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歌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述评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全能式”文化巨人郭沫若来说，诗歌创作是他文学活动的起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诗歌创作与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的同步性和他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巨大贡献，使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已经走过了70年的路程。它愈来愈超出郭沫若诗歌本身而趋向于复杂的现代中国文化现象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等领域。因此，对70年来郭沫若诗歌研究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了的70多年，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我们把郭沫若诗歌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分别予以评述。
一、建国前的郭沫若诗歌研究
对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进行评论和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同时起步的。1920年，当郭沫若的诗名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时事新报·学灯》为郭沫若编发诗作的宗白华，以他深厚的美学修养和对诗歌艺术的敏锐感受，发现这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称郭诗的风格“偏于雄放真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①]田汉也对郭诗较早进行了评价，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先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②]这些直感式的评论，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都较为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特色。
1921年《女神》的出版，确实成了“新诗坛上一颗炸弹。”它那全新的思想内容及诗歌形式给当时的诗坛以极大的震动。《女神》的出版也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当时的郭沫若诗歌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女神》的研究上。第一个对《女神》进行专文评论的是郑伯奇。他的文章[③]从当时郭沫若的生活境遇、个性、思想状况、世界观等方面对《女神》进行了多角度的评介。可贵的是，文中强调“作者的自我，完全是情感统一的，作者是一个Passi-onal（充满激情的）”人。在“作者的作品中，自我完全在那里活跃”。谢康也较早对《女神》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女神》“那种奔放的热情，打破因袭的力……是我们‘五四’以后血潮汹涌的青年的写照啊。”并且认为郭沫若“是个自然歌颂者，生命力之歌颂者。”[④]对《女神》在新诗史上的地位第一个给以明确肯定的人是郁达夫，他指出，在五四诗坛上“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⑤]
这时期对郭沫若诗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是诗人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⑥]和《〈女神〉之地方色彩》[⑦]两篇论文。正是这两篇论文的出现，把郭沫若诗歌研究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上。闻一多认为《女神》是中国新诗进化期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他第一个科学地论述了《女神》的时代精神：“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在文中，作者把《女神》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五点：“动的精神”、“反抗的色彩”、“科学的成分”、“世界大同的色彩”和“表现当时青年的烦恼悲哀”。闻一多说：“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的这种物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闻文又从当时青年的普遍苦闷心态来说明《女神》受欢迎的原因，是《女神》传达出了当时的时代情绪。这种分析在当时无疑是超拔特立的，以至于它成了郭沫若诗歌研究中一个里程碑似的论文，保持着长久的学术生命。
在《〈女神〉之地方色彩》里，闻一多提出诗歌要做“中西艺术结婚以后产生的宁馨儿，”不要“一味地时髦是鹜。”诗歌“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要“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等论述，对当时初创期诗坛上过分欧化的弊病有一定的救治意义，对郭沫若诗歌的发展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十年代初中期作为郭沫若诗歌研究的初创期，学步时的幼稚和肤浅是相当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评论文字多是篇幅短小的应时之作，还缺少对郭沫若诗歌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对郭诗艺术上的极大创新和鲜明特色还缺少科学的分析。对郭诗中表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泛神论等还缺少研究。但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还是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表现为研究者大都能注意到郭沫若诗歌的独创性并能对此给予公正的评价；也大多能把握住郭诗中跳动的时代脉搏，对郭诗中体现的时代精神能给以准确积极的评价。
远离了“五四”时期的创造与新生，喧哗与骚动。历史进入了民族危亡的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虽然少了“五四”时期的那股锐气与冲动，却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稳健与客观，这同样表现于郭沫若诗歌研究中。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推进了郭沫若诗歌的独创性以及对新诗贡献的探索。朱湘在题为《郭君沫若的诗》[⑧]的文章里将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是单色的想象，二是单调的结构，三是对于一切大的崇拜。虽然这种概括并不十分科学，但毕竟是从想象、结构和意象等诗歌艺术方面对郭诗的最初考察。文中还肯定了郭沫若诗歌创作中“求新的精神”。从“材料上”和“工具上”对这种“求新的精神”进行了阐释。从这里考察郭沫右诗歌创作的特点可以解决许多郭沫若诗歌研究甚至创造社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可惜作者阐述得简单，也没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把握郭诗的价值。他认为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这一分析兼有文学史家的学术眼光和诗人的敏锐。“泛神论”与“二十世纪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也成了以后郭沫若文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郭沫若文学研究者。
蒲风的《论郭沫若的诗》[⑨]一文把郭沫若同当时的诗人进行了比较，认为郭沫若的“热情豪放的色彩，浪漫主义的精神，总使人们记起了一种新的活泼的、力的姿态。”作者总结30年代以前郭诗的特色“是气魄的雄浑、豪放”。“由于他的这种风格，他所取的形式不是刻画、叙述，而特别长于抒唱。”对“抒唱”的强调，可以说道出了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特色。
钱杏村在《诗人郭沫若》[⑩]一文中把郭沫若前期的两部诗集进行了比较，认为《女神》的历史地位“是有永久性的创作”，“表现了他的特有的诗的天才。”《前茅》在内容上虽然把“向资产阶级进攻”表现得旗帜鲜明，但《女神》是“代表时代的，比《前茅》伟大而重要。”
40年代，是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大丰收的时期，研究者也多把研究重心倾向于历史剧，诗歌研究文章减少，但仍有佳作。周扬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1)]可算代表。关于郭诗的地位，周扬确定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将郭沫若诗歌的内容概括为：“自我的歌颂，民族的歌颂，大众的歌颂。”关于郭诗形式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中说：“他的诗正是那样奔放，这里就正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和谐。你不用惋惜你在他诗中不免要遇到的粗率和单调，他在掌握内在旋律，内在音节上所显示出来的天才将会弥补你一切。”这些观点准确精辟，达到了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不同于20年代的多是印象式、随想式的小评论，出现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长篇论文；其次，对郭沫若诗歌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研究比前人推进了一步；再次，这一时期涉及到郭沫若诗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泛神论、浪漫主义等，并且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尝试。当然，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也存在严重的局限。缺少从郭沫若主体自身的个性、气质等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缺少严格的科学论证，而往往硬性推理；缺乏从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本身即从诗的意境、诗的韵律、诗的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当然，这些局限毕竟是历史的局限，战火纷飞民族鏖战的环境毕竟没有给郭沫若诗歌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历史正期待着郭沫若诗歌研究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二、“十七年”的郭沫若诗歌研究
民族的解放，翻身的豪情带来了对老诗人郭沫若诗歌研究的热潮。在这十七年中，研究文章纷纷出现，数量大大超过建国前的近30年。但表面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整体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高。这主要表现为：研究格局狭窄，研究者多把研究对象局限于郭诗的思想内容上，庸俗社会学的发挥，使研究者多把郭诗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阐发为反抗精神、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而相对忽视了郭诗的丰富性、复杂性；研究方法陈旧单一，不能从郭沫若丰富的创作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多是拿一些结论机械地到郭诗中找证据，文章虽多，但多是重复性的研究，真正推动郭沫若诗歌研究发展的文章并不多。历史毕竟是前进的，尽管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总体水平并不太高，但一代学人的合力发挥却也推动了郭沫若诗歌研究的发展。
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文章大都聚焦于对郭沫若诗歌中特别是《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发掘。臧克家认为《女神》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反抗的精神，争取自由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并且把这些精神都归之于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思想光亮的辐射”。[(12)]严家炎在《〈女神〉和五四时代精神》[(13)]一文中说：“《女神》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诗人燃烧着的爱国热情”，“是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的态度。”其他的这类文章也大多是这类观点的重复，凸显了郭沫若诗歌中的反抗精神、革命精神、创造精神，而对郭诗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却很少涉及。
楼栖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全面地评价了郭沫若50年代以前的诗歌。对“泛神论”以及它在郭沫若前期思想和作品中的广泛影响作了系统的探讨。楼栖认为“诗人早期诗篇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对一切封建束缚、传统因袭的反抗，都和泛神论有相当深厚的血缘。其他不少歌颂自然的诗篇，也是在泛神论思想下的一种自我表现。”楼栖还从郭沫若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对郭诗进行了研究。虽然这些理论探讨不免有教条化、机械化之处，但它毕竟提高了郭沫若诗歌研究的理论水平，在一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成了当时郭沫若诗歌研究一个总结式的著作。
何其芳在《诗歌欣赏》[(15)]中第一个对30年前闻一多的著名观点提出修正。他认为闻一多所概括的《女神》的时代精神“其中反抗的精神讲得很对，当时的青年们的烦恼悲哀也讲得有些道理。其他三点似乎都未能抓住要害。”“不能对这种精神作出科学的说明”。他把《女神》的时代精神阐述为“它强烈地表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当时的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祖国的新生的希望，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笔者认为何其芳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女神》确实表现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但抛弃了闻一多所概括的“动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等，却又不是十分科学和全面。如把何的概括当作闻一多观点的补充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文中毕竟带有50年代时代风气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会遮掩住事物的本质的。
标志着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研究水平的，应是张光年的论文《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6)]。在这篇文章中，张光年阐述了他对郭沫若“泛神论”的理解，认识远较别人清楚，“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中间，并不构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诗意的体现。”张文对当时社会学笼罩下的郭沫若诗歌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它第一次从郭沫若的美学个性和美学追求方面来研究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张文认为郭沫若创作靠的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并以此来分析郭诗，较符合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实际，也抓住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特点。张光年对郭沫若抗战中和解放后所写诗歌艺术性的降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郭沫若是一往直前地实践了他作“标语人”、“口号人”而不一定作“诗人”的主张。“既然诗人已经自愿降低了对于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既然不再考究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热力凝聚在艺术形象的结晶体中，那么这个时期的新诗就自然不能像我们谈到的前期诗歌那样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作者已不再像‘女神’时代那样，把自己全部的热烈而巨大的人格贯注在诗歌的形式中。”这种从创作主体内部找原因的分析，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也更有说服力。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确立，许多大学集体编撰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显然都吸收了当时郭沫若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郭沫若被列为鲁迅之后的第二个“专章”作家，把郭沫若在文学史上定位为伟大的诗人，戏剧家。特别是对《女神》的研究更是充分，认为“《女神》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17)]成为共识。对郭沫若，特别是《女神》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诗歌里面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创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大自然和创造力的歌颂等，基本上符合郭沫若诗歌实际。不可否认，这时的文学史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等弊病。
三、新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
郭沫若逝世后不久，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许是因为获得了客观认识的可能，也许是赖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人文科学飞跃前进的带动，以1979年10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为标志，郭沫若研究开始跨上了一个新的学术层级，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研究景观，这也突出地体现在郭沫若诗歌研究中。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诗歌研究形成以下三个研究“热点”。
1.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新时期以前，关于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学术界几乎都是一言以蔽之：中国新诗的奠基人。“拨乱反正”之后，研究者们由于肯定了胡适的新诗拓荒人地位，便把郭沫若的贡献缩至开一代浪漫主义诗风和讴歌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以后，钱光培的论文[(18)]将郭沫若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概括为三：其一是《女神》使中国的新诗真正合上了时代的拍节；其二是《恢复》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完了由“诗歌革命”到创造“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历程；三是以多方面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多种艺术形式和多种艺术手段。其他的论文和著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都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五四”时代精神的表现；二是创作方法和诗歌形式上“开一代诗风”。
刷新这一课题的是两篇论文：一是王富仁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19)]。文章从大海的意象、狂涛般的节奏等方面阐述郭沫若如何找到了契合现代中国人心追求的物象符号，并以这新的意象、新的节奏、新的文字组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属于崇高美的审美境界。二是吕家乡的《内在律：郭沫若对新诗的重要贡献》。[(20)]作者认为就新诗本身来说，郭沫若的最根本的贡献是“内在律”的发现并以此置换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外在律”。
2.向创作主体靠拢
在郭沫若诗歌研究领域，数量最多的选题是论述郭诗（主要是《女神》）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多数研究的结论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艺术风格＝艺术特色＝浪漫主义”。其弊端是把艺术风格的研究局限于对作品外部形式的研究。只是在刘纳等少数论者那里才把风格的本质还原为“人”。刘纳的《论〈女神〉的艺术风格》[(21)]一文从诗集中所独有的那种强悍狂暴的艺术风貌，那种与“五四”时代相适应的博大的艺术气派走进了郭沫若这一个体，走进了这个年轻、新鲜、蓬勃但不稳定的心灵。这篇论文是郭沫若诗歌研究向创作主体靠拢的重要标志。
蓝棣之的《论郭沫若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22)]一文，从创作主体的主体角度重新观测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的流变及其形成的原因。它侧重于还原郭沫若是如何既顺应时代又选择着自己干预人生和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此后，这种创作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郭沫若新诗理论的主观性、情绪性原则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一方面的成果在80年代后期出现最多。
3.向诗歌本体回归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神》的研究重心放在诗集如何表现“五四”的时代精神。即使题为对《女神》艺术的研究文章，也往往是披着形式外衣的内容研究（最常见的是谈到《天狗》的想象，主要是分析诗中的个性主义；谈到《地球，我的母亲》中“地球”和“母亲”意象，主要是论述诗中的爱国主义）。从80年代中期以后，后起的研究者们更多的把目光投向《女神》中的“诗”。如李继凯对“女神”[(23)]意象的研究不仅挖掘出了其中的神话原型意蕴，而且引进了全新的性际文化视角；贺建成对“情绪结构”[(24)]的研究以具体、深入的剖析呈现出了诗作中内在韵律的“生命感”；此外，如邓牛顿对节奏的研究、姜力挺对《女神》语言符号的研究等论文都给人以很大的启示。这些成果最大的意义是实现了郭沫若诗歌研究向诗歌本体的回归，所不足的是尚未深入到《女神》深层的本文结构之中。
留给未来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更艰难的课题，那就是如何解说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创作。对此，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方式。但是，只要我们不再把对诗人的研究局限于名作欣赏，只要我们不再把对文化人的认识局限于其文学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那么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就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另外，郭沫若诗歌研究还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那就是研究者的思路被郭沫若的言论所牵引。如，郭沫若说他前期诗歌分为泰戈尔式、惠特曼式和歌德式三阶段，于是我们的研究者便去按时间先后对应其诗作与这三位外国诗人的联系。其实这三位诗人对《女神》的影响并非这么简单。歌德的影响是贯彻始终的。即使在所谓的“惠特曼式”时期，歌德的影响也并不小于惠特曼。只是前者的作用在表层，后者的作用在深层而已。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郭沫若太爱评说自己的创作，但评说中又太多随意性。而我们的研究被他的这些言论牵着鼻子走，怎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呢？
注释：
①《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②《三叶集》同上第73页。
③《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1921年8月21、22、23日《时事新报·学灯》。
④谢康《读了〈女神〉以后》，见《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⑤郁达夫《女神之生日》，见《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⑥《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4号。
⑦《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5号。
⑧朱湘《中书集》，1934年10日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⑨1937年11月《中国诗坛》第1卷第4期。
⑩李霖编《郭沫若评传》，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11)原载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第4版。
(12)《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见1959年4月《文艺学习》（月刊）。
(13)《〈女神〉和“五四”时代精神》，1959年4月《语文学习》（月刊）第4期。
(14)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15)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
(16)《论郭沫若早期的诗》，1957年1月《诗刊》1月号。
(17)《中国现代文学史》，复旦大学本上册，第1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18)《郭沫若研究论集》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
(19)《郭沫若研究》第7辑。
(20)《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2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2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23)《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4期。
(2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