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朝鲜#183;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朝鲜论文,韩国论文,独立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6-0009-11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亦称韩国)后，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恢复祖国独立的斗争，大批革命志士移居海外，从事反日独立运动，其中以移居中国者为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革命志士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同时，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志士积极参加、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朝人民取得胜利。回顾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之关系，将有助于增进中朝、中韩人民的友谊。限于篇幅，本文仅阐述1921-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在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主要几派力量的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关系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至1945年8月，其主要领导人回国，历时27年，由韩国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韩国独立党长期执政，接受中国国民党长期支持与援助。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有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对立使二者又有着政治立场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关系之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21-1926 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没有直接联系，关系相对平和。从中国共产党来讲，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又兼刚刚建立，远未成熟，遂认为没有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联系和相互交往之必要。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热衷于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幻想借此迫使日本放弃殖民统治，恢复国家独立。如奔走呼号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企图通过国际会议废除日本殖民统治，恢复朝鲜独立。与此同时，还积极争取美、苏等大国的支持。在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势力尚微，且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样认为没有与之建立联系和相互交往的必要，而是积极争取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这6年间鸡犬相闻，却毫无往来。遍查1921-1926年期间的档案与史书，迄今仅见中共中央在1923年《关于时局之主张》一文中，称：“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立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尤些朝鲜民党(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者注)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力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像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①这既是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善意的劝告，又是中肯的批评。
2.1927年至1937年 “七七”事变前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进行为期10年的对立与斗争。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派别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左”倾盲动路线时期，将中间派也视为敌人。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采取了抨击、批判、敌对的政策。原因有三：原有的意识形态差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互相支持关系，如崔庸健等参加广州起义，武亭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大力支持与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更加依靠中国国民党政府。
1930年3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进行猛烈抨击：“革命固然应当建立新的临时政府，但这个政权必定要建筑在革命的劳苦群众之武装举动的胜利上，在上海设立韩国的‘革命’政府，这是一件滑稽的事，这个政府必然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另一个官僚机关，不但不能执行任何革命的政纲以解除韩国劳苦群众的痛苦，反而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同样成为韩国群众的剥削者。所谓这种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绝不能得到韩国革命群众的拥护，也不得不走到夭亡的道路上。”并号召朝鲜人民“都在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下而斗争”，还预言“韩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巩固，必定要成为韩国革命走向胜利之一个最根本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三一’革命之伟大的历史任务”。②
但应指出三点：其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置于敌对地位，但仅限于报刊舆论上的批判，并无政治上的实际对抗，更无军事上的打击；其二，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反日活动，仍予肯定与赞许。突出的例子是1932年4月，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职的金九成功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5月25日以《上海日要人全体受伤》为题，详细报道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的全过程，对韩国革命志士尹奉吉的义举甚是赞扬；其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但并没有为获得更多援助而协助中国国民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行。
3.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为此，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内建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国际建立联合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其中包括联合在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此，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起了良好关系，主要表现在：(1)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地位。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曾积极促成并签署国民参政会关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数次议案的提出和通过。(2)承认并尊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在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联合东方各民族代表，在延安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将金九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宋庆龄等30余人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③(3)多次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举办的活动。1942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组成的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并以会议名义敦请中方13人为该会名誉理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1月10日，中韩文化协会举办茶话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语重心长地劝导：“韩国同志们为中国流血，但在自己问题上却不能合作，这是很惋惜的事……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都能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自由与独立。”④此外，1939年3月1日和1942年3月1日中共中央还派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朝鲜“三一”运动纪念会。⑤(4)大量报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中共中央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活动进行直接报道近30篇，间接报道和发表文章多达数百篇，内容涉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宣言、文告，议政院、光复军等重要活动，政府要员、光复军将领的谈话、文章等。⑥如1944年7月4日，报道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针对日本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的传闻而发表的重要谈话：“韩国临时政府是能够代表韩人的唯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积极协助发展中国敌后和韩国国内韩人的反日运动，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5)会晤与宴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要领导成员金九一行回国。临行前，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设宴欢送金九一行。⑦同月开始，国共两党举行著名的重庆谈判。9月3日，毛泽东特地会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进行长时间的友好谈话。⑧毛泽东会晤金九，既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持，也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尊重，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良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这一时期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关系并不紧密，尊重并不亲切。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思想意识之差异，民族主义自然终极无法与共产主义融合。其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此时更加依赖中国国民党。国共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但是中国国民党多次掀起反共恶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取悦中国国民党而追随其后，助纣为虐。其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当时企图控制朝鲜义勇队全部，以壮大其领导之韩国光复军。而朝鲜义勇队主力部队于1941年3月离开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域，开赴华北地区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自然招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不满。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关系虽表面良好，但若即若离，并不十分融洽。
二、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关内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积极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国关内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中国革命斗争。如崔庸健于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武亭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杨林(毕士悌)、金山于1925年在黄埔军官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⑨其后，杨林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金山还参加了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苏维埃活动。吴成仑(全光)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同年举行的广州起义等。金山回忆，在广州与他同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人有6人。⑩金山于1929年到北平(今北京)，任市委书记兼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此外，洪南杓(李克、江宇)、玄鼎健、金元植等于1928年9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1)应指出的是，洪南杓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任朝鲜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负责人，为朝共火曜派代表人物。洪南杓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成员。1929年7月，洪南杓成为该特别支部的负责人。
1928年12月7日，共产国际通过了解散和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决议，朝鲜共产党旋即解散。1929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工作必须在共产国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所派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12)此外，共产国际于1928年8月29日通过了修正的《共产国际章程》，其中第37条规定：“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应即加入该国的支部”(13)，即“一国一党”原则。按照共产国际上述指示，中共开始接受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担任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其一，进行认真讨论。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一律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并支援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其二，调查工作。洪南杓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称：“假使朝共复兴，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应当系属中国(共)中央，恐是当然。”(14)时为支部书记的玉贞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东三省韩侨状况报告》中亦称：“假使朝共复兴，照现在情势，这个(朝共)满洲总局似没有直属于朝鲜党之必要，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编入中国党的组织，恐是当然。”(15)其三，赴东北，协助中共满洲省委开展朝共三派满洲总局的解散与接受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洪南杓、吴成仑作为中共特派员赴东北。同时赴东北的金山回忆说：“中国党派我到东北去，在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之间，进行联系。因为那时候他们了无联系。”(16)
三、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共产党之关系
朝鲜共产党于1925年4月17日在汉城成立。其成立基础是火曜派、ML派、汉(城)上(海)派三派，从而埋下了后来长期派别斗争的祸根。1926年3月，朝鲜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同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国际支部。朝鲜共产党其后在中国上海、北京和东北成立海外支部。但迄今很少见到其上海支部、北京支部的相关史料，关于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史料较多。1926年5月26日，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在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县)一面坡成立，下设东满、北满、南满3个区域局。1927年10月，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遭日本间岛总领馆警察署破坏，主要领导成员被捕，遂为之解体。1928年初始，朝共火曜派、ML派、汉(城)上(海)派先后成立自己派别的满洲总局，三者鼎立。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反日革命斗争和壮大队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领导朝鲜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斗争方面不甚得力，且内部派别斗争严重。至1928年8月，短短3年期间，朝共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4次残酷镇压，致使数届中央领导成员和大批党员被捕，损失重大。鉴于朝鲜共产党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共产国际于1928年12月7日通过《关于朝鲜农民工人任务的问题的决议》(亦称《12月决议》)，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取消其国际支部的资格，号召朝鲜工人、农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重新建立朝鲜共产党。(17)朝鲜共产党依此决议解散，其在海外的组织——日本总局、上海支部、北京支部也陆续解散，唯有朝共ML派、火曜派、汉(城)上(海)派的满洲总局并未解散，仍继续活动。此后，朝鲜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为了重建朝鲜共产党进行多方面的工作，但未获成功。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共ML派、火曜派、汉(城)上(海)派三派的满洲总局也努力重建朝鲜共产党，亦未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处理与中国境内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尤其是处理与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党火曜派、ML派、汉(城)上(海)派三派满洲总局之关系，解决其解散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3年初，中共中央派陈为人等赴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等城市开展工作，建立党团组织。1927年秋，中共在东北已建立北满地委、大连地委、奉天支部等40余个基层组织。10月，在哈尔滨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18)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很关心与东北地区的朝共满洲总局接触、合作抗日问题。12月，中共满洲省临委书记陈为人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有必要同在东北地区朝鲜农民们的秘密组织和反日武装团体进行合作。”1928年1月，中共满洲省临委会关于延边地区“韩国党”活动的报告也提出“党在延边的工作中，尤其是农村工作中有必要同韩国党保持紧密的联系”(19)。
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依照“一国一党”的规定，中国境内的原朝共党员应参加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为吸收东北地区的原朝共党员进行了一系列工作。鉴于当时东北境内的朝共三派满洲总局仍未解散，中共的首要工作是与之进行接触，建立联系，商谈三派满洲总局的解散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9年8月，中共中央分别派金山、洪南杓、吴成仑等作为特派员，赴东北协助中共满洲省委与朝共满洲总局进行接触，就其解散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交换意见。(20)中共满洲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要求中共哈尔滨市委与在阿城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取得联系，进行商谈。于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洛书于9月12日赴阿城与朝共满洲总局代表张时雨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最终解决东北地区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共哈尔滨市委与朝共满洲总局建立临时关系，决定统一按照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19日，中共满洲省委就此次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1)请中央解决韩国党加入中国党问题；(2)派一得力韩国同志来负责”(21)。11月16日，中共中央就此问题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在组织上，他们满洲总部的组织应当取消，韩国同志个人，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党，完全在中国党指挥之下工作。”(22)早在同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朝共ML派满洲总局重要成员韩彬、中国共产党员李春山自苏联到中国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谈在东北的朝共党员迅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韩、李二人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苏文与韩彬、李春山赴东北，会同中共满洲省委，解决朝共满洲总局解散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同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中共满洲省委、朝共各派满洲总局领导人联席会议，协商如何执行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解散朝共满洲总局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上，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和朝共ML派、汉(城)上(海)派满洲总局代表等大部分人赞成上述指示，只有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主要负责人金灿等少数人不同意上述指示，坚持认为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应“直接参加朝鲜革命，支援中国革命”，即朝共满洲总局不解散，其党员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朝共火曜派、ML派、汉(城)上(海)派三派满洲总局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朝共ML派和汉(城)上(海)派满洲总局同意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仍不同意。3月20日，朝共ML派满洲总局发表《解散宣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决定解散朝共满洲总局，并号召原朝共党员和工农群众参加中国共产党，称：“我们代表党内四百三十名党员意志，向亲爱的全体同志宣布解散我们原来的唯一组织——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按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同时，从朝鲜发展过来的组织，应彻底解散。”《宣言》还批判了两个错误观点：“时期尚早论”，认为“在朝共共产国际支部的重新组成以前，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朝共满洲总局)还要继续下去”。(23)其后，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汉(城)上(海)派满洲总局也陆续解散。至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
193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对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指示：“中国党承认韩国同志加入，只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即是，不承认韩国党过去一切派别小组织，因此不是团体的加入，而只是个别的加入，不是凡是从前韩国党员都可以加入，而只是承认中国党的党纲党章，服从中国党的领导，不仅口头上如此，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才可以加入。加入了中国党的韩国同志，便是中国党员，并不是在中国党内有什么韩国同志的独立特别组织。按照组织系统，编入各地支部，在没有中国同志的地方，韩国同志的支部一样受各级地方党部指挥，并没有什么特别机关来管理韩国同志。”(24)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表《致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号召在东北地区的原朝共党员“应该从国际党的立场和革命的利益出发，舍弃派别观念，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来共同参加中国的革命”。同时，批判“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境内开展朝鲜革命运动，忽视当前革命运动中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而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25)10月，中共满洲省委就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作出决议：“他们(指原朝共党员)加入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刻，主要的：1.要参与中国、朝鲜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过去)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以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活动)则开除。”(26)
时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的廖如愿对此回忆说：“他们(指原朝共产党员，作者注)建立共产党后，就分裂成很多派别，派别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示精神，于1930年取消了朝共党的组织，从此结束了朝共党内的派别斗争……我们党对原朝共党员不是按派别加入，是采取了个别加入的办法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凡是以前的派别党员，我们都承认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都必须放弃派别纠纷，经过报名、填表、审查，加入中国共产党。共接受了三百多名党员。”(27)曾任东北抗日联军主要负责人的周保中回忆说：“共产国际明确了组织原则为‘一国一党’，遂决定取消在满洲的朝共组织……这样，朝共党员在东北的则以个人资格，经中共党组织考察选择为中共党员。1928年作的决定，实际在1929-1930年才开始实行。中共满洲党组织，接受了在东北的朝共党员这一批力量，增加了一千多名干部。”(28)
当时，朝共三派满洲总局的党员总人数“大约有1200余人”(29)。据1931年初统计，由于原朝共党员的加入，使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由1930年春的200余名迅速扩大为1200名左右。(30)原朝共三派满洲总局的绝大多数朝鲜共产党员陆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如原朝共ML派满洲总局的朴允瑞、陈公木等，原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的田大日、黄炳穆等，原朝共汉(城)上(海)派满洲总局的朴振等。(31)东北地区原朝共党员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中国革命，间接促进朝鲜革命，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作出很大贡献。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历史虽很短暂，但其进步作用应予正确评价。主要表现：(1)从事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建立不少基层组织，发展党员。(2)整顿工、青、妇等外围组织。(3)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开展革命斗争。(4)支援中国革命斗争(如反筑吉会路、反对日本侵略)。但是，朝共满洲总局也有严重错误与缺点。其表现：(1)派别斗争十分严重，互争正统。(2)未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境内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与中国革命斗争相结合才能间接支援与促进朝鲜革命成功这一根本问题，因此未能积极与中共满洲省委及其各地各级中共党组织建立联系，协调合作，共同斗争。当然，中共满洲省委未能积极与朝共满洲总局建立联系，也是其不足之处。
四、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同盟之关系
1.朝鲜独立同盟之成立经过
1920年代，关内地区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如崔庸健、武亭等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40名朝鲜共产主义者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旋即分赴华北、华中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参加八路军，与中国军民共抗日本侵略军。(32)1941年1月10日，朝鲜共产主义者武亭等21人在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山西省辽县桐谷，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会长武亭，副会长陈光华，发表《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宣言》，“决心以新的感受和信念，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祖国光复伟业”，“号召全华北乃至中国的朝鲜同胞集中力量，支援中国抗战，和中国同胞并肩作战”(33)，并制订《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纲领》，其中，第一条规定：“团结流亡在全华北的朝鲜青年，参加光复祖国的大业。颠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建设独立、自由的朝鲜民族的共和国。”第三条规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34)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成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致以热烈祝贺：“朝鲜同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日帝进行决死战斗，相信定会建立丰功伟绩。”(3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的报纸，如《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也纷纷予以报导。4-6月，朝鲜义勇队(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绝大部分离开中国国民党区域，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山西桐谷，并接受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领导，改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支队长朴孝三，副支队长李益星。应提及的是，早在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内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36)1942年7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该会扩大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委员长金科奉，副委员长崔昌益、韩斌，并发表《朝鲜独立同盟宣言》，制订《朝鲜独立同盟斗争纲领》。(37)其中，第一部分指出：“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对朝鲜的一切统治。”第五部分指出：“我们为了建立自主、独立、富强、繁荣的朝鲜民主共和国。”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初期设在山西桐谷，1944年迁至延安。与此同时，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大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朝鲜义勇军为朝鲜独立同盟辖属的武装部队。
2.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之关系
(1)中国共产党支持、援助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中共中央和各边区政府以及八路军乃至边区人民，在各方面给予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热情支持和真诚援助。1943年3月，晋西北行署公布《协助侨民抗日十项办法》(38)，主要内容为确认朝鲜独立同盟晋西北分盟和朝鲜义勇军之合法地位等。同年5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颁布《优待朝鲜人民条例》(39)，规定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在根据地内有合法活动之自由，各级政府和全体军民应加以优待，并助其发展等。7月，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发表《纪念宣言》，指出“发展朝鲜人民抗日武装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40)。除支持与援助外，各边区政府还使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享受各种民主权利，特聘他们为参议员，参加边区的政权建设。如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被聘为延安县参议员，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并向大会提交《团结援助朝鲜革命人士案》，获得一致通过；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孝三被聘为参议员，参加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向大会提出《加强边区争取朝鲜侨民》的议案，并获一致通过。
(2)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支援中国革命斗争。在宣传方面，如1943年末，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在五台等地，20多天内召开17次群众大会，演出13次，每次观众在600人左右；在瓦解敌军方面，主要是用日语向日军前沿阵地或岗楼喊话，揭露日帝侵略朝鲜、中国之罪行，号召其反正投诚，或散发日、朝、中文的宣传品；在与中国军民共同抗日斗争方面，朝鲜义勇军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如1942年5月，日军纠集25 000人，对太行山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进行合围。朝鲜义勇军和八路军奋力抵抗，激战数日，毙敌300名。是役，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不幸壮烈牺牲，朝鲜义勇军重要成员石正、陈光华等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
(3)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的回国。至1945年初，朝鲜独立同盟得到很大发展，已建有10个分盟、50个支盟，盟员达万人。朝鲜义勇军也得到很大发展，于1942年创立朝鲜军政干部学校，校长金科奉，副校长朴一禹。该校设中、高级班，学习期限为1年，第一届毕业生有293名。其后，又在其他边区建立分校。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表乞降声明。翌日，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军队发布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军投降的命令，并向朝鲜义勇军发布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到解放朝鲜之任务。”(41)朝鲜独立同盟也同时指示各分盟，配合中国军民消灭日寇，收复失地。于是，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总部于9月3日从延安出发，随中国八路军一起开赴东北，并进入朝鲜国内作战。行前，延安各界群众举行欢送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热情讲话，指出“没有朝鲜的独立，就没有中国的独立。现在，朝鲜同志达到目的比我们早，愿为达到最终目的而勇敢战斗”(42)。另一部分朝鲜义勇军则从太行山根据地出发，华中地区的朝鲜义勇军也自阜阳出发，开赴东北。9月，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总部及各支朝鲜义勇军齐集沈阳。其时，朝鲜义勇军总人数已扩至20 000余人。朝鲜独立同盟总部、朝鲜义勇军旋即决定返回祖国朝鲜，但遭到当时解放朝鲜北部的苏军统帅部拒绝。(43)经再次交涉，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委员长金科奉、副委员长崔昌益、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等70余人首批回国，但苏军统帅部仍坚持朝鲜义勇军“不解除武装，不能回国”，于是朝鲜义勇军只好滞留沈阳。鉴于此，八路军总部于11月25日命令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在沈阳进行扩军，加强军事训练”。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制订《关于朝鲜义勇军暂编方案》：鉴于朝鲜义勇军无法全部回朝鲜，进行整编；将朝鲜义勇军连以上干部三分之一送回朝鲜，将连以下干部和老战士共2000人送回朝鲜，其余皆编为中国东北人民地方性武装；规定朝鲜义勇军整编为一、三、五、七支队。第一支队驻屯通化，第三支队驻屯北满，第五支队驻屯延吉，第七支队驻屯长、吉。(44)29日，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朴孝三自沈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汇报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大部成员无法返回朝鲜之情况。(45)其后，朴一禹、朴孝三率少部分朝鲜义勇军回朝鲜，旋被解除武装，朝鲜义勇军遂为之解体。朝鲜独立同盟回朝鲜后，在金科奉领导下，于1946年2月改称为朝鲜新民党。(46)至此，朝鲜独立同盟亦完成其历史使命。
五、中国共产党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很快侵占东北。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谴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揭露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应直接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依据中央指示，制订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指出只有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方针，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游击队的斗争。南满地区建有磐石、海龙等抗日游击队，东满建有延吉、安图、和龙、珲春、汪清等抗日游击队，北满建有汤原、巴彦、海龙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队伍不断壮大，自1932年6月起，陆续扩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哈东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北满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及第五军、第六军等。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朝鲜共产主义者，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如金日成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团政委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依据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合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根据上述两个重要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重要领导人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军队建制宣言》。由此，东北人民革命军迅速扩编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建立10个军。在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中，同样有很多朝鲜共产主义者，甚至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金日成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崔庸健(崔石泉)为第七军军长、金策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等。1940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环境日益恶劣。为坚持抗日战争，保存实力，东北抗日联军被迫于10月起陆续转入苏联境内。在苏远东地区，建有南、北两个野营，统一组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并统一组成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此时，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政治学习、加紧军事训练、派小分队回国侦察等，为其后进行大反攻作准备。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仍有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有的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崔庸健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金日成任执行委员、南野营负责人，金策任执行委员等。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根据斗争形势进行改组，将原有成员一分为二，即一部分反攻中国东北，一部分反攻朝鲜，并成立新的中共东北党委会，崔庸健任书记。会议决定，书记崔庸健因反攻东北后还需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和移交工作，暂时不能随反攻朝鲜部队活动，待任务完成后，由中共东北党委会负责护送回朝鲜。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共朝鲜工作团，负责反攻朝鲜。中共朝鲜工作团党委书记为崔庸健，委员有金日成、金策、安吉、徐哲、朴德山(金一)、崔贤。崔庸健负责党的领导，金日成负责军事政治。(47)关于中共朝鲜工作团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决定为：“朝鲜工作团回到朝鲜后，在朝鲜共产党建立之前，仍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在建立共产党组织后，朝鲜工作团脱离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48)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共东北党委会、东北抗联教导旅旋即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决定立即反攻中国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其后，金日成为首的中共朝鲜工作团和东北抗日联军中朝鲜籍战士返回朝鲜。原中共东北党委书记崔庸健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和移交工作后，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员护送回朝鲜。至此，中国共产党与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之关系圆满结束。在这1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对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予以真诚支持和巨大援助。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但应指出几点：其一，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大部分皆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据《中共满洲省委文件》之《A、B野营人员履历书》(1942年2月)载，当时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朝鲜籍战士有安吉、朴德山、崔贤、徐哲、吴振宇等65名，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此外，还有崔庸健、金日成、金策、金光侠、崔光、姜健、金贞淑(金日成之妻)等。当时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中，有朝鲜籍指战员共99名，(49)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如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崔贤等。其二，1936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将第二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籍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但未获得该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金日成等的赞成，(50)此指示遂未实施。其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决定，只有在金日成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朝鲜籍战士进入朝鲜作战时，这支队伍可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其三，1936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籍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党支部，但此指示亦未获得东北人民革命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金日成等同意，未予实施。(51)以上可简要归纳出两点：其一，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皆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其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共产主义者皆参加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并担任指挥员工作。金日成任第二军第六师师长等中级指挥员，崔庸健任第七军军长高级指挥员。
然而，金日成在晚年所写的《与世纪同行》中，却声称未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是建立“建设同志社”(52)，并声称未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而他本人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共同抗日。该说法与历史史实不符：1.中共满洲省委档案之《冯康报告之一》(1935年12月20日)载：“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2.中共满洲省委档案之《东满特委书记×××给省委的信》(1935年3月3日)载：“第三团政委金日成(韩人)，1933年入党。”3.中共满洲省委档案之《A、B野营人员履历书》(1942年2月)、《第一支队B野营人员履历表》(1942年4月18日)和《一路军B野营人员简历表》(1942年4月28日)载，共有朴成哲、韩益洙、吴振宇、李乙雪、徐哲、金贞淑等61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其中，1931年入党者4名、1932年入党者8名、1933年入党者4名、1934年入党者4名、1935年入党者4名、1936年入党者4名、1937年入党者14名、1938年入党者6名、1939年入党者7名、1941年入党者2名、1942年入党者1名，未载具体时间者3名。其中，金日成妻子金贞淑的入党日期为1938年3月5日。上述档案，确凿证明金日成当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53)至于金日成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更是详载了金日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中历任安图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南野营负责人等职务。只有在金日成率所部回朝鲜作战时，才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称号。而金日成仅于1936年6月回朝鲜攻打普天堡，1935年9月率部队回朝鲜进军茂山。绝不是金日成单独统率朝鲜人民革命军征战中国东北各地。
历史不容歪曲，无法篡改，白纸黑字的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是最确凿的无言铁证。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创建至1945年8月，积极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对中国境内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各派力量予以积极支持和无私援助。同样，在此期间，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各派，尤其是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尤其是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许多朝鲜革命者还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愿在1921-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境内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朝鲜各派相互支持、彼此互助的友好关系历史，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朝鲜人民、韩国人民的心中，进一步增进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友谊。
注释：
①《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
②金坚：《纪念韩国的“三一”运动》，《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③《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④《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1日。
⑤《解放日报》1939年3月2日；《解放日报》1942年3月2日。
⑥张云：《〈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与韩国独立运动》，载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⑦金九：《白凡逸志》，宣德五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⑧金云龙：《金九评传》，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72-374页。
⑨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223页；杨昭全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336页。
⑩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江山碧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第77页。
(11)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12)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13)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80页。
(14)杨昭全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15)杨昭全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页。
(16)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江山碧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第133页。
(17)村田阳一编译：《共产国际资料集》第4卷，东京：大月书店，1987年，第492-495页。
(18)《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19)中央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8年内部出版，第213页。
(20)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47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8年内部出版，第341-342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给满洲省委指示》，1929年11月16日，中共满洲省委档案，中央档案馆藏。
(23)《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散宣言》(朝共卷)第16号，延边档案馆藏。
(24)杨昭全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746-747页。
(25)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3，1988年内部出版，第58-62页。
(26)《中共满洲省委文件》第158卷第00113号，中央档案馆藏。
(27)中共吉林省委地方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回忆录》第5辑，吉林省档案馆藏。
(28)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29)《廖如愿关于满洲工作报告》，载《中共满洲省委文件》，1930年7月，中央档案馆藏。
(30)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31)杨昭全：《中国境内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1910-1945)》第2卷，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7年，第210页。
(32)崔昌益：《延安时代的独立同盟》，(朝鲜)《独立新报》1946年5月23日。
(33)《新华日报》1941年1月23日。
(34)杨昭全：《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载金健人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35)《晋察冀时报》，1941年1月28日。
(36)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37)崔昌益：《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中译本)，马超群、李启烈译，上海：东方书社，1951年，第185-189页。
(38)《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
(39)《解放日报》1943年5月15日。
(40)《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4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5页。
(42)杨昭全：《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载金健人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43)沈志渊：《金科奉研究》，韩国，第96页。
(44)《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朝鲜义勇军暂编方案》，1946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藏。
(45)《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等致毛泽东、朱德函》，1946年3月29日，中央档案馆藏。
(46)沈志渊：《朝鲜新民党研究》，韩国，第188页。
(47)黑龙江省社科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第18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48)乔树贵：《在艰苦年代里》，第83页，黑龙江省档案馆藏。
(49)杨昭全：《金日成传》上，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
(50)杨昭全：《金日成传》上，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51)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4页。
(52)金日成：《与世纪同行》(中文版)2，平壤：外文出版社，1993年，第49-58页。
(53)杨昭全：《金日成传》上，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年，第185-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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