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化阴阳: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气”论异同论文

气化阴阳: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气”论异同论文

【文化哲学】

气化阴阳: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气”论异同

葛跃辉

摘 要 “气”概念在先秦儒家、道家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儒家更多把“气”与人相连,着重谈“养气”,但其“养气”往往与仁义相关,赋予了“气”仁义的色彩,由此,“养气”又与社会治乱相关。道家更多把“气”与整个自然界相连,着重谈“通天下一气”,人也应该顺应阴阳二气的变化规律,由此,“养气”才能延续生命、保全天性。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气”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化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生成的材料,调和人体和自然界的平衡、影响社会的治乱。不同的是,儒家用“气”来发展仁义之说,赋予道德色彩;道家则坚持天地万物同此一气,更倾向于与“气”的融合和统一。

关键词 气;阴阳;精气;天地之气

中国古代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有多种看法,如“水”“太极”“五行”“太虚”等。无论什么体系框架内,“气”的因素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起源说大多要借助“气”来对世界万物的运行作出解释,由此与“气”产生了联系。“太极”说认为“气”是太极产生的,“五行”说最终也要借助“气”来阐释万物生成,“太虚”被解释为“气”之“精华”。然而,“气”是否属于唯物主义,还有待商榷。中国古代的“气”论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它有其特殊之处。古代文化中的“气”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气”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历程,本文将梳理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对“气”的阐释,以求揭示“气”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源头中的意义。

一、先秦儒家“气”论

“气”概念在《左传》《国语》中已经出现,《左传·昭公元年》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篇文章出现在晋侯患病向秦国求医,是秦医医和为晋侯诊病后得出的“六气病源”学说。这里把“气”分为六种不同的形式,六种不同的形式组成“四时”和“五节”的变化。张立文[1]在《气》一书中把“四时”和“五节”仅仅阐释为四季和五行则有些偏驳。“四时”一方面指春夏秋冬四季,另一方面指人的喜怒哀乐四种状态。这一点也可以在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将人的喜怒哀乐认为正是对应于天的四季得到印证。“五节”也并非单指五行。中医将人体的头、胳膊和腿视为五个重要部分,五个部分受“气”而成,并承担着人体运转的任务。如果打乱了顺序,就必然带来病痛,阴气过重则形成寒疾,阳气过重则形成热疾。这里认为“气”与四季和五行运转以及人体的体质有着紧密的联系。

《国语·周语·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中记载:“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2]此处提出“天地之气”的概念,这里的“之”较难理解,如果按结构助词“的”的含义解释,则意为天地之间这个区域产生的“气”;如果按结构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理解,则意为天之气和地之气,此时“气”为动词,但无论如何,“气”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并有一定的运行法则,如果违反了其运行轨道,治理就会大乱,并用地震来作为世乱的前奏。这里还提到阳气的运动应该是从地下往上升,阳的所在位置应该是在地上。天地之气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如果阳气不能运动到地面之上,被阴气压住,就会导致阴阳失调,接着就会地震。伯阳父用阴阳解释地震,从现代科学角度看固然不正确,但是也说明天地之气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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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了“血气”观念:“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3]由此可见,血气是与人体紧密相连的,血气的稳定与人的成长息息相关。并且,孔子认为血气能够影响人的行为举止,如少年血气未定,认知能力欠缺,则不要被外表迷惑。朱熹对孔子“血气”观的解释有三:其一,血气是“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血气是人体形成必须借助的,并用阴阳来分别解释血气;其二,血气具有自然天性,这种自然天性不加以引导教化就会蒙蔽天理人性,应以天理胜血气,不为血气所使;其三,把“血气”与“志气”对举,认为血气就是“少未定、壮而刚、老而衰”,志气就是“三戒”,由此,君子应该养志气,不为血气所打动,但是,朱子把“戒之在得”训为谨戒贪得无厌,这似乎与前两句存在矛盾。笔者认为,此处“得”应该译为“安逸、满足”,如果译为贪婪,则不适合年老之人所作所为,译为“安逸、满足”更适合文意。我们从孔子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看出,孔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花了大量精力时间来整理诗书典籍,而没有选择安逸。在孔子那里,“血气”更多的指与生命相关联的状态,并认为它与人的身体变化难舍难分。

《老子》第四十二章提出“冲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这一章解释历代众说纷纭,“一”的解释便有多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一”就是道,然而这种说法在汉代普遍认为是有问题的。汉代学者普遍认为“一”指“元气”。“元气”大致是指阴阳二气未分化之前的“气”的起始状态,我们暂且把它理解为“气”的元阶段。第二种看法把“一”解释为“元气”,“二”解释为“阴阳二气”,然而,通观《老子》全书,书中对阴阳阐释较少,反而大量阐释“天地”。第三种观点认为“二”指“天地”,这样把“一”解释为天地未分的统一体,那么这时“道”便脱离了天地阴阳的统一体,凌驾于这个统一体之上。对“三”的解释也有多种,一种认为是阴阳二气合成第三种“气”,为“和气”,如高亨《老子正诂》“冲气以为和者,言阴阳二气涌摇交荡以成和气也”所说。另一种看法认为“天地”产生“阴阳之气”,天地与阴阳之气合成“三”。《庄子·田子方》中就有“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6]的论述,把阴阳二气的出始地方作出阐释,认为阴气来自于“天”,阳气来自于“地”。这一点与前文提到《国语》中伯阳父论述地震的成因相似:如果阳气由地往上升,被阴所镇,则造成地震。也再次印证了阳气由下往上和阴气由上往下的运动方向。据此,我们再来理解“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上往下的阴气自然笼罩在大地之上,阳气沉匿于大地之下并由下往上运动,万物生长其中,自然背负阴气,而成于阳气。综上,笔者认为,“冲气”不是第三种气,是“阴气”与“阳气”互冲的状态,而成乎万物,冲气就是阴阳对冲之气。

《庄子·知北游》说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成玄英在《庄子疏》中说道:“夫气聚为生,气散为死。聚散虽异,为气则同。”[7]“气”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气”,在任何人生成的过程中都不会有所不同,所以“死生为徙,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既然万物都是“气”构成,只是聚则生、散则死的现象,自然就不必有所忧患。王弼也认为,美好的丑陋的都是一气的变化,其本质还是“气”:“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恶臭。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8]对此,成玄英也认为物体并没有美丑之分,本质都是“气”,造成美丑感觉的原因是人的情感。天下万物同此“气”,本质没有区别,所以天下万物可以说是“一”,这个“一”只有圣人能够看透。庄子把“气”作为万物没有区别的依据,认为“气”是构成物体的统一材质,万物同此一“气”,万物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一点可以说庄子是“气”一元论者。

二、先秦道家“气”论

《老子》一书中共出现三次“气”,分别在第十章、第四十二章和第五十五章。第十章提出“专气”概念:“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陈鼓应认为“专气”指的是“抟气”,与高亨在《老子正诂》说《管子·内业篇》中“抟气如神,万物备存”是同一意,都是指集气[5]。冯友兰认为,集气是集精气与形气,然后保持像婴儿刚出生的样子。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人体生而有“气”,需要不断养“气”,儒家认为“养气”有利于道义常存,而道家认为“养气”能更好地净化心灵。

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对此解释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4]。可见,孟子把“气”的特点直接概括为“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用这些词描绘出“气”无所不在、充满于天地万物之间的特征。孟子在这里区分了“浩然之气”与“气”的区别:“浩然之气”是“气”与“道义”的合体,如果没有道义的成分,“气”便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特征。朱子认为“浩然之气”中含有“道义”是因为外界诱惑物欲往往使“浩然之气”不能持久,所以需要不断“养浩然之气”。由此可见,“气”者是天生于身体之中,然而行为需要合乎道义,这样“气”才能很好保存在体内,并有助于其作为。

《老子》第五十五章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这里的“心”作“别有用心、机心”来讲。阴阳调和是一种常道,知道这种常道自然的人就是通明之人。人身体应该处于阴阳调和的状态,如果“益生”纵欲,就会带来不祥。老子提倡“绝圣弃智”,反对“心机”和“逞强”,使动心机破坏了身体的阴阳平衡之气就会走向衰亡,老子对这种“强”的状态持批判态度,因为“强”意味着“衰亡”。下文接着论述“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所以事物“壮达”必然走向“衰老”,“逞强”必然走向“衰亡”,这都是不符合“道”的表现,不符合“道”必然导致早夭。

《荀子·王制》说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通过人与草木的对比,将“气”的特性概括较为明晰:“气”不具有思想意识,有“气”也不代表有生命。这种“气”仅仅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实体材料,它真实存在于万物之中,包括人体,但是,仅仅有“气”只是代表具有实体性,不代表具有固定的“根”性,这也说明“气”是不断流动的,不会停滞在任何地方。《天论》中说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这里阐释阴阳二气促成万物四季变化,与《左传》和《国语》的说法一致:《左传》“六气”说中,由“天”代表的“明气”与“地”所代表的“晦气”结合而万物生;“阴阳”二气在《国语》中也分别出自于天、地两处,天生阴气,由上往下,地生阳气,由下往上,所以阴阳二气相结合,万物的四季变化产生。《荀子·修身》篇中也提到“血气”说,并提出治气养心的方法:“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由此可见,“心”负责知虑,“气”则负责行为。荀子所说的“一”是“知行合一”,但“行”是行“礼”:“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由此,“气”在《荀子》中指的是人体生存和行为必需的物质。治气之术在于处理好“心”与“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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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人以金钱等物质手段与14周岁以下幼女进行性交易时,就触犯了嫖宿幼女罪。卖淫嫖娼在我国是禁止的,但是其行为并不入刑,然而此罪是立法者基于保护没有“性自主权”幼女的目的,唯一一处用刑罚处罚嫖娼者的法条。这理应是幼女的一个特别“保护伞”,但是此法条自诞生以来,无论是立法中的设立还是司法中的适用,都遭到部分人的非议和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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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大量出现“精气”说,然而“精气”与“气”是不同的,因为书中“气”与“精气”都有出现,且没有互用。“精气”更类似于一种更为淳朴、变化性能更佳的一种“气”,且处于积极的变化之中,可以理解为“气”中“精华”,所以书中有时把“精气”简称“精”。《管子》强调“精气”与“气”的不同,就是认为“气”中含有惰气或者戾气,而“精气”则是温和、积极、多变之气。《管子》对“精气”的解释有以下两处:《心术下》中说道“一气能变曰精”,《内业》中说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也就是说,书中认为“精”是“气”的一种,来源于“气”或者“气”中能变的叫作“精”或者“精气”。《水地》篇“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把“精气”看作人生成的根据,男女生成要依赖于精气和合,而水则是填充身体的材质。同时,这里区分了男女“精气”的不同,可见“精气”作为“气”之精华,在每个个体仍然有不同的作用。《内业》篇中又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观点,认为人之生必需“精气”和形体两者完全融合,这一点与《水地》篇观点一致。至于《管子》中认为“精气”与“气”有所区别,主要在《心术下》篇:“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此处主要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把“气”与天下治理连接在一起。文中把“气”当作充盈身体的材质,并且把“精气”理解为具有神妙功能之“气”,这种神妙之“气”与“心”相关,然而,能否发挥“精气”的神妙作用,关键在于君主能否把握“精气”在身体运行的规律。如果不能完全掌握“精气”的神妙作用,则会阻碍君主的认识,也就不能发挥“心”的作用,这就是“充不美而心不得”的情况。“行者正之义也”意思则是君主治理国家时应该按照“气”的运行法则,“正之义”中“义”指“气”的运行法则,“正”便是“气”的运行法则,所以,君主治理国家要完全按照“气”的运行法则,否则将会破坏天下阴阳二气的平衡,民众必然大乱。“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说明圣人如同天然一般,完全知晓天地阴阳二气的运行法则,与天地之“气”能够完美交融,像天地一样抚育、承载人们。这一点也说明天地之间都具有“气”,且天地之“气”对社会治理影响很大,此处是对《国语》所载“伯阳父”论“天地之气”在政治领域的深化。

《鹖冠子·泰录》中“天地成于元气”一句把天地未成之前的状态归为“元气”,由此,“元气”是“气”,但与“气”有所不同,可以理解为“气”之前更为原始的状态,然而,“元气”也不同于《管子》所说的“精气”,因为“精气”是在天地生成之后形成的,“元气”则是天地生成之前。《黄帝四经·十大经》中便有“一二四”的天地生成图式,这一图式对揭示阴阳二气在天地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且与《老子》“一二三”的天地生成图式十分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否认了“冲气”的存在。《十大经》一篇中写到:“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晦”和“明”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论六气”,代表“气”的两种形式状态,“晦”来自于“地”,是“阳气”,“明”来自于“天”,是“阴气”,没有光明与黑暗,则天地处于混沌的状态,继而阴阳的产生,又产生了四季,这从《国语》伯阳父论地震,到《庄子》《田子方》中都可见“天生阴”“地生阳”,然后“阴阳和合”生万物的生成图式,由此,“气”从天地生成之前到万物生成之后都始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结语

“气”不同于现代意义的“物质”,它比“物质”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先秦儒家、道家分别围绕“气”概念作了一系列阐释,但总体来说,二者都认为“气”是阴阳二气,有阴阳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是生成万物的依据,是生成人体的材料。“气”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不仅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且存在于任何实体物之中,甚至存在于思想认识之中,在实体、虚空和思想之间互相交融、圆融无碍。由于社会是由每个单独的人组成,“气”与人体生成、人的生活和思想关系紧密,所以“气”通过每个人与整个社会治乱、社会思想便产生了联系,儒家的目的是通过“养气”保存、扩充仁义,从而使得社会平治,而道家提出“通天下一气”的目的则是保存人的天性,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张立文.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2.

[2]左丘明.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4.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63.215.

[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15.90.

[6][7][8]庄子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379.391.391.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8-0026-04

作者简介 葛跃辉(1993-),男,安徽涡阳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气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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