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刚[1]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王姗姗[2]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提出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胡妤[3]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提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向鹏[4]2017年在《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秉承了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策略,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对等、意义的确定性、作者和原文的权威性等概念进行了质疑和解构。正是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解构,翻译研究才从语言学派的封闭结构中解放出来,走向了多元视角,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带来了翻译研究的繁荣。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是当今翻译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的阐释学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己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仔细审视现有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各个流派往往都是相对独立的,流派之间缺乏交叉与综合。因此,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给人的印象是碎片化的。在众多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棵棵孤立的树木,很难对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这片森林有个整体的印象。基于此,本论文在对国内外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起源、发展和现状进行详细回顾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了一次宏观的、系统的研究,勾勒出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大致的轮廓。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共有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地交待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兴起的背景、现有研究的局限、本论文研究的意义、目标、方法和思路。第二章与第叁章为文献综述。这两章不仅对国内外现有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成果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评论,同时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各个流派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第四章在前面两章文献综述和历史描述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研究者对后现代翻译思想的偏见和误解。在第五章中,笔者将整个翻译思想史划分为传统翻译思想、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叁个阶段,并总结出了每种翻译思想的定义、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六至第九章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六章从语言游戏着手,视翻译为一种语言游戏。在这一章中,笔者不仅简述了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巴特、利奥塔等的游戏观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还从喻说、多义词、新造词汇和不规则语法四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者在翻译论述和翻译实践中常用的语言游戏技巧。游戏是后现代主义用来反本质主义的一种重要策略,视翻译为一种语言游戏就是要消解本质主义的翻译观。第七章从视域融合、互文性、杂合和雌雄同体四个方面消解了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翻译观,提倡一种多元共生、平等互补的翻译观。第八章从权利抗争的视角解构了透明翻译的神话。本章通过分析阐释学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中的权力抗争现象,笔者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并非价值无涉的,透明地再现原文不过是一种神话;翻译是一种权力操控下的话语活动。第九章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翻译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要解构中心、消解二元对立原因:后现代主义者多为某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一方,他们是二元对立结构中的边缘人。在这一章中,笔者将后现代主义者分为了觉醒的被征服者、抗争的女性、无根的移民和边缘的同情者四类。第十章总结出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的四对悖论:反中心与走向中心、反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与抑制和翻译学的拓展与消解,并对着四对悖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本身不追求理论的一致性,各个学派的观点比较驳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分研究者误读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把解构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理解成了建构中心的活动。第十一章为结论,对本论文的研究观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指出本论文研究的局限。
孙琳[5]2012年在《场域—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文中研究指明出场学是关于场域研究的学说,指涉历史出场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符号之间辩证关系,囊括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哲学、行动哲学、道德哲学、竞争哲学等方面。我们须从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的叁个过程及其重新出场与循环着手,才能对场域的“打开”方式和“反思”意识进行合理性透视。叁个“打开”方式和循环的“反思”意识带来了出场学场域对思与史的辩证关系的双重梳理,因而出场学场域摒弃了以往所有在场的形而上学观念缺陷,是交往实践视阂中的具有“正在生成”特征的,通过“不断出场”来秉持“永恒在场”的,在现实基础上对面向未来的生命律动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探索的历史建构论。出场学的意义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在诸多方法论中,笔者选取认识论方法和现象学方法两种对立的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深远影响的方法论,对认识论的批判反思论与现象学的生命意义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用扬弃的方法提取两种原本对立的方法论的精华,从而在广义认识论原理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出场学场域论的轮廓进行架构。因此在两大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中需以此两种基础方法论为红线,才能顺利打破学科壁垒,开启文史哲的场域对话,准确把握历史语境与符号思想的辩证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四篇来详述场域问题,前叁篇是对两种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的分析,第一篇主要分析的是两种场域的形塑问题,选取了在符号学与历史哲学方面具有“正在生成”特色的形塑观念的两个代表人物：关于符号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早期罗兰·巴特为代表；关于历史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并说明他们还只是形塑过程,未到达历史建构的原因。其中也要意识到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大场域形塑过程中如何被运用的问题。此外,本篇还用出场学场域的视角对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历史场域与符号场域的一种交叉关系。第二篇是关于场域传播-社会化过程的探索。由于历史建构包括了人们活动的真实舞台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因而场域传播-社会化不如说历史传承和横向传播两个向度。历史传承向度侧重历时空性,即时间传播；横向传播侧重共时空性,即空间传播。在时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空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列斐伏尔。因此在此篇中选取鲍德里亚作为历史传承的切入点,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横向传播的切入点,结合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来对社会化与异化问题予以阐明。在第叁篇中,笔者对场域的解码环节进行梳理。笔者梳理了解释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对象的变革,并梳理符号场域与历史场域解码的各自的意义论走向及其相互缠绕与相互交织性。为了厘清叙述脉络,笔者分别对符号场域的解码与历史场域的解码进行分析,指明解释学由于共同缺点——在场的形而上学性、内主观意识性、唯心史观等,以表明解释学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原因,其间仍要注意两大方法论在解码篇中起作用的方式。最后一篇以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观为参照点,得出了出场学场域的十大要义,在前叁篇形塑、传播、解码的基础上厘清了出场学场域的深层意义。在此篇章中,我首先以出场学场域的视阂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五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而后以微观社会学视角透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最后以微观补充宏观,在叁种场域观念的比较对话中将出场学场域十论提取出来。此十论也具有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于：填补了国内符号实践意义论与历史实践意义论研究的空白,在思与史的辩证关系上对实践的意义论与历史的建构论进行了系统性整理与探索；厘清了两种场域的交往实践的“打开”本质；阐明了广义认识论原理指导下正确地进入思与史的辩证循环的重要性；分析了场域“打开”的叁个阶段——形塑、传播、解码及其反思循环过程；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方法论——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种不同场域和叁个“打开”阶段的不同作用；挖掘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蕴藏着的出场意义的“显隐互转”、权力话语的“敞开”与“遮蔽”、社会道德炼金术等现象的发生机制所在；阐述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学科,如符号学、语言学、历史(哲)学、解释学、社会学等,指明了这些学科走向马克思出场学的必然性；揭露了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发生机制及异化的原因所在；开启了文史哲的场域对话。
朱义华[6]2013年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着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具有翻译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指的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一种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自我建构方式。而外宣翻译研究则相应具备了跨学科、多维度、宽进路的特征，对其之探讨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系统性与综合性。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哲学探索进路的主要缘由。本研究从学科培育的角度出发，以哲学话语体系为理论依据，借鉴前人对译学研究的哲学探讨，基于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按照“叁贴近”原则的要求，主要采用定性的描写性研究方法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建构出了包括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而为全面、系统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架构了颇为科学合理的探索平台。在该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外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外宣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外宣翻译研究独立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而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目标与效果，如何来实现？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技巧加以解决。诚然，在外宣翻译研究理论话语体系的搭建中，还需要运用外宣翻译的实际语料来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确保了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外宣翻译工作实践的具体开展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价值。本研究由九大章节组成，其中第叁到第八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围绕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两条主线来展开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讨论。本研究各章节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含性，又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本研究从绪论与文献综述到主体再到结论的完整研究框架。第一章为本研究的绪论，主要分析了本研究围绕外宣翻译而展开的背景与动因，本研究拟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本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可能之探索进路，并以哲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托，建构了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从而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第叁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主要探讨了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的本质属性或曰本体论解读，涵盖了外宣翻译研究中所涉的主要概念与术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本质，并从翻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首先从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等角度介绍了对外宣翻译的全面认识，接着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宏观维度来解读如何认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分别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既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宏观目标或曰终极目的，又从外宣翻译叁大价值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目的。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切入视角与外宣翻译实践之具体应对策略与变通技巧。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首先探讨了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然后基于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上的可能作用回答了两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何在？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基于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外宣翻译具体实例分析为手段，着重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原则与评判标准。第九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有待深入探讨之论题，并就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是朝改观外宣翻译研究有“实”无“名”的学科现状，大力推进外宣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外宣翻译的成效这一方向而所迈出的基础性一步。本研究的最大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建构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竭力实现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内部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在本体论探讨中创新地从词源学角度对“外宣”与“翻译”以及它们在词源上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探索；在认识论上将隐藏在外宣翻译及其研究背后诸如语言差异、文化习俗、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隐形推手进行了一一发掘；在目的论上将国家外宣的整体目标与行业与地方外宣的具体目标以及传播主体的特殊目标相结合来讨论；在方法论上既照顾了传统上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也创新地将理论探索进路纳入方法论体系之中；在价值论中创新地探索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贡献与对人才培养的实用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宣翻译的直接效用与经济价值；而在批评观中本研究则尝试搭建了以评价原则为主体的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如此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外宣翻译的研究思路，从而对现有的外宣翻译研究起到了充实、补充的作用。诚然，本研究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仅仅是从学科培育与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来回顾、反思、总结外宣翻译研究方方面面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抑或是对笔者多年的外宣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战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体检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学界研究外宣翻译的广泛关注与兴趣，为开展外宣翻译研究与指导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指导体系，从而为外宣翻译学科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叶颖[7]2018年在《戏剧主义修辞观之于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促使我国政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而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传播活动,但现有情况表明,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尚待提高。随着互联网媒体日益表现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互联网对外传播也逐渐走到外宣舞台中央,以汉译外为必要手段、以网络外文报道为表现形式的互联网媒体新闻外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想途径,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也成为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不过,纵观国内外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多数网媒新闻外译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并未充分体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展新闻外译的差异,也未能将传播与翻译这两个新闻外译的必经过程紧密结合,而本研究不仅将探讨新闻外译过程,也将探究承载译文的平台及译文传播效果。在理论支撑方面,与传播学和翻译学都密切相关的新修辞学虽已进入外宣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但其与新闻外译直接结合的研究仍相对匮乏。至于研究方法,当前翻译研究中“人文派”论证方法与“科学派”实证方法都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考察传播效果所高度依赖的调查分析法在当前的新闻外译研究中仍较为少见。最后,就研究成果而言,目前新闻翻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促进了该领域的平衡发展,但互联网新闻外译领域尚未有成果能够综合互联网站的翻译机构、译文载体和传播媒介叁种属性,多角度展示互联网新闻外译,这对该领域本身的理论提升与研究进步形成一定掣肘。鉴于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成果表明新修辞学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与新闻外译结合的研究又相对稀少,研究者梳理了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及现有的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发现新修辞学与外宣翻译高度契合,应能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伯克修辞思想大大拓展了传统的修辞观念,其应用范围更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大,适用于本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也有利于跨学科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托。初步明确研究对象与支撑理论后,研究者逐层拆解与框定“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与“戏剧主义修辞观”这两个核心术语,以利于伯克的核心修辞概念“戏剧主义”随着研究问题的呈现而在叁个层面上促进“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的研究。在厘定核心术语的内涵之后,研究者依据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归纳出现阶段对外传播的要求与目标,并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从学者观点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对外新闻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与策略,结合互联网对外传播的独特性揭示当前互联网新闻外译研究的重要方向:一是受众研究应获得更多关注;二是开展受众研究则应切实践行分众化研究,以提升其有效性。依据这一结论,同时考虑到城市形象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基于对外传播中较为可行的“直接受众-间接受众”传播模式及国际传播对于上海的重要性,研究者选取“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新闻英译为个案,首先针对客居上海、使用英语的外国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以下发现:(1)多数受访者有意将上海网作为在沪期间的主要消息来源,但许多受访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对其一无所知;(2)相对于政治要素显着的硬新闻,受访者更青睐题材与内容相对轻松、文化性突出的软新闻;(3)部分新闻标题表意不清,削弱了读者的阅读兴趣;(4)图片虽是受读者青睐的报道支持手段,新闻本身是否提供了客观、真实、具体的新闻事实更为受众所关注;(5)受众并未因所谓“负面新闻”而表现出对上海或中国的负面印象,这既表明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在加深,也说明平衡报道确有必要。针对上述发现,本研究对“上海网新闻英译”进行了“戏剧主义五位一体”分析,在宏观效果上指出作为修辞者的上海市对外传播部门仅以“行为者”和“行为”为修辞动机,而未能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中的“目的”为修辞动机,这就割裂了五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凸显行为者与行为的重要性,其实质是要求行为者主要依照修辞者的意志开展行为而不考虑行为所预期达到的目的。这一发现本质上强化了前文所总结的对外新闻翻译工作原则与策略的必要性,初步表明译者作为“行为者”的核心角色,也提醒对外传播有关部门应将受众意识提升到政策高度,为“行为者”创造良好的客观行为条件。明确宏观效果不佳的情况及其原因后,本研究在中观层面上利用伯克的戏剧主义语篇理论——即“篇章是基于五要素的内在关系而形成的统一体而非表面上的词句组合”——分析了作为修辞行为的原文篇章与译文篇章。中观层面的研究发现,由缺失、受众、修辞局限构成的修辞情境是修辞行为的直接场景与决定因素,译者作为新闻外译的首要行为者,要顺应各种修辞局限,以解决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为目标,针对受众需求发挥“辞屏”作用,通过合理的认同手段达成使受众认同于译文的目的,然而译者行为的外在环境缺陷制约了“辞屏”作用的发挥,使“认同”不易达成。由于这样的译者行为涉及多种社会因素,是典型的社会实践,与修辞批评形影相随的批评话语分析也成为认识这一行为的理想方法,其中“再情景化”概念又恰恰符合翻译是“从原文修辞情境向译文修辞情境的转化”这一事实。据此,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二元再情景化”分析模式,并规定了各个步骤的分析内容。遵循全文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为基础的写作逻辑,借助中观层面的分析成果,本研究对新闻标题、硬新闻、软新闻和图片新闻英译四类文本展开具体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原文与译文五要素分析,必要时指出修辞动机;(2)寻找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明确其对译者运用“辞屏”及认同策略的影响;(3)利用“二元再情景化”分析具体文本,以深化对译者行为的认识并依据分析结果适时改进这一模式。通过微观文本分析可见,译者会依据其所理解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调用“辞屏”、采取“基于同情的认同”和“无意识认同”等内容认同手段与“规约形式”等形式认同手段,促使受众认同于译文,力求填补修辞情境的缺失;“二元再情景化”模式则揭示了文本之外的更多译者行为场景要素,丰富了对网媒新闻外译完整过程的认识,而具体文本分析中的新发现也促进了对原有模式的调整与改善。鉴于本研究叁个层面的分析均表明“场景”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最为显着,贯穿网媒新闻外译的全过程,本研究将提升网媒新闻外译质量的核心策略归纳为:始于场景、忠于场景、成于场景。“始于场景”是指主管网媒新闻外译的相关政府部门应以受众需求为本,主要在新闻外译团队的决策自由度、目标受众调查研究、新闻原文质量把关叁个方面为网媒新闻外译创造有利的宏观条件,这是顺利开展后续的翻译与译文展示工作的必要前提。“忠于场景”则指译者的行为与决策需要以叁种“场景”为基本导向:一是承载核心信息的原文;二是原文修辞情境与译文修辞情境及两者的差异所造成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叁是展现最终译文的特定网络媒体及其传播需求与条件。最后,“成于场景”指的是包括编辑、外籍专家和网站技术人员在内的新闻外译团队应尽力配合译者,使译文的标题、配图、正文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为译文传播创造理想的网络环境,必要时也不妨尝试用超链接提供新闻背景等创新手段,力求从各个方面使新闻译文达成预期的传播效果,进而逐渐提升网媒新闻外译的整体质量,为对外传播大局贡献力量。综合以上内容可见,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修辞学、尤其是肯尼斯·伯克的修辞思想在新闻外译领域的应用,强化了修辞学与外宣翻译之间的学科联结;同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构建“二元再情景化”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研究、尤其是新闻外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此外,个案研究方式既助推上海自身对外传播效果的提升,也为其他同类网站的新闻英译提供了研究路线指引,相关研究结果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推广,以促进互联网对外传播效果的全面提升。
孙宇[8]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袁卓喜[9]2014年在《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尝试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劝说理论，在外宣翻译和修辞劝说理论之间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外宣翻译实践现状与对对外宣翻译的认识：一是外宣翻译的实效与国家对外宣翻译投入还不成正比，外宣翻译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偏重于翻译的共性研究，缺乏对外宣翻译的个性（即作为外宣工作的一部分的特点）的关注。叁是外宣工作实质是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劝服工作，是面对西方受众的对外宣传与说服，因而将西方的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实践将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现状的总结与认识，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在外宣翻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进行研究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第二，在修辞学诸多理论着述中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劝说理论？这些有关劝说的修辞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第叁，在修辞劝说理论观照下，如何重新认识外宣翻译行为？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有何因应之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在厘清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总结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深入解析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的基础上，论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论文着重梳理了修辞学，尤其是西方修辞学中有关劝说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再认识，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等。基于对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新认识，论文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并通过对叁种不同类型的外宣文本的翻译分析来进一步阐述、验证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以及基于这一视角下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分四个部分、共七章对上述研究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本研究启动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交代本课题选题的源起、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视角的概述。本章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进行综述，包括基于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及基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语言学相关理论、功能学派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建构主要学派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外宣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第叁章则在第二章的综述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这些理论视角的不足之处，以及论证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进而提出有必要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外宣翻译的目的、任务、原则及译策选择等问题的设想。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之一，论述的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溯源和策略构想两部分，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章节来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修辞学，特别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劝说理论进行梳理，为外宣翻译研究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及修辞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叁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ethos）、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及诉诸论证的理性（logos）；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所有的论辩都必须适应受众，以受众所能接受的信念为基础；佩雷尔曼的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论辩中应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由此，“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这是修辞论辩中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劝说”等同于“同质性”或“同一性”，修辞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修辞者能否获得受众的认同，即“劝说”是“同一性”的结果；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触发修辞性话语的产生，规定了话语必须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即话语应当适应于目的和场合；谭学纯教授的广义修辞学中的修辞互动论——“完整的修辞活动是交际双方互动的结果”，其中预设是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而一种修辞接受也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上述有关修辞论辩与劝说理论精辟地解析了实现话语交际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成为现代交际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五章以第四章所梳理出来的修辞劝说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本章分叁部分展开论述。一是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由于修辞劝说理论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外宣翻译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外宣翻译进行新的认识，从新的角度再审视外宣翻译活动的本质、外宣翻译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等问题。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本质上也实践国家修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对外传播与劝服的目的。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修辞者，肩负着实现外宣目的任务。对外宣翻译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要素的关系，如与委托人，原语文本、译文文本、译文受众等关系。二是论述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是要提高外宣译者的修辞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加强“受众中心”意识和把握好翻译话语构建的修辞情境因素。而在翻译策略上，要善于借鉴修辞劝说策略进行外宣译文话语构建。这些具体方法包含叁个修辞诉诸手段的运用，外宣译材选择上根据“内外有别”原则“选择”和“呈现”外宣信息，以及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翻译的有效劝服目的等。叁是尝试提出提高外宣翻译效果的因应策略。论文在对外宣翻译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知之、好之、同之。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另外，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努力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再认识，本文进而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外宣翻译的“忠诚”原则指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求效”原则则要求译者的翻译活动要为实现外宣目的服务。这是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而“适切”原则要求外宣翻译适切外宣目的，适切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此外，本章还就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运作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论证外宣翻译过程中修辞策略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叁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选取对外新闻，对外推介资料以及典籍外宣叁种不同的外宣文本类型的翻译进行译例分析。本章尝试论述修辞劝说相关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可以更契合外宣翻译的“忠诚、求效、适切”原则，因而能更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七章分为研究总结和研究展望两部分。总结部分回顾了全文内容，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贡献等。而展望部分则在对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局限性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对外宣传工作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对外传播与劝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视外宣翻译为一种修辞行为，而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外宣信息的传递者又是践行国家对外宣传活动的修辞者。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同时，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本文认为外宣翻译应该遵循“忠诚”、“求效”和“适切”叁原则。简言之，外宣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同时，能否实现外宣目的是衡量外宣翻译质量和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具体在翻译实践上则要求外宣翻译在适切外宣目的，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基础上进行适切的译策略选择。本文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途径、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取代前辈外宣翻译学者所总结和探索的理论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为探索有助于提高我国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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