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1—2435(2005)06—0643—04
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和安徽省历史学会主办，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25日至27日在安徽省芜湖市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80余人，提交论文69篇。
开幕式由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主持，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蒋玉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琳琦分别向大会致辞。与会学者围绕“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知名学者刘家和、瞿林东、蒋大椿、张文杰、杨豫、邹兆辰、王世华等分别作大会发言。
一、关于历史和史学比较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瞿林东指出“比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但要从现代认识水平出发，把比较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此，必须对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总结。
进行比较史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陈新（复旦大学）撰写的《历史比较何以可能》指出：历史比较必须遵循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比较研究中，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事物的本质并非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而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比较研究意在形成新的认同，在比较研究中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通过对“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概念的阐释解决了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为比较研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蒋大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提出的两种历史观及其比较》认为，1846年以前，马克思是革命家兼学者，主要以学者身份认清问题，在实践哲学基础上形成了世界史观；1847年以后，马克思以革命家的身份来思考如何夺取政权，在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他对这两种历史观进行了比较。
史学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也有学者进行了论述。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通过对马克垚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世界中世纪史所取得的成就，论述历史比较方法是一种全球史观的表现，也是达到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的必由之路。何晓明（湖北大学）《比较史学——在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之间寻求新知》，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与郭沫若的比较，提出在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中寻求新知是比较史学的方法论真正价值之所在。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试析梁启超写李鸿章》，以梁启超写李鸿章为例，分析了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和价值，认为比较是不设限的，关键是比较的主旨是否具有合理性、所做出的比较是否具有意义。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形式可以不拘，但要恰到好处。尤其是对复杂、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历史比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廖小健（暨南大学）《论史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主张史学研究应该加强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应该强调论从史出。要做到这一点，吸收多学科的方法论尤为重要。
与会学者还对不同学科之间比较进行了探讨。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从“人”的角度浅论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异同》论述了环境史对年鉴学派的继承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王继训（青岛大学）《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中的比较研究的几点认识、理解》，分析比较了历史研究的局限：当过于简单地接受社会通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过程而进化这一假设时，危险就在所难免；存在种族中心论的危险；存在选择一个什么具体确切的可比性因素的局限。程乃胜（安徽师范大学）《论历史哲学研究范式在法制现代化研究中的运用》，分析了运用历史哲学研究范式研究法制现代化需要注意的问题。方汉文（苏州大学）《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学科的发展》提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的研究其实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是文化研究与比较主义学科的产物。主张以新辩证论为依据来建立起中国的比较文化学研究学科。
二、关于中外历史和史学比较的研究
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不仅能深化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而且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只有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视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对中西史学比较成果与会学者进行了总结。张越（北京师范大学）《略述20世纪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指出，20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吸收、借鉴西方史学去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因此史学比较研究也是初步的、被动的、不明确的。60年代则“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史学、在史学通论中重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被许多人提及”。80年代以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已经非常明确地得到重视，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必要研究手段。李勇（淮北煤炭师范学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史学比较活动特点作了总结，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成为主要的比较对象、中西史学精神成为关注的焦点。刘林海（北京师范大学）《西方史学界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研究述评》，从研究概况和特点两方面述评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外史学比较方面，乔治忠（南开大学）《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了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认为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指出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思想。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是—应该”问题在历史判断中的呈现与解释》，从分析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入手，阐明中西方史学对“是—应该”问题的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而西方史学否认史学的“求善”，只强调史学的求真性质。陈立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赵元（山西吕梁高等专科学校）《认识中国史学的基点：思想还是理论》认为，中西学术传统的不同，使得西方史学富有理论，而中国史学重在述事、征实与会通，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史家历史思考的深刻性。文章还通过评论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思想而非理论才是认识中国史学观念的更好的进路。谈家胜（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之比较》，阐述了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的异同之处，既证实了儒家文化精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又说明了儒家文化优化内核与时俱进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之必要性。
中外历史比较方面也有许多新观点。在中外思想文化比较方面，张国刚（清华大学）《中西文化关系与中西历史比较——〈启蒙时代欧洲中国观〉导言》认为，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不断变化，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因此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通过考察启蒙时代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寻找出16—18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知识界变迁的线索。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古代希腊与中国理性观念的异同》考察了古代希腊与中国“理性”概念的来源与内涵，指出历史成为理性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人文性和规律性，并依此阐明古代希腊与中国理性观念的异同之处。曹守亮（北京师范大学）《试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的比较研究——兼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比较进行考察，阐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比较研究趋势。欧阳跃峰（安徽师范大学）《晚清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近代化之比较》，指出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方面应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重大事件作为一整个过程与明治维新相比较，才易于得出更加切合史实的结论。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近代中国外债研究中的中外学者本位差距》则以外债史研究专著为对象考察了近代中国外债研究中的中外学者本位差距问题，认为中外学者存在研究取向的差异、关于外债要件的认知差异等多方面的不同，可视作外债史研究的深化。此外，关于历史比较的文章还有白云（云南蒙自红河学院）《从〈劝学篇〉看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文明观》、傅新球（安徽师范大学）《中英“卖妻”行为比较》、江华（温州大学）《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终结——福山与沃勒斯坦历史终结论之比较》、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等等。
三、关于中国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比较的探讨较为深入，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讨论。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的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文章指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史家在论述历史和评说史学时，多用比较方法。如对史事的比较，对人物的比较，对制度的比较，对政治措施的比较，以及对史家的综合比较，对史家作史旨趣的比较，对史书的综合比较，对史书体裁的比较等等。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议论褒贬”与“实事求是”——中国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特征比较》认为，中国史学的“议论褒贬”与“实事求是”这两种治史理念并非均衡发展，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此消彼长，循环交替。并且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两种治史理念的特征和利弊得失，指出这两种治史理念其实是辩证统一的。钱茂伟（宁波大学）《两岸史学比较——以台湾的史学史博硕士论文为中心的分析》，从两岸大学研究所体制和博硕士论文的地位、数量、选题等方面对两岸史学进行了比较。叶建（北京师范大学）《浅论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探讨的阶段性及其原因》和李传印（华中科技大学）《汉晋之间史论的时代特色》对不同时期的史学进行了比较。
学者们还注重史书间的比较。肖建新（安徽师范大学）《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研究法之比较》指出，梁启超与钱穆主张的专门史研究法，是对我国传统史学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批判继承。他们都重视史学传统的继承创新，重视人和人的专史、重视文化和文化专史，但又各有侧重，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论赞之改修》通过对《四库全书》本《明史》和乾隆四年刊刻的武英殿本《明史》本纪与列传论赞的比较，阐明清代官方明史学观点的变化。周怀宇（安徽大学）《唐代两部域外文化史的同声与异趣》，对唐代日本僧人撰写的佛教史著作《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从编撰体例、记载内容、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李峰（河南师范大学）《〈史〉〈汉〉类传比义》指出《史记》和《汉书》类传评价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西汉王朝的看法、道德评判和义利观三方面。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通义〉中的比较方法》和王秀青（北京十一学校）《〈廿二史札记〉——运用比较归纳法的成功之作》则对《文史通义》和《廿二史札记》两部史书中的比较方法进行了总结。
不同朝代政治、经济间的比较也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张锦鹏（云南大学）《分工与市场——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与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比较研究》，通过对这两个时期分工与市场关系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常智敏（四川宜宾学院）《“秦汉隋唐现象”原因解析》，在考察秦与汉、隋与唐的历史过程和结局的相似之处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秦汉隋唐现象”产生的因素。吴晓萍（安徽师范大学）《两宋对辽金外交之比较》，对两宋与辽、金之间外交盟约的缔结、国书的往来及其交接礼仪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宋在外交政策、外交制度以及外交实践上的不同之处。另外，涉及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有两篇专文。游彪（北京师范大学）《趋同与差异：民俗史研究的区域视角》，通过论述宋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农耕民俗，分析民俗现象在演进过程中的趋同性和差异性。裘士京（安徽师范大学）《连续性文明与断续性文明》，分析了中国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这两个不同区域间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
历史人物比较问题讨论集中，既有群体比较，又有个体比较。群体比较方面，主要是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王世华（安徽师范大学）《双子星座：徽商、晋商比较研究》，论述了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两大商帮极为相似的兴衰轨迹、别无二致的商帮性质、各具特色的经营机制和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俞传芳（安徽师范大学）《明清晋商与徽商对待儒学科举态度的比较》，通过比较两大商帮对待儒学科举截然不同的态度，揭示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所在。洪任清（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学术特色之异同》，分析了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共性和不同区域特色。个体比较方面涉及的人物较多，时间跨度也较广。既有古代人物的比较，如宋馥香（福建闽江学院）《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刘治立（甘肃庆阳陇东学院）《傅玄魏征比较论》、徐彬（安徽师范大学）《章学诚与洪亮吉方志理论比较研究》等；又有近现代人物的比较，刘佰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梁启超胡适年谱思想之比较》；还有当代人物的比较，如尤学工（华中科技大学）《历史时代·历史经验·历史比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此外，还有同一人物不同时期的比较，如刘兰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个案研究入手审视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梁启超史学前后期之文本比较》。
另外，部分学者还就外国历史和史学范围内的问题进行了比较。代表性的文章有：《马克思提出的两种历史观及其比较》、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发展中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比较研究》、吴道如（复旦大学）《重评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解光云（复旦大学）《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整》、何小刚（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家的责任——从苏俄社会历史的变化看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方国学（安徽师范大学）《欧洲法院及其作用的研究述评》等等。
四、争论与期望
与会专家学者在交流的基础上，对一些焦点问题也作了深入讨论。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比较研究中如何把握主干细节的取舍。一些学者认为，应以比主干为主，通过主干比较可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有一些学者主张重视细节比较，认为通过细节比较可以得出特殊性的认识。认为既要主干又要细节的学者也占有一定比例，他们认为主干与细节的取舍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二是如何认识中西史学特征。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史学重个性化，而中国史学则政治性强。对此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西方史学政治服务色彩与中国史学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中国史学理念有无规律可循。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史学理念并无规律可循，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完全是因史家的主观随意性而定。另一些史家认为中国史学理念是有规律可循的，既与社会背景有关，也有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争论，如怎样认识《四库全书》的价值问题、公度性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适用等等。
瞿林东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了史学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史学——人类的一个精神家园”论题，指出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借鉴，历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历史学是人类的一个精神家园，以此勉励与会的史学工作者树立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良史之忧而忧天下。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对我国的比较史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广大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研究者来说，既是一次交流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的良好机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通过这次沟通和交流，不仅了解当前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而且将对21世纪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5—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