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松[1]2001年在《新华纪游文学的现代意义》文中研究指明新华文学和她的前身马华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纪游文学起步早，在新华文学发韧期即己出现，时至今日已呈大潮局面。它的醒目存在直接诱导今人重新认识和评价新华文学。 本研究专就(新华)游记这一文学体裁展开，研究对象细小而清晰。学术界迄今尚无人对新华游记做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本文将新华纪游文学划分为叁个历史阶段，即：战前至战争阶段(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战后至自治阶段(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建国以后阶段(一九六五年至今)。叁个阶段历时近一个世纪。在划定阶段后，本文对叁个阶段的游记作品做细腻阐析，期以梳理出新华纪游文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美学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和总结，进而推导出新华游记作品在“游”与“记”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文学史被理解成时代背景，作家作品乃至作家生平逸事的汇编。此一修史范式，特点在于重史料与常识，忽略了对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的把握。本文以一种现代意识，对新华纪游文学做全景式回顾。既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研读，又致力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脉络的捕捉。目的就在建立一套关于作家作品的位置作用以及阐释纪游文学现象的理论和操作程序，将游记作品按更小的如内容、风格、抒情等单元逐层分析，而后一一嵌入相应位置之中，加以玩味品评，并在理论层面上回答有关问题。现代意识要求我们对纪游作品进行整体观照。首先，要从单一文本解读分析起手，进而朝群体文本合拢，归绎出总体风貌。换言之，也就是从特殊的现象向一般的规律掘进。在此基础上竭力梳理总体面貌所展示的审美旨趣和艺术倾向，同时，参照“还熟为生”法重新凫入文本，细细分辨其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做到对审美启智的统摄互证，从中把握新华纪游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现代意义。
邓集田[2]2009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文中指出本文主要以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出版情况进行大致摸底,并以这些统计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情况进行扼要描述与分析,目的是为今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些基本数据和宏观视野上的参考,同时也试图揭示出文学出版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深刻联系。考虑到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对文学出版研究的意义尚心存疑虑,本文第一章选取了四个事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局的角度,对文学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比如在清末民初新小说的兴起过程中,学术界历来强调梁启超的理论倡导抑或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梁氏的“小说界革命”极有可能就像此前傅兰雅的新小说竞赛一样欣然而起、黯然落幕。事实上,清末民初中国文学之所以会成功实现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基本转型,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学出版模式在此出现了千年之变——从此结束了手工印刷的时代,进入了铅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文化时代。铅字排版机械化大大降低了文本制作与传播的成本,使文学出版资源由王公贵族手中转移到平民手中,中国文学亦从此真正结束了贵族文学时代,进入平民文学时代,整个文学活动机制也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突出现象,即频频发生“意气之争”和文学社团林立,很大程度上就和中国现代作家对文学出版资源和生计资源的激烈争夺有关。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分布格局极不均衡,也主要是由现代文学出版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所导致的。比如说,上海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时我国70%以上的文学出版资源聚集在上海;在中国各省市作家中,江苏和浙江籍作家在人数和文学史地位上占绝对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江浙自古多文人,另一方面也和江浙籍人士在上海出版界占据绝对优势密切相关。1949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文学出版模式的转型——由市场经济出版模式向计划经济出版模式转型,其中,通过对出版体制的国有化改造,国家成功控制了文学出版资源以及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途径,从而实现了对文学发展方向的强有力控制。本文第二章至第四章即主要对晚清民国时期我国的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出版情况和各主要出版机构的文学出版情况进行具体的统计和分析。其中,第二章讨论文学期刊出版情况,主要包括文学期刊出版的总体规模、发展阶段、平均存活时间、办刊形式和地域分布情况等等;第叁、四章讨论文学书籍出版情况,其中第叁章主要讨论文学书籍出版的总体规模、变化趋势和地域分布情况,第四章主要讨论从事文学书籍出版的出版机构数量和一些主要出版机构的文学书籍出版情况、现代作家人数和主要作家的出书数量和排名情况、以及翻译文学书籍的译源国分布情况等等。这叁章的统计数据将会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是一个向上海和江浙作家严重倾斜的平台。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和空间分布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的文学出版格局中,上海确实占据着显赫地位。这样的文学出版资源分布格局,使得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格局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一部上海现代文学史,几乎就相当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抗战爆发前就更是如此;同时,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性格,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特质的生成等等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二,从作家角度来说,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文学出版资源的占有上,江浙作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为在其时上海的出版业,由江浙籍人士创办和主持的约占75%以上,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人和主要经营人基本上都是江浙人,具体到文学出版方面,据笔者统计,在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出版100种以上文学书籍的18家出版机构中,有14家均由江浙人士创办或主持,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等。其时我国文学出版业总体规模较小,且有鲜明的同人化特征,故人际关系在文学出版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而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活动中,地缘因素又是最重要的凝合因素之一。具体到文学刊物和出版机构的稿源选择上,圈内稿和推荐稿一般都占主要优势,这就使得在地域空间分布上本来就极不均匀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更加向以江浙籍人士为主的优势作家群倾斜。江浙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很大程度上就与此相关。比如据笔者对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两种现代文学史着作,即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和范伯群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统计,书中重点介绍的204位作家(二书合计)中,江浙籍作家共有92人,占总数的45%,若加上7位上海籍作家,则江、浙、沪籍作家约占现代作家人数50%,叁地作家就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带上了鲜明的江浙特色与海派风格。另据笔者对晚清民国时期华东、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所拥有的文学出版资源量、以及上述两种文学史着作中204位作家籍贯的统计,发现这六大地区拥有的文学出版资源总量和重要作家人数刚好成正比,其排名情况和所占比重几乎完全一致。非但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中,作者在描述现代文学创作情况时,对作家对象的选取及其对多数作家的叙述篇幅,也基本上和其时各作家所出的文学书籍种数成正比。这一现象,显然不应以纯粹的巧合来解释,而在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和文学史书写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简言之,谁掌控了文学出版资源,谁就在现代文学活动中就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在文学史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余礼凤[3]2011年在《雅俗之间：徐吁小说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舒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港台和海外华人界享有盛名,拥有大量的读者群。驰骋文坛五十年,徐吁共留下500多万字的小说作品。2008年,在徐吁诞辰100周年之际,其作品首次以全集的形式登上大陆出版社,上海叁联书店出版了16卷的《徐吁文集》,其中包括8卷小说、4卷散文、3卷诗歌、1卷戏剧。徐舒的作品以雅俗共赏着称。他的小说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将雅俗两种因素成功地运用在小说的叙事、文体、语言等形式中,真正实现了雅俗的融合。其小说雅俗共赏的品格已成为一种境界,研究徐舒小说雅俗境界不仅对于文学摆脱边缘化的命运开辟新的写作途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作家摆脱“曲高和寡”的怪圈束缚,朝着多元化的创作趋势发展意义重大。本论文由对现代文学转型及其流变这一文学史背景的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转入对徐舒小说的分析,深入地探讨雅俗因素是如何在叙事、文体、语言等方面影响徐吁小说创作、构建徐吁小说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徐吁雅俗共赏的小说创作模式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论文共有引论、主体部分的五章和结语七个部分引论部分简要地分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徐吁在文学史上的处境与命运、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交代论文选题的相关情况、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为“现代文学转型及其流变”。一个艺术形象的生成是离不开主客体的,因此这个部分主要是由辨析雅俗含义及其关系入手,转入分析影响现代文学转型及其流变的原因和条件。每当文学因为日益典雅高深而失去民间的生机和远离民众的兴趣时,俗文学便会在理论上向雅文学提出挑战,争取自己在文学领域的一席之地,力图动摇雅文学的正统地位。在俗文学的强大攻势下,雅文学只好放下原先死板板的长面孔和说教嘴脸,改向民间或民众文学汲取滋养,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接近民间或民众形式以适合大众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心理。现代文学的俗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正是在现代文学俗化转型的生态环境下,徐舒形成了自己的雅俗文学观和雅俗创作模式。第二章为“身处雅俗转型中的现代作家徐舒”。本章由徐吁的生平、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入手,简要地论述了徐吁的雅俗文学观,及雅俗在徐吁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为正文部分的论述作理论和背景铺垫。正是在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产生了徘徊在雅俗之间的现代作家徐吁。第叁章为“徐舒小说叙事特征上的雅俗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小说称得上是一种叙事艺术。所谓“叙事”,即采用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来表达一个故事。不少结构主义叙述学家将小说分为“故事”与“话语”两个层次,前者为叙述内容,即所表达的故事。后者为表达故事内容的方式,也就是故事的叙事技巧。徐舒的小说是以故事“着称”的。他的小说通过一系列叙事技巧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本章从叙事模式和故事模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徐吁小说在叙事特征上的雅俗性。第四章为“徐舒小说文体特征上的雅俗性”。文体是文本构成的重要因素,是作家的文体意识在创作中的一种表现。徐吁是个文体兼备的作家,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样样都来,样样都精。他的作品完全打破了各文体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各体兼备、混融交杂的状态。读徐舒的小说,你总能感觉各种文体与艺术混杂所带来的魅力：在这个以小说结构的文体中,有诗歌的语言与意象,有散文的蕴藉与意境,有戏剧的对话与布景,还有哲学的沉思,……既有低俗文体向高雅文体的渗透,高雅文体向低俗文体的渗透,也有各种文体混合互渗。徐舒把不同文体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并发挥到一种圆融、甚至极致的程度。本章主要以徐吁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徐舒小说在文体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雅俗性。第五章为“徐吁小说语言风格上的雅俗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存在家园。离开了语言,文学将无以存在。徐吁小说的语言将诗性与通俗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满足文人学者的语言要求,又适合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真正做到雅俗共赏。本章将运用语言学理论,探讨徐吁小说在语言风格上的雅俗性。结语部分分析了徐舒雅俗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和影响,并指出,作为一个在时空上,横跨现、当代文学领域,在地域上,历经港、台、大陆及海外各个区域的作家来说,徐吁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绩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别具一格的雅俗共赏的小说创作模式。其雅俗共赏的成功实践不仅影响了40年代的文学史和港台作家,而且对当代乃至今后的文学史也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指明了文学发展的道路,文学只有雅俗共赏才能摆脱因“曲高和寡”而带来的逐渐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也成为后世作家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焦宝[4]2014年在《晚清民国报刊诗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815年第一种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报刊开始进入中文世界。自兹始，中国文化开始借助报刊传播。以文学传播而论，报刊出现与勃兴的晚清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性总结与新变之时代。诗创作上，同光体诗大行其道，其后有梁启超等人借助报刊之传播力倡导“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此后南社诗人群体的崛起以及与同光体宋诗派诗人之间的交锋等等，代表了晚清民初时期诗创作的繁荣；词创作方面，晚清四大家的词创作是清词的殿军，与此同时，有大量的词作通过报刊发表，表现出新颖特质，直至民国之后词学研究和词学创作出现专刊；古文创作上，桐城古文风行，此后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报章体”对桐城文风构成冲击，报刊传播推动着演说及白话文运动发展，可以说，传统文学的创作活动也同新文学一样，在报刊新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变革景象。目前，对于晚清以迄民国时期的报刊文学，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报载小说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则，晚清的时代，诗词是占据着报刊版面很大篇幅的，报刊刊载的诗词以及相关文献，亦是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晚清民国时期报刊诗词研究，学界实已有关注，但相关论文不仅数量极少，研究亦不成系统，少数研究集中在几种大报或“诗界革命”等诗史“节点”上。本文力求对晚清民国报刊诗词做一通观之扫描，以冀形成较成体系之研究。第一章，关注报刊诗词与晚清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从叁方面入手：一是从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入手，以见诗词中西方文化在华演进之轨迹；二是对商业报刊主要是《申报》文学附张刊载诗词进行考察，以见报刊传播所带来的诗词文化变革；叁是以女性报刊刊载诗词为中心，选取陈撷芬及其《女报》（《女学报》）刊载诗词为具体文本，分析报刊诗词与晚清社会的女权运动、女性文化之关系。第二章，考察报刊诗词与晚清维新自强运动。晚清维新自强运动，一改由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而触动中国文化之根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了积极的活动。本文以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主持的《清议报》所刊诗作为中心，对《清议报》中的主要诗人进行了较为详细之考论，当有一定价值。第叁章，专论报刊诗词与晚清以迄民初的文化变局。以梁启超在1902以后所办报刊刊发的诗词为线索，对这些报刊上的诗人诗作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诗界革命派、同光体派、南社诸子，不仅其诗作中表现出的政治与文化态度之变迁值得深思，并且可以确认，无论采取怎样的诗学策略，他们共同的努力方向，正是激发中国诗歌在文化变局中的活力，而他们的诗学分化，大半并非是诗学渊源的迥异，更多是源于文化变局中的不同选择。第四章，论报刊诗词推动着诗词在汉文化圈的影响。论述以民国时期日人在大连所办之《辽东诗坛》为研究文本展开。《辽东诗坛》刊发了大量中日两国诗人的作品，其中不乏两国诗界之第一流诗人，他们在诗文中表现出的对汉文化的认同，提示我们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对于推动诗词文化作为汉文化圈共同文化遗产产生的重要影响。系统整理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诗词并进行深入之考察，可以发现，报刊刊载诗词数量众多，质量虽泥沙俱下，但不乏大家力作。报刊诗词虽是诗词史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其自身发展与演进之历程。报刊诗词经历了早期外国传教士报刊的偶然为之，到商业报刊开辟专栏或附张以聚拢作者与受众，再到《清议报》、《新民丛报》及《国粹学报》等报刊刊载诗词对诗词史产生重要影响，直至民国后诗词专刊出现的过程。从整个诗词传播史来看，报刊诗词带给诗词传播的是由群体传播向大众传播的改变，在诗词传播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
陈璇[5]2014年在《叙述与确认：民国时期新诗选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以新诗选本编选过程中的问题揭示和难点辨析为联接点,为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新诗选本做一个整体性的梳理工作。在研究上主要着眼于新诗选本本身,一方面将新诗的编选行为看作是一项与新诗批评密切相关的文学活动,一方面又将其视为一种争夺新诗话语权、拓宽新诗表达空间、建构新诗现代形象、塑造新诗经典的诗学活动。因此,新诗选本得以形成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以及选本中所反映的时代性诗学命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围绕“新诗选本如何叙述并确认新诗的合法性”这一问题展开,每章设立特定的主题和个案,以此考察选者的编辑立场、编选方式、选本的言说机制以及这种机制背后的诗学和社会学动因、选本的传播及对新诗形象的影响等要素。研究方法以比较、还原、分析等细节化的考证方式为主,以定量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相结合来一步步地揭示这一问题。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关注新诗选本与新诗合法性地位的争取,主要以最早的两部新诗选本《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为切入点,来谈它们对新诗合法性地位的争取和自证；第二章考察新诗选本与新文学成果的维护问题,通过对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中的编辑策略、诗学价值和经典运作的分析来谈这部选本对新诗形象的建构及影响；第叁章则从国语教育的角度论述新诗选本与国语教育的推进问题,以各类教学用新诗选本和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新诗进入国语教学这一现象为基础,结合教育制度、教科书的编排、以及现代书局的出版等问题,来谈新诗资源是如何被有效利用并推进国语教育的发展的；第四章以民国时期出现的四部女性诗人新诗选本为主要论述对象,试图分析女性诗人的表达方式与读者的阅读消费模式及其文学史境遇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从新诗选本与新诗的历史化叙述的角度,分析新诗历史图景建构的过程及方式,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性；第六章主要就同人新诗选本的出版与流派意识的张扬这一问题,考察同人新诗选本在编次、删选的过程中对自我的定位、叙述与规划,以及对新诗话语权的掌控。通过从这六个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角度,对新诗选本在编制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诗学性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新诗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内在依据和文学理路也逐渐明晰起来。
王晖[6]2002年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文中认为本文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作为论述对象。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所切入的视角。文章在充分肯定近百年来以社会一历史批评为主导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格局的同时，又指出其存在的潜在危机。力图以文体学为基本框架，建立一个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与传播学等理论在内的言说平台，以描述和评价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实现形式批评与价值批评的整合，显示报告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维度。并在文体学语域内，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重新诠释为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 第二章则主要对报告文学文体最为直观的呈现层面——体裁及其语言体式的流变态势、特征与基调进行考察。体裁变迁尽管常常显示出不确定性，但最终却促成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清晰与明朗。语言体式的趋态表现为由早期的外指性叙述语体走向外指性与内指性语体及其它语体形式相互兼容的过程。其特征主要指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写实、简洁与谨严基调之上，语体还出现雄浑悲壮和明朗绚丽两种间色。 第叁章从文体学与叙述学的交叉要素——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者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讨论报告文学文本构架的动态运作。它们所组构的叙述模式在百年的时域中，体现为一体到多元的总趋态、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阶段性更替以及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等特点。 第四章主要考察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构的文化语境，在报告文学这一文化存在历时态的生存与流变中的动力性推动及其影响。以报告文学内在意蕴的变迁来说明其作为“时代文体”的根性与个性。报告文学摘要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文体所呈现的对现代性的追寻，表现于启蒙与建构、救亡与图存两大主题之中。而对其的反思则表现在对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背离现代性“主体的自由”之核心的缺失的焦虑与批判。由左翼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过渡到多元或多层意识形态，是百年中国大陆报告文学文体内蕴变迁的一个明证。 第五章分别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制作与传播层面，揭示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写作主体体裁意识的消长和身份变迁给报告文学文体带来的影响，以及媒体变化对报告文学的正、负面冲击。前者集中在“写什么”即文体规范的本位坚守，“怎样写”即叙说方式的创新实验，以及作家型与记者型、大众型与军旅型写作主体对文体的影响等问题；后者则描述出报告文学文体成为印刷媒体时代的产儿与宠儿、视觉媒体冲击下报告文学的困境等侧面。
薛方媛[7]2016年在《徐珂及其词研究》文中提出徐珂作为晚清民初活跃在沪上词坛的着名词人,不仅词作颇丰,在词学思想方面也有建树。然而前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文献编纂和史料考索方面,徐珂的词学成就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一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着力于考察徐珂生平、交游以及词社活动,在此基础上,介绍其词学着作和词学思想,并对其词作进行背景分析和文本细读,以评定徐珂词的特色和成就,考察其在民国词史中的地位及影响。本文立足于徐珂词研究,并借此管窥晚清民初沪上词人群的事略、交游和思想状况,以期能够了解此期沪上词坛的风貌,补充完善民国词史。论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介绍徐珂的生平、交游和词社活动。在交游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师友,如谭献、况周颐、夏敬观等人,尽可能地考察其在词学上与徐珂的互动。对徐珂的文社活动进行考论,勾勒其参与南社、淞社、舂音词社的文社生涯概貌,揭示文社活动对其词作的影响和民国沪上文社的概貌。第二章主要介绍和分析徐珂的词学思想,结合相关词学着作进行论述。主要针对词学论着《清代词学概论》和《近词丛话》,并简要介绍选本《历代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和《历代闺秀词选集评》中的词学主张。第叁章介绍徐珂词集和词作概况。对徐珂词集《纯飞馆词》、《纯飞馆词续》、《纯飞馆词叁集》的流传和保存情况进行概述,对词作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貌进行分类评论。重点评述其闺情词、伤春悲秋词、纪游词、政事词、咏物词和题画词。最后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说明其人其作的词学史价值。
赵醒[8]2006年在《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文中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国关注文化研究的当今，尽占地利人和优势的中原之于中原文化研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在建国以后出版、刊行了许多，狭义文化所包含的文、史、哲、民间文化和文化专题类论着在已过去的五十余年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笔者主要以《全国总书目》、《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图书总目录》和其他相关书目类文献为资料来源。共对302部1949～2005年间出版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进行研究和叙录。另有330部笔者仅收集到部分信息而未能亲见的论着，收入存录部分。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着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着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着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时代受到关注情况的变化。同时，这些论着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记录性的论着较研究型的论着为多，褒扬性的文字较批判性的文字为多。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风格和水准，除了相对严肃、价值极高的学术着述，也有相对浅易、普及知识的随笔之作。此外，不同的论着也有着不同的着述目的，既有出于学术追求、研究兴趣者，也有旨在普及知识、促进发展者。 已收录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及相关信息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内容上看，各类相关研究论着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地域本位主义”倾向，强调本地域特色，而对与全体的联系重视不够；强调本地域优势，而对其他地域尊重不够；强调本地域目的，而对其他地域关怀不够；强调本地域“贡献”，而对文化创造的共同性认识不够。从风格上看，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论着多轻躁急切、主观人为、好大喜功、浮光掠影，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的是沉静笃实、科学客观、点滴积渐、深入深刻；前者的大量出现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并无更大积极意义，后者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会使中原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缓慢。
邓龙刚[9]2016年在《刘盛亚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刘盛亚是1930、4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中年早逝,创作丰收期主要在1930、40年代,代表作有《小母亲》、《夜雾》、《地狱门》、《水浒外传》、《最后命令》等小说和《卐字旗下》等散文。他的文学创作主题鲜明,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有书写战争状态下的人性,有对旧中国社会的批判,有对新中国的颂歌。1951年夏季,刘盛亚因发表小说《再生记》而受到“有组织”、“群众性”的文学批判。这场历时半年左右、进而改变刘盛亚命运的区域性文学批判,被称为“《再生记》事件”。虽然是一个区域性事件,但早于对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几乎同步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特别是引起了意识形态最高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体制下具有全国性意义,有经验也有教训。综合考察“《再生记》事件”,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1950年代的发展历程,它应是一个解释时代规约下作家矛盾处境的典型案例。新中国是刘盛亚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他创作的题材内容,从关注普通人命运、抨击专制统治、揭露不合理社会现实转换到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由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转移到赞颂翻身作主人的新人物,艺术表现则由对社会、人生的冷竣描绘转型到注重感兴、热情奔放。刘盛亚文学创作由“内”向“外”、由“冷”向“热”的转折性变化,形成了前后期迵异的创作风格:前期悲凉忧郁,后期热情明朗。这种变化是刘盛亚鲜明的情感倾向所致,是贯穿在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作家内心情感与现实生活、与描写对象的融汇契合而后爆发的扩张穿透力。无论是悲凉忧郁还是热情明朗,都契合时代特征。刘盛亚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技巧。一是人物塑造注重多重性格呈现与场面、对话运用,笔下的各色人物尤以不合理制度下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最为出色,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二是心理描写注重化用民族传统技法,人物心灵历程与情节推进、气氛渲染融为一体,剖绘人物心灵世界、肖像和言行较为精细,善于发掘、表现人的潜在意识,呈现“凡人心思”。叁是以激情叙述的方式写景状物,化景物为情思,情景一致,同时多采用诗化的语言,作品散发出既平实自然又酣畅热情的抒情气质。刘盛亚虽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鲜受关注的作家,但梳理他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他以文学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成为同时代中国作家中反思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同时,他还沿承了“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精神,悲悯芸芸众生的命运,文学创作透射出浓浓的平民意识,抵向了“文学与人一致”的境界。
高传峰[10]2016年在《新文学的反动》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共有叁股力量,分别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学衡派”和后期“甲寅派”。长期以来,在新文学史上,他们是以守旧、落后的面目出现的。人们对他们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国学热”,人们在这时才开始真正关注“学衡派”。《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的出版让人们对“学衡派”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学衡派”已经倾注了较多的关注,涌现出了诸如沈卫威、高恒文等好几位“学衡派”研究专家,但是“学衡派”的研究却还有很多不足。同时,“学衡派”只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力量中的一支,对于林纾等旧派文人以及后期“甲寅派”这两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学界仍然是忽视了。本文关注的即是整个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笔者试图对其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如果说一开始林纾反对新文学是被动应战的话,那么后来“学衡派”、后期“甲寅派”的活动则是主动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笔者在论述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选择了反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叁个重要年份,即1919年、1922年、1925年。1919年,林纾与新文学阵营的对垒胜负分明,林纾败局注定。整个中国旧文学的堡垒,也从这一年开始土崩瓦解。1922年,聚集在南京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骗等“学衡派”核心成员,出版了第一期《学衡》。以《学衡》为中心,“学衡派”之反新文学运动持续了十余年之久。1925年,章士钊再次恢复了《甲寅》,即《甲寅》周刊。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运动由此拉开帷幕。笔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分别以这叁个年份为中心,叙述了各股反新文学运动力量的相关重要活动。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各股力量是分散的,他们彼此之间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但是,他们都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叁股力量又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同属于一个阵营。中国反新文学运动不应该被完全否定,文学史需要给予其重新的评价和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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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D]. 王晖. 苏州大学. 2002
[7]. 徐珂及其词研究[D]. 薛方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D]. 赵醒. 郑州大学. 2006
[9]. 刘盛亚文学创作研究[D]. 邓龙刚. 西南大学. 2016
[10]. 新文学的反动[D]. 高传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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