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玉[1]2009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一个自然而又重要的结果就是接触双方的语言发生词汇、句法甚至语音和语用等层面的变化。英汉语言接触中“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就被称为“欧化的语法”(王力,1985：460)近年来,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强势语言,使现代汉语发生了较为显着的“欧化”。客观地说,这些“欧化”一方面给汉语的健康和发展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汉语的丰富和完善带来了新鲜的血液。然而,“欧化”这个原本自然的现象从被认识的那一刻起便被赋予了太多的消极含义。英汉翻译作为英汉语言接触的重要手段之一,必然与汉语的欧化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成了欧化现象的“出气筒”,而欧化的译文更是毫无怨言地成为了众矢之的。那些“蹩脚的”、“估屈聱牙”的欧化译文固然应该批评,但是正如“批评”这个词本身一样,人们更多地注意了缺点和错误,而严重忽视了“评论判断”和“优点长处”这两层涵义。事实上,欧化的翻译除了“蹩脚”,还可以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特殊的表现力；而那些的确“估屈聱牙”又无任何价值的译文也不是仅靠批判就能改善。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正视欧化翻译问题、积极深入地研究欧化翻译现象是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对翻译事业本身如此,对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也是如此。本研究以翻译学为核心,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充分利用语料库方法的优势,对当前英汉翻译中出现的欧化翻译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欧化翻译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描写和挖掘。新兴的接触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给本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此外,研究中还借鉴了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汉语研究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九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基础铺垫、研究主体、拓展研究及研究结论。基础铺垫,包括前两章。第1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然后对相关概念和术语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接着对研究的价值、创新、目标及方法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评估和介绍。第2章主要从与本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领域入手,介绍并评述了接触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及汉语研究等研究中的主要研究文献,还特别对语言学研究中从静态的规定性“标准”走向动态的描写性“规范”作了回顾和评析。研究主体,包括第3-6四章内容。第3章对欧化翻译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不仅从内部机制和外部影响两方面论述了欧化翻译的必然性及合理性,还列举了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概念,并进一步讨论了区分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必要性及其一般原则。第4章详细介绍了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及检索、统计和分析工具,重点讲述了英汉翻译译文语料库的建设方案与过程。第5章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从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对译文中出现的典型欧化案例进行了大量的语料库统计和语言学分析,总结和评估了汉语译文受英语语言词汇及句法结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英汉语言接触的确能够导致汉语译文出现欧化,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欧化具体表现认识尚存不足,人们的主观感受也不完全正确；定性分析的结论虽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也有不少需要纠正的看法。第6章就语料库研究的结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公众对欧化译文的喜好和敏感程度。它不仅是语料库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区分积极欧化与消极欧化的重要标准。拓展研究,包括第7、8两章。第7章和第8章分别从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角度出发,结合以往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的语料库与调查分析结论,对译文中出现的欧化现象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分别研究了积极欧化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和启示以及消极欧化译文的优化策略。研究结论。第9章简要地总结了研究成果,提出我们不仅应该正确对待英汉接触和汉语欧化,还应该正确认识翻译中的规范和创新,从而促使英汉翻译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本章最后还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思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详见1.4)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研究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静态转为动态,从消极转为消极与积极并重。这样一来,对欧化翻译现象的研究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研究问题的结论也就更加全面而客观。第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善。本研究充分利用了标注语料库的价值,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优势,用大量真实的译文语料对欧化翻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用更为丰富、可靠的结果对现有定性研究结论进行了必要的检验和修正。第叁是研究视角从单一的语法研究扩展到语法、语义、语用叁个平面的研究,使欧化翻译的分析、积极欧化的价值认定及消极欧化翻译的优化策略都成为立体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第四是研究对象明显扩大,从自建译文语料库到参考语料库再到最新的电视节目语言案例,研究中不仅包括了书面语,还有口语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新案例。种种努力对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欧化翻译现状起到了很好的保障和补充作用。本研究的理论价值(详见1.3.1)在于将语言接触因素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评估英语对英汉翻译造成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翻译学和接触语言学理论研究进行了相互补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调查结果纠正和补充了欧化翻译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偏见,筛选和确定了欧化翻译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和重点；纠正对欧化翻译的片面看法,大胆提出“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理论模型、分类原则及动态规范；本研究的实践价值(详见1.3.2)主要体现在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与教学领域、现代汉语研究及政策制定、对外汉语教学、辞典编纂和语料库建设等领域,对帮助普通的语言学爱好者及广大公众了解欧化翻译、自觉使用规范汉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主要价值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对翻译研究而言,本研究初步摸清了欧化翻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及规范制定,为今后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基础性工作；同时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论对直译及异化研究的深入能够起到重要的提示作用。对翻译实践与教学而言,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有助于翻译工作者了解新时期翻译工作的新要求,还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和案例资料,拓展了翻译批评的思维空间和参考规范。对现代汉语研究及政策制定而言,语料库调查结果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发展现状,预测其演变趋势,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做好准备工作；而问卷调查结果则提示,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政策制订方面需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公众意愿。此外,本研究还可以帮助汉语教师和外国学习者(特别是来自英语国家的)了解英汉语言接触及影响,正确把握正、负迁移及其动态规范；研究使用的语料库除了可以为类似研究直接提供资源之外,还为汉语语料库的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新外来词语的译介原则还可为相关辞典的编纂提供参考。
周志军[2]2013年在《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英源外来词的汉译》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汉语中出现许多外来词,尤以源自英语的外来词为多。外来词不断引进新的概念和思想,丰富本族语言,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目前,关于外来词的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研究很多,但多停留在音译、直译、意译或音译加解释、直译加解释等层面,通过对外来词的音、形、义以及汉字本身的特性,对外来词的翻译做出分析,鲜有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进行阐释的先例。同样,生态翻译学理论目前多用于理论研究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很少有文章将此理论应用到外来词的英汉翻译研究中。本文认为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外来词的产生、演变和消失与自然界的进化法则既相似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生物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法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中的外来词现象。外来词的翻译也是不断适应与选择当下生态环境的动态过程。生态翻译学首次将达尔文进化论的原则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来,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本文试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探讨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英汉翻译。将外来词的英汉翻译与生态翻译学理论相结合,分别运用生态翻译学中“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以及“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叁维转换理论,从外来词英汉翻译的过程和翻译原则及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本研究的意义是为外来词的翻译开辟一个新的视角以优化外来词的翻译。本文作者将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不同时期汉语吸收的英源外来词进行考察、研究。在语料收集的基础上,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不同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英源外来词的翻译特点及演变规律,探析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外来词翻译中的运用可行性和方法,总结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未来外来词翻译的启示。论文共分为6个部分。开篇导论对本研究的选题背景、选题的意义和目的、主要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以及本研究的构成进行了概述。正文第一章概述以往外来词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情况,介绍外来词的定义、英源外来词的分类。第二章探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外来词翻译的指导作用,首先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焦点,然后从生态环境适应性角度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外来词生存特点、翻译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找出生态翻译学运用于外来词翻译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最后探索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外来词翻译的原则、翻译方法、翻译过程及翻译标准的指导作用。第叁、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叁章主要运用生态翻译环境和生态翻译学叁维转换的翻译方法结合实例阐释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外来词翻译中如何运用,首先分析了当前外来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环境,然后从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进行细分,详细探索与各维度相适应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第四章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未来外来词翻译的启示,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首先分析外来词未来发展的趋势,然后将传统的外来词翻译策略与生态翻译方法结合以翻译外来新词,同时也对外来词译者提出要求以期优化外来词的翻译。结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分析研究中的不足,并对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展望。
钟吉娅[3]2003年在《汉语外源词》文中认为在现代汉语研究中，词汇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与语音、语法研究相比，汉语词汇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至今未理出头绪，研究方法陈旧落后，语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也十分欠缺。而外源词，作为词汇研究中的一个子集，其涉及面虽然广至历史、地理、文化、社会、语言、民族、翻译等诸多方面，但门庭却一直显得冷清。已有的研究角度狭窄，有些方面甚至还是空白。即使是在较为热门的审度外源词的资格和考察外源词的构成上，几十年来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外源词的定义、界定和分类、日语汉字词的归属问题等等仍未得到解决。因此，较为全面地对这个依然冷清、看似窄小实则宏大的领域进行研究，以期在成果的梳理和语料的描写、分析基础上进行一些解释性研究，并有所补白和创新，就显得意义重大了，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研究的论题、目标和方法，本研究的结构和所采用的素材以及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第二章对汉语翻译和外源词产生的历史进行历时的爬梳，对它们进行分期；第叁章对我国外源词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对迄今为止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理论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外源词”进行重新审视，提出自己的一套术语和界定分类标准；第四章对作文本文语料库的四本词典的全部词条进行从来源、内容、分布和音节构造等多方位的量化统计，旨在通过客观翔实的语料数据对外源词引进的历时面貌获得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认识，为在稍后的章节中验证我们的叁个假设作好铺垫；第五章进行的工作是探究转写词，即语音转写词和意义转写词的转写方法，我们还把来自英语的原词与对应转写词的音节进行对比，分析其内部结构，还在语料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转写词在语音、构词、语序和文字四个方面的汉化情况做重点考察，分析汉化的原因；第六章对日语借形词和字母词的类型、内部构成和汉化情况进行考察，用对比的方法，对日语汉字词的汉化方式从语音、构词、文字的角度进行汉日对照分析，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汉语词汇中“看不到”日语汉字词，从而怀疑其外源词资格的原因；第七章对汉语外词源的引进方式、转写方式、词义等方面的演变进行探讨，就外源词对汉语构词法产生的影响作出分析；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总结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具有的价值，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和缺陷。
蒋淞宇[4]2017年在《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两岸语言的对比研究较为火热,而且成果较多,但是“英源外来词”的对比研究还很少见。“英源外来词”的研究视角仍然比较传统,主要包括分类、借用方式、本土化过程等几个大的方面。从形式和意义出发对两岸的语言进行比较的对象大部分都为汉语本土词汇,而且大多数集中于“同形异义词”的比较研究。对于“异形同义”这个角度的研究甚少,加之“英源外来词”这个专题,其范围更小,研究目的更加明确。文章综合使用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包括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统计法、列表法、语料库法、田野调查法等结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进行研究。论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定义了“异形”“同义”“英源外来词”叁个概念,从词形出发对词义进行比较,从词义出发比较词形。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观测两岸英源外来词呈现出的异同趋势及其原因。就文章主要内容来说,文章一共分为五章,每一章内容都紧密相连。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章介绍了论文写作的背景,也就是两岸在吸收英源外来词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还介绍了论文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并且解答了论文写作时可能面对的难点。第二章为定义部分,对“异形英源外来词”这个概念进行分解,在查阅资料和引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别解释了“异形”和“同义”。具体解释了本文的“异形”和传统意义上的“异形”的不同之处,分别举例说明了“完全异形”和“部分异形”两类情况。而“同义”主要采取的观点是葛本仪的观点。对“同义”的解释也并在此基础上完整解答了什么是“异形英源外来词”。第叁章是对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进行的书写形式上的比较,这个比较是以“同义”为基础,把“英源外来词”进行分类,主要探讨了等义的英源外来词和色彩意义不同的英源外来词在书写形式上出现的不同情况。在探讨之后,借鉴了台湾竺家宁的研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是,两岸的英源外来词的确存在很多的异形同义的情况,部分异形的英源外来词在数量上比完全异形的英源外来词多很多。拿英源外来词内部的书写形式——字的差别来说,更多呈现出来一字之差、二字之差。这一情况又说明了两岸其实在同一个语言背景之下,外来词的借用具有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也是两岸语言实现统一规划的一个必备的条件。除了用字上的区别,本章还简单涉及到了两岸英源外来词词长上的对比,综合分析来看,台湾方面更加倾向于简单化,尤其是音译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台湾方面更容易在语音上简省,而大陆的“一音节一汉字”原则则比较明显。第四章对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在语义上进行了比较。以“完全异形”和“部分异形”为基本框架,研究了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在词汇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上面的区别。词汇意义的比较从义项不同的比较出发,分析了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了义项不同的原因。语义上的比较,最为不同的还是色彩意义上的区别,文章对色彩意义进行了分类,其中比较明显的差别的是“外来色彩”和“本土色彩”。这两种色彩的产生主要也是翻译方法,尤其是用字文化上面的区别。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台湾方面语言的本土色彩更为浓郁,这和其本土语言的保存以及汉语文化的弘扬有较大的关系,大陆方面英源外来词的外来色彩比较浓郁,主要是由于翻译传统和语言的开放性引起的。最后,还对两岸的异形同义英源外来词进行了语法意义上的比较。从词类的借用等级出发,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在语法意义上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我们能找到的例子也寥寥无几,这不是文章对比的重点,但是语法意义的比较却给我们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第五章从应用的角度出发对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进行了分析,从翻译活动、用字文化和应用领域叁个大的方面出发对其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翻译活动,以及从“归化音译”和“异化音译”两个角度说明了两岸翻译活动的不同,翻译活动的不同是形成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的主要原因。其次,用字文化的分析,主要从一些专有名词入手,文章主要以《汉语外来词词典》为语料,解释了音译人名的用字文化,相关药品类用字文化,化学元素用字文化,简单涉及了生活类英源外来词的用字文化。两岸在英源外来词上的用字文化有所差异,其实也和两岸的政治关系有关,这在文章中有相关论述。除此之外,我们从语义出发,给异形同义英源外来词进行应用领域上的分类,主要分为了生活、科技、商品、电影、地名、人名等几类,参照整体上英源外来词的领域,通过数量分析,观察二者的不同领域分布,得出结论是异形英源外来词的分布领域不如整体上的英源外来词分布领域广泛,而且拥有数量较多的异形英源外来词领域多为与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在台湾光复之后生命力比较强、发展空间比较大的领域。
王欣[5]2012年在《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借词的研究始终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借词的研究,许多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语言接触的理论框架下,对于英汉借词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和深入,中西方学者均有较多论述；对于借词接触产生阶段和吸收同化阶段的研究关注度较高,从文化、社会和语言学角度均有力作出现；对于英语中借词的研究多为历时的研究,集中于借词借入的时间和因素、音位等语音要素；对于汉语借词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考察借词的借用和翻译方式者居多；从语言文字的不同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的研究近些年来也越来越多,论述也较为深入。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中仍有一些薄弱环节，关于这一课题还有许多具有争议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英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基本上都只局限于对其结构、来源和意义进行描述,大多数是以文化语言学分析和社会语言学分析为主。单纯地罗列出借用词汇的途径、列举借词的米源,而不去揭示产生借词和借词意义变化的实质原因,并不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解释原则。英汉语借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儿方面：1)对借词语义及其演变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于借词进入目标语后语义的形成及语义的发展,关注度明显不够。2)多共时静态研究,动态研究关注不够。借词作为“异质成分”,在取得目标语词汇的资格后,需要在音、义、形等各方面进行重新“匹配”、改造同化,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对借词进行动态观测和考量；3)对比研究不足,尤其是认知框架下的英汉借词的对比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但都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且大多数是针对英语或汉语的单语性研究。借词在英汉两个目标语中各个阶段的认知模式所产生的借词变化对比研究未见。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20世纪后半期英语和汉语中出现且具有相当生命力的借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研究为主的跨学科综合实证研究方法,立足英汉语言事实,选取真实语料,研究借词和人的认知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英汉借词词义现象做出比较合理和全面解释,阐释了借词意义形成的内在机制并对比英汉借词词义在产生、同化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认知机制、民族认知心理和认知模式对词义制约作用的共性与差异,深化对语言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认识。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发现：第一,本研究的理论发现体现于：1)借词是人类多次认知加工的产物,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下,人们根据认知体验,结合认知模式与百科知识,对借词语义进行多次认知加工。同时,借词意义具有认知凸显性和理据性,其意义构建凸显了文化与认知理据。新的借词范畴最初总是产生于个体的认知活动,之后便是民族和社会成员整体对外来概念进行范畴化的过程,这需要一个社会的整体成员利用共性认识所形成特定的概念系统,作为人们已有的经验,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中。认知活动,通常以其所在社会规约性的经验认识作为坐标和参照,利用已有的认知经验,与新获得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新概念和概念结构。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认知选择如感知选择、心理频率的选择、心理图式的选择以及对外来词汇中义项的选择,起到关键性作用。2)借词是一个范畴连续体,词义的变化实际上是词义范畴的嬗变,包括原型范畴的嬗变、特设范畴的建构以及新旧范畴之间的互动。词义范畴嬗变的机制是非范畴化。借词构筑过程是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有着共同的认知机制,都体现了人的隐喻、转喻和类推思维。这些认知机制是潜意识的普遍的认知活动,是在常规化或凝固化的概念结构上进行的多轮的认知操作。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符合“语言经济原理”。借词的范畴嬗变就是启动认知行为,激活人们头脑中的百科知识和社会文化模式,借助上下文填充相关信息,并决定着最终的语义通道。第二,英汉语借词的范畴化与非范畴化过程具有显着的认知共性。研究结果符合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人的心智不是分离的、自治的,而是与人的身体的其他机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大致相同的,都会促成和限定潜在的经验。抽象概念和想象世界归根到底是根植于现实世界的身体经验,所以人的心智的产品,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称的、相通的”理论。第叁、在具有显着认知共性的同时,英语和汉语借词范畴的动态变迁过程中也分别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英语语言和文化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要远远大于汉语语言和文化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英汉民族对于外来借词的范畴化过程也体现了不同的惯性化思维与凸显优化思维,两个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及民族认知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第四、借词范畴化的普遍认知机制和认识论启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英汉借词的普遍认知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首次提出,借词是复杂的语言现象,并非由单一的心理机制所能够解释,在范畴化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的认知机制起主导作用。借词的认知机制作用揭示了联想与激活的相似性的体验本质(embodied nature),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感知与概念、经验与知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启示。本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以下儿点创新：(1)首次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英语和汉语借词语料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自建语料库；(2)首次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对英汉借词进行对比研究,对于探求借词认知模式的共性与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3)同时对借词现象进行综合多维度对比阐释和探索。本研究从英汉语借词的角度对人类认知方式的共性和个性做出了进一步的探索,以及不同文化对语言和认知的具体影响,对丰富和发展英汉语词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研究对于翻译、词汇教学和词典编纂也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肖月[6]2007年在《现代汉语西源意译词研究》文中提出意译词是表达外来概念或外来事物的,是从源语言中以意译的方式借入汉语中的词,它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译词进入汉语后对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意译词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在人们会因此对意译词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表现在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但是目前人们对意译词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研究者们在很长时间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意译词的归属问题上,而对意译词的其它方面,无论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都没有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本文对现代汉语西源意译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第一部分在总结前辈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意译词加以界定和分类,对意译词归属问题提出了我们的观点。第二部分对意译词的两种译法进行描述,同时对意译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多译并存现象进行考察,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第叁部分主要探讨意译词在进入汉语后所发生的变化。第四部分着重从语素、词、固定短语叁个层面分析了意译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第五部分主要对意译词规范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讨论。
周国猛[7]2008年在《现代汉越语外来词对比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外来词与越南外来词对比研究—以现代汉语外来词与越语外来词为主汉越语言在其语言发展历史过程中都曾借用和吸收了大量外来词,它们都各具特色。从对比的角度研究汉越语言借用外来词的现象,探究两种语言中外来词构成的源因、借源、分布、异同和特点及其与本民族语言融合的情况,总结其发展趋势的优缺点。对越南学生们学汉语和越语会辨别母国语与外来词来源问题更加了解,掌握,体会以便运用准确外来语,接纳使用但是不滥用,保护越南语言的纯洁。本文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绪论、正文、结束语和参考文献。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了本课题对比研究的现状、本课题对比研究的实践意义、本课题的材料、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以及论文的结构。正文由叁章组成:第二章:介绍外来词学术名称,研究成果,回顾了外来词借入的主要历史阶段、探讨了外来词借入的原因以及汉越外来词借源。第叁章:研究外来词被借入汉越语两种语言后的主要分布领域,比较汉越语外来词来源分布异同。第四章:本章分别从汉越语外来词的借词方式,汉越语外来词词义的外在演变以及词义、语体和修辞上的变异,汉越语外来词的特点和吸收与同化外来词的功能角度揭示外来词借入汉越语的优缺点。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对比研究的总结,并展望了外来词的发展前景。从外来词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汉越语外来词存在着许多相似性和一些相异之处。由于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近年内会趋于相对稳定,外来词的借入也会由中越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传媒的作用下,数量持续增加,同化的速度也会相对加快。特别是国际词语在汉越语中还会增多,英语外来词仍将是外来词来源的主流,英语外来词在两种语言中的流通领域会更加广泛。
党静鹏[8]2017年在《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文中提出词语借用是一个过程,是词汇项目从源语转移到受语,并经过竞争与选择而最终融入受语词汇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大规模语料库和称名问卷为研究工具,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英源外来词的借用过程进行考察,并揭示借用过程背后的机制。本文采用创新与创新的传播这一有关语言演变的理论模型,将外来词借用过程阐述为两个过程:跨语际的词汇创新与词汇创新在受语言语社区的传播。外来词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借用者将英语中的词汇成分译借至汉语,在汉语中再创造为一个新的词语,由于这种词汇创新发生于两种语言之间,因此是一种跨语际的词汇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机制是借用者的语际识别。语言的创新是功能性的,作为跨语际的词汇创新,外来词因汉语表达空缺或语用等动因的促动而借入汉语。创新的传播是社会性的,外来词借入汉语后在汉语言语社区内的传播实质上就是汉语说话人选择的过程,选择发生在语言系统和言语社区两个层面。语言系统层面,汉语说话人在表达同一概念的多种词形中进行选择,被选择的词形将规约化为汉语词汇系统的稳定成员,未被选择的将被淘汰,逐渐隐退。本文在语料库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表达同一概念的音译词和意译词或固有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音译词词位变体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同义音译词之间的竞争与选择,以及字母词与对应汉字表达形式之间的竞争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语言特征和词语使用两方面讨论了影响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语言特征方面,将影响音译词选择倾向性的因素概括为四个原则:填空优先原则、表义清晰性原则、语言经济性原则和受语模式匹配原则;字母词选择倾向性主要受表义清晰性原则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词语使用方面,外来词的借用时间、持续使用时间、使用频次和使用范围等因素都会对汉语说话人外来词选择倾向性产生影响。言语社区层面,在称名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年龄、英语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的汉语说话人在外来词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新外来词上,新外来词在不同社会特征人群中选择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外来词在借用过程中在言语社区内的传播方向。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研究是汉语外来词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词语借用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外来词的借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现象,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与深化。
朴原熙[9]2017年在《汉韩外来语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各种纷繁的文化更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与之相关的词汇也会随着其文化交往而被引入。这些从国外引入的词语受到了来自母语的语法体系和语音体系的影响,逐渐发展成适应母语体系的新词语。本文将针对汉语和韩国语在面对外来语时会出现哪些异同之处,各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的探讨。本论文将在绪论里主要介绍汉语与韩语外来语的研究现状和汉韩外来语对比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两个语言里常用的术语名称的同时,针对这两种语言中的外来语的定义及界定进行一定的探索,因为汉语和韩语对外来语的名称及范围还是有一定的争论,因此本文还介绍了有关外来语界定争论的情况。第二章主要是对比汉韩外来语的借用方式,汉语和韩语同属汉字文化圈,但是两个语言所属的语系不同,汉字是表意文字,韩语是表音文字,因此对汉语外来语和韩语外来语借用形式进行探讨,这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语言接触的规律奠定基础。第叁章主要内容是汉韩英源外来语中的辅音系统的对比研究。汉语与韩语的外来语中,英语来源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英语作为当今的世界的通用语言,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很多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语的影响,很多来自英语的词汇流入到了各个语言当中,汉语和韩国语中的外来语便是这个原理。因此本文对比两国间的外来语的中所占最多的英源外来语的辅音系统并分析了书写方式,把握其整体特征。第四章的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汉韩外来语的本土化现象,主要从音、形、义叁个方面介绍了汉语和韩语外来语的本土化问题。因为两个语言存在明显的异同,所以在接受外来语后,他们的表现出也各不相同,因此分析了汉韩外来语音、形、义上发生的一些变化是必要的。本文将以对比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创新方面主要体现在本文的涉猎范围较广,主要包括汉韩外来语的借用方式、英源外来语的辅音系统和书写方式、外来语母语化程度。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汉韩外来语做了全方位对比研究。
万珊珊[10]2017年在《清末民初民用交通工具外来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来词是一个民族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词汇系统的特殊群体,也是词汇学研究的重点及难点之一。清末民初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发展深入,大量外来词涌入汉语词汇系统。其中,民用交通工具的译介在当时产生不小影响。本文试图搜集梳理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中文文献,以其中出现的民用交通工具名称为研究对象,综合定量与定性,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交通工具名称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进程,以期窥探汉语词汇发展的一般模式。论文具体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依据和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民用交通工具外来词研究的研究现状和成果,随后对本文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界定了本文的文献范围和时间范围。最后说明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清末明初的民用交通工具名称进行界定本章在对外来词、时间范围和民用交通工具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逐步精确语料范围,形成了清末民初民用交通工具名称的整体概貌,并大体将其分为“船类”和“车类”,两类名称,又将车类名称划分“火车”“自行车”“汽车”“电车”四类名称并分别进行数据统计,从而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以上统计出的结论也为下两章的分析打下基础。第叁部分在对清末民初民用交通工具名称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翻译方式、音节类型、构词类型等方面对船类交通工具进行了共时描写,并大致总结了其外在特点。第四部分将车类民用交通工具分为火轮车类、自行车类、电车类、汽车类四个部分分别从翻译方式、音节类型、构词类型等方面进行共时描写。第五部分则运用语言学理论从翻译方式、语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探索了近代民用交通工具名称的特点,并试图分析其原因。第六部分主要从历时层面考察清末民初民用交通工具名称在民国及以后的发展情况,通过参考词典来考察各个名称的存亡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外来词的汉语化规律。随后又讨论了民用交通工具名称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D]. 李颖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2].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英源外来词的汉译[D]. 周志军. 中南大学. 2013
[3]. 汉语外源词[D]. 钟吉娅.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4]. 两岸异形英源外来词比较研究[D]. 蒋淞宇.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5]. 英汉借词范畴化认知研究[D]. 王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现代汉语西源意译词研究[D]. 肖月. 辽宁师范大学. 2007
[7]. 现代汉越语外来词对比研究[D]. 周国猛.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8]. 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D]. 党静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9]. 汉韩外来语对比研究[D]. 朴原熙. 黑龙江大学. 2017
[10]. 清末民初民用交通工具外来词研究[D]. 万珊珊.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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