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风格与民族关系的关系&以云南西双版纳山区基诺族和傣族为例_基诺族论文

生计风格与民族关系的关系&以云南西双版纳山区基诺族和傣族为例_基诺族论文

生计方式与民族关系变迁——以云南西双版纳州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的关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傣族论文,西双版纳论文,基诺族论文,关系论文,云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2)05-0011-04

山多平地少,是云南地形地貌的基本特征,也是云南的基本省情之一。云南地处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在39.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山区占94%[1](P23)。而山间盆地和高原台地,云南俗称“坝子”、“坝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由这一基本特点所决定,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彝、哈尼、拉祜等15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傣、壮、白、回等10个民族和汉族主要分布在坝区。因此,山区民族与坝区民族之间的关系,就自然成为云南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坝区经济比较发达,故早在历史上,云南就已形成坝区民族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山区民族经济文化水平较低、在政治上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云南的山坝民族关系既表现为山区与坝区由于地形、地貌、海拔、气候和资源、物产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山区民族与坝区民族之间互利互惠、优长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又表现为坝区民族在政治上统治山区民族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坝区民族统治山区民族的政治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形成的山区民族和坝区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其相互关系在全球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了新的变化。笔者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和勐罕镇(橄榄坝)为例,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计方式变迁导致的民族关系变化作一初步研究,为正确认识云南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一、传统生计方式和民族关系格局

西双版纳州以山地为主,面积达2725万亩,占总面积的95%,世代居住着基诺、哈尼、布朗、瑶、拉祜等山地民族。山区民族和坝区民族在适应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不同的资源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生计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该州坝区面积为143万亩,占总面积的5%,世代居住着傣族,以稻作农业为主。基诺等山地民族,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发展轮歇农业生计方式,还开发利用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观察,傣族除选择和发展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生计方式外,还有多种多样的辅助生业。诸如在少量的山地中种植陆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花生、芝麻、黄豆、甘蔗、茶叶、菠萝等经济作物,在村寨周围大量种植黑心树以做薪柴。傣族住宅宽敞,庭院中通常种植多种水果与药材、香料、染料等植物。在房前屋后,每一个傣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园圃地,里面一般栽培有白菜、青菜、四季豆、蚕豆等蔬菜。所产庭院产品和蔬菜除自食自用外,一部分也拿到市场上出售。傣族濒水而居,自然有渔业之利,稻田养鱼,池塘养鱼,江河湖泊中捕鱼也成为傣族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此外,傣族以饲养水牛、黄牛、猪、鸡、鸭为主的家庭养殖业,也是重要的辅助生业。

基诺族除以“刀耕火种”栽培陆稻为主要生计来源外,还栽培玉米、高粱、粟等粮食作物,红薯、黄豆、芋头、南瓜、姜、香茅草等杂粮和蔬菜作物,花生、苏子、芝麻等油料作物[2](P114),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此外,采集和狩猎也是生计来源的重要补充。其采集食物,可大体分为块根、野菜、野果、竹笋、蘑菇、虫子6类,每一类又有多种[3](P313、319);狩猎对象计有鸟、鼠、兽3大类,其中每一类也包括很多种[4](P4)。

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这种传统的以一业为主、多业辅助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在确保各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建构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尽管坝区傣族与山区基诺族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影响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以此为基础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山区民族与坝区民族生计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互补性,恰恰为相互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客观需要。坝区傣族因稻作农业发达故有充裕的粮食,因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故有就近换购食盐之便利,但是纺纱织布缺少棉花,建房起屋没有山茅草,编制箩筐、篾笆、篾箩等竹器所需之竹料也不能完全自给。而山区基诺族有棉花,有漫山遍野的竹林和山茅草,有多种多样的山货药材,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缺的就是粮食和盐巴。这种由于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互补性,促使双方自然而然地开展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在田野调查中,笔者访谈的多位基诺族和傣族老人都告诉我,过去橄榄坝靠近基诺山的傣族人家建房起屋都要到基诺山去砍木料、割茅草、打草排,去时就要挑着大米和盐巴以作交换。基诺族缺粮缺盐时,则会带上自种的棉花和自己编织的箩筐等竹器到傣族村子中来换取粮食和盐巴。这样你来我往,时间一长双方便交上了朋友,打起了“老庚”,一些基诺族还长期到傣族村寨帮工挣钱,经济的交流促成文化的传播,基诺族大都学会了傣语。每逢节日和宗教活动,双方的“老庚”都会不请自来,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二、传统生计方式与民族关系的变迁

然而,西双版纳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和民族关系格局,却随着橡胶这种经济作物的引种成功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建设所急需的战略物资——橡胶,由于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封锁而不能进口,只能立足国内自己解决。为此,国家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西双版纳,开展了大规模的橡胶引种试验和发展。橄榄坝本来就是西双版纳最早引种橡胶获得成功的地方。早在1948年,泰国华侨钱仿周便从泰国引进胶苗在橄榄坝定植了2万余株,因时局影响,1953年人民政府接管时只剩下97株。以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橄榄坝国营橡胶农场,该农场仅仅只是西双版纳众多国营橡胶农场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橡胶因其“战略物资”的重要性而一直被严格地限定在国营农场中种植。1964年以后,国营橡胶农场才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帮助周围的傣族社区发展了少量的集体性质的民营橡胶。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将“富民”作为国家政策的基本取向,鼓励全国各地放手让人民群众开发资源致富,在此背景下,西双版纳州政府制定了鼓励民营橡胶大发展的政策,每种1亩民营橡胶,由政府扶持50元。这一政策实施的初期,西双版纳各族群众对种植橡胶的积极性并不高。但在第一批种植的民营橡胶获得高额收入后,傣族和山区民族种植橡胶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尽管西双版纳州政府逐步停止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西双版纳各民族都开始大力发展橡胶产业。短短30多年的时间,民营橡胶的种植面积和生产规模远远超过了国营橡胶。

在这个过程中,橡胶种植业的科技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西双版纳热带作物研究所研制成功的“772”、“774”等高产、高抗病虫害、高抗寒品种的大力推广,使橡胶种植不断突破海拔限制,一直种到了海拔1200米的山区;《西双版纳州天然橡胶管理条例》中关于澜沧江沿岸500米以内不准种植橡胶的禁令也被突破,景洪市境内的澜沧江流域两岸已被全部种上了橡胶。截至2007年,西双版纳州对外公布的橡胶种植面积是312万亩,其中民营橡胶171万亩。但由于测量手段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实际的橡胶种植面积可能远大于以上数字。

随着村寨周围的山地和部分坝区水田都种上了橡胶,基诺族和傣族传统多样化的辅助生业几乎全部丧失,橡胶种植业一业独大,日益成为单一的支柱产业。与此相适应,基诺族和傣族也从相对自给自足和优长互补的传统生计经济,被逐步卷入到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之中,橡胶种植在给傣族和基诺族群众带来丰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两个民族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带来了一些影响和变化。

一是导致民族发展的风险性增大。橡胶种植业的大规模发展,逐步使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传统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丧失了生存空间,这块土地上原来生存的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及其多样化的生计来源,逐步被单一的橡胶树及其所带来的“山青水不留、绿林鸟不飞”的“绿色沙漠”所取代。使两个民族的未来发展,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亦即将两个民族未来的前途和命运,都交给了变动不居、反复无常、难以掌控的国际市场,全球化国际市场橡胶价格稍有变动,就会给两个民族带来致命性的冲击,从而使两个民族未来发展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增大了。相比较而言,今天的基诺族还多少保留了部分水田粮食种植和山地茶叶种植,在生计方式单一化进程中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在难以掌控的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市场供求变化中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主动权;而坝区傣族除了将包括黑心树在内的山地都全部砍伐种上橡胶树以外,还把最好的高产农田和商品粮基地也租给外地老板种上了香蕉,这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国际市场,在新一轮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市场供求变化中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因而其所面临的风险比基诺族更大。从单纯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个民族卷入国际市场的程度越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在发展进步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因而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支持;而从追求以文化为终极目的的人类全面发展的人类学视角来看,一个民族卷入国际市场的程度越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掌控自己文化变迁的主动权越小,距离文化良性变迁的道路越远,其发展面临的风险越大,因而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二是民族关系的互补性减小。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访谈资料中我们知道,坝区傣族和山区基诺族历史上和现实中友好关系的建立和长期延续,山区与坝区自然生态环境不同、资源物产不同及由此而来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橡胶种植业的大规模发展,山区与坝区的生计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趋同,资源物产乃至自然生态环境亦逐渐趋同,因而两个民族的互补性及相互依存度都急剧缩小,致使以往联系紧密的民族关系逐渐淡化乃至疏远。当然,这种小区域、近距离范围的民族关系淡化和疏远,是与两个民族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与更大区域、更远距离的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发生紧密联系相伴随的。由于这种新型关系模式区域范围更大、距离更为遥远,因而其中的变数和不确定因素也就会更多,民族关系的风险也就相应增大了。

三是橡胶地使用权单向流转过程中基诺族处于不利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市场橡胶价格持续走高,从以往的吨胶1万元左右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吨胶2万元左右,拉动西双版纳的橡胶产业开发进入新一轮高热期。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橡胶产业开发还主要是当地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勉力为之的话,那么,随着国家允许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政策的实施,新一轮开发热潮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大批外来资本投入其中。由于西双版纳坝区除了国家保护的良田以外的宜胶土地早已被傣族开发完毕,因此,这些外来资本就集中投向山区,从而引发了山区橡胶地流转、炒作的热潮。橡胶地使用权流转炒作得最热的时期,在山地上每挖一个种植坑可以卖80元,种下一年的胶苗每棵可以卖150元,开割的胶树每棵卖到四五百元,甚至就连已经老化需要更新的胶树每棵也能卖到四五百元(笔者2008年1月在西双版纳州人大常委会调查访谈笔录)。许多外地老板到基诺山购买了几十亩、几百亩的橡胶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成了基诺山橡胶产业的主人,而基诺族群众在出售了部分橡胶地使用权后,又转而到海拔更高、坡度更陡的山地去开发新的橡胶地,从而造成了更大的生态破坏并承担了更多的风险。鉴于橡胶地使用权流转炒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06年,西双版纳州政府下达了停止橡胶地使用权流转的命令,暂时遏制了这种负面影响的扩大,但是,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在笔者调查的3个基诺族村寨中,大量的橡胶地都向外地和当地的汉族、傣族单向流转,其中当然有许多是基于双方亲密的“老庚”关系的民族互助行为,无可厚非;但另有一些也确实是由于基诺族对未来发展前景不了解而出现的非理性短期行为,或为解燃眉之急而被迫出售的,一些基诺族在卖出之后就已后悔莫及,产生了吃亏和上当受骗的感觉。因此,橡胶地使用权单向流转使历史上就弱势的基诺族愈加处于不利地位,为未来的山坝民族关系埋下了隐患。

四是影响了少数民族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橡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向高海拔地区扩展,给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也给在高海拔地区种植橡胶的山区民族带来了很大风险。根据科学研究,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方种植橡胶,很难抵御5年一遇、10年一遇、50年一遇的寒冷霜冻灾害,一旦出现寒害,就将使在较高海拔地区种植橡胶的山区民族血本无归。因此,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不得不对一些严重的违法种植行为采取了坚决制止的措施,仅2007年勐腊县就铲除了违法种植的胶苗1万多亩。这一强硬措施引起了各民族群众的强烈反感,州民委的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对笔者讲,以前老百姓不愿种胶的时候,政府千方百计动员老百姓种,现在老百姓积极性起来了,政府又不让种了,政府的目标与老百姓的目标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国家要青山绿水,老百姓要金山银山,矛盾在所难免。

三、发展趋势与结论

1.山坝民族之间经济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由于橡胶种植业成为西双版纳最大的支柱产业,因而哪个民族占有的宜胶土地多,拥有的橡胶树多,哪个民族的收入就多、经济实力就强。从实地调查的傣族和基诺族家庭经济情况来看,傣族由于种植橡胶的时间早、橡胶开割面积多,因而现在傣族家庭的经济收入仍然普遍高于基诺族;但基诺族由于土地面积宽,人均和户均拥有的橡胶面积远远超过傣族,因此傣族和基诺族都共同认为,基诺族与傣族在经济上的差距将逐步缩小,在不远的将来,基诺族甚至可能在经济收入上超过傣族。景洪市统计局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也有力地支持这一预期。2006年,傣族聚居的勐罕镇总人口为26835人,有橡胶面积82386亩、2468429株,人均有胶园3.07亩,人均有橡胶树91.98株;基诺族聚居的基诺乡总人口11693人,有胶园77982亩、橡胶树2313885株,人均有胶园6.66亩,人均有橡胶树197.88株(根据景洪市统计局编:《景洪市统计年鉴(2006)》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计算得出),基诺族人均拥有的胶园和橡胶树都是傣族的1倍多。因此,只要国际市场橡胶价格不发生大的波动,基诺族在经济收入上超过傣族,确乎是可以预期的事了。

2.山坝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共同点逐步增多

由于以橡胶种植业为代表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强力影响,以汉语文教学为主导的国民教育的强力推进,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深入到家家户户等多方面的原因,山区基诺族和坝区傣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在逐步淡化,傣族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的在西双版纳区域内的文化强势地位也在逐步弱化,双方的共同点在逐步增多。从田野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傣语曾是西双版纳区域内各民族的通用语,故今天50岁以上的基诺族,大都会说一口流利的傣语;而50岁以下的基诺人,会说傣语的人的数量以及会说的程度,便逐渐递减,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很少有人会说傣语了,但人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傣族历史上很少有人会说山区民族的语言,也很少有人会说汉语,与山区民族交往都用傣语;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汉文化的强力影响下,50岁以下的傣族大都学会了汉语,因此,今天双方的交往大都用汉语。也就是说,傣语这一历史上的区域性共同语的地位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通用的汉语。在民居建筑上也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傣族宽敞的干栏式瓦房,曾经是基诺族羡慕的对象,因此巴秀村基诺族在实施旧房改造时几乎全部改建成了傣式房屋;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种植橡胶富裕起来的基诺族,在对住房进行新一轮的改造时,又几乎全部改建成了汉族地区流行的砖混结构平顶楼房。这一新的住房改建流行趋势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傣族社区也已初见端倪,2007年,曼远村傣族就有一户人家撤除传统傣式房屋建起了汉族地区流行的砖混结构平顶楼房,如果政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这一趋势将会很快蔓延开来。

3.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成为影响西双版纳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

山区基诺族与坝区傣族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是以橡胶种植业大规模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山坝民族文化共同点的增多,也是在外来文化强势影响下以基诺族和傣族自身文化特点的淡化与流失为代价的。这就是说,西双版纳这种橡胶种植业一业独大,支柱产业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而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按照多样性促进稳定性、多样性激发创造性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共生并存和高度融合,既是西双版纳数千年来持续稳定发展并且长盛不衰的重要支撑,又是西双版纳未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大力加强生态和文化的保护,严格将橡胶种植业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和规模之内,并探索用其他绿色产业逐步将超越环境承载力的橡胶种植业替代下来,就成为西双版纳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就必然与现在已经建构起来的单一橡胶支柱产业和以GDP增长论英雄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激烈冲突,由此也就必然会与山坝各民族通过种植橡胶而增收致富的利益追求和发财梦想产生激烈冲突,从而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因此,未来西双版纳民族关系的好坏,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真正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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