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诗歌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却没有泥土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云鹤这首《野生植物》的另一种版本结尾两字题作“游子”（注：《菲华新诗选》，福建人民出版社，第33页。）。“华侨”也好，“游子”也好， 它都形象而准确地刻绘出今日寓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华裔的某种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这种境况和心态，也即是缺乏家园感和文化依凭的游子的漂泊境遇和心态。
中华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奠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漫长社会发展，使“家”成为社会结构最稳定的基本单位，以“家”为核心的宗亲血缘文化也成为社会关系构成的文化基础。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家”和“乡”的观念。家是血统，乡是血统所依附的土地。而血统是不能背叛的，非不得已，绝不轻言离乡。而“离乡”即意味着“别亲”，是对血统或血统所依附的土地的离弃。虽然，作为“家”的放大的“国”，需要它的子民为之献身效力，于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庭训，又有“尽忠报国”、“大丈夫志在四方”的铭教。但是这一吊诡的命题最终还要归结到“落叶归根”的乡谚中，还是以乡土为重。它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以“家”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现实的不得已离乡，和精神的日夜寻求归根，孕育了中国古代诗词中许多动人的游子的篇章。然而他们离乡别亲，浪迹江湖，或为功名，或为谋生，大多并不走出自己的国土，依然呼吸在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气中。游子的吟唱，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民族这种具有吊诡意味的文化精神的吟唱，在几分凄怨里也有几分矜持自得的潇洒。
然而漂洋过海的华侨不同。他们是漂离自己的国土，远在异国他乡陌生的文化境遇里。因此文志在散文诗《作客》中说：“我们是无根一代”，开始了漫长的无根生涯”。这种“无根”，不仅是失去土地，更重要的还是失去文化的依凭。因此所谓“漂泊”，是在肉身漂泊之上更令人痛苦难忍的精神的漂泊。无茎、无根，也没有泥土的“野生植物”，云鹤对于华侨的吟唱便不能不是噙着眼泪的吟唱，绝没有游子在思乡中依然可以炫耀的那份欣慰和潇洒。这或许是今天海外华文诗歌中的游子形象，与中国传统诗词中游子形象最深刻的区别之一。
怅然于“失根”的怆痛而发出的游子的感喟，实际上是一种“寻根”的企望。
和权在《千岛》中以更明白的语言描述了海外游子这一精神历程：“为了寻找传说中的桃花源”，祖先在“已然模糊的年月”里“扬帆出海”，而把“我们”遗落在“多风浪的千岛”。“饮着椰汁／弹着吉他／裸着棕色皮肤”的“我们”，便不能不睁大眼寻找——
而祖先的帆呢？
而桃花源呢？
这里发出的是透过诗歌的“冷冷的水声”，“溯流而上”去寻找“那永不干涸的／源头”的呼吁。
这样，和权的《千岛》和云鹤的《野生植物》一样，所触及的正是当代海外华文诗歌最重要的一个母题：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
二
文化寻根是本世纪下半期以来普受关注的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主题。它反映了跨越殖民主义时代以后弱势民族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标示出在信息时代世界重新整合的背景下，寻求文化价值仍然是在这个越来越淡化个性存在的资讯世界中确立自我身分和位置的生存基础。当然，文化寻根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中的出现，有着各自特殊的背景和原因，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世纪后半期一种煊赫的文化景观，也必然地要昭示出未来世纪的某种文化走向。
就菲华文学而言，文化寻根是它积蓄已久的一种历史情绪的喷发。
中国与菲律宾的交往，最早可远溯至三国时代而盛于唐宋。当扬帆远来的华商，从最初游弋在部落纷立的菲律宾群岛之间，以鸣锣为市邀集岛民登船交易，到逐渐上岸设店、定居贸易和从事开发，便同时也带来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在这漫长的数百年发展中，菲律宾经历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美国殖民统治和战后独立几个历史时期。出于对当时还堪称强大的明清帝国的恐惧与猜疑，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一直采取扼制和压杀的政策，限额入境，划区居住，甚至不惜以血腥手段进行镇压。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就曾连续发生过5次大规模屠杀华侨事件。 英奇在《过江猛龙瘫痪了》一诗中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血腥暴行：
祖先八世踩踏过的泥沙，
留下疤痕满布
铭刻拓垦艰难苦痛的史页；
何必查究流泪、流汗、流血的容量？
不如看青山冢垄累累的白骨深埋。
美治以后，虽然采取比较和缓、开明的政策，但对华侨的限制依然。加之此时已日益贫弱的国势，使迫于水旱兵灾漂洋过海谋生的华侨，很难再从母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而在海外陷于孤悬无助的境地。侨民文化相对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本来就处于边缘地位。而华侨的失助和屡遭迫害，更使他们的文化陷于弱势和坠失。这种情况，是全球华侨和华人共同的遭遇，菲律宾的情况尤烈。现在菲律宾华人人口虽逾百万，但在菲国总人口中仅占2%， 是东南亚诸国华族人口所占比例最小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遗留下来的后果。
这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压迫越深，反弹越强，尤其在文化层面，其所激起的文化自我保护意识便也越强烈。以闽南华侨为主体的菲华族群，其急公尚义、团结互助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便与这一特殊的人生遭遇密不可分。在华侨、华人刻苦经营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的支持下，菲律宾各种华人社团之多，可能也是东南亚诸国之冠。这些华人社团，在强化族群观念的同时，也不断与故国母土发生频密联系，维系和深化着海外华侨和华人对故乡母土守望和期待的感情。当母国重新以一个东方巨人的历史新形象，屹立在世界各民族之林，给海外游子以巨大的精神关怀和支持时，华侨和华人对母国守望和期待的感情，便转化为热烈的追怀和赞颂。文化寻根便从潜在的精神追求，转化成为涌动在菲华文学中一股强大不息的脉流。
明澈在1993年发表的一首短诗中写道：
我们像一群迷失的海欧
为要啄食五千年的文化
为要寻找一个新的名词
才栖息在你的沙滩
这首诗虽是诗人在中国海南出席一个会议之后的感叹，却不妨也看作是整个菲华文学界内心感情的一种走向。
“为了啄食五千年的文化”，这是今天菲华诗歌感情的焦点之一。
三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人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也即是说，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又以文化塑造了人自己。因此，人的自身，就是文化最大的承载者。
当一辈辈华侨漂洋过海，来到异域他邦，他们的播迁，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播迁；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在异域他邦不同文化的映照下，才使他们从反观自己中，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身分和价值。
因此，当文化寻根意识涌动在今天华侨或华人的心中时，这种寻找，首先就从自己身上开始，是对自己整个生命所渗透其中的文化及其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肯定。
月曲了的《自画像》就是在“异乡”这“一面画布”上，对自己生命的解读，交错在他坎坷的生命个性中，是浓烈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
画我坐着如一座假山
站着如一棵移植树
若画不出我善变的发
就画几片流浪的白云
画风雨交加的路
我忧郁的双眉
画我的眼睛
在遥远的窗口看童年
画我的耳朵在沙滩上
和千只的贝壳听海去
深深地吸着家乡的泥香
“假山”、“移植树”、“流浪的白云”和“风雨交加的路”，这些象征人生命运的自然意象，辐射出的人生漂泊，具有华侨独特遭际的特征和倾诉方式上的传统意味。随着作者深入展开，这种民族特征便越加鲜明：
画一块东方古砚
让黑夜深磨着深磨着
我做梦的脸容
只画一泻千年的飞瀑
只看画中有没有诗
然后让毛笔记起我的胡子
让胡子题上了我的名字
中国传统的诗词，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不画感情”而画千年飞瀑，是更为激越的感情；“不画思想”只看画中的诗，是更为幽隐深沉的思想。
当东方的古砚和毛笔磨出脸容和记起胡子，毕生坎坷的酸辛和苍老便尽在其中。整首诗便是这样以文化的形式凝聚生命的内容，或者说是将生命的内容透过文化的形式予以表达，潜隐着诗人对华侨和华人共有的漂泊人生的独特文化体验。犹如是用中国的毛笔和宣纸所完成的一幅作品，是别一民族所不可能如此表达的。这样，月曲了便在自己的身上，画出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品性。他的“自画像”，便也成为了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共”画像。
与生俱来的民族的魂和文化的根，既渗入生命，就很难改变。陈默在《水的传奇》中描写了海外华侨的某种尴尬：
兄弟啊兄弟
你水滴般地流
到大陆被称为“番客”
到台湾被称为“华侨”
入了菲律宾籍的容器
却被称为“中国人”
尽管这尴尬里含有几许酸辛和苦涩，但它正说明了：水就是水，无论落自天上，流入河中，还是盛在什么容器里，形态可以变化，本质却不会改变。正因为如此，当月曲了在南方千岛间的芒果奇香中被烈日晒黑了皮肤，还是会被人轻易认出来，所依凭的只是“今夜木桌上的一壶茶／我在茶中／等江南的春晓”（《固定的方向》）。同样，晓阳以为自己“习惯了芒果与椰子的滋味”，“薰沐在茉莉花的馨香里”，便“在这个可爱的国家扎下根”，但他内心深处不能忘却的还是“在那北方，也有一个／日益茂盛的家园”（《思源》）。这是一种文化的凝聚和区分，也是对血缘和乡土的一份永远的牵念。漂泊异邦的游子，都能从自己身上的秉性和牵念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根和文化的魂。
文化寻根的主题，便最先从这里展开它深长的意蕴。
四
当海外游子强烈的寻根意欲，从自身向外辐射，便是怀乡，一种摄魂夺魄的故国家园之恋。
怀乡是游子的专利。它的基本形态是与母土疏隔日久，而唤起对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的思念。这里是亲人聚居之地，骨肉亲情的牵念是永远割舍不断的感情脉流，因而怀乡的主题，往往同时还是亲情的主题，寻求温馨的人际关系；这里也是曾经凝结自己一段人生记忆（大都是童年，或者青少年）的地方，时空的距离涤洗去一切不快的经历而留下美好的怀念。当漂泊异乡他邦的华侨无法排解不时涌来的孤独感、流离感时，怀乡便成了游子精神的避难所，是一剂疗治心灵创伤的良药。因此怀乡的主题还是一个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这里还是父祖之邦，祖国的贫弱富强，萦系在海外游子的心头。因此，怀乡的主题不仅仅只是一种乡土感情，在更大的意义上是表达对祖国和民族挚爱感情的主题。这是对一种美好人生境界的向往和对自己故土家园美好的祝愿和期待。当怀乡从事实的层面进入精神的层面，便带来了这一主题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这是菲华诗歌表现得最为充沛而感人的一个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读柯清淡的“返乡诗”，便能深入一步理解其中的蕴味。这位“少小离乡老大还”的“番客”，自然含有当年贺知章返乡的感慨。但他不仅止于“儿童相见不相识”的那种岁月悠忽的兴叹，还有一份寻找自己灵魂归宿的心灵悸动。他渴想吃一顿“咱们田间收成来的番薯粥，用祖父盛过的粗花碗”，“免再烫伤我童年的掌心”；希望能在家山的小径上辨出“童年的小脚印”，从村前的晒谷场找回“断线的小风筝”，在皱纹满布的脸上，认出当年轻步出花轿“美得像朵红花的庆婶”……这份对于生育过自己的乡土刻骨铭心的爱，使他的心“掉落在家园的番薯沟里”，灵魂“困留于童伴的眼神中”而信誓旦旦地许愿若有来生，还要转世在这块土地……（《归心组曲》）作品感人的力量，首先来自诗人对于故土深刻的爱，这是历代海外游子的一份感情积淀：从个我的乡土之情，升华为对于祖邦的民族之情。因此他以出塞的王昭君为“我的新姓名”，“要借长城的悲风”，将“一曲现代的《出汉关》”，“贯入神州亿万耳朵”（《返塞曲》），担心“过番”日久，“五千年的炎黄史册啊／能否容许我这“番客”／在册角签下中文姓名？”乡愁成病，只有一帖《灵药》能解“海外华夏遗民”的心疾，当登临长城——这中华民族的象征：
双手搂抱住——
城头的苍石
鼻孔嗅吸着——
石苔的滋味
我自幼身罹的相思固疾
柯清淡笔下这份淋漓酣畅的故国家园情结，在许多菲华诗人的篇章中，都有极为动人的体现。丁香山以一颗“游子的心”守候“五月的夜空”，从那一阵紧接一阵的风声雨声里，聆听“母亲的叹息”和“妻子的泪”（《五月的夜空》）；王勇“用孩子读不大懂的／家书／剪一轮满月／贴在床头的玻璃窗上”，竟能惊见，淡黄的月光／把窗口的汉字／照活了起来”（《月下汉字》；和权感叹“华侨的月／不是一轮满月”，因为它“被窗外一条电话线／分割为两半”（《中秋》）；面对郑和遗下的一口三保井，月曲了说，“他们都有一条乡愁／长长的／可以汲水”，唯他没有，因为“我的已用于／捆扎沉重的行李／准备回家……”（《三保井》），徬徨在“归去”、“不能归去”之间，江一涯拥有的“白发他乡”的焦虑，是羁旅天涯游子最难排解的一个心结，而相约“在故里百花怒放的春天”，便成为游子心上朗照的一轮朝暾……
多姿多彩的怀乡诗，最大能量地释放出菲华诗人的才华与情志，是菲华诗册上最为动人的一页佳构叠出的篇章。
五
华侨和华人在菲律宾的定居，必然面临着文化的承传问题。美治时期曾经允许华人办学，并自设课程、课本和延聘教师，促使本世纪上半叶大批饱学之士过海任教，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菲的衍播。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独立后的菲律宾推行本土化政策，使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菲传统的历史交往遭到阻隔，华文教育也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日益西化和菲化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对于母国文化的认识也逐渐淡漠下来。文化薪传上出现的代沟使华侨和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充满了忧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寻根在菲华社会的重新掀起，也缘此而来。
陈默的《出世仔的话》写的是菲华通婚后的下一代对华族文化的接受问题：“妹妹初上幼儿园／爸爸考她认字／写了个‘人’／她说‘TAO’／爸爸搂着她／亲了又亲”，然而到了“学期终／爸爸又写了／‘中国’／她茫然摇头”，这不能不使做父亲的深感忧虑：未上学能懂汉字，上了学却变得不懂了，显然是教育问题。而父亲的感慨里语带双关“怎么‘中国’就学不来”的“中国”，不仅是所指的汉字，也是能指中更具广泛意义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承传上的隔膜在明澈的诗《红柿》里，同样具有一种欲说无言的悲慨：孩子把父亲三番五次告诉他的“红柿”的名字，一再说成“甘马的示”，这使父亲感伤地想到：
出世仔的红柿
不知是谁带来的种子？
也不知他的亲生父母是谁？
粉红的皮肤，幼嫩的肌肉？
真是一个漂亮的“混血儿”。
如果说作为血缘融合的“出世仔”，本身就是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忙于外务的华人父亲往往只能将子女教育交给菲籍的妻子，其所带来对中华文化承接的阻遏，还有其客观原因，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在纯粹的华人家庭，就更引起父母的忧虑和深思。月曲了在副题为“教儿子读《满江红》”的诗篇《考试前夕》中，写的就是父子两代人文化承接的不同观念。岳飞的《满江红》是老一辈华侨教育子女认识中华人文精神、培育爱国感情的一份传统教材，然而到了现在，岳飞的凌烈壮怀已经很难引起后代的共鸣了。尽管有“喝热茶的”父亲尽职地“为儿子竟夕解释／古人的豪情与壮语”，“喝冰冻汽水的”儿子却“在书桌旁顽抗着”，让“西洋壁钟／一声敲一声／敲落满室边城的睡意”。诗人在没有战争也非边境的家中，描绘了一场不亚于战争的文化争夺：
忽闻户外虫声四野
渐似金兵又犯境
手在前尘里
而门前的围墙已朦胧
朦胧如国界
陌生草木扰人
盆盆的外国花窥探
风铃摇痛着
寒露中的一则故事
铅笔短短指千里
儿子看不见
激烈的天色
“户外虫声”、“陌生草木”“外国花”等等意象所酿成的异质文化氛围在诗人笔下，犹如当年金兵蚕食大宋江山，也在一点点包围和蚕食中华文化，而身处其境的儿子对这种文化对峙的“激烈天色”竟然“看不见”，就不能不让诗人痛心疾首，忧虑满怀。和权用南橘北枳的植物变异，来比喻这种文化承传的潜在悲剧：
移植海外以前
原是甜蜜的
而今已然一代酸过一代
——《橘子的话》
对后代失却文化自我指认的悲剧，在柯清淡的《居家猛惊》中，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当神州传来的乡讯、国事，只换来儿女的茫然、冷漠，做父亲的便不禁心寒自问：
黄帝的族谱上
还能有我一家人的名字
从前面提出的文化寻根的主题，在这一高度上生发开去，便更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和针对性。
六
和权在他的诗集《你是否触摸到衣襟上被亲吻的痕迹》的卷二《乡愁，赫然在床上》前面，写下这样一段题辞：
你是一支习于孤单的狼毫，一支不折腰、不沾染尘垢、 修挺硬朗的狼毫。一支心口肝肺，皆是儒家制造的狼毫，在乱焰里，不为寻章摘句，却是以测量山河有多深多长底苦难的狼毫。
一支为苍生的安危而不眠，为流离的黎明而怨许，于天宝年间，草堂里挥毫的狼毫。一支适足于惊风雨的狼毫。
不妨把这段“题辞”看作是诗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尊奉的文学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表白，是诗人对菲华文学积极参与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概括。
这里闪耀着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的辉光。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学传统，十分强调文学对社稷、时代所承载的使命。“兴观群怨”的文学价值观，哺育了一代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刚直不阿的文化性格。这一文学精神和文化性格，同样也潜移默化地成为海外知识分子的一面精神旗帜。
和权有一首诗《落日药丸》表达他这种世界性的关怀：
忧思天下，或许
不是癌症一般的
伸手取来落日药丸
就着汹涌的海
诗人忧思于“一千年后”核子的灾难、环境的恶化、艾滋病、肝硬化、香烟和酒精的消耗过量，以及“会不会还有晚霞任人仰望？梦乡任人休憩？会不会还有月华？屋檐和炊烟？”等等人文精神的失落。忧思成病，而疗治这虽“不是癌症一般的难以治疗”的疑症，也只有把世界肩在心上。这种行天经地、掀海吞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浪漫主义气慨，让我们想起李白。而另一首诗《树根与鲜鲍》则让我们记起“为苍生的安危而不眠”的杜甫：
在遥远的非洲
他们以皮包骨的手
在沙土里翻找
我们以银叉和银匙
在碟子里挑捡
蒙太奇般的特写镜头的组合，是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版和现代版。诗人立足海外，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世界和人类。襟怀的博大，也如诗的意象之宏硕和联想之广阔。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传统哺育了诗人，另一方面又是诗人开阔了传统。文化寻根的主题不仅仅只是静止“根”文化的再现，还是能动的“根”文化的拓展。
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是菲华诗歌最具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来自坎坷人世的菲华诗人，总把他们的精神关怀投注在现实人生上面，既表现为对现实弊端的针砭，也流露在对故国家园历史遭遇与未来发展的亲切注视中，亚与智的《两样心情》，写了同样过圣诞节，“有的欢乐盈盈／有的愁苦满怀”的两种不同景象，是对现实贫富不均的抗议。而月曲了的《踏雪》，以诗人在富士山的游历为背景，记下了一段复杂的情感，诗人的联想来自于对民族苦难的历史记忆，表达的是他的一份至深至切的民族感情。面对军国主义者妄图篡改历史的狂妄举动，诗人充满忧患的民族关怀和历史提醒，对于国人和世人，当有深刻的警戒意义。
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在比怀乡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寻根。它既是漫长年月文化哺育和积淀的自然流露，也是诗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执意呼唤，表现出菲华诗歌在精神血统上与中国文学深刻的联系。
当然这种深刻联系还表现在艺术层面上。中国诗歌历史悠久的艺术传统，从感受世界的审美认知特征到传达世界的审美体现方式，无不在菲华诗歌中留下深深的迹印。它既是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坚守和对它文化的吸收，同时也是在文化的历史演进中“现代”对“传统”的激活。其艺术方式上的复杂的辨证关系，当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