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吴越文化_吴越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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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1-0038-05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一 中原人入主吴越

公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县官员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后来的东吴四大姓之一的吴县陆氏家族,原为中原世族,西汉时陆烈被委任为吴县令,子孙发展成为“江东大族”。东汉的陆续、陆康、陆绩,东吴第三任丞相陆逊及其孙陆机、陆云,皆为吴县陆氏家族中的名人。

东汉时山阴名人郑弘,其祖父本是齐国临淄望族,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准族居,他只得将第三个儿子移居山阴,遂发展成为会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远祖从军有功,西汉时封于山阴阳亭(今绍兴市境)。

秦汉以后,越族后裔成为吴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顾氏。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说:“顾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顾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则一。因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统,[1]夏越本同源。吴郡顾氏也是东吴四大姓之一,顾雍在东吴任丞相19年,任职时间最长。其祖先顾综,东汉明帝时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令。西晋灭吴后,陆机、陆云与顾雍之孙顾荣同入洛阳,被当时人称为“三俊”。八王之乱时,二陆身亡,顾荣返吴。晋室南渡后,吴郡顾氏与陆氏是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吴郡顾氏仍显赫不衰。

进入吴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军队外,还有大量下层贫民。如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据王鸣盛估计,这次迁入会稽郡的关东贫民,约为14万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补越人迁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实行“强干弱枝”政策,迁天下豪富强族于京师,关中片面繁荣,东南落后停滞。《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为主。余英时长篇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列有《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2],共列起事武装88支,起事地点88处,大多在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东因经济发达,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为频繁,武装最为密集。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自四川、湘北,最东止于安徽庐江与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装起事最南止于临淮(江苏盱眙)。会稽郡未占一支。这说明到西汉末年,太湖与钱塘江流域人烟还很稀少,士族势力薄弱。这种情况,使太湖、钱塘江流域在两汉之际的战乱年代,成为中原人士的一个避难处所。

二 东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进一步汉化

东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为会稽都尉。《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云:“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会稽教育已颇发达。

这些都是东汉初年情况。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东汉政府将会稽郡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吴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吴兴、天目山以东,建德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会稽郡治所在山阴(今绍兴),辖浙江以东之地。太湖、钱塘江流域由一郡分为二郡,说明到东汉时期,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仅严助、朱买臣、郑吉三人,严与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吴人,郑吉是会稽人。《后汉书》为吴越地区人物立传者,有23人,其中,钱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阴、上虞、余姚一线。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

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3]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4]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经20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只增长14.5%,除去原有户口的自然增长数,外来的户口不会很多。

查现有东汉资料,没有发现像西汉武帝元狩四年那样,由政府组织迁徙中原贫民充实吴越地区的记录。因为这时中原户口大减,急需充实。

上引《后汉书·任延列传》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条资料说明,两汉之际确有中原士人避乱会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分子还是要返“还中土”的。留下来的大多是下层人民。因为当时的吴越地区条件尚差,对中原中上层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东汉时期吴郡与会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汉时期或西汉以前已经住在吴越地区。《后汉书》列传所列23人,没有一个是西汉末年避难而来的。

没有写入《后汉书》列传的富春孙氏,是“孙武之后”,[5]可算是最早进入吴越的华夏家族之一。中原孙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后改称田完。陈、田古字通。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带着《兵书》13篇来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帮助吴军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为富春孙氏。”[6]

西汉末年因世乱而进入吴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吴越而成为南方土著士族者,当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资料,北方士人因避难来吴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见一人。《晋书·儒林列传》记载:“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资料,例如,嘉泰《吴兴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间《吴兴丘氏碑》记载:乌程丘氏,本是齐鲁世族,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因王莽篡权,遂留江南,居乌程。子孙繁衍,成为吴兴郡一大显族,汉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7]

总之,太湖、钱塘江地区的种族大换班,到西汉中期已基本完成。东汉时期的户口增加,文化进步,基本上属本地区的自然增长与自身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外来人口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涌入,这一点与后来的六朝时期根本不同。

以上说的是太湖、钱塘江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开发很慢,只在西汉时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时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说自己曾离开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三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其言可能过甚,不过,会稽郡虽辖有浙南、福建,汉人可能只住在县治附近,广大乡野,尚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这种情况才基本改观。

除浙南以外,还有个“山越”问题。“山越”是江东地区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称,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主吴会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区,没有对汉人构成威胁。到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丹阳郡一带的山越就成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荆州的第一块绊脚石,故势在必除。孙策时,江东山越较大的割据势力已全被孙氏所击溃,剩下的是依山阻险,抵抗孙氏的豪强武装。孙权加速步伐,“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吴主传》),侧重在丹阳、豫章、庐陵、会稽、鄱阳诸郡交界一带。[8]孙策、孙权每镇抚一地,即建郡县以治之,并编入军队。如讨平黟、歙一带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县为新都郡,派名将贺齐坐镇其地。这是浙西、皖南开发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两汉时期就已存在,到东吴时期,因对汉人政权构成威胁,而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孙吴政权讨平山越,设县管辖,编入军队,使山越迅速汉化。

三 文化转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到西汉中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该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该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勾鑃也在该地区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1 汉语代替越语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长江下游尽归越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1]

古越语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为勾、姑、无、夫、余、诸等。勾字古属侯韵,姑、夫、无、余、诸皆属鱼韵。侯韵与鱼韵是邻韵,古可旁转,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迁,给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与越古音都属鱼韵。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无余’,也属鱼韵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来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寿’、‘不扬’。‘不’也是古越语发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娄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记·陈杞世家》)。娄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娄古侯韵,与勾同部。《春秋经》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显是古越语人名。”[9]

由于越国王室与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关系,所以越国王室比吴国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后,楚人开始自西而东、自北而南进入“故吴地”。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最初的华夏语影响。楚语是华夏语的南方方言,后来的吴语,有楚方言基础,时至现代,吴语与老湘语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秦代与西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越,华夏语成为吴越地区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著《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越地区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惔)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齐书·王敬则传》载:“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传》哀公十二年,卫出公被禁于吴,获释后,“卫侯归,效夷言。”西晋杜预注云:“夷言,吴语。”谨按,杜注欠确。《左传》“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语。杜预是西晋人,当时所说的“吴语”,指吴地的汉语方言。古越语(“夷言”)与“吴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两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吴越春秋》记载不少所谓吴越时期的诗歌,用的是汉语,文从字顺,毫无古越语痕迹。这些诗歌是汉代人创作,好比现代人编古代历史剧。

秦汉以后,见于载籍的吴会地区人名,已不见勾践、夫差、者旨於赐、不寿等古越语痕迹。但是古越语的地名仍保留下来,姑苏、无锡、芜湖、句(音勾)容、余杭、於潜、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种的水果,现在,浙江、福建、台湾以及西南地区的汉人称柚为“抛”,“抛”是古越语遗存。吴语有古越语的零星遗存,但就整体而言,它已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语的嬗变延续。

总之,秦汉以后的吴越文化,其民族性发生根本变化,文化的基本形态由越族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语言由越语变为汉语。

2 由尚武变为崇文

《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汉代的吴越民风仍与东周一样,尚武骁悍;并据此认为,直到永嘉之乱,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举改变吴越文化的尚武特点。此说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评说吴越文化的特征,应以吴、会平原为准。例如,上引《汉书·地理志》评说先秦的吴越风习,就以身居吴、会平原的“吴、粤之君”为其代表。说汉代的吴越风习,也应以吴、会平原为准,否则就没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时间段上,应以民族大换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时期为准。查古代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时间段与这样的地理范围内,很难发现吴越之民还“好勇”如前、“轻死易发”的事实。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越地区几乎是唯一的净土。东汉末年,唯勾章人许昌起事,当年即被孙坚削平。此后,孙坚并没有在“轻死易发”(?)的故土聚众割据,而是北上角逐。《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试想:“其民”“轻死易发”的地方,怎能一再成为乱世中的“乐土”?

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的冶金业,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剑等兵哭最为精致,到了汉代,则以铜镜为代表。西汉的丹阳郡,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郡,是全国铜镜的著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吴越之民仍“喜用剑”,而田野考古表明,吴越地区所出的汉代铁剑并不比别处多,也不比别处精,与东周时期的吴越铜剑根本无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剑”,以旧成见窥测新形势,其言有失据之嫌。

3 文学与子学

转型后的吴越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越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越第一篇文学作品。

汉武帝时,会稽郡有严助、朱买臣位列九卿。据《汉书》本传记载,严助与朱买臣都是“吴人”。据《汉书·严助传》云,吴人严葱奇也得武帝“亲幸”。

上述四人,皆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常侍郎庄葱奇赋十一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地理志》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他们在经学方面成就不显,《汉书·艺文志》仅记有“《庄助》四篇”,归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吴越士人,西汉时期以辞赋见称于世,东汉时期,则以子学最为所重。

卢云先生根据东汉时期各地区所出的书籍种数、《后汉书》列传人数,以及五经博士、三公九卿、从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贯分布,这五类数字,制成“东汉时代的文化发达区域”图。[10]与“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巴蜀地区”相比,吴会地区经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小,而子学书籍比例特大,占到52%。吴会地区的子学著作不但数量特大,而且质量特高,汉代最重要的子学著作莫过于王充的《论衡》,它就出在吴会地区。

4 养生与隐逸

吴越地区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你的学问,玩你的艺术与科技。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汉代就已显露出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世界炼丹史上第一部理论著作《周易参同契》就产生于东汉时期会稽上虞人魏伯阳之手。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越地区。

“光武无寸土,子陵有钓台”。汉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隐士严子陵就出在东汉初年的吴越。《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刘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阳,他还是不肯做官。刘秀与他“共卧”,他竟敢把腿压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今子陵钓台距江面约70米,使人有“放长线钓大鱼”之感。不过从钓台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临其境,确能喜忧俱忘,宠辱不惊。遥思之陵当年,垂钓处一定贴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钓台越筑越高。看来,钓台的确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阳城清静得多,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此后,吴越地区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这片绿荫在东汉时就已长成,并不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难民从血海中移植过来。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越地区的文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越地区。从严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

收稿日期:20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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