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陶渊明诗歌飞鸟意象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飞鸟论文,诗歌论文,陶渊明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从比较嵇康、陶渊明诗歌飞鸟意象的形态及内涵差异入手，认识他们建构自由人生的不同情致，并蠡测魏晋人实现人格独立的实际情形和嬗变过程。嵇康诗歌中的飞鸟意象大致有三类，从整体意义上代表了嵇康现实生活与心灵变化的特殊形式。陶渊明诗歌意象主要有两类，其不但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表现了飞鸟意象在文学史上的发展和演变。
【关键词】 嵇康 陶渊明 飞鸟意象 比较
嵇康、陶渊明追求自由、回归自然的风格特征，鲁迅、王瑶等前辈学者曾有过精要的比较说明〔1〕，而笔者《嵇康、 陶渊明创作及人生审美情趣之比较》一文〔2〕， 也从二人的创作表现及人生实践两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本文则是在各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比较嵇陶诗歌飞鸟意象的形态及内涵的差异入手，更深入地认识他们建构自由人生的不同情致，并蠡测魏晋人实现人格独立的实际情形和嬗变过程。
一
据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嵇康现存的诗约54首。他的这些篇什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无论是题材选用还是结撰艺术，都要比其由论辩而形成的文章逊色，更不如他的人生行为那么光彩动人。也许由此，历来论家评著都很少对他的诗歌作专门的深入的评说，甚至在概括他的一生时，常常先赐以名士、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名号，而被称为诗人的情况则极为少见。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坚持认为，嵇康并不愧于诗人的称号，其诗之所以被冷落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人生太多闪光之处，他的散文作品太为人注目。若从整个文学史或诗歌史上考察，便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显著成就。其实，人们目睹嵇康的名士风度和论辩家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诗歌作品的。其诗歌飞鸟意象的构成内质及表现形态就艺术地展示了他的人生现状和心曲情愫。
嵇康诗歌中的飞鸟意象大致有三个：一是鸾鹏鸿雁的振翅高飞，一是斥鷃鵾蛙的鸣聒鼓噪，一是鸳鸯的双飞对鸣。三种意象各具形态又互成一体，构成了诗人行为实际及心灵波荡的基本图迹。
鸾鹏鸿雁意象系列。鸾鹏鸿雁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因而从来就被作为奇情大志和威猛气力的艺术象征，倍受人们的钦羡青睐，尤其是在文人诗家笔下，更被用为自况自喻的普遍意象。嵇康诗中的这类禽鸟以近于历史所理解的形态出现，从而它们所载述的也是诗人高蹈人世、标举自然的心态趣术。如“双鸾匿景耀，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相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 ”〔3〕“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4〕鸾鹏鸿雁时而耸立云端，时而俯掠山川，忽然远至天际之涯，忽然又迫近咫尺眉睫。它们的存在地点及活动状态的倏忽变化，以画面的大幅度切置，使时空两度随之而向着幽深和广袤展开，引人恍入腾九州，历五岳的神游境界，而这种境界中的心理效应却是一个蔑视凡类，脱弃俗秽的理想天地，可以令人联想到屈大夫“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5〕的高洁情志，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6〕的不屈趣求，使人眼前幻化出嵇康乘云腾雾，玄览广深时空的气势。诗人笔下的鸾鹏鸿雁，是他心灵情志的艺术幻现，换言之，与其说这里的自然景象是由珍禽猛鸟用而翼剪裁而成，还不如说是由嵇康无限高亢的心情浇注而就。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比类而生，相对而存。有翱翔九天的鸾凤鹏鸿，也应该有低徊于矮丛纤枝间的小鸟鸣虫。《述志诗》之二写道：“斥鷃檀蒿林，仰笑神凤飞；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这里把斥鷃与神凤、蝤蛙与神龟两两相对，无论就字面还是内质，都表现出两层意义，一是斥鷃、蝤蛙这些小鸟小物困处于狭小低矮的地段，固守着局促隘陋的天地，因而代表了卑陋的境界和屑微的心志；一是它们自得自乐于固来之所有却毫无惭色愧意，反而嘲弄神凤神龟为何要拼命奋飞、尽力远游，这又代表了性懦力弱者对高尚人格的不解与诋毁。既反映了小人与君子、卑劣与高尚在时空中并存，又表达了他对前一类人物与事物的无限愤激之情和蔑然态度。正如鸾凤、神龟蔑视斥鷃、蝤蛙一样，在诗人的心灵天地中是从来也没有怯懦卑陋之辈的位置的，他所要努力营造的就是一个没有哀吟与聒噪之声的清净世界。
很显然，正象鸾凤大鹏们无法抑制、取消斥鷃学鸠的存在，在为封建礼制所重重笼盖的中世纪中国土壤上，要消除卑琐陋劣现象，使人人皆成尧舜，同样也是不合现实的神话幻想。鸾鹏鸿雁自身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在整体上占据优势，从而压倒并消除小鸟爬虫的干扰污染。势单力薄加上奋飞中每多舛逆，就使孤独、寂寞成为它们无法避免的感受。而对这种深沉感受的映照与拟比，则集中地表现为鸳鸯相对飞鸣的意象，并在出现的频率上占了嵇康诗所有意象之先。如“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估， 傀仰慷慨，优游容与。”〔7〕“鸳鸯于飞，啸估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顾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傀仰优游”〔8〕等。 诗中的鸳鸯或傍依双飞，或单飞苦鸣，都表达了深深的孤独和难撩的寂苦，因而当这样的诗句与诗人的自叹自叙相接续时，就更明显地成为主体心灵情志的物态展放。
鸾鹏鸿雁高飞远举、斥鷃井蛙嘲笑神凤神龟和鸳鸯双飞对鸣三个意象，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在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因此，飞鸟意象从整体意义上代表了嵇康现实生活与心灵变化的基本情形及特殊形式。
对陶渊明诗歌的主要意象，评论界有较一致的认识，普遍认为鸟和风是其两大意象，而且尤以飞鸟意象最为常见，最富有象征意义。但人们一般所看到的也只是飞鸟意象的笼统象征意义，即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对官场的厌倦、对自然真朴含义的领悟及其由宦而隐的生平境况。但这里将飞鸟意象孤立于陶诗独体之中，而没有充分考虑到飞鸟意象在文学史上的发展演变情况。如果将其置于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就能看到陶诗中飞鸟意象的某些特殊情形。
统观陶诗中的飞鸟，也能看到多种存在形态，比如燕、雁、离鹍、鹤、凤、鸾、鸥、仓庚等，其中雁、鵾、鹤、凤、鸾也是鸟中的灵类异族，具有疏离常品的心向特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诗人并不细究飞翔的竟是何种鸟，而以“飞鸟”、“归鸟”、“羁鸟”、“晨鸟”、“高鸟”、“林鸟”、“鸣鸟”、“众鸟”、“群鸟”等较笼统的姿态飞出，如“翩翩飞鸟，息我庭柯。”〔9〕“翼翼归鸟， 晨去于林”，〔10〕“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1〕“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12〕，“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13〕，“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14〕，“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15〕，“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16〕等等。诗人关注于鸟的主要是其有飞翔的本能，关心它们的也只是起始的状态和飞临的归趋。至于具体的飞动状态和飞翔过程，尽管在诗中也有比较细致的描写，但仍然不是他注意的焦点。这种对鸟的种类的模糊、对鸟的飞翔姿态的笼括，并没有消隐飞鸟的人格象征意义，也没有磨蚀诗人的自由奋斗意志，但它却无意中向人们透露了一个很微妙的信息：如果说这里的鸟仍然是诗人自身的生活印迹和心灵折射，那么，笼统的飞鸟存在形态所象征的也不再是诗人与社会他类的尖锐对峙，而是相安无事，相与归飞。虽然陶诗中的鸟也有羁锁笼中的困顿，有失群离伴的痛苦，但这样的状况与感受主要表现为对已去时日的追忆，很少意味着现在及将来的命运，而且孤独与寂寞本身也多由离群失伴引起。这与嵇康的孤独情绪相比，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弥浓，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于淡；一个因攻诋他类而孤独，一个则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嵇康、陶渊明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之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基本原因。由作品认识人生，又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二
嵇康、陶渊明诗歌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与社会群体关系状况的差异：前者以鸳鸾凤鹏与斥鷃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与社会（世人）的尖锐对峙状态，而后者拈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由性格特点与思想倾向（或审美情趣）共同构成的行为风格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的个性规定了不同的待人处世方式。
嵇康的待人风格特点，史籍及其他材料均记载说，他风姿绰约，少有隽才。用现代的话说，即嵇康的天资禀赋是很高的。从人格发展的一般情况看，具有这样天资的人往往容易表现出轻世傲物的性情特点。因为他在理解、应对某些问题时，通常能显示出比一般人较敏捷的反应和较有效的能力，喜欢相信并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与判断，很少去考虑吸纳来自社会群体（他人）的观点意见，将自我的言行纳入社会与传统所规定的普遍规范之中。这样，个体的知行与一般人的所思所为出现极大的偏违，表现出“刚肠疾恶”，“遇事便发”〔17〕和“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18〕的行为定势。自我与群体就在心理与现实生活中划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两边则是两座永远对峙的营垒。这是嵇康诗中出现鸾鹏鸿雁与斥鷃蝤蛙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
陶渊明的天资条件也是很好的，《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等都说他“少有高趣”，诗人也自言“少时壮且厉”〔19〕，表明他是一个少年大志者。不过，他的奇思异想却从来没有衍化为傲视他人的个性特点，几乎所有史料记载中都没有他激烈地批判别人言行的文字。他对王弘、周续之等人虽有嫌意，却不以强硬的态度和逼人的口气讲出，而是隐约点示，微言大义，比如对周续之等人的讥刺只表现为“愿言谢诸子，从我颍水滨”〔20〕两句诗。且可容忍时则尽力容忍。比如王弘给他送去酒时，他“即便就酌，醉而归”〔21〕。可以说，他有趋慕人格独立及精神自由的奇情高趣，但并不认为世人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拦路巨石，必须坚决彻底地摧排，而是以难得的宽容心理求得自我与群体的两安状态。因此，他也只希望自己是只自由飞翔的鸟，却不坚持要将异类统统打入敌类。嵇康只会在强烈的对峙中继续扩大对立势力，他感到空前的孤寂是其人生风格所规定的必然结果，他最焦灼的是没有心心相印的知音和共同冲杀的战友，他也终因无法改变的个性而使焦灼与孤独终生相伴，愈来愈浓。陶渊明也曾有过孤独，但他的孤独主要不是友离和友我不谐，而是为俗网困羁所引起的失群，是身心不得自由的深沉呐喊，一俟弃官场而归田园，这种心情便会大大地改变，看他《归园田居》等田园诗就可明白这点。
嵇陶二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状态，同时也表现为他们对中庸与真实人格规范和名教与自然的哲理观点的态度。
由孔孟等人倡导形成的“中庸”理论，对处理人际关系这一重要社会行为有一条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即要对人谦恭谨让。有才有志者不可目中无人，藐视一切；得理得势之时不得对不及者或有过者横加指挞，追伐过甚。概括而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具有宽以待人的君子大度。这一人格规范是否合理，有无其积极意义，此处暂不论，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它经过无数人的阐讲和实践，已世代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这样，倘若有人要违背并破坏它，就极难摆脱人人疏离、个个攻击的身心磨难。就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看，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格规范和价值认同。即使如此，人们对谦恭逊让的君子风范仍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继续视为评议人的基本标准。而嵇康则正好相反，喜论人过且攻之不留情面，在不自觉中营造了势力强大而范围广阔的对立面，他感到寂寞孤独也就自不可免了。
当然，嵇康的反中庸并不是固标新异，或如一般人的飞扬跋扈，而是因为他所攻击挞伐的人、事本身就包藏了太多的虚伪和悖误，如果对这些内容也要谦恭逊让，那只能意味着对矫饰的包庇纵容，向丑恶垂眉俯首，最终在一片“好好”声中，将自己的灵魂与人格拱让给浊世大染缸。这种依违世俗而“诡故不情”〔22〕的作法，嵇康当然是绝对不会赞同，更不可能去奉行。所以他纵心肆志傲睨物事，从个体角度看是性情特点的表现，而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具体践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魏晋风度的最基本内核。在另一方面，嵇康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思想家玄学家，他自己的人生观和哲学观，本身就构成了魏晋玄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他与阮籍等人一道，在王弼“以无为本”玄学思想的基础上，荡除了王弼思想中的调和因素，而将“有”“无”的对立发展到了极致。在他看来，现实形态的“有”与“无”是绝难再实现统一的，而要求得“本无”，就须先否定现有，要企及理想境界，先应清除一切拦路障碍，要实现新的和谐，只有先打破当下的虚假和谐，于是，他就将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俗人庸行视为异类，而毫不迟疑地予以坚决的轰毁。
我们当然不能说陶渊明就遵循了“中庸”原则而舍弃了“自然”的真义，但与嵇康相比，他的生活风格的确要平淡得多，随和得多。这里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他不比嵇康以老庄为师，不涉经学，而是广览了包括被嵇康贬为“芜秽”的“六经”等书〔23〕，这就有可能使他对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在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引起流血的国度里不作冒然的冲击。魏晋无数文士惨遭残害的血腥事实，更警示他任何新异、果敢的言行都不可能得到传播和实施，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乱也看惯了”〔24〕，于是就显得和平。其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陶渊明时代，玄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内容。以郭象《庄子注》为代表的玄学理论，否定了“以无为本”的思想而提出了万物“块然自生”〔25〕的观点，坚持认为在现实生活之外不再有一个彼岸世界，人们也无须越现世而求仙境，只要自足其性，就完全可以“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26〕，自可以“戴黄屋，佩玉玺”〔27〕，“历山川，同民事”〔28〕而不失为“至至者”〔29〕。郭象的观点对哲学理论的建设是一个大倒退，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它使许多文人因固执有无对立而又无法“执本守一”的心理焦渴大大消解了，为他们自得其乐、自足其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陶渊明是否受过郭象《庄子注》的直接影响，我们无法得知，但“自足其性”的玄学人生观显然对他的人生行为产生了影响。如他的诗句“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30〕，即与郭象的块然自生、适性自足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凡事，其实便是对自然人生的具体躬行，只要自己坚持不违离自然人性的基本原则，那么无需舍近求远，无需批判世人，也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不打破现有的无序状态，同样可以实现有序。关键在于自心的真诚和有序。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心远地自偏”〔31〕，“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32〕
三
由作品认识作者，由作者理解作品，这是中国古代“诗品出于人品”文学理论的最基本内容，也是对文学创作最基本规律的理解与运用。然而从文学作品形成过程说，无论人品决定诗品，还是诗品反映人品，最终都要落实到作品的具体产生与完型中去。这也就是说，作品与作者的差异必然要同时表现在艺术创作方法的差异里，对作品与作者的比较应该要同时注意创作方法及形态的比较。据此，也有必要对嵇康、陶渊明诗歌鸟意象的生成过程及方式作一比照说明。
由于嵇康所追求的是超越时世俗群的至上境界，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它的原型模胎，由此形成的诗人的个体生活及心性变化就表现出强烈的虚幻性和缥缈性。这样，呈现在诗中的用以自况的鸾鹏雁鸿及鸳鸯等物象不仅在现实中稀奇罕见，它们的飞翔姿态与伴随物景也多由诗人想象而得。除了鸳鸯相依双飞、单行孤鸣曾实有其景，其他如凤凰沐朝露，振羽仪，戏云中，托昆仑，都犹如《庄子·逍遥游》中的昆鹏展翅九万里，富于浓烈的神话传奇色彩。诗人的这些用笔所表现的基本都是他驰骋主观想象而得的幽幻场景，或者说是完全由主体心灵外射而衍化出的宇外之境。读嵇康的这类诗，可以很快搜寻到物景的人格象征意义，但景物画面本身却比较恍惚朦胧。陶渊明的诗歌不能说没有主体想象的成分，但由于他自己所躬行的现实生活就很平常而具体实在，由此所衍射出的众鸟飞翔意象，虽然已不是生活实态的机械模写，但却依然实在具体。人们感觉这样的飞翔景象生动感人，但同时又感到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毫无从天外突兀而至的陌生不适感。读他的这些诗，自然也能把握到诗人的心律脉搏，首先感到的则是跃入大自然，与飞鸟一块嬉逐的心灵快慰。人们可以会其意也可以游其境。这是他们的意象特点的不同。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看，诗歌意象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移情效应而实现的。移神于物，寄情于景，然后使物我合为一体，以一个完整浑厚的艺术形象，传达着来自主客两方的丰富信息。而完成这一活动的必要环节就是观物、兴感。只有对物与景作潜跃其中的注目审谛，才能领悟大化万物所寓含的幽深底蕴，从而发现连系主客两极的微妙应缘；也只有在直觉玄览物象的瞬间，于心灵深处激放出一道耀眼的火光，才有可能映照出万物景象中的生命情调，使主客体达到真正的结合，为进一步形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创造必要的心灵基础。就此一点看，嵇康诗中的飞鸟意象的形成基本没有多少现实的“观物”的过程。因为这里的许多鸟（如昆鹏）以及它们的飞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远古，都多半是人为的想象物，诗人不可能有直接观览的机会和条件。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嵇康以鸟自况没有经过“观物”过程呢？不是，他笔下的飞鸟形象其实也是被首先观览的结果，只不过这一过程不是现实形态的，而是心灵形态的，是诗人对传统的关于凤鹏等奇鸟的理解认真考索之后，再与自身的现实情状及心灵意动相迭印而产生形成的。一切“观物”和“感兴”过程都在方寸之间完成，外界的物或景往往只是引起这一活动的刺激物。这一点几乎在嵇康所有写景诗中都有体证，因而无须再去具体分析。陶渊明坚持于平凡的日常生活，或驾车携友远游，或扶锄伫立地头，大凡都能以悠然闲适的心态去观赏外物、体验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心意状态，使他的大部分思维活动都能从观物览景开始，并以澄澈的心灵和宁静的心怀，走到山水鸟木之中，寓目入咏，即事兴怀，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随所感触，通过偶然性的契机创造审美意象。其《饮酒》之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既是这种“观物”“感兴”过程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它的特征的艺术说明。他的写鸟诗如“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32〕“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33〕“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34〕“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35〕“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36〕等等，都是对彼时彼地特定情景的描写，而鸟的意象内涵便在瞬间的“境与意会”中汩汩流出。所以宋人陈师道说：“渊明不为诗，写胸中之妙尔。”〔37〕这，又是嵇陶诗中鸟意象形成过程或方式的不同。
由于意象的生成方式不同，它们的呈现状态也互有区别。嵇康诗中的鸾鹏鸿雁上下升俯，前后腾跨，其活动的时空天地以极大的跳跃性和交错性，给人一种磅礴无比的气势，心中不由升腾起一股征服自然，超越人世的崇高悲壮感，但于时空所及的每一处景象则无由感受也无法细赏。陶渊明诗中的鸟当然也主要以飞翔的态势出现，但它们却飞得似乎较从容，较安宁，就象一只引路的信鸟一样，不断地牵引着欣赏者的视线，我们可以宁静自如地欣赏每一时空地段的物景，而诗歌的画面也表现出平缓连续的视觉效果。如果将嵇康诗中的飞鸟比为切换幻灯片，那么陶渊明的飞鸟则如同重现一个个慢镜头。
按照文学作品的结构原理，意象的形成及浑然性，是抒情写景诗的基本要求，但还不是它的最高要求。因为意象只是主体与客体的某一瞬间感应，或某一方面的互通，而对于一首整体的诗来说，它要反映的可能是不止一个瞬间或一个方面的信息，也就是说一首诗中可能有多个意象。这多个意象经由一定的艺术结合，最后形成一种统一全诗贯穿全诗的审美效应即意境。所以对一首成功的咏景抒情诗，创造玲珑剔透的审美意境也是一条很重要的要求。显然，意象的内涵、性质及状态的不同，也将导致意境内涵与形态的差异。嵇康诗中的飞鸟意象本身固已实现了主客相依，物我交融，但鸾鹏鸿雁等却以纵横腾跨的凌厉姿态，展示对大自然的傲视和对人世的超越，因此在整体上不是物我合一或天人合一，而是尖锐的冲突和强烈的对峙，充分表现了主体的创造精神和奋斗意志，读他的作品，就如同一杯浓酒入肠，顿觉神气激荡，情志亢奋，从而以充溢的追求欲望和奋斗精神，向着自由境界奋勇进发。嵇康的诗歌意境属悲壮崇高型。陶渊明诗中的飞鸟意象不仅达到了主客融和，而且与整个大自然也实现了相融相契，读他的诗歌，就如痛饮一盅泉水，神清气爽，身轻心和，获致处现实而入理想、寓平凡而得超脱的心理慰藉。陶渊明的诗歌意境属优美和谐型。
嵇康、陶渊明可以比较的当然不止他们诗歌的飞鸟意象，而本文之所以取这一角度，仅说明它是其中最显著的方面。至于这种比较的意义，从本文运用的比较方法中就可说明。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与作品的比较，主要有纵向的和横向的两种方法。而本文则把作品的内部结构、外部表现以及与作品联系的作者（人格）、生活（世界）相贯通，以全方位的整体角度详尽观照嵇、陶的差异，同时又将二人分别重置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使他们以动态化的效果，重现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风貌及其渐递过程。因此，内外贯通、纵横交合既是本文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研究意义。
注释：
〔1〕分别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及《文人与酒》
〔2〕载《青海社会科学》93年5期
〔3〕〔7〕〔8〕嵇康《送秀才入军》
〔4〕嵇康《述志诗》
〔5〕〔6〕屈原《离骚》
〔9〕〔32〕陶渊明《停云》
〔10〕陶渊明《归鸟》
〔11〕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一
〔12〕陶渊明《于王抚军座送客》
〔13〕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14〕陶渊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15〕〔34〕陶渊明《饮酒》之四
〔16〕〔36〕陶渊明《咏贫士》之一
〔17〕〔18〕〔22〕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19〕陶渊明《拟古》之八
〔20〕陶渊明《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21〕萧统《陶渊明传》
〔23〕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以六经为芜秽”。陶渊明《饮酒》之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2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5〕《庄子·齐物论》注
〔26〕〔27〕〔28〕〔29〕《庄子·逍遥游》注
〔30〕陶渊明《形影神·神释》
〔31〕〔32〕陶渊明《饮酒》之五
〔33〕陶渊明《游斜川》
〔35〕陶渊明《饮酒》之七
〔37〕《后山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