口而不报案者，查出递解出境十五年；四，商人因商务出境者，呈请华民政务司，每次准带五十元。”②香港英国当局还恃其手中控制的电讯设备及通讯工具，截断并检查广州经由香港发往各地的邮电，并对“大东”、“大北”和“中国”等几间电报局进行严密的“检查控制”，等等。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宣布罢工后，沙面租界当局也即发布戒严令。英、日、美、法、葡等国军舰相继驶进白鹅潭及珠江河面，对广州人民进行武力威吓。一批英、法水兵奉命在沙面登岸，分兵把守沙面东、西桥头，并在桥头堆放沙包，将枪口指向沙基一带。显然，帝国主义已作好了部署，准备随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破坏省港工人的反帝罢工斗争。
6月23日，已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与广州各阶层群众共5万多人，在东较场集合，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会后，群众列队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等口号。但当游行队伍行进至沙基地方时，在沙面西桥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等国军舰亦同时开火。弹如雨下，游行群众猝不及防，“斯时死伤者已纷纷倒堕于街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③共死52人，伤117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帝国主义继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后，在广州又一次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就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消息传到香港后，工人们非常愤怒，更多工人加入了罢工行列。“自沙基惨案发生后，在港华工罢工益形勇猛”；④“罢工数字急剧增加”。⑤一批批工人冲破香港当局的封锁，返回广州，准备坚持长期的斗争。省港罢工工人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州人民的大力援助，也得到了广东政府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支持和帮助。
沙基惨案后，英帝国主义继续调遣军队，在香港和沙面集结。6月底，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沙面登岸。7月间，日本总领事代英国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如广东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省港罢工，沙面当局将采取所谓“作战防御措施”。8月间，英国一艘航空母舰“格尔米斯”号抵达香港，向中国人民示威恫吓。英驻沙面领事一再扬言，要用兵舰封锁广州；并照会各国领事，要求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为了制造战争气氛，促使武装进攻广州的阴谋尽快实现，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及华人买办资本家等，于7月27日举行了一个所谓“公民大会”，通过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决议案”，攻击省港大罢工“完全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煽动而引起的，它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激烈地排英。”大会通过了给伦敦英女皇的电报，要求“立刻采取坚强的行动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迅速增加在中国舰队的力量，并且尽快增调一营英军到香港，以便在本港或随形势需要，在中国任何地方使用。”他们敦促英国政府“立即通告广州政府，除非撤销支持对于英国利益的攻击行为，否则得认为它已进入与英国政府敌对的状态。”⑥
8月25日，香港再次召开“公民大会”，一再要求英国政府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对广东政府发出如下最后通谍：“一，开广州为通商口岸，完全依照条约规定，允许各订约国经商；二，驱逐广州及广东之布尔什维克党；三，解除黄埔军校学生之武装而遣散之，彼等实为布尔什维克党训练之军队，非粤籍者资送回里；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宣传。”⑦他们还叫嚷：如果广州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则英海军当完全封锁广州及附近海面，并施行英政府所视为必要之其他行动。”⑧一些狂热分子还叫嚷“香港的海军及军事力量能顺利地和容易地改变广州中国人政府的政权。”为了掩盖其侵略行径，他们又伪善地宣称其作法，“并不是等于与中国开战，目的仅在于驱逐最近在广州夺取了统治权力的、目前以暴力反英的布尔什维克分子。”⑨
然而，英帝国主义这些赤裸裸地鼓吹武力侵略和破坏罢工的行径，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相反却暴露了自己的侵略面目。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工人群众当中深刻揭露香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宣传开展这场反帝斗争的重要意义，教育人们要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将反帝斗争坚持到底。为了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封锁，省港罢工委员会也毅然宣布对香港实行封锁，公布了一系列有关封锁条例及措施等；还及时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出发到各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接着，省港罢工委员会又采取了“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规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的原则，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香港英帝国主义，给予香港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这一斗争策略的实行，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矛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他们各怀鬼胎，“不愿与英国人同受损失”。⑩都想乘机排挤英国在华南的势力，争夺华南的市场。各国外商纷纷迁离沙面到广州市区营业。各国轮船也直航广州黄埔港，使香港英帝国主义陷于孤立的窘境。再加上当时英国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英帝国主义只好将公开武力干涉的政策暂时收敛起来。
二
面对省港罢工工人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香港英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政策虽然无法实现，但是并不甘心就此罢手。相反，他们极力寻求其他办法来继续破坏省港大罢工，声言：“伦敦既不赞成向广东宣战，我们尚可利用别的法子对付。”(11)这个法子，就是英帝国主义所惯用的“以华制华”的政策。他们通过扶持中国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以及暗藏在革命阵营里面的反革命势力，从事颠覆破坏，以达到破坏省港罢工，推翻广东革命政权的目的。
一批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如胡毅生、伍朝枢、傅秉常、林直勉和吴铁城等人，便是香港英帝国主义所勾结的主要对象。香港英帝国主义以大量钱物扶持和策划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资助胡毅生、林树巍等人组织了一个“文华堂”俱乐部，作为从事阴谋活动的场所；还资助赵士觐、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出版一份以“反共产”为宗旨的报纸《国民周报》，公开诋毁省港大罢工和工农群众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广东政府等。在香港英帝国主义策划下，这些人经常聚集一道，商议如何配合香港方面破坏省港大罢工，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以及杀害革命派的阴谋计划。罢工期间，香港方面曾联络孙科、伍朝枢、傅秉常等前往香港，密商破坏省港大罢工之计。香港立法局议员罗旭和、周寿臣二人“毫无困难地说服了这三位广州官员去尽力阻止罢工。”(12)
香港英帝国主义还极力勾结盘踞在广州附近各县的反动军事头目如郑润琦、梁鸿楷、李福林等人，向他们提供军械粮饷等，要他们与国民党右派官僚政客集团互相呼应，进行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动。这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军事头目，于是蠢蠢欲动。
与此同时，香港英帝国主义还搜罗和收买了一批工贼走狗如林和记等人，在广州进行破坏省港大罢工的活动。他们大肆制造谣言，说“广州要实行共产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比刘杨军队还凶残”等等，疯狂破坏省港大罢工，挑拨工商关系，煽动罢工工人返回香港复工。香港英帝国主义还招募了一批土匪和走私贩子，向驻守各地港口执行封锁任务的罢工工人纠察队进行袭击。中山、东莞太平等地因而接连发生了罢工工人纠察队被袭击遇害的事件。8月20日，支持省港大罢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毅生一伙暗杀。而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香港英帝国主义满以为通过上述“以华制华”的卑劣手法，便可以顺利实现破坏省港大罢工和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目的。但却适得其反。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反动面目，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人民群众一道，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声讨英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互相勾结犯下的罪行，表示要肃清内奸，巩固革命阵营，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国民政府下令拿获刺杀廖仲恺的凶手，通辑廖案主犯胡毅生等，解散梁鸿楷、魏邦平、郑润琦等反动部队，随后还将国民党右派首领胡汉民、许崇智等人驱逐出广东，从而使香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阴谋无法得逞。
香港英帝国主义仍不死心，继续实行其“以华制华”政策。他们转而公开勾结和扶持陈炯明、林虎等反动军阀进行武装叛乱。又以80万元的代价，收买盘踞在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殷部，一方面，要其从南路等地运载粮食、牲畜等物资接济香港，破坏工人纠察队执行封锁任务；另方面，要其伺机出兵，与陈炯明互相配合，进攻广州，颠覆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还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施压，要其采取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反动措施。正是在香港英帝国主义的策划和资助下，陈炯明和邓本殷叛军分别从粤东、南路向广州进犯，企图以军事颠覆广东革命政权。段祺瑞反动政府也派遣了几艘军舰南下，参与封锁广东海面，协助陈炯明运载军队，配合陈、邓叛军进攻广州。
然而，香港英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同样地由于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省港罢工工人的大力支持下，在肃清内奸、进行东征南伐、统一广东等一系列斗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而再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
在香港英帝国主义一系列破坏罢工的阴谋一再破产的情况下，香港英国当局曾一度表现“软化”，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罢工问题。1925年9月至12月间，香港英国当局曾几次让香港华商代表前往广州，商讨解决罢工问题。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又声称“只愿就经济条件方面进行谈判，但不谈政治条件。”此时，广东形势由于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国民党右派日益得势而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香港英帝国主义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形势，因而终止了谈判，变本加厉地破坏罢工。
香港英帝国主义这一行径，不仅激起了省港罢工工人的极大愤概，而且也引起了香港居民的强烈不满，转而进一步同情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乘旧历年之际，在仍停留于香港的工人中再发动一次罢工，以回击香港英帝国主义。不少香港工人响应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号召，纷纷举行罢工。“全港电灯、电车、水下、煤气局工人，决议全体罢工。”(13)“昌兴公司之俄国皇后、澳大利亚皇后轮船及怡和公司轮船工人，均已于（二月）三日起，完全罢工。”(14)工人罢工后，相继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仅2月1日一天之内，离港经深圳转返广州的罢工工人便达3000人。香港不少中小商人也在酝酿罢市。
面对这一局势，香港英国当局十分震惊，随即宣布戒严，禁止港轮开往广州，再次实行邮电检查（罢工初期曾宣布邮电检查，后撤销），并派出军警到街头、码头等处巡逻，监视人们的动静。“各工厂工人已被监视。（二月）二日午，在湾仔某馆拘去工人数十名。又是日有搭车者，携有食品一笠，也被拘留。凡公共娱乐场所、茶楼、酒馆，均无人敢道及罢工事情，盖上星期有偶谈及罢工而被华人狗探捕去者六十余宗。”(15)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从上海相继调遣了8艘军舰至香港，进行示威恫吓。在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下，除前后共有1万名工人不顾香港英国当局镇压，冲破封锁返回广州坚持罢工外，香港商人的罢市运动，因慑于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未能实现。
此后，英帝国主义对于省港罢工的态度，更加强硬和嚣张起来。它不仅中断了解决罢工的谈判，而且又一次采取武力恫吓政策加紧破坏罢工，扬言英国要“武力干涉中国”，“以十万兵力攻打中国”等等。上海亲英报纸《字林西报》散布：“英国干涉中国，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战争计划，已经过详细的考虑，打算由印度调遣十万兵力，以北攻天津，中攻武汉，南攻广州，”(16)香港英帝国主义还指使由英国人控制的粤海关，于1926年2月22日制造了封关事件，借口罢工工人在未报关前扣留8艘货艇，“妨碍”了海关行使职权，因而宣告“封关”，停止验货。当天，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贝路派出一批人员持枪到白鹅潭、黄埔一带河面监视外来轮船，一律不准起卸货物。出口货物也因没有海关发给关单，不能装运。事发后，贝路乘机大肆活动，极力挑拨广东政府与罢工工人的关系，为国民党右派攻击破坏省港大罢工制造口实；另方面，又以“商务停顿，妨碍各国商业”为借口，极力拉拢各国共同干涉和破坏省港罢工。
英帝国主义这一行径，激起了罢工工人和广州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也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声讨。省港罢工委员会就粤海关事件发表致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的通电，严正指出：“本会奉中国国民之使命，任救国运动之先锋，一切利害久非所顾，岂威力可以胁迫、阴谋可以中伤耶！今贝路竟欲摭借小端，甘冒大恶，而先生总摄税务职责所在，亦属咎有难辞。”通电强烈要求“迅令开关，撤惩贝路，庶平众怒，而弭后忧。”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广州四商会联合发表宣言，声讨贝路制造封关阴谋的罪行说：“贝路此次举动，完全为香港帝国主义在张目，以英人沙基惨杀吾国同胞之不足，更利用封锁海关以绝我民命，阴谋险毒，莫以此甚”，“现全省工商为救济人民生命起见，共同奋斗以图自存，断不容以贝路一人而断中国与各国通商之交通，更不容以贝路一人而绝我全省之命脉。”2月26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人民共十余万人集会，声讨英帝国主义通过贝路制造封关事件的阴谋。省港罢工委员会主编的《工人之路特号》一再发表文章，报道罢工工人和广州各阶层人民举行抗议封关事件的活动情况，并发表文章揭露封关事件的阴谋实质，指出“造成此类事件之原因，乃八十年来帝国主义施其不平等条约以束缚中国人民之结果。今日能为全国同胞奋勇以反抗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尚知中国存在者，只此五卅以后之省港大罢工耳”，号召“国人以全力为省港罢工后盾，反抗帝国主义，则罢工胜利已见，民族解放有百十年之大耻，不难早日尽雪也。”
英帝国主义原来指望通过封关事件，打击革命力量，破坏省港大罢工，但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更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运动，使其陷于孤立被动地位，只得于2月26日宣告收场，海关恢复照常办公。
1926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的决定性胜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势力推进到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一带，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面对这种形势，英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加紧实行其“炮舰政策”，对中国实行武装干涉，制造了“万县惨案”等事件。香港英帝国主义更蓄意在广东制造事端，以捣乱北伐后方广东的社会秩序，破坏省港大罢工，打击革命力量。9月4日，英国兵舰悍然驶到广州市区西堤河面，将炮口指向北岸，并将附近一带船只驱逐走，进行威胁。一批英兵上岸，强占了省港码头，断绝了省港码头一带的交通。翌日，英兵继续行凶，将执行封锁任务的两名工人纠察队员掳走。以后，停泊在白鹅潭的英舰及驻沙面的英兵又向执行任务的工人纠察队员开枪，进行挑衅。等等。由于英帝国主义连日来武装挑衅行径，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纷纷走避。商人也不敢前往报关起卸货物。
为反抗英帝国主义这一连串武装挑衅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广州人民和省港罢工工人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宣言，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种种强盗行为，残暴卑鄙手段，莫不尽施之于革命策源地矣。”宣言呼吁人们“打倒英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切实援助省港罢工，奋斗到底！”(17)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农工商学联合会和广东农民协会等团体也分别发表抗议和谴责英国炮舰政策的宣言，举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的集会，呼吁人们共同行动起来，制止帝国主义的新的干涉阴谋。在广东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声讨下，英舰被迫于9月12日撤离西堤码头河面。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势力逐渐扩大至全国范围，革命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湖北武汉地区。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北伐战争上，而省港大罢工则转为次要的局部斗争。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10月初，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停止封锁，结束罢工，变更斗争策略以扩大反英运动。
注释：
①国民政府外交部宣传局关于中英谈判之报告，1926年。
②1925年7月16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
③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
④《沙基痛史》。
⑤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
⑥英·阔乞特主编：《1926-1927年中华年鉴》（英文版）。
⑦⑧1925年8月25日路透社电。
⑨转引自《工人之路特号》第72号，1925年9月4日。
⑩《工人之路特号》第145期，1925年11月18日。
(11)转引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
(12)《罗旭和备忘录》，1925年10月24日。
(13)《工人之路特号》第206期，1926年1月19日。
(14)《工人之路特号》第234期，1926年2月17日。
(15)《工人之路特号》第224期，1926年2月6日。
(16)转引自《向导》第146期，1926年2月7日（该期《向导》译载了此文）。
(17)《工人之路特号》第436期，192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