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

试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

朴京淑[1]2000年在《试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文中提出本研究通过韩国朝鲜时代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汉语教材考察当时的汉语教学,总结韩国历史上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发展情况。 朝鲜时代(1392—1910)是韩国汉语教学的全盛时期。朝鲜时代汉语教学的发展,与韩中两国历史上的密切交往是分不开的。韩中两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是韩国汉语教学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韩国人早在公元前后开始使用汉字、汉文。长期以来韩国的汉文教育,为韩国汉语教学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有利条件。 朝鲜时代,韩国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汉语教学体系。朝鲜王朝通过科举考试(译学)选拔汉语人才;国家外语教育机构‘司译院’担任汉语教学,培养汉语人才;出现了一批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译学者;还出现了大量的供汉语学习用的教材、工具书和其他参考书。《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伍伦全备谚解》《华音启蒙谚解》等,是这时期出现的优秀的汉语口语教材。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伍伦全备谚解》《华音启蒙谚解》等,是当时国家认定的汉语教学的重要教材。通过这些教材的内容和使用情况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汉语教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实际交际能力,重视文化教学,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外语教学的原则。特别‘谚解’是韩国汉语教材编写最有特色的部分,对韩国人学习汉语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几种教材,最早的是500多年以前编写,最近的也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我们发现,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与现在外语教学的目的和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并符合于现在我们对外语教材的要求。特别国家对汉语教学的支持和提倡,在世界汉语教学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希望本文能够说明,韩国的汉语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因此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值得大力总结和研究,继承与发展。

岳辉[2]2008年在《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研究》文中提出朝鲜时代是韩国历史上汉语应用和教学最为活跃的时期,本文将对朝鲜时期的汉语官话教科书进行全面的类考和诠释。首先,在对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版本点校的基础上,我们对比了现存各种点校本的异同和精确程度,并对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内容选取进行了动态演进过程的描述,并给出了朝鲜时代不同历史阶段教科书内容选取的特点和教科书内容嬗变的原因;其次,在对朝鲜时代初中期和后期官话教科书,特别是教科书不同版本的语言特征研究中发现,不论是语音还是词汇、语法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语音方面,微母的消失、见晓系颚化、全浊声母清音化、/-m/尾韵及入声消失等特点已经成为反映汉语北方话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活化石,同时也证明了朝鲜时代的汉语官话教科书是以北方官话为语音基础的;最后,我们对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中出现的诸多“非常规汉语用法”进行了重点研究,发现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的“非常规汉语用法”主要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是初中期的“汉儿言语”,另一个则是汉语官话教科书作者汉语习得所产生的“非常规汉语”,并且判断其主要原因为官话教科书作者母语负迁移和目标语规则泛化。

张敬[3]2013年在《韩国汉语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韩国汉语教学的历史发展为主要依据,通过对韩国汉语教学的历时、共时分析和对韩国汉语“三教”问题的研究,旨在发现韩国汉语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了解推动汉语在韩国传播的特点和动因并总结出韩国汉语传播的模式。文章以整个韩国汉语传播体系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宏观系统分析法、全球视野比较法、田野调查法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主要研究方法,就韩国汉语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此前的文献中虽然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韩国汉语教学方面的问题,但是大多都是从微观视角进行个别问题的细化研究,从汉语国际传播的宏观视角对韩国汉语传播历史的发展及模式进行探讨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选题不但可以对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也可以为国家层面本土化汉语传播计划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同时对其他国家的本土化汉语传播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对韩国汉语教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历时和共时考察,分别从早期韩国汉语与汉字教学的历史,各时期外语教育的课程,韩国小学、中学、高等学校的汉语教学和韩国国民教育体系外的汉语教学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韩国的汉语教学是从公元640年时新罗统一派遣大量留学生到唐朝留学开始的,接下来的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对汉语教学都极为重视,但日本殖民地时期,由于政治原因,整个韩国的教育包括汉语教学在内几乎呈停滞状态,直至20世纪才逐渐恢复汉语教学。韩国建国以来共有七次比较大的教育改革,包括汉语在内的所有科目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修订。纵观韩国的中小学汉语教育,私立小学比公立小学更加重视汉语教学,可以说引领了韩国汉语教学的发展。中学的汉语教育则并不那么乐观,由于升学的压力和教育政策的限制,汉语是作为第二外语中的选修科目来设定的,一般从高中二年级开始选修,因为并不是高考的科目,所以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容乐观。韩国高等学校的汉语教学发展趋势较好,对其进行了历时考察后总结出了“需求”是韩国汉语传播的主要动因,“融会贯通,博学多才”是韩国高等教育中文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其次,本文对韩国汉语教学中的“三教”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韩国的汉语教师情况、汉语研究教材的出版情况和目前的韩国汉语教学法的研究,发现韩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教师管理任用和考核体系。汉语教师要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认证才能最终走上讲台。并且本土汉语教师的数量和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呈同比增长趋势,但是汉语教师的增长数量并不能满足学生数量的增长。汉语研究教材的数量随着年代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类别逐渐多样化、级别精细化的汉语教材发展趋势。韩国中小学教学法以“活动中心法”和“交际法”为主,但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仍在语法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协同授课”的教学模式为交际法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高校的教学方法仍居于传统,教师的教学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目前相关专家和一线教学工作者正在尝试使用现代化手段创造出适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了韩国汉语传播的特点和动因。研究发现,目前韩国汉语学科体系建立相对完善,民间力量是韩国汉语传播中的中坚力量。但是仍旧存在着本土汉语教师和相关教师标准相对缺乏,汉语教材量足质薄,教学方法有待改善等问题。而且,韩国的汉语传播是一种自发、主动、柔性传播,并且呈现出“由慢而快”的加速发展趋势和语言教学商业化的汉语传播特点。宏观方面,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是当今韩国汉语传播中的几种动因,其中,经济因素在现代韩国汉语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观方面,学校、教师、民间、媒体等因素均在汉语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对韩国汉语传播程度的分析需要,笔者提出了三种用于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程度的分析方法:“传播趋势比较法Ⅰ——单纯数量增减比较法”、“传播趋势比较法Ⅱ——分布比率比较法”和“传播趋势比较法Ⅲ——传播速度比较法”。此外,笔者对韩国汉语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关对策。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提出了“顺势而谋”——发动社会各阶层力量推动汉语传播;加强顶层设计,政府应及时发挥其领导作用;“优化与改进”——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有待优化与改进,使汉语学科建设健康发展;“标准先行”——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标准和汉语教师标准,四个韩国汉语传播需要努力的方向。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本文为韩国的汉语传播体系构建了一个“韩国模式”即经济驱动,民间主导,文化牵引,商业运作。最后,文章阐述了“需求决定论”在韩国汉语传播研究中的个案支撑和汉语国际传播要建立在需求基础之上的结论。

关旭[4]2008年在《《训世评话》的口语教材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朝鲜半岛李朝时期出现的汉语教课书《训世评话》为研究对象,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探讨该书在语言、内容、形式及教材编写原则上的特点。本文的第一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训世评话》,而后第二至第四章分别从语言、内容和形式三方面研究该书。在语言上,《训世评话》充分体现了口语教材的特点,采用了各种适当的文白对照方式提高教材语言的口语化程度,因此教材语言是地道、自然的口语表达。在内容上,《训世评话》以儒家道德和佛教思想为主,包括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以及善恶报应等,另外还有少数笑话、寓言、传说,这些内容表现出寓教于学、寓乐于学的特点,即以劝诫为主要功能,娱乐为次要功能,足以说明该教材考虑到了文化教学及教化因素。在教材形式上,《训世评话》根据学生特点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利用了学生的文言优势。除此以外,《训世评话》创造性地利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形式“评话”,教材以讲故事的形式编排,既突出了口语教材的特点,也颇有新意。分析过该书的语言、内容、形式后,本文的第五章结合《训世评话》使用者的特点,总结出《训世评话》遵循了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和趣味性原则。并且发现实现这两个原则首先要了解教材使用者,其次这两个原则要贯彻于教材的语言、内容以及形式三方面。最后一章谈《训世评话》的特点对当代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从如何实现针对性和趣味性,到教材语言和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安排,《训世评话》都可资借鉴。

李春红[5]2017年在《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语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朝鲜半岛朝鲜时代(1392-1910)汉语教科书研究成果愈来愈多。日据时期(1910-1945)汉语教科书研究也在朴在渊、金雅瑛(2009、2011)《汉语会话书》及《汉语会话书续编》等文献基础上渐次展开。目前所见日据时期朝鲜半岛刊行的汉语会话教科书有30部之多,其中最特殊的一类是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会话教科书,分别为《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满洲语自通》、《满洲语大王》、《满洲语讲座》、《满洲语问答会话集》。这批“满洲语”会话教科书集中刊行于1934到1935年间,目前仅《满洲语自通》被整理校勘。本论文在全面厘清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的基础上,以“满洲语”会话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采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数据及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育政策及教育意识的嬗变,分析了“满洲语”会话教科书词汇、语法及其特殊语言现象的特征,从而为域外汉语教育史、早期现代汉语发展史以及东北亚地区语言接触史等提供了语料佐证。全文共分7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概况、研究意义及方法等。第二章为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育的特征研究。首先以朝鲜总督府四次朝鲜教育令为断代,考察了朝鲜半岛不同时期汉语会话教科书的发展及其特征;其次借助相关史料,研究了此时期汉语教育机构、师资构成、汉语教育意识及方法等内容,明确了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育的本质属性。第三章为“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体例及内容。主要从“满洲语”的特殊命名入手,分析了五种“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出现背景,重点考察了其编纂体例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内容的“满洲”色彩,探讨了“满洲语”会话教科书在日据朝鲜半岛汉语教育史中的地位及特殊性。第四章为“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词汇特征。首先考察了会话教科书典型口语词的比重和特点;重点分析了口语中儿化词汇的特征。其次对方言词汇进行了定量及定性分析,认为其为东北官话方言和北京官话方言的杂糅。第三,考察了词汇的时代性,主要为满语旧词“话条子”等及敬语谦语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满洲语”会话教科书词汇的口语特性及方言本质,以及词汇的过渡性及时代特征。第五章为“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语法特征。(1)词类特征。首先考察了“满洲语”会话教科书词类的命名、特征及成因,重点分析了词类名称及种类的不一致性;词类成员的不一致性;词类命名中“字”的多义性;其次分析了上述特征所受同时期中国语法著作、朝鲜半岛语法著作及日本汉语语法书的影响。(2)句法特征。“满洲语”会话书句法概念相对模糊,常以词带句。首先分析了各类疑问词及其疑问句特点;其次考察了处置式中“把字句”的分布与结构特征;最后考察了被动式的分布,重点研究了以“被”为标记和以“叫”为标记的被动句的历时发展。综上,“满洲语”会话教科书词类、句类及句式特征反映了早期现代汉语的过渡性,也呈现了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学界的语法观念及语法意识。第六章为“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特殊汉语现象研究。首先考察了日源外来词汇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及其本质;并以伪满时期“满语”为参照,揭示了日语对汉语的强势入侵。其次考察了语法及语音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及其成因。最后以语言政策、语言接触变异及二语习得等为理论基础,明确了上述特殊汉语现象的本质属性及语料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五点结论;同时指出了本论文的不足及今后有待解决的问题。

尚安新[6]2014年在《基于国别化汉语教学背景的朝鲜语汉字词对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为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国别化汉语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别化汉语教学背景下的语言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国别化汉语教学是指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实行的不同的对外汉语教学。国别化汉语教学的开展应以语言的对比研究为基础,语言对比研究对国别化汉语教学在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养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以国别化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学习者母语的研究,以及汉语学习者母语与目的语——汉语之间的对比研究就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汉语学习者中,以朝鲜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所占比重较大,学习人数非常可观。朝鲜语,是指中国朝鲜族语言以及通用于朝鲜半岛及其沿岸诸岛的语言,包括三种语言变体——韩国标准语、朝鲜文化语以及中国朝鲜语。在朝鲜语词汇体系中,汉字词历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后逐渐形成体系并发展壮大,占到该语言词汇总数的一半以上,与固有词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在韩国、朝鲜以及中国朝鲜族不同的语言文字政策下继续产生并发展。在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以及语言规范下,韩国标准语汉字词、朝鲜文化语汉字词与中国朝鲜语汉字词之间出现了诸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与汉语词汇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朝鲜语各语言变体汉字词之间以及与汉语词汇之间的对比研究,使我们对朝鲜语汉字词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对朝鲜语汉字词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以朝鲜语为母语的国别化汉语教学可以从重点难点的确定、词语的释义、偏误的分析等方面出发,在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养以及教学方法上更具目的性与针对性,从而更好地贯彻国际汉语教学的国别化方向,提高国际汉语教学的效率。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从国别化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对朝鲜语汉字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对比分析,在分析韩国标准语汉字词的同时,对朝鲜文化语汉字词与中国朝鲜语汉字词进行了探析,并对朝鲜语三种语言变体之间汉字词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与汉语词汇的异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通过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的分析与比较,总结相同点,区分不同点,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国别化汉语教学背景下朝鲜语汉字词的对比分析,可以为面向以朝鲜语为母语的国别化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建议与意见,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别化汉语教学的开展,提高国际汉语教学的效率。

金昭希[7]2011年在《宋宪奭《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韩国学者宋宪奭编写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汉语教材《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通过对日本殖民地时期汉语教学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比较分析此前此后汉语教学的传承、异同和得失,进而为同一时期中国、日本等国的汉语教材之编写、汉语教学之理论的对比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史料和阶段性结论。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理论和方法,然后简述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的编写背景,关于作者内容及其他作品,最后介绍本书主要内容,论述分析其编写体例和选材。第二章为《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的语音教学研究。从发音、声调的标注两个方面介绍该书的语音系统。第三章为《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的词汇教学研究。探究作者选择词汇的标准,分别对各方面词汇使用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第四章为《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的词类教学研究。借鉴《马氏文通》的词汇分类的原则,对书中的词汇分类及其重点讲解的几个词类进行研究。第五章结语对《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进行初步评价,认为其编写特点是语音论述从简,但是偏重词汇教学,而其会话教学的特点,则是话题设计丰富多彩,语料选择真实鲜明,重视口语句型,兼顾特殊表达,并且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朴庆珍[8]2018年在《汉韩语言接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韩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有数千年的语言文化交流历史。其中汉韩语言接触的影响极为深巨。1992年两国建交后,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发达,更对汉韩两语的接触产生了新的推动。本文结合汉语与韩语的特点,试图从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字等四方面对汉韩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与分析。包括绪论,本文总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简述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综述一般语言接触及汉韩语言接触研究的文献,并探讨语言接触研究的原因和类型及汉韩语言接触的特点。第一章对中韩两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系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通过探讨中韩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过程展示汉韩语言接触的背景。第二章对汉韩两语类型学上的主要特点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语言里面蕴涵着的两国文化源流和文字的起源构成的共性。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对汉韩语言接触必然会出现的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分别阐述中韩两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方面影响的结果。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与韩语中的语言接触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有自己独到的贡献,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主要贡献在于:1.双向研究的架构:除了汉语对韩语的影响外,也研究韩语对汉语产生的影响,避免了单纯从一个方向研究造成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前人研究关于汉语对韩语影响的成果比较多,本文以一定篇幅致力于韩语对汉语影响的发掘和分析,弥补了以往汉韩语言接触研究中存在的一项空白。2.通过对汉韩语言接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注意到学界关于汉韩语言接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对韩语语音方面的影响,相比之下,关于汉语对韩语语法、文字方面接触的文献较少,且不够全面不深入。本文从语法及文字等方面对汉韩语言接触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使研究内容更广泛,研究角度更多元,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陈明娥[9]2016年在《韩国汉语会话教材600多年的发展变化——以14至20世纪汉语会话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4至20世纪,韩国先后经历了李氏王朝、日帝统治时期和大韩民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上的动荡自然会影响到汉语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汉语会话教材,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变化,成为研究古今汉语、韩语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我们立足于海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分别从教材概况、教材类型、体例编排、话题内容、语言特点等五大方面展开研究,全面考察了韩国汉语会话书600多年的发展变化,揭示了这些教材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以及汉语史研究价值,亦为韩国汉语教学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等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董学峰[10]2016年在《国家语言战略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国家语言战略的宏观视角出发,全面回顾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历史进程,并对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语言推广机构的设置等方面内容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比大量数据和材料,进而探讨我国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总计八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包括选题的缘由、研究对象的界定、关键词语的基本概念、研究意义、理论背景及研究框架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首先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其次对汉语国际推广的教材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再次对汉语国际推广师资素质、培养、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最后对孔子学院的研究情况做了介绍。第三章重点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管理体制、孔子学院、汉语水平考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第四章对各国语言推广战略和执行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美国为主要考察对象,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各国语言推广政策的经验与启示。第五章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现状进行客观描述,根据孔子学院年度报告等材料,将孔子学院近10年的数据进行汇总、分类、比较、研究,从数据中总结、发现孔子学院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一些规律。第六章主要是分析汉语国际推广面临的一些问题,从机遇和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说明,从战略、制度、经费、项目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剖析。第七章以汉语国际推广面临的问题为导向,探讨了推广模式多元化的可能性及相关政策的配套方案,提出多渠道筹措汉语国际推广的资金,全方位提高汉语国际教育质量并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估体系等具体建议。第八章为结语,是对论文内容的全面总结,并指出本研究的缺点和不足,以及一些未及时展开讨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试论韩国朝鲜时代的汉语教学[D]. 朴京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0

[2]. 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研究[D]. 岳辉. 吉林大学. 2008

[3]. 韩国汉语传播研究[D]. 张敬.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4]. 《训世评话》的口语教材特征研究[D]. 关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5].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语言研究[D]. 李春红. 吉林大学. 2017

[6]. 基于国别化汉语教学背景的朝鲜语汉字词对比分析[D]. 尚安新. 山东大学. 2014

[7]. 宋宪奭《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研究[D]. 金昭希.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8]. 汉韩语言接触研究[D]. 朴庆珍. 黑龙江大学. 2018

[9]. 韩国汉语会话教材600多年的发展变化——以14至20世纪汉语会话书为例[J]. 陈明娥.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0]. 国家语言战略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研究[D]. 董学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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