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与晚明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人论文,政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初，青年学者谢国桢推出长篇论文《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逐个讨论了与晚明政局相关的种种情状，指出：明代虽亡于党争，但中国民族精神“却表现于结社”。①20年后，与谢国桢同龄、正成为日本中国史与东洋史研究泰斗的宫崎市定，在题为《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的宏文中，竟然发表了极为相似的看法：晚明中国文化的精神代表，既不是“乡宦”，也不是“中央官场显达之人”，而是“市隐”，特别是苏松地区的市隐。②
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晚明政局的真正决定者，晚明社会行进方向的主导者，晚明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到底是以内阁大学士为首的文官集团、司礼监太监为首的宦官集团，还是万历皇帝、崇祯皇帝？抑或还有其他什么力量？比如谢国桢所说的“结社”、宫崎所说的“市隐”，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山人”，或者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来自下层的力量和上层的文官、宦官及皇帝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或决定晚明政局、牵引晚明社会？他们自身又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明朝亡于党争自清初以来几成定论，但党争无时不有，缘何在晚明发展到如此水火不相容，是哪些力量在推动或者根本就是由于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因意气用事而导致的误会？又，“结社”、“市隐”体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它们果真像谢国桢、宫崎所说，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文化、时代精神？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或精神？这种文化或精神将把中国社会推向何方？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关于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过程中，晚明及晚明政局从另一个角度被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早已为时人乐道；“仙都”南京、“天堂”苏杭，以及在东南地区所发生的种种新的经济现象，至今为研究者称道并通过教科书成为全民的共识。但是，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北宋庆历、元丰时期一样，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繁荣昌盛和“自由奔放”，以及种种新气象、新现象，不仅没有将明代社会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相反，却被又一次的农民逃亡和起义、又一轮的少数民族侵扰和入主所中断、所摧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社会如此相似地一次又一次落入“怪圈”、一次又一次陷入“魔咒”？晚明政局、晚明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唐、宋、元、明所共有，哪些问题又是明代所特有？是明朝出现了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在晚明的再现？其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从那些主要由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人遗留的文献中、从那些关于繁荣城镇花天酒地的记载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真正能够反映出嘉靖、万历年间中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是否需要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重新做出评价？
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全部得到解决。但正是这些问题，推动笔者对晚明政局、对晚明社会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类似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并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做一些解释。
一、影响晚明政局的几桩“山人”公案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严苛之政不断遭受指责，但留下的丰盈库藏，却成为明朝持续运行的经济保障。
当此之时，内无重患，外无强敌，狱满青草，天下承平。计六奇追忆：“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诩，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间也。”③但是，明代政局正是在这类似“开元”的盛世中急转直下，步入“晚明”。人们陡然发现，江湖上虽然是歌舞升平，庙堂中却隐现血雨腥风。
乐新炉案
万历十九年底，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令张居正死后的“宽大”之政蒙上阴影。时有江西人乐新炉及湖广人胡怀玉、福建人王怀忠、徽州人汪釴，因“影借权贵，诈骗财物”被东厂拘捕。这是一宗十分平常的案件，所以涉案者胡、王、汪三人均“从轻获释”，但乐新炉却被“奉旨拏问立枷”。④“立枷”为万历时期厂卫改造的新刑具，专为对付“罪轻情重”及“得罪禁廷”者。乐新炉与胡怀玉等人看似同罪却独获此刑，竟是出于万历帝的“圣意”。
前些年，京师开始传出关于“七子”的“飞语”，后来更演绎成“十子”、“八犬”、“三羊”。所谓“十子”即十君子，指的是邹元标、雒于仁、李沂、梁子琦、吴中行、沈思孝、饶伸、卢洪春、李植、江东之。“八犬”、“三羊”则分别指赵卿、洪声远、张程、蔡系周、胡汝宁、陈与郊、张鼎思、李春开及杨四知、杨文焕、杨文举。不仅如此，还配以歌谣：“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人们认为，这些“飞语”及歌谣的编造者，便是乐新炉。⑤
乐新炉所造“飞语”在当时官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乃至共识。直至乐新炉死后十年，监察御史陈登云仍用其“飞语”抨击科道“七豺八狗”居半、“背公植党”多有；⑥礼部尚书于慎行致仕后撰《谷山笔麈》，明斥“八犬”、“三羊”“皆时相入幕之宾”。⑦而“犬”、“羊”一有动静，人们竟自然而然将其对号入座为“世所指八狗三羊”。⑧
但是，影响越大，越说明乐新炉“飞语”性质的严重。其一，虽然官场斗争无时不有，君子、小人也是相互攻讦的日常用语，但除了“大礼议”等特殊时期外，明代官场政治分野的壁垒并不分明，更多的时候是内廷外廷、君子小人和睦相处。乐新炉公然在中下级官员中画线，使一些在官场中只能意会的“潜规则”公开化，并在舆论上导引了派系的划分。其二，乐新炉的“君子”、“犬羊”说，既是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更提出一种价值导向：凡抨击皇帝及内阁、内监者，都是君子；凡维护皇帝及内阁、内监者，都斥为“犬”、“羊”。换言之，与“庙堂”作对者就是君子；为“庙堂”辩护者就是小人。这种导向后来竟然成为晚明士大夫“清”与“浊”的分野。其三，这种通过“飞语”裁量人物、议论乃至干预时政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意气用事乃至“游戏”政治的色彩，竟然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赞赏，这就必然产生另外一种导向，即追求自我感觉的痛快而忽视政治斗争的残酷，只顾意气用事而不负实际责任。明代政局的某些动向通过乐新炉的“飞语”显现出来。而万历帝必欲置乐新炉于死地，则有难言的苦衷。
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生。万历帝欣喜万分，进其母郑氏为皇贵妃。然而，这个儿子的出生却给他惹出了无穷的麻烦。常洵尚未满月，大学士申时行等即上疏，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如何在外廷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太后冷言冷语的嘲讽中保护郑妃母子的利益，成了此后长期困扰万历帝的一大心病。但是，万历帝既无逼退皇后王氏另立宠妃郑氏的手段，又无不顾舆论压力强行废长立幼的气魄，只是与郑贵妃一道，消极与外廷对抗、与太后周旋。
以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为代表的内阁，对皇帝的处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更不希望在这一问题上与皇帝闹得过僵，却因此将自身置于舆论的对立面。于是，本来上下一心向皇帝争“国本”，却演变成激进官员对内阁的批评，以及部分科道官出于各种原因对阁臣的维护。这一态势成为此后一段时间明代官场斗争的基本特征和走向，与乐新炉们所推导的舆论一起，最终酿成晚明的“党争”。
乐新炉本是国子监监生，到京师后，“以捭阖游公卿间”。所结交的内外官员，有名有姓的便有司礼监太监张宏、张鲸，御史李植、江东之、杨镐，给事中罗大纮、郎中王大用、福建佥事李琯等，又造“飞语”评议时政、臧否人物。万历帝本来就因为“国本”而恶廷臣之多言、“恨游棍之流谤”，虽然乐新炉小心谨慎地避开“国本”之争，开列的所谓“十君子”也无一人是因为争国本而获罪，但其公开鼓励与朝廷对抗却恰恰犯了争国本的禁忌。
乐新炉之被“立枷”致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后果却十分严重。它说明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堪忍受舆论的压迫，正谋求通过刑罚对付舆论。就在乐新炉事件的十年之后，因为“流言蜚语”再一次引发了惨案。
皦生光案
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京师出现一本由皇贵妃郑氏作序的小册子，名为《闺范图说》。郑贵妃此举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万历帝的指使，已不可知，但必定得到万历帝的鼓励。聪明反被聪明累，当此皇储未立、“国本”未定之际，贵妃此举理所当然被视为居心叵测。
郑贵妃作“序”，不仅授人以柄，更启发了有心人的以其道治其身。万历二十六年秋，有人以“朱东吉”为名，为《闺范图说》作“跋”，名《忧危竑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称《闺范图说》实为贵妃夺嫡张目；而贵妃之作序重刊，则为自己母仪天下作舆论准备。⑨此跋一出，舆论哗然。从内阁到部院、科道，无论以前对“国本”的态度如何，在郑贵妃作序刊书特别是《忧危竑议》出现后，几乎都要求册立皇长子常洛，以断贵妃图谋。
万历帝经过与朝臣的反复讨价还价，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三子常洵则被封为福王，但仍留在京师而未“之藩”洛阳。人们既为“国本”之立感到欣慰，又担心“国本”之事并未最终尘埃落定。他们认为，无论贵妃母子还是皇帝本人，时时刻刻都在谋求翻盘。就在这人心猜疑之际，《续忧危竑议》又出。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凌晨，从当值朝房，到勋戚大臣居所，都有匿名文书投至门首，名为《国本攸关》，副题则是《续忧危竑议》，直斥郑贵妃谋易太子。⑩
前后两个《竑议》，都是在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并作序的激发下出现的，虽被万历帝斥为“妖书”，却代表着“正义”。它们以嬉笑怒骂的匿名招贴方式，引导着社会舆论与政治权势对抗，从道义上摧毁了郑贵妃母子对皇位的觊觎。从此，“国本”问题淡出晚明政局，但一场具有灾难性的政治争端却在对“妖书”的处置过程中显现出来。
在争“国本”以及对阁部大臣的推举、对内外官员的考察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文官们以地域为畛域、以师友为纽带、以小团体利益及脾味相投为归依，正在形成一个个政治派系。削籍吏部郎中顾宪成则在无锡修缮东林书院，大会四方之士。在晚明政局中，出现了一个公开与庙堂分庭抗礼、公开向当权者骂坐叫板的舆论中心，并且在朝野上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其中包括内阁次辅沈鲤、礼部侍郎郭正域等人。特别是郭正域，由于“守正不阿”，成为当时朝臣中清流的旗帜性人物。而此时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又颇有个性，“以才自许，不为人下”，一个以其为中心、以浙江籍科道官为主要成员的政治派别也在形成，人们称之为“浙党”，同样有大批的拥护者，与包括“东林”在内的清流渐成水火之势。(11)
“妖书”事件发生后，沈一贯即将祸水引向郭正域及内阁同僚沈鲤，在其授意下，锦衣卫都督王之祯对郭、沈府宅进行搜检，拘捕多人。此举预示着晚明政局的又一个新动向：在士大夫的派系矛盾与斗争中，也有人开始尝试通过缉捕、株连的方式来解决道义上的争执，尝试通过制造恐怖来对付社会舆论。只是因为此时的提督东厂太监陈矩虽然也受到“妖书”的指责，却因为对郭正域等人持有敬意而未和内阁、锦衣卫首脑达成认识上的一致。(12)
“斥生”皦生光的出现，使案情有了转机。《明史》记：
(皦)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郑)国泰及(包)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陈)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指《续忧危竑议》——引者)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沈)鲤、(郭)正域、(周)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13)
皦生光之凌迟处死，完全是一场冤案，既是为了应付盛怒之下穷索不已的皇帝，同时也为了阻止沈一贯倾轧沈鲤、郭正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时人的推测：续《竑议》的真正炮制者实为浙江永嘉籍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祯，为的是图痛快、泄义愤，未曾想到引发如此事端，所以在临死前深感懊悔。(14)
由于掌东厂太监陈矩及李廷机等人的共同努力，化解了在皇帝督促下由内阁和锦衣卫首脑共同谋划的一场大狱。但是，怨怼越是积累，爆发的方式就越是惨烈，汪文言遂成焦点人物。
汪文言案
汪文言万历末以“布衣”游京师，输赀为监生，与当时的东宫伴读、后来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相交，成为继乐新炉等人之后又一个周旋于内外官场并对清流派有着深厚情感的人物。
在清流派官员的记载中，从神宗去世到光宗即位，从泰昌绍统到天启初政，种种危难的化解、种种“善政”，的实施，如光宗弥留之际强行让皇长子由校出见大臣并立为太子，召回万历后期因建言而被斥退的清流派官员，贬谪与清流作对的齐、楚、浙党要员，等等，都与汪文言对王安施加的影响有关。但在反对派看来，所有这些都属于阴谋，目的是为了控制新皇帝，以便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阴谋的策划者就是汪文言。无论是褒是贬，汪文言都被视为泰昌、天启年间政治斗争中的核心人物。
天启元年五月，就在清流派官员为“众正盈朝”弹冠相庆之际，内廷却在不动声色中发生了权力更替。在熹宗乳母客氏的帮助下，熹宗为“皇长孙”时的供奉太监魏忠贤贬杀了即将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安。汪文言受到牵连，“下吏，得末减”，但仍留在京师，继续与清流派官员密切往来，并被同情清流派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用为内阁中书。
在明代，几乎每一次内廷核心权力的变更，都会给外廷带来震荡。这一次也不例外。王安的被杀和魏忠贤的突现，不仅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带有致命性的，而且在当时就已经引起外廷的高度关注。出于对“文化”宦官王安的感情和对“文盲”宦官魏忠贤的排斥，特别是魏忠贤和客氏已经由“对食菜户”发展到了政治结盟并已开始控制新皇帝，外廷清流派文官在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纵容、支持下，进行了持续的“倒魏”、“驱客”运动，其中最激进的便是与汪文言关系密切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等人。
但是，“倒魏”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魏忠贤和客氏的结盟却更为紧密，并在外廷寻找支持者；外廷被清流派排斥的官员，也开始将魏、客视为盟友或靠山。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天启朝的“阉党”。清流派批评和排斥的人越多，“阉党”的势力便集结得越迅速；清流派对“阉党”，攻击得越猛烈，“阉党”的仇怨也积蓄得越强烈，并直斥清流派为东林“党人”。
天启四年十月，由一个微不足道的官员任命而引起的争执，成为“阉党”反击的导火线。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被降三级调外任，大学士韩爌、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被迫致仕，赵南星的副手、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被削籍。清流的头面人物被悉数清洗出决策圈，“狼狈去国”。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长期积累下来的朝野上下对清流派的怨气需要通过魏忠贤的“决断”和“猜狠”脾性发泄出来。汪文言成为晚明政局生死搏击的焦点。
天启四年十二月，御史梁梦环追论汪文言交通内外官员、强迫移宫各种情状。得旨：“前部院诸臣，自取斥逐，皆由(汪)文言辈肆谗惑听，以致贞邪混淆，即廷杖岂尽其辜？还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15)次年三月，汪文言被逮至京师，大规模的罗织开始。汪文言倒是一条铮铮硬汉，屡经锻炼，宁死不屈。但对于魏忠贤及正在摩拳擦掌的锦衣卫掌刑官来说，汪文言的屈与不屈都毫无意义。他们所要的只是汪文言这个身份、这个由头，根本用不着汪文言开口，株连的名单和罪状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第一批名单包括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20人，旧账新账一起算。旧账包括“移宫”、“计典”等等；新账则是所谓熊廷弼通过汪文言向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行贿案。(16)汪文言是所有新账旧账的证人。天启五年八月的“圣谕”振振有词：
自逆奴内犯、辽左戒严，我皇祖时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则托病卸担，荐袁应泰而辽阳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斯其罪难擢发数矣。迨三尺莫逭，复百计钻求……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嘱令遣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又安问祖宗疆土与祖宗法度哉？(17)
晚明小政局中的移宫案、计典案，与大政局中的丧师失地案、受贿案，由于有汪文言这个周旋于内府外廷的人物被串联起来。一起本来上不了台面的打击报复、争权夺利的官场派系斗争，上升为关系到国家安危、社稷存亡的惊天大案。
本文花费如此大的篇幅，描述晚明时期发生的几桩看似孤立却密切相关、看似尽人皆知却并未真正引起关注的公案，既是因为这几个案子在当时的重要影响，更是因为这几个案子以及一系列类似的事件，显示并推动着晚明政局的走向，其影响所及，远非因纠缠不休而更为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可比。
乐新炉兴高采烈地编织并传播“犬”、“羊”、“飞语”，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拍手称快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晚明政局中的派系分野由此开始显现。《竑议》和续《竑议》无疑是乐新炉“飞语”的“升级版”，它们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方式引导舆论，同样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以“飞语”推动舆论，以舆论左右决策，游戏政治成了晚明政局的重要特征。汪文言上下攀援、左右逢源，直接策动了天启时期清流与阉党的对立；其生死轨迹，则演绎着由“清流”到“东林”、由“浊流”到“阉党”的转化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垒由相互攻讦到生死搏击，掀起晚明政局中带有致命性后果的巨大波澜。
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晚明政局演进坐标、展示并推动晚明政局走向死局的类似于上述案子的种种事件，在其中起策划、推动作用的，竟然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乐新炉、皦生光、赵士祯、汪文言等。无怪乎宫崎和谢国桢不约而同地认为，在晚明时期左右、影响政局的，未必就是庙堂中的大人物。但乐新炉等小人物既不是宫崎所说的“市隐”，也不是谢国桢所说的“结社”中人，却是既与市隐、与结社，也与庙堂中的大人物都有着广泛联系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中的几位十分普通的人物。他们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冰山一角。
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身份，或者说有一张共同的名片：山人。(18)
二、“山人”与山人“运动”
公开称谓和真实身份的不相吻合，在中国社会并非个别现象，“山人”即如此。在史籍的记载中，在读书人的津津乐道中，“山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山里人”，而是那些未入仕而想入仕、身在江湖却积极参与政治，以及虽入仕却处于在野地位的读书人。前者谋求的是入仕、是参与政治；后者谋求的是享受、是暂时逃避政治。历代“山人”大抵都是这样的状况：虽然有入仕及参与政治的愿望但尚无这种机会时，虽然有进入权力圈子的愿望却暂时处于在野地位时，便自我标榜远离庙堂、终老江湖，其实仍然保持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在这一阶段，可以视其为娱乐型山人。一旦有了机会，则可能积极谋求入仕、积极参与政治、积极进入权力中心、转化为政治型山人。而这种角色的转换，正符合孟子倡导的“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
如果这一界定不是过于离谱，那么“山人”，不管是自称为山人的山人，还是自己不认为是山人但被他人认为是山人的山人，也不管是政治型山人还是娱乐型山人，其实无时不有，但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明代中后期那样，“山人”成为众多读书人的一种谋生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社会身份，并且形成了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演绎出对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特别是对晚明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山人现象。
多元化社会与娱乐型山人
明代第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山人，并不是乐新炉、汪文言、赵士祯那样的政治型山人，而是娱乐型山人，是“太白山人”孙一元之类的山人。
弘治、正德时期的文坛领袖李梦阳，在孙一元死后作《太白山人传》，其略云：
太白山人者，吴越间放人也……善诗，有超逸才。尝出秦四游，浮湘汉，蹑衡庐，逾河涉泗，谒阙里，登岱岳之峰……南走吴会。吴会人识山人，又识山人诗，于是争礼敬山人。山人固善说玄虚，又肤莹渥颜飘须，望之如神仙中人，于是愈礼敬山人。而好异之士，踵接于门矣。山人往来越湖间，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巨家则争造寺，馈山人美饮食鞋服，以是饶裕。冠佩之士慕名来访，山人辄供具欢洽，竟日酒酣畅歌，意态超脱，令人起尘外之思……人说及时事，山人则又善说时事，率凿凿副名实。于是人转相誉，称为“孙山人”，闻四方矣。(19)
李梦阳笔下的孙山人有足够被人追捧的理由，而且成为此后明代山人的标准形象：有天赋、善作诗，面目俊秀，举止潇洒。这是作为“山人”的先天条件。游踪遍天下、见多识广；善饮高歌，极尽其趣；于养生术、阴阳术，也颇有讲究。这是“山人”能够博得人们欢心，并得到资金支持的主要原因。见多识广、善于思考、善于谈论，特别是对于时事政局有独特见解。这是“山人”能够在明代政局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明代山人之为山人的重要理由。但是，在弘治、正德年间享有盛名的孙山人，虽然或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却未能利用和发挥这个能力，所以他只是停留在娱乐型山人的层面而没有能够成为政治型山人。倒不是因为孙山人没有这个想法，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尚不具备大批产生政治型山人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明代洪武至正统时期，大抵上属严峻冷酷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故在当时，被官方及社会所认同的，只有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那就是仕途。所以读书人只盯住一条出路：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
正统至成化时期，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社会经济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也开始松懈，弃学经商开始大量出现。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这种价值标准的发生及逐渐被社会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成化至正德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文化消费的需求逐渐加强，人们对于精神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第三种价值标准开始出现，这就是文化。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以及各种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如江南四子、弘治七子，以及形形色色的通俗文学创作者及书商、艺人，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的人们。当然也包括孙一元这样的山人。
多重价值标准依次出现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形成。它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以后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供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及各级政府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官员，包括文官、武官、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僧寺、道观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却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购买者。
明代的第一批山人即娱乐型山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太白山人”孙一元，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潜虬山人”余育、“昆仑山人”张诗、“雅宜山人”王宠、“霞城山人”程诰、“紫霞山人”沈佑，等等，都是产生于明代多元化社会开始形成之时。而向他们“购买”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是上述形形色色的“大众消费者”。向大众演示并出售文化产品，开始并持续成为有一技之长的读书人在科举、工商之外，顺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中国近世具有相对的独立意识、不甘作为附皮之毛的知识群体，也在他们之中产生。
“多事之秋”与政治型山人
正德、嘉靖时期，既是明代多元化社会的构成时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明代又一个“多事之秋”，从而给各类人物包括山人们提供了施展政治才华的机会。正德、嘉靖时期的“多事”，集中表现为几个突发性及持续性的社会政治变故。首先是“民变”。继正统至成化时期河南、湖广、四川边境地区的荆襄民变之后，正德时期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边境地区，在北直，在四川，连续发生大规模民变乃至农民起义，以及由此激发而生的“藩变”。其次是“倭变”，即嘉靖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寇骚扰，以及伴随而生的沿海民变。再则为“虏变”，嘉靖中后期北方蒙古各部对内地的侵扰乃至兵临北京，以及女真各部对明朝在东北地区统治的抗争。再为“阁变”，嘉靖帝的长期不视朝、不听政、不接见大臣，导致了内阁权力的高度集中，首辅专应对、专票拟，被视为“真宰相”。
明代的第二批山人即政治型山人，正是在这些变故中产生。
明朝政府在正德以前及正德时期对民变的清剿，动用的都是朝廷资源，是朝廷的粮饷、朝廷的命官、朝廷的军队，乃至朝廷调配的“狼兵”。但王守仁在对南赣流民、对宁王朱宸濠的进剿中，一方面申请截留盐税，拥有相对独立的财力；另一方面，在招募乡兵义勇的同时，还调动了两批非朝廷人力资源。一是当地的生员、耆老、“义民”等；二是聚集在南赣汀韶巡抚衙门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王学“同志”、王门弟子，通过他们制订对流民的打击方案和对宁王的攻防策略，并对流民首领、宁王部属进行分化、瓦解。其中的核心人物，构成了王守仁巡抚衙门的幕府，如王门弟子冀元亨、致仕县丞龙光、听选官雷济、义官萧瑀等。平常时期为讲学之“同志”，非常时期为谋划之“幕士”。由师友而为幕友，由讲学而讲时事、讲兵事，成为明代政治型山人的生成轨迹。而政治型山人中的“帅府山人”，也在这里初见端倪。至嘉靖中后期，则同时群发于东南及北边诸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工部侍郎赵文华奉命祭海并区处海防事务，府中有“醉石山人”朱察卿。察卿为监生时即“慷慨任侠”，与沈明臣、王穉登等著名山人为莫逆交，是极有担当的人物。(20)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以兵部侍郎总督军务讨倭，幕府中更有徐渭、沈明臣、王寅、郑若曾等一群“山人”，都是著名人物。或谓这批山人在赵、胡府中，主要是AI写作青词讨好世宗。(21)此言有一定根据。如徐渭代胡宗宪所作前后《白鹿》二表，大得嘉靖帝欢心，被称为一时绝作，给胡宗宪攒足了政治资本。但“山人”在帅府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出谋划策。《明史·胡宗宪传》云其“性善宾客……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徐渭自称有四绝，书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同时“知兵好奇计”。沈明臣更是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多用其谋。而行军理政，又得王寅、郑若曾等人匡扶之力。王寅自称“十岳山人”，既练武术，又多有奇谋。郑若曾则理性地思考“倭变”由来及防御措施，著有《万里海防图论》、《日本图纂》、《朝鲜图说》、《琉球图说》、《海防一鉴图》、《海运全图》及《江南经略》等，开晚清魏源等《海国图志》之先。其有关江防、海防形势者，皆所目击；而日本、朝鲜诸考，则通过咨访考察而得其实据，皆“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22)督、抚府中有山人，将领府中也有山人，总兵刘显府中之康从理、黄省曾，戚继光府中之郭造卿、王翘等皆是。万恭以大理寺少卿在南京协理戎政抗倭，府中也有“杏山山人”饶某等。
北方帅府之有山人活动应该更早一些。嘉靖二十四年初，翁万达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立即招来故旧山人胡思岩。这或许是北边帅府最早的一位著名山人。胡思岩为浙江天台人，诗文极佳，且“多奇数”，尤精星相堪舆术。翁万达嘉靖初为广西梧州知府时，胡思岩即来投奔，多能策划，被视为心腹。(23)而北方帅府的山人云集则在嘉靖后期。随着东南“倭”事的平息，戚继光等御倭将领北上蓟、辽、宣、大，引来了更多报效军前的山人，其名最著者为郭造卿。造卿为福建福清县人，国子监生，曾受业于名儒罗洪先。福建“倭变”时，造卿曾入胡宗宪幕，也为戚继光所敬重。戚继光镇蓟州，召造卿入幕，并委以修撰《燕史》。此后叶梦熊巡抚陕西、萧如薰总兵宁夏、顾养谦总督蓟辽，郭造卿皆在幕中，往来塞上十余年，九边三辅险要，指画如在掌中，撰成《燕史》、《碣石丛谈》、《卢龙塞略》、《永平府志》等，其中《燕史》达120卷。(24)其于边塞之擘画，与郑若曾之于海域，竟成合璧。其他如林章、黄天全、何璧、沈璜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来到北边帅府的著名山人。
与“帅府山人”几乎同时出现的，是“相府山人”和“内府山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作了如下描述：“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吴扩)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此后接迹如市人矣。”(25)吴扩投奔的是嘉靖二十一年入阁的严嵩，但实往来于京师与边镇之间，在边镇为“帅府山人”，至京师则是“相府山人”，所以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有气势的称号：“河岳山人”。(26)沈明臣则先为胡宗宪之“帅府山人”，后为徐阶、申时行之“相府山人”。嘉靖、隆庆、万历之际，大学士袁炜府上有王穉登、王逢年，李春芳府上有王叔承，高拱府上有邵方，申时行府上有黄习远、陆应阳，李廷机府上有陈九德、潘纬，等等，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山人。
娱乐型山人以诗文见长，不排斥智术；政治型山人必须以智术见长，但也应该写得出好的诗文，嘉靖时的“相府山人”尤其如此。《明史·袁炜传》云：“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斋醮”政治需要有青词高手，撰写“青词”成为嘉靖后期的政治手段，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均以青词入阁，故被视为“青词宰相”。资历高于他们的严嵩、徐阶也同样是青词高手。虽然如此，其中多有假手于山人者。如李春芳之青词，即有“昆仑山人”王叔承代笔。(27)而袁炜于王穉登之器重，亦多由此。
作为明代国家权力又一核心的司礼监，也不乏山人出入。只是因为嘉靖朝对宦官控制严密，未见张扬而已。万历初年冯保主持司礼监期间，门下有徐爵者，别号“小野”，名为仆人，实为幕宾身份的山人，刘若愚称其“颇通文理、达事情”。(28)而就是这个徐爵，至迟嘉靖中期已经投身于司礼监太监李彬门下。嘉靖三十六年，李彬因侵盗内府物料银两被处死，门下有多位山人幕宾受到牵连。(29)徐爵先是被发充军，后潜回京师，为冯保收留，用为心腹，对外身份则是“锦衣卫指挥”。据御史李植揭露，冯保甚至常携徐爵“晓夜共处直房，披阅章奏，凡重大之机务、紧密之军情，未经御览、未送阁票，而爵已先知”。(30)人们相信，万历年间以皇帝名义给张居正种种褒奖的敕文，大多出自徐爵的手笔。(31)徐爵之外，郑如瑾也是冯保门下著名的山人。如瑾曾任南京国子监助教，因为接受魏国公徐氏兄弟的贿赂，为其谋求袭爵，被罢斥为民，遂北上入京，在冯保门下，为其主文，“预议一应机密”，公开身份则是“锦衣卫总旗”。(32)至于万历前期张宏门下乐新炉、万历后期王安门下汪文言等，在当时已是人人侧目的“内府山人”。
联系到《续忧危竑议》的可能作者赵士祯、李廷机门下潘纬、天启初年联结内廷和外廷的枢纽人物汪文言，以及将汪文言推荐给王安的黄正宾等，均曾在内阁任中书舍人，是作为明代中央最高决策的两大环节——内阁之“票拟”与内监之“批红”，均有“山人”参与其间。由于内外隔绝日趋严重，高层之间的政治沟通，竟然常由山人或山人身份的幕宾来进行。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晚明，发生在高层的争端和决策，一夜之间可以尽人皆知，从而引发更大的政治波澜；而在街市中发生的细微政治争端、无根流言蜚语，也有可能加深高层的芥蒂和裂痕。
明代藩府曾经是一个个地域性的政治、文化和娱乐中心，所以洪武、建文时燕王府有姚广孝、袁珙等，弘治、正德时宁王府中有刘养正、李士实等，策划兵变，图谋“不轨”。而永乐、宣德时的宁献王府，宣德、正统时的周宪王府，则有大量宾客助其编写传奇、杂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开封的文学气场，造就了从陕西落户到这里的文坛巨擘李梦阳。但若论第一位著名的“藩府山人”，却非谢榛莫属。与姚广孝、刘养正不同，谢榛不带任何政治野心，也不仅仅服务于一个王府，而是游走在临清、彰德、太原、京师之间，这也是“山人”幕宾与一般具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幕宾的不同之处。(33)少年时代的谢榛，已是当地著名的民歌时曲创作者，其后“折节读书”，由通俗入于高雅，出入于雅俗之间，所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先入彰德赵王府，为赵康王所礼；后入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继而复下彰德、入太原，为赵、晋二藩府奉为上宾。又为名士卢柟的冤案奔走呼号，自号“四溟山人”，名噪天下。
当时出入赵王府的山人，不仅有谢榛，还有被谢榛营救出狱的卢柟，以及仲春龙、王叔承、郑若庸等人。王叔承自号“昆仑山人”，先因郑若庸之荐而入赵王府，为“藩府山人”。旋以赵康王并非真心下士，赋诗辞行，纵游楚齐鲁燕。入京师，客大学士李春芳府，为“相府山人”，因青词而受春芳礼遇。顾养谦为蓟辽总督，王叔承又游其帅府，为“帅府山人”。(34)相对于王叔承总在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好环境，其荐主郑若庸却是安心安意地利用赵王府提供的优越条件，从事着学术编撰，历20年成《类隽》30卷。(35)其他各藩府，如湖广的枣阳王府，有“霞城山人”程诰；山东的衡王府、山西的沈王府，则有吕时臣。又有顾圣少者，亦客于多个藩府。
“山人遍天下”
如此多的山人向社会展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本身就是一个个的“现象”。特别是“四溟山人”谢榛，更具有示范意义。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眇目”狂生，只是通过自己的天赋、才华与仗义，便可以游走于赵、晋诸藩府与京师诸贵勋之间，继李梦阳之后在京师引领文学潮流，掀起一股“谢旋风”，“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尚附骥其后。人们看到的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都在谢榛的“游走”之中纷至沓来。而这些又是第一代山人孙一元等梦寐以求却没能实现的。
一方面有这些活生生榜样的感召和启示，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内部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为两种社会需求剧增和社会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第一种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集中表现为有限的耕地与日益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政治生活层面上的，教育的普及、科举的风行，培养了大量的各类生员及监生(即“诸生”)，作为政府的后备官员，使得明太祖时期以“诸司职掌”固定下来的有限的官员名额更为紧俏。出于对科举的失望，从嘉靖末至万历初开始，发生了自隋唐实行科举制以来首次颇具规模的“反科举”运动。大批的生员乃至监生、儒士，纷纷“弃举业”、“裂秀才冠”、“着山人服”，或群欢共乐于当地，或招朋呼友而出行，聚集在京师北京、留都南京，游走于蓟、辽、宣、大各边镇，辗转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通过“游走”的方式谋求经济利益。
这样，继娱乐型山人、政治型山人之后，开始出现一个庞大的游食型山人群体。这应该是明代的第三批山人，或者说是明代山人的第三种形态，他们与娱乐型山人、政治型山人并存，也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如果说在正德、嘉靖之际，“山人”还只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在科举、工商之外的第三条谋生之道，那么到嘉靖、万历之际，“山人”已经成为扰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区读书人乃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方式，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且，无论是娱乐型山人还是政治型山人，均以是否能有好诗、好文为基本标准，而此时的游食型山人中，固然也有能够写得出好诗好文者，却“不必皆能诗”，甚至可以“目不识丁”。(36)
万历间长居京师的世家子弟沈德符，耳闻目睹往返于京师与边镇之间的各类“山人”：“自隆庆来，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并回忆说，幼年时期即万历十年前后曾见一故相家僮，专事按摩，竟然也仿效山人伎俩，游历北边重镇宣府，捞得二百金而归。至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在礼部主事黄汝亨的府中，见到几位窄袖急装打扮的“小唱”前来辞别，一问，又是效法山人前往边塞的“淘金者”。(37)在晚明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人陈继儒也描述当日山人的“游食”：“迩来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间，蜂还蚁往，尘土掬面。”(38)成群结队的山人墨客，以及效法于山人墨客的各色人等虚往实归，成为各地至北京、北京至北部边关之间的一道道风景线。不仅是京师、边镇及各藩府所在地，甚至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都有山人“游食”其中。
但即使在此时，也仍然有大量的“山人”散居在各地，以自己的方式做适合自己个性的事情，以谋求生存空间。如远离政治中心却是刻书业中心的福建建阳，便是从事通俗小说创作的“山人”们的聚集之地。江西抚州的临川、金溪，则汇集着一批编写、出版“时文”的“山人”。(39)他们继承着娱乐型山人向大众销售自己文化产品的传统，可以说是明代多元化社会产生出来的又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识及产业的文化人。但只要有了机会，他们不免也到中心地带，包括地域性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文化中心南京，或者经济中心苏州折腾一番。
山人如此之多，如此之杂，山人“运动”如此之强劲，见多识广的沈德符不禁感叹：“近来山人遍天下！”(40)不仅仅是沈德符，万历时期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感受到“山人”的无处不在，都对存在已久却似乎又是突然发生的山人现象感到惊讶，都对汹涌而来山人运动感到困惑，并开始对山人的“游食”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反感。
当正德、嘉靖之时，山人有着极好的社会声誉。虽然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出过这样那样的“洋相”，但这些不仅不影响其形象，反而衬托出其率真可爱。(41)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山人”带来的欢乐和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本色表演，使得正德、嘉靖时代更加色彩纷呈，使得“山人”成了一张名片、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任何其他的社会身份、符号或名片，都未必有“山人”更响亮、更受尊重，自称山人、互称山人，以山人为乐、以山人为荣，不知不觉间成了社会的时髦。
政治型山人和娱乐型山人并非不追求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利益是在快乐和担当过程中的“客观”效果；而游食型山人对经济利益的“主观”追求，却贯穿着从初始动机到终极目标的全部过程。如果只是个人行为与追求，本无可非议，值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受着生存需求和致富理念的双重推动。但是，当这种追求成为一种群体行为、成为一种示范性谋生方式时，他们的追求就在无限地扩散和强化这种需求和理念。在扩散和强化的过程中，山人这张名片、这个符号也被极大地“泛化”、“异化”。
既然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卷入到了山人运动之中，那么，无论士、农、工、商，僧、道、医、卜，或者游棍、小唱，及至落职官员、潜逃胥吏、失意军官，凡以“游食”的方式，滞留在京师、边镇及各大都市，周旋于朝野官民之间，以谋求经济利益，就被认为是山人或者是山人行径。所以，尽管仍然有大量的山人在家乡欢声笑语、娱己娱人，如陈继儒、赵宦光，也仍然有不少山人在追寻自身的政治抱负，如赵士祯、汪文言、黄正宾，但在人们的总体印象中，却是山人皆在游食，游食者尽是山人。人们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山人”、哪些是“墨客”，也分不清哪些是“医卜星相”及“僮仆小唱”。“山人”逐渐成为一个泛称，成为一个鱼目混珠、藏污纳垢的社会群体。于是山人名声大坏，从受人尊重、为人向往，变得被人厌恶、遭人忌讳。
王士性在为“山人”何白的《汲古堂集》作序时，既对“昔日”山人极尽赞美之辞，更对“挽近”山人进行严厉批评：“挽近所称山人者，多大贾之余。”(42)李贽也直斥“挽近”山人“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乃至不如商人。(43)在他们眼里，山人已经是一个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群体。在吴中一带与王穉谷齐名的著名文人张凤翼，写了著名的“山人歌”，对山人进行嘲讽。一直活动在苏松一带的陈继儒则声明自己一生不出书、不出仕、不出游，以明示与当世山人划清界限。更有甚者，“身为太平词客六十年，名重天下”的文化人薛冈，当友人尊称其为“山人”时，竟愤然作《辞友人称山人书》：“山人之名，道是美称，实成丑号。自有好者，请赠其人，勿施我辈。若君侯不谅，必欲概施，不知称名之不善，甚于稽生之不堪。书以绝交，请从此别。”并诅咒道：“人有此类，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44)但是，恰恰是这些谴责山人的著名文化人，至少张凤翼、陈继儒、薛冈，无论他们怎样试图划清界限，人们仍然将其视为山人。而李贽的游食行径，与山人的游食也并没有本质区别。
山人的云集京师、游食边关，特别是散布“飞语”、左右舆论，广泛参与乃至推动官场矛盾和斗争，也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关注。万历十二年三月，巡城御史陈汴率先上疏：“请驱逐山人游客。”(45)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因册立皇太子及诸王，颁诏大赦天下，故被称为“恩诏”。但这个“恩诏”唯独和“山人游客”过不去，明令尽行驱逐：
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扇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陵夷，甚为政蠹。今后缉事衙门，不时驱逐访拏。若赃证的确者，照奇功事例升赏。(46)
虽然“恩诏”要求驱逐的对象包罗甚广，但在许多场合下，已经一概将其视为“山人游客”。这个“恩诏”也成为此后一切对山人进行口诛笔伐、量罪定刑的法律依据。大凡朝野发生与最高统治者相左的舆论、出现不利于庙堂的“飞语”、“妖书”，乃至对某些决策失误追究责任，均归罪于“山人”；大凡政敌之间的相互攻讦，也总是以对方交结山人为说辞。乐新炉、皦生光、汪文言三案即是如此。而这三案，仅仅是笔者从诸多同类案子中“随意”提取的几个个案。至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君子”，赵南星、魏大中等清流人物，既然与汪文言、黄正宾等人过往密切，也脱不了与山人的干系。
但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恩诏”的颁布并没有能够改变“游食”山人的行为方式，更未能阻挡山人运动的汹涌浪潮。一边是抨击之声四起、驱逐之令屡下，一边却是新山人的不断涌现，是山人持续地对晚明政局发生作用、对晚明社会产生影响。
顾炎武《日知录》有一段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的议论：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干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口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珰，上窥
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47)
顾炎武没有经历隆庆、万历间的山人运动，感受不到其当日的气势，却深切感受到万历后期及启、祯时期山人气场的强劲，并且指出，后来被证明成为明朝梦魇的“东事”，竟然造就了又一波夹带着游食行为的政治型山人。
明人之论“东事”，限于两大事件。先是指万历二十二年前后日本入侵朝鲜及明军入朝事，此后则指明末女真兴起及与明朝的战事。在这两次战争中，明朝政府都实行过“招募”。一是招募义兵、土兵、家丁、武士，以弥补军力之不足；二是招募葡萄牙籍军人及枪炮技师，“师夷之长技以制胡”；(48)三是招募能够出谋划策或者通晓满语、日语的士人，这就是顾炎武说的“东事既兴，广行召募”中发生的以“布衣”身份“干请公卿”的“山人”。
朝鲜战争时，应召投军的嘉兴“布衣”沈惟敬和名将李如松的“塾师”诸龙光首倡和议。虽然被指为“市中无赖”、“山人游客”，他们的提议却得到总兵李如松，经略宋应昌、总督邢玠及兵部尚书石星的支持。(49)当属新一代的“帅府山人”。孙承宗督师抗清，也有山人活跃其中。(50)而当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关系发生裂痕时，竟然是山人沈自征应召前往袁崇焕军中，劝其入城并被处死。(51)人们甚至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山人陈继儒大有关系。或云袁崇焕是听取了陈继儒的建议而下杀毛文龙的决心，或云大学士钱龙锡误解了陈继儒的建议而批准袁崇焕杀毛文龙。(52)也正是因为山人在“东事”中的频繁活动，才使得“阉党”在为汪文言、杨涟、左光斗等人罗织罪名时，可以将其与熊廷弼案联系在一起。
不仅政府军的帅府中有山人，叛军的帅府中也有山人。当年宁王宸濠府中的刘养正固不待言，另如万历时播州杨应龙叛乱时，其军师孙时泰，本为北直武清县生员，好谈兵，有谋略，混迹于京师，成为诸多山人墨客中的一员，被杨应龙延请播州，叛乱时充任“军师”。(53)
不仅“东林”与“清流”派官员多与山人交好，“阉党”府中也有山人。置王安于死地的魏忠贤死党刘朝，府中便有山人庄士元等。正是这个庄士元，在刘朝被贬时极力为其申辩。(54)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揭露，刘朝在皇城练“内操”，很大程度出于大学士沈
所遣“门客”晏日华的诱使。(55)尽管晏日华的身份并不十分清楚，当不外乎又是“山人游客”。同时在内阁的冯铨，府中也是“山人墨客，户履为盈；断梗死灰，望门而至”。(56)
正德、嘉靖间的社会变故，造就了早期的政治型山人，是他们的出现使山人成为一大社会现象，并且直接推动了山人运动的形成；而晚明政局的任何变化或变故，又都在不断给山人运动注入新的动力、不断在产生新一代的政治型山人。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大顺”、“大西”军和皇太极、多尔衮的“大清”军多重打击下风雨飘摇的明廷，大臣们向崇祯帝连篇累牍的建议，却是亟请“名士”陈继儒等人出山，为朝廷策划安邦定国、灭贼驱奴之奇谋。所谓病急乱投医。一个统治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上亿人口的大明帝国，最终竟然指望几位老儒、几位山人帮忙转危为安。
三、山人“气场”与晚明死局
无形之手
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对明代山人现象及山人运动的发生作了十分有趣的回顾：
我国家右经术，士亡由诗进者。放旷畸世之人，乃始为诗自娱。宜其权在山林而世不乏响。然弘正以前，风气未开，振骚创雅，实始李、何，其人又皆以进士显。而其间稍稍建旗鼓，菰芦中能与相角者，一孙太初山人而已。山人于诗可称，具体未见其止。嗣是而后，
辈出。六朝尔雅，则俞仲蔚氏标其宗；盛唐沨沨，则谢茂秦氏专其律。亦犹孟襄阳河汉梧桐，为五言之长城也。盖至于今，而登进之门日艰，谭艺之家日广，褒衣古冠，肩摩踵接，皆自称游，则诗道益杂而多端。而猥鄙呕哕之夫，时窜名其中，以奸吏议，至使县官下逐客之令。其为山林辱甚矣。(57)
王世懋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明代的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传统，但考试科目却沿袭王安石变法后的做法，以经义而非以诗赋取士，故诗歌在明代乃“放旷畸世之人”的自娱自乐。这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何明代的第一批山人是娱乐型山人。王世懋还指出，虽然明代诗歌之“权”在山林，但在弘治、正德年间“振骚创雅”、引领诗歌潮流的，却是“以进士显”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等人。当然，也应该包括同样“以进士显”或以“举业”显的杨循吉、沈周、祝允明、唐寅等人，以及也是“以进士显”却是以功业而非以诗歌著名的王守仁、顾璘等人。
弘正之前明代“廊庙”之上并非无诗，但大抵都是沿袭宋人风格的文人诗、“台阁”体。而李、何、杨、唐、王、顾等人之贡献，不仅仅是因为诗学盛唐，更是因为以正在全国流行的民歌时曲为师。他们所传播、所创作的乃是当时最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市民文学、大众文学，是可以群歌群舞群欢群乐的“反古俗而变流靡”的通俗文学。(58)这种文学由悄然而公开、由润物无声而声势浩大，受到包括最高统治在内的全社会的欢迎。(59)正是民歌时曲、新潮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文人创作的革命。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学上对李东阳、王鏊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胜利，其实是大众文学、市民文学、民间文学对庙堂文学、文人文学、台阁文学的胜利。
以“进士”显的李梦阳们和以“山人”名的孙一元们，恰恰是在这场群众性文学运动中达成共识、结成同盟，并在“诗歌”的创作、交流和传播中各自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说，正是在这场群众性的文学运动中，产生了明代两个有着密切关联的知识群体：娱乐型山人与热衷于新潮文学的官员。
明代的第一批山人无疑都是此类文学的重要创作者、传播者和推动者，而其中成就斐然者，也绝非王世懋所言仅一孙山人而已。只是在“仕途”价值标准积重而“文化”价值标准初兴的时代，民间文人必须经过庙堂文人的点评、褒奖，需要经过“官方”的认可，才可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孙一元因为不仅在生前得到费宏、顾璘、郑善夫等文化官员的延誉，而且死后还得到当时名气最大的庙堂新潮文人李梦阳为其作传，故而名声大振。孙一元之外，谢榛的诗文不仅有赵康王而且有李攀龙、王世贞捧场，徐渭的青词不仅得到胡宗宪更得到嘉靖皇帝赞赏，郭造卿的文采不仅有戚继光还有后七子“天目山人”徐中行等人识货，王穉登的诗文既为现任大学士袁炜称许且傲视未来的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陈继儒不仅得到首辅王锡爵父子的敬重而且和著名庙堂文人董其昌相互吹捧数十年。
在李梦阳引领文学风潮时，有多名山人与其交往；在王阳明开府江西、讲学浙东时，追随的山人以数十人计；因为得到王世贞兄弟评点，褒扬而出道的山人，更不下百人。李梦阳及“阳明山人”王守仁、“弇州山人”王世贞，以及其他的新潮文化官员，无疑都是山人运动前赴后继的推动者，正是他们将无数才俊青年引领上山人的道路。与此同时，明代“以进士显”的著名文人，也由于有广泛的文化交流，有众多的民间文人、众多的山人为其捧场，才可能博得更大的名气，前七子李梦阳等、后七子王世贞等，乃至王守仁及王学诸“大佬”皆然。
可见，他们是完全意义的上下互动。而作为这场群众性文学运动标志性成果的大众体新诗及其他新潮文学艺术品种，如书、画、时文、小品文等，则是他们的联系纽带和认同基础。这既是明朝人能否将诗歌作为区别“真”“伪”山人主要标志的根本原因，也是从戚继光到萧如薰众多将领、从冯保到王安众多“权珰”吟诗作歌、附会风雅的根本原因。能作诗即入流，受到世人的尊重，否则便是不入流。(60)文化价值标准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并日益强劲。至晚明，庙堂与江湖之间，强弱完全异势。庙堂文人只有得到诸如陈继儒这样“虽号隐居，而声气交通实奔走天下”的山人的褒奖，(61)才被社会认可，才算得上是真文人。
在以“进士”显的官员和以“诗文”显的山人之间，除了诗歌，还有另外一条联系纽带或者说另外一种认同基础，那就是“举业”。在笔者辑录的直记姓氏且有事迹的“山人”，大抵上由曾经的诸生、监生构成。而且，越是“挽近”或“今世”山人，越是如此。
所以，官员和山人本为同源、实为一体。这个“源”就是“举业”，这个“体”就是士人。举业有成者幸而为官员，举业未成者遂“自暴形骸”，“裂秀才冠”、“着山人服”，或蚁集于南北两京、相约于相府将门，或棹歌于吴下云间、博戏于豪门富室，呼朋唤友，互称“山人”。(62)官员归于故里，即回到了山人之中；山人重操旧业，或许便成了官员。新潮文学使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晚明50万生员和监生，则是他们的共同后备军。(63)
这样，山人对晚明政局和晚明社会的影响，就远远不限于山人本身。既不限于像乐新炉、汪文言那样推动官场派系的形成并直接参与派系之间的斗争，也不限于像皦生光、赵士祯那样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影响政治决策，而在于山人的行为方式、山人的思维方式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如同一个强劲的“气场”，笼罩、浸润着知识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
如前所述，在明代山人的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了三种类型或三种形态，娱乐型、政治型、游食型。虽然三种类型或形态同时并存且相互转化，但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却有其共性，即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脾性相投者，亲之爱之、相互标榜；一言不合，或怒目相视、恶语相加。与此同时，山人的“布衣”身份和“闲散”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即便参与政治、跻身政坛、成为幕僚，也仍然保持着充分的自由度。他们可以承担责任，也可以不承担责任；可以嬉笑怒骂，也可以剑拔弩张；合则成刎颈之交，不合或拂袖而去。他们追求的是感觉上的痛快和率性，缺乏的是理性上的冷静和淡定，尤其缺乏坚忍不拔和大局意识。
明代山人的这种习性，或者是从其安身立命的“诗”中而来。清人为明代“山人”文学其实是新潮文学归纳了以下特点：一是率性随意：“得乎自然以悦性情……称心而出，无复锻炼之功”；(64)二是相互标榜：“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65)三是目空一切：“自谓天地之大，无不阅历。”(66)
明代山人的这种习性，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及书院讲学应该也有极大的关系。他们既可从王学“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教条中得到启示、得到鼓励，更在行为上存在共性。在李贽的眼中，讲学的“圣人”与游食的“山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67)张凤翼更将两者的特点归结为“籍布素以为游扬之计”。(68)
诗歌可以游戏而成，乃至必须游戏乃成；学术可以率性而出，乃至必须率性乃出。但游戏和率性一旦渗透到山人的血液之中并演绎成群体个性，并扩散到知识阶层，一定程度上成为知识阶层和上层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后果就极其严重。而活跃在晚明政局的各类政治人物、各个政治派别，无论东林、清流，浙党、阉党，除了极少数如黄尊素等外，恰恰陷入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人自认为是在捍卫儒学道统、是在维护祖宗法度，并且有不少人表现出极大的斗争勇气和崇高的精神气节，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进行着不讲斗争策略、不顾国家大局的“斗气”，进而演绎成因脾性不相投、言行不顺眼而党同伐异、利益争夺。一方面是人人都在指责山人，另一方面却人人沾染上山人的习性。
明代山人运动并非是由某一两个个人所发动，而是自成化、弘治以来多元化社会格局形成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是多重价值标准并存且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无数人在其中推波助澜又随波逐流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有意识地操纵，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结果并控制其运行，一切都是在自然而然中发生，在自然而然中发展。
天启元年，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上了一道《敬剖和同之旨以销结习疏》，疏中以汉唐及宋代朋党之争为例，指出：“窃惟朋党祸国，人皆知之。而汉唐宋末季皆不免，何也？人默运于风气中，有不自觉者；即觉，有不自持者。”联系到当代，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冲君御极，众正匡扶，虽海宇拭目明良之会，亦群情占望风影之时。无论搢绅，臣见山人墨客，下邑穷乡，亦心各有主，喙各争鸣，喜为左右袒。此真风气所流，有不知其然者。”(69)
所谓明代党争、结社，晚明政局中发生的种种“误会”，正是在这“风气所流”、在这“不自觉”或“不自持”中、在这个山人的“气场”中，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越演越烈。
崇祯初，文震孟将天启时的“阉党”与正统、正德时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王振、刘瑾当道时，“小人附之者犹视为旁门曲径，惟恐人知”；而魏忠贤当道时，“小人附之者视为康庄大道，共知共见”。(70)在东林、清流看来，“阉党”皆为小人，这本是毋庸置疑的。但“阉党”在抨击东林、清流时，却也理直气壮。故在魏广微的名单中，被清流视为“小人”者皆为“正人”，而所谓清流则皆被斥为“邪人”。在这场相互攻讦中，小人之龌龊、君子之隐私，统统被揭露出来。在这种形势下，是非模糊、清浊混淆，君子小人，难从得辨。张居正曾经给万历初年的明朝带来新的生机，但在东林中以既謇谔敢言、又深识远虑著名的黄尊素，却将其与张璁、严嵩乃至王振、刘瑾、魏忠贤相提并论。(71)魏忠贤在天启、崇祯之际被认为是罪恶滔天，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当明末局势无法收拾之时，却得到一些清流派人物的怀念：“魏珰”若在，时局或不至如此？(72)“东林”既以正义自居，“阉党”又何不自视为康庄大道？“东林”与“阉党”之争，不仅不以崇祯所定“逆案”而告终，而且一直延续到南明乃至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就是因为人人都以正义自居，都自认为是在走一条康庄大道。
魏大中之攻魏广微、杨涟之上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都是清流对阉党的堂堂正正、壮怀激烈的斗争，也是最能体现清流气节的故事，但恰恰表现出意气用事和缺乏责任。杨涟劾疏未上时，黄尊素劝曰：“谏官章入，或听或不听，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击不中，祸移之国矣。”杨涟茫然，仍不顾其言而上疏。魏广微与东林、阉党的关系十分微妙，魏大中以“大享不至”的纤细小事，小题大作，将露章弹劾。黄尊素又力阻之：“不可，昔刘瑾之祸，成于焦芳。二魏之交，过于刘、焦。使其无返顾之虑，吾辈何所税驾乎？”大中不以为然，“笑曰”：“应山(赵南星)击内魏(忠贤)，某击外魏(广微)，无论济否，皆后日史册大节目也。”对于魏大中此言，黄尊素正色道：“奈何以国家之事殉兄名节乎？”(73)一百年后，乾隆皇帝竟然表达了与黄尊素相同的观点：“东林诸人，始未尝不以正。其后声势趋附，互相标榜，糅杂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党狱。是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何取乎帝后殉节为有光哉？”(74)
这种类似于山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意气用事而不计后果、率性痛快而不顾大局，不幸成为晚明政局的一大特征。作为东林的领袖人物，顾宪成既忧心忡忡地呼吁“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为，其次阁铨同心亦得一半”，(75)却又留下了一段与大学士王锡爵的经典对话：
娄江谓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76)
这段话到了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将“内阁”换成了“庙堂”、将“外论”替换成“天下”，于是更加震撼人心：“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77)
庙堂已无是非，以江湖之是非左右之；而江湖之是非实为意气。朝廷已无主张，以舆论之主张左右之；而舆论之主张实为游戏。虽然王锡爵和顾宪成所处的立场不同，但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却高度一致，都是以嘲讽口吻指责对方，却绝不站在全局的立场、国家利益的立场来审视自身的问题、发现对方的合理性。这种态度上承下延，贯穿于晚明政局的种种事端，如京察、如铨选、如党争，政府分化成了一个个追逐自身利益的小团体，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统一意志，晚明政局，就在这痛快与率性、意气与游戏之中，日渐陷入死局。
“正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宫崎市定和谢国桢都说到晚明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并且将其与江南特别是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市隐”、“结社”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民族精神”、才是当时中国“文化的正统者”。陈寅恪先生晚年作《柳如是别传》，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悟、体验、印证进而探讨明清之际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士风与士大夫的精神特征。
无独有偶，明代“山人”恰恰盛产于“市隐”和“结社”的主要发生和集结地江南，特别是苏州及其周边地区。笔者辑录的能够确定地域的明代山人，绝大多数出自南直隶、浙江和福建，分别占总数的50.0％、19.9％、10.2％，其次是江西和湖广，分别占5.34％、4.37％。在南直隶的山人中，苏州独占52.4％、徽州占22.3％，其余则散布在松江、应天、常州诸府。福建山人大抵出于福州、兴化，江西则在南昌、抚州。相对而言，浙江的分布最为均衡，嘉兴、宁波、杭州、绍兴、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均出现成批的山人。
可见，山人的发生是需要“气场”的。明代中后期其实存在若干个产生山人的“气场”，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一隅最为强劲。虽然山人运动席卷全国，但严格意义上却是在多元化社会中产生并最终从以苏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涌向全国中心城市特别是京师的文化—经济浪潮。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还表现在至嘉靖、万历时期，国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中心：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杭嘉湖、文化中心南京—苏州。
明朝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本用以控制江南，这个政治目的确实达到了。但与此同时，却生产出了一个文化“异己”。南京和苏州，本来分别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两个政治对手的统治中心，朱元璋以军事力量摧毁了张士诚，苏州却以文化力量征服了南京，并和南京一起，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文化中心。而其依托，则是以苏松杭嘉湖为核心，以徽州、扬州、常州、镇江、绍兴、宁波为外围，包括南直江南地区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在内的大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大致相当于南宋的主要统治区，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一方面支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另一方面又对北京构成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压制。北京固然可以凭借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南京和苏州则可以利用它的文化力量凝聚人气、营造气场，更以大江南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文化层面上俯视北京。而且，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财富越是积累、社会越是趋于多元化，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是压制政治的影响力。
这样，几乎所有希望能够出人头地，特别是能够在北京有所作为的文化人，都必须在苏州、南京交朋会友，取得这个文化圈的认可。明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山人，从早期的孙一元、王宠，到中期的吴扩、黄省曾、沈明臣、徐渭、郭造卿、王穉登，再到晚期的薛冈、赵宦光、陈继儒，均不例外。即便谢榛营救的北方山人卢柟，尽管受到赵王府的优礼，也需要“遍走吴会”，在这个文化圈“拜山”，才能博得更大的名声。犹如山人“泛化”时的小唱游棍，欲效山人行径向边镇寻食，必须得到京师文化人的荐书一般。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与谢榛“交恶”，并不全在于谢榛没有取得“功名”，或者更因为他与这个圈子的文化人脾性不同而得不到认同。
但是，无论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还是站在今天研究者的立场，这个在明代中后期压制、俯视北京，并且被宫崎认为是“正统文化”代表的南京—苏州文化，都只能属于非主流文化。当年的大学士王锡爵虽然是苏州太仓人，但既然身处庙堂，他在和顾宪成争论“内阁”与“外论”、“庙堂”与“天下”的关系时，便理所当然地站在庙堂和正统的立场上，来讨论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问题；而顾宪成虽然不是苏州人，却是站在苏州的立场、站在江湖的立场上来讨论同一问题。
严格地说，所谓的苏州文化——山人所代表的正是这种文化——虽然在东南地区强大的经济支持下，引导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而事实上却是由以苏州、松江为中心形成的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在野派文化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以从明初杨维桢、高启，到明中期唐寅、文徵明、王穉登，再到晚明赵宦光、陈继儒等人为代表的与庙堂文化、正统文化若即若离乃至分庭抗礼的地域性文人文化。它对于推动明前期的严峻冷酷到明中后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推动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多元化社会形成之后，要建立起新的文化、经济秩序并引领它向正确的轨道行进，却不是南京—苏州文化所能胜任的。
就在王世贞、陈继儒以“苏松”、以“吴中”沾沾自喜时，处在相邻地域文化圈冷眼相看的“浙人”沈德符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吴吻儇薄”。(78)这未必不是当年“浙党”、“楚党”、“齐党”及此后的“阉党”与“清流”、“东林”为敌的文化原因。两百年后，常州阳湖学者赵翼仍在讨论苏州文化的这一特征：“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79)谢国桢先生充满向往地描述当年江南士人的结社盛况：“结社会朋，动辄千人。白下、吴中、松陵、淮扬，都是他们集会之所。秦淮河畔桨声灯影，虎丘池边塔影夕阳，桃叶问渡，小院留人。”(80)但身在海外的宫崎市定却更加客观地指出苏州文化有“太随意性”的缺陷，并认为：“复社虽说是党羽半天下，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它也具有严重地排他性。”(81)
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域间、各民族间、城市与乡村间，文化习俗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包容而大气、坚忍而霸气的文化精神进行统驭。通过山人表现出来的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貌似时代精神的地域性文人文化、以复社为代表的文人结社的排他性小团体主义，缺乏的正是这种包容和大气、坚忍和霸气，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上升为主流文化、正统文化。
但是，这个既代表不了也不应该代表中国整体文化的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地域性文人文化和小团体主义，却通过山人运动及其他途径向全国传播，将中国的知识阶层、庙堂决策者笼罩在这带有明显缺陷的文化气场之中，从而获得了太多的话语权，造成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能够代表中国。只是当在许多时候无声无息、滑出庙堂视野的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最终对整体中国构成天崩地裂般影响的时候，人们才陡然发现，就在东南沉浸在莺歌燕舞之中时，西北已经是饿殍遍野；就在国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东南发达地区时，西北和东北已经不可收拾。
但这既难以责怪山人，也难以责怪南京—苏州文化。虽然他们从本质上说是是非主流思潮，并且压制着庙堂文化、压制着正统思潮，但无论它有多少缺陷，却多少代表着一些正义、代表着一些民心；而已经分裂成若干个利益集团的庙堂文化、正统思潮表现出来的却是比山人更甚的私欲，是比结社还要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王锡爵责怪“外论”、“天下”不以内阁、庙堂之是非为是非，却没有认识到，代表正义、代表公平、代表民心，本应是庙堂是非的基本属性，既然庙堂之是非无法反映天下之是非、引导天下之是非，又岂能责怪江湖之是非？当读书人通向官场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而内府、相府、帅府、藩府及各级衙门却不断利用国家权力侵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并成为“杀贫济富”的工具时，又岂能责怪山人及其他社会阶层通过“游食”的方式向政府觅食、向同类谋求生存？
当然，最终将晚明政局逼进死局的，并不是山人运动、南京—苏州文化，也不是结社、党争，而是因为长年水利失修、库藏空虚而导致的“赤地千里”、“饿殍蔽野”，是因为严重的贫富不均、荒政不行导致的西北“流贼”一再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是因为几乎完全丧失军事对抗能力而导致的辽东“奴兵”连续攻城略地、步步进逼。这个“大政局”在明朝的最后数十年中一直制约着庙堂的“小政局”。但是，如果不是小政局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大政局或许不至于如此不可收拾。晚明政局、晚明社会就这样以自己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结局，给人们展示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社会发展历程。
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本来应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国家主导作用的日渐缺失和对外防御能力的急剧下降。中国历史上所有具一定规模并且持续相当时间的王朝大抵如此。但是，由于天假时日，使得明朝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更为充分：当安史之乱改变唐朝行进方向时，明武宗正德皇帝和孙一元孙山人的表演才刚刚开始；当多尔衮的先人攻占北宋都城汴梁时，嘉靖皇帝尚未退居西内，而山人吴扩也尚未准备好北上的行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自成的取代明朝及清朝的入主中原，倒是为中国文化注入它正在日渐消损的包容和大气、坚忍和霸气。据称范文澜先生曾说，清朝是带着丰厚嫁妆而来的。(82)但这份嫁妆，不仅仅是广阔的国土，更重要的是通过它的坚忍和霸气，改造以苏州、以结社为代表的晚明文化的狭隘和小气，从而建立起更为包容和大气的民族文化。明朝士大夫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及此后进关的清政权的迅速接纳，也不仅仅是出于生命和财产的考虑，同时也是对本朝、本阶级乃至本民族即汉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但是，在这个接纳与重建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痛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倒退。
注释：
①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栾成显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3页。首次发表于《史林》37-3(1954年)题为《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明代史素描の試み》。
③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4《五朝大事总论·国运盛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86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423，万历十九年十二月辛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按：本文引用《明实录》材料均据此本)，第4531页。
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8《刑部·立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77页。
⑥《明史》卷233《陈登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72页。
⑦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1《筹边》，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8页。
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台省·吏垣都谏被弹》，第502页。
⑨《明史》卷11《后妃传二·贵妃郑氏》，第3538页。
⑩刘若愚：《酌中志》卷1《忧危竑义前纪第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页。
(1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4《门户大略》，第687—689页。
(12)刘若愚：《酌中志》卷7《先监遗事纪略》，第37页。
(13)《明史》卷305《宦官二·陈矩传》，第7814页。
(1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7《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2页。但沈德符认为，《续忧危竑议》的真正炮制者，应该是混迹于“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之中的郑朴，并为赵士祯申辩。(《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刑部·续忧危竑议附》，第879页)
(15)《明熹宗实录》卷49(梁本)，天启四年十二月乙巳，第2485页。
(16)《明熹宗实录》卷72，天启六年六月壬午，第3486页。
(17)《明熹宗实录》卷62，天启五年八月辛丑，第2938—2940页。
(18)近年来，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晚明山人给予关注，并发表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其中以牛建强《明代山人群体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会意义》(《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宝良《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黄卓越《明正嘉年间山人文学及社会旨趣的变迁》(《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及日本学者铃木正《明代山人考》(《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大安株式会社，1962年)具有代表性。商传教授则指出，晚明山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群体，而是一场运动，一股思潮。(《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本文的一些思想，也是在上述成果的启示下形成的。
(19)李梦阳：《空同集》卷58《传·太白山人传》，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2册，第526页。
(20)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41《哭醉石山人朱察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册，第526页。
(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武臣好文》，第434—435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69《郑开阳杂著(郑若曾)·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7页上。
(23)翁万达：《赠胡思岩山人序》，黄宗羲编：《明文海》卷281《序七十二·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209—210页。另据雍正《广西通志》卷55《秩官·明·梧州知府》，翁万达于嘉靖十三年开始为梧州知府，到任不久，胡思岩即由友人荐至。是嘉靖初期，一些地方官的幕府中已有山人出入并且不在少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6册，第571页)
(24)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45《郭建初先生造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511—512页。
(2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吴山人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3—454页。
(26)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28《文部·书牍·吴子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143页。
(27)钮琇：《觚剩续编》卷2《人觚·芙蓉阁》云：“昆仑山人(王叔承)……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山人走笔题曰：‘洛水灵龟单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李以进呈，深加奖赏。由是公卿互相延誉，其本传谓大臣应制青词多假手山人者以此。”(《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98—199页)
(28)刘若愚：《酌中志》卷5《三朝典礼之臣纪略》，第27页。
(29)《明世宗实录》卷444，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戊子，第7575页。
(30)王樵：《方麓集》卷15《戊申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425页。
(31)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8《申时行传》称：“冯保有所私门下笔札人徐爵，居正为擢用之，至锦衣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又使其苍头游七与结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达。冯保有所谋，亦如之。或曰：上之奖慰居正诏旨，皆爵草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第521页)
(32)王樵：《方麓集》卷15《戊申笔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425页。
(33)明代的“帅府山人”、“相府山人”、“内府山人”、“藩府山人”以及依附于其他贵戚官宦的山人，颇似战国时期的“士”，也与历代“幕宾”相似。但由于山人运动影响所及，时人已经难以区分某一“幕宾”为山人或非山人。或者说，此时的幕宾，即使并非山人，也已经浸染于山人气息之中。
(34)《四库全书总目》卷178《壮游编(王叔承)·提要》，第1605页上。
(3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著述·类隽类函》，第637—638页。
(36)钱府：《秋暑赋》，《明文海》卷8《赋八·时令》，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70页。
(3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武臣好文》，第435页。
(38)陈继儒：《陈眉公集》卷8《寿文·寿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80册，第123页。
(39)参见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2章，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山人·山人愚妄》，第586页。
(41)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对此作了精彩的描述。
(42)何白：《汲古山堂集·序(王士性撰)》，《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7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43)李贽：《焚书》卷2《书答·又与焦弱侯》，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7页。
(44)薛冈：《天爵堂文集》卷18《辞友人称山人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658页。
(45)《明神宗实录》卷209，万历十七年三月辛未，第3925页。
(46)《明神宗实录》卷364，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第6803—6804页。
(47)顾炎武：《日知录》卷12《人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65—966页。
(48)参见欧阳琛、方志远：《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文史》2006年第4辑。
(49)《明史》卷235《王德完传》，第6131页。另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第965页。
(5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茅待诏元仪》，第591页。
(51)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明代戏曲作家·沈自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1页。
(52)昭琏：《啸亭杂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3页。又王应奎《柳南续笔》卷2：钱龙锡入阁前，向陈继儒请教国是，陈赠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钱不解其意。适袁崇焕请斩毛文龙疏至，方大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遂令袁崇焕亟斩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160页)
(53)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献俘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34册，第409页。
(54)《明熹宗实录》卷37，天启三年八月己未朔，第1891—1892页。
(55)《明史》卷218《沈传》，第5767页。
(56)《明熹宗实录》卷72，天启六年六月庚子，第3516页。
(57)王世懋：《王承父后吴越游诗集序》，《明文海》卷264《序五五·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96页。
(58)此语出于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28《渼陂先生集序》：“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金辉玉映，光照宇内。”(《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315页)
(59)李开先《麓中麓闲居集》卷6《张小山小令后序》说：“人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又武宗亦好之，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李开先集》，路工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70页)
(6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兵部·武臣好文》记：“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而世所呼为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此辈溪壑。”“近年萧都督(如熏)以偏裨立功，峻拜宁夏制帅，频更大镇，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作队趋之，随军转徙，无不称‘季馨词宗先生’，蚁附蝇集，去而复来。”(第434—435页)
(61)《四库全书总目》卷193《寒山蔓草(赵宦光撰)·提要》，第1762页中、下。
(62)参见陈宝良：《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63)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64)《四库全书总目》卷180《雅尚斋诗草(高濂撰)·提要》，第1624页中。
(65)《四库全书总目》卷180《牒草(赵宦光撰)·提要》，第1626页中。
(66)《四库全书总目》卷128《燕居功课(安世凤撰)·提要》，第1104页下。
(67)李贽：《焚书》卷2《书答》。
(68)张凤翼：《处实堂集》卷6《奏记·大宗伯陆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集部第137册，第381页。
(69)侯震旸：《敬剖和同之旨以销结习疏》，《明臣奏议》卷3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5册，第604、606页。
(70)文震孟：《黄忠端公(尊素)神道碑铭》，《明文海》卷464《墓文三十六·忠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620页。
(71)《明史·黄尊素传》云，魏忠贤杖毙万燝，尊素抗疏曰：“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第6362页)
(72)1986年10月，笔者携《从明末农民战争看汉族地主阶级》一文，出席在四川绵阳举行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会。论文撰写过程中，在一册晚明笔记中见到关于“怀念”魏忠贤的记载，惜乎当时急于完成文章，将所见页码折叠而未摘录卡片。从四川回来后，将这一批书还给江西师大图书馆。若干年后反复寻查未见。谨识于此，以俟知者垂示。
(73)文震孟：《黄忠端公神道碑铭》，《明文海》卷464《墓文三十六·忠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621—622页。
(74)乾隆御制：《题东林列传》(乾隆戊戌)，陈鼎：《东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173页。
(75)沈佳：《明儒言行录》卷9《顾宪成·行状(高攀龙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928页。
(7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第1377页。
(7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第1027-1028页。
(7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刑部·山人蜚语》，第873页。
(7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4《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3页。
(80)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页。
(81)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第256、258页。
(82)参见刘泽华：《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