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学体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庭坚论文,诗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于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一是由简单到全面的转变。所谓由简单到全面的转变，是指论者不再停留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怒邻骂座”这些问题上；而是对黄庭坚的诗法，他的审美理想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研究，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但这个“全面”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黄庭坚诗歌理论的丰富性还没有得到足够地揭示，或竟未得到足够的认识。（1 ）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甚至没有一篇诗歌理论的千字文，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诗歌创作的鉴赏的意见。这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极为可贵的材料。尽管它零碎，有的只是片言只语，但略加梳理，便可以构成一个诗学体系，姑拟之为本体论、诗人论、作法论、风格论与鉴赏论。今依次叙述如下。
一、本体论
最能代表黄庭坚对诗的本质认识的，是他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的一段话：“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为人忠信笃教，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为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比吕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2）这一段文字是黄庭坚论诗之纲， 它包涵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诗与情的问题。“诗者，人之性情也。”此言诗的本质。诗言情是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汉儒言诗已肇其端。《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汉书·艺文志》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其后，陆机、钟嵘、刘勰至唐之白居易论诗，皆视情为经、为根。黄庭坚“性情”说，承传前人之论。他还说过：“与世浮沉唯酒可，随人忧乐以诗鸣。”（3 ）“化虫哦四时，悲喜各有故。”（4）他在《与郭英发帖》中说：“所作乐府， 词藻殊胜。但此等物须缘情而绮靡。”（5 ）是皆言诗是以情为其内质的。
第二，情与物的关系。情何从来？“与时乖逢，遇物悲喜。”情总是感物而生的。所谓“情以物迁”，古人言感物不外“四候之感”和人生遭遇之感。前者刘勰论之甚详（6），而钟嵘则兼顾二者。（7）黄庭坚则主要是从人生遭遇着眼的：“忠信笃教”却“与时乖逢”，不为人知，不为世用，以至“情之所不能堪。”在《胡宗元诗集序》中，黄庭坚又说：“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臬之下，与糜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8） 二者语言不同，而情感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士不遇的情感。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导情感，是最能拨动人心、引起共鸣的一种诗情。黄庭坚之论诗可谓得其要者。
第三，诗的效用问题。关于诗歌的功能，黄庭坚大致有两种认识：一是对内的，即对于诗人自己的效能，便是修身养性的效用。“忠信笃教，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时，“发为呻吟调笑之声”，以求得“胸次释然”。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9 ）杜甫说：“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10）黄庭坚说的“胸次释然”正是一种“陶冶性情”的效应，“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效应。
此种“胸次释然”、“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的观念与自持，与黄庭坚修身养性的诗人论是一致的，是黄庭坚用以摆落俗尘、挺立其士人人格的一种方法。他自己的许多诗篇正表现出他以诗自娱、自乐、自适的精神。
但黄庭坚对于诗歌的功能也不限于使“胸次释然”的自我心理调节；同时，他也强调诗的社会效应，即要有益于世。他说：“文章不经世，风期南山露。”（11）“文章功用不济世，何异丝窝缀露珠。”（12）
从“经世”、“济世”这一观念出发，黄庭坚主张诗要“因时纪事”。他说：“大率作诗，因时纪事，不专以小物役思乃佳。”（13）因此，黄庭坚认为杜甫《北征》虽工巧不若韩愈《南山》诗，但“若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14）又说：“《庄子》多寓言，架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调亦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15）“因时纪事”、“书一代之事”，是要别是非、存善恶、寄褒贬，有雅正之气，有殷鉴之效。黄庭坚评杜甫诗是“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16）又说杜甫“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17）《北征》叙写安史之乱给社会造成的破败，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思，饱含着对安史之乱的谴责，寄托着国家中兴的希望，诚是非之史笔，而忠义之气盎然其中。黄庭坚肯定《北征》的原因盖在于此，其纪事、经世济世的诗学观的本质亦在乎是。
第四，关于诗美的问题。诗美有种种。黄庭坚欣赏多样的诗美。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黄庭坚明白提出的是“比吕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墨子·公孟》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诗经·郑风·青矜》毛传曰：“古者教之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古者，歌诗以观民风，执干羽而舞，以来有苗。此为儒家德政之体现，目的在于治国化民。联系黄庭坚“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数语，则黄氏所谓诗美，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之美，亦即“仁义之泽”、“不怨之怨”之言。怨，是感物之情；不怨，便是“呻吟调笑之声”，是表现的温和与委婉。黄庭坚在《跋书柳子厚诗》一文中又说：“予友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耳。”（18）“从容中玉佩之音”便是“比吕律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的美，是“不怨之怨”，是温婉之美。非铁骑突出刀枪鸣也。
二、诗人论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诗人？这可以提出许多的要求。黄庭坚的观念是诗品出于人品，不俗的人才能做出不俗的诗来。他还教人要师法古人，要与师友讲习。归纳这些论述，便是黄庭坚的诗人论。
第一，养根治性。黄庭坚言诗，常常言“本”，或曰“根”，或曰“根本”。如：“定国诗极有巧处，然少本也。”（19）“所作文字，甚有笔力，他日可为诸父雪耻，但须勤诗书，令精博，养心使纯静。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之不茂也。”（20）“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21）“黄庭坚所言的“根本”指的是忠义孝友的儒家道德。黄庭坚认为此乃诗人之根本，是首先应当重视、予以培养的。“子仓之诗，今不易得。要是读书数千卷，以忠义孝友为根本，更取六经之义味灌溉之。”（22）“所寄文字，更觉超迈，当是读书益有味也……然孝友忠义是此物（按：诗文）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纯厚纯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23）黄庭坚在《答何斯举书》中又说：“须忠信孝友，深根固蒂则枝叶有光辉矣。”（24）如何才可以深根固蒂呢？方法便是读书，“以六经之义味灌溉之。”他对徐师川说：“甥人物之英也，然须治经，自探其本，行止语默，一一规摹古人。 ”（25）治经的目的便是为了“养根”，即“养心治性”。 他说：“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行，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在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26）又说：“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道德是人格的物化。德操之不良，焉得有诗文之妙？这正如鲁迅说的：根本的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8）
“根本”也指学问的根基。黄庭坚教人读书，也不只教人“刻意经术”，“耕于礼义之田，而深其耒”（29），也是为了教人积学储宝，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他不只教人读六经，也教人要读《史》、《汉》与前人诗集。他《与徐师川书》曰：“诗政须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30）他认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作诗之器”。（31）“更读千卷书，乃能毕兹（指诗）能事。”（32）
第二，做不俗人。“绝俗”是黄庭坚的重要审美思想。做人，他也讲究不俗。他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他回答说：“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俗人。临大节而不夺，此不俗人也。”（33）他告诫高子勉说：“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34）“处世要清节，滑稽安可雄。”（35）联系黄庭坚的诗文与为人，可知黄庭坚所谓的不俗，就是指处世的清节、磊落的品行、高远的志趣、独立的人格、临大节而不夺的节操。“诗者，吟咏性情也。”不俗的人才能做不俗的诗。黄庭坚论王观复书曰：“此书虽未极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36）又说：“若使胸中有书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37）二者虽为论书，而诗亦然也。
那么，如何才可以不俗呢？黄庭坚在论及书法时说：“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38）又说：“要使胸中有数万卷书，略识古人意味，便不为俗士矣。”（39）可知不俗的品格是道义的涵养、圣哲之学的涵养的结果，是“养根”的结果。
第三，师承古人。凡是大家都是善于学习古人的。黄庭坚便是广泛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一代诗风之代表的。他对于他的晚辈诗人也反复言及师法前人的意义。认为这是使诗歌创作“臻微入妙”、脱去尘俗的重要条件。“天下之学，要之有宗师，然后可臻微入妙……至于文章之工难矣，而有左氏、庄周、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之作，篇篇俱在，法度粲然，可讲而学也。”（40）黄庭坚认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41），诗之不臻佳境，便是“读书未精博耳”，或说“读书未破万卷”。“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42）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中玉佩之声”，就是因为“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43）他认为作者“要识古人关捩，乃可下笔”。（44）要读老杜诗，“精其句法”，要“从古人用心处，一浣刀笔之尘”。（45）
讲究渊源，讲究宗师，特别是熟读古代名家、大家的作品，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要条件。这正是严羽提倡的“入门须正，立意须高”，“学乎其上”的方法。用黄庭坚自己的话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其弊若何。”诗“亦如字，要须以钟、王为师耳”。（46）
第四，师友讲习。黄庭坚虽然说过“不随当世师章句”（47），“不守当世师儒绳尺。”（48）其实，他并非一味教人规摹古人，而鄙薄当代。相反，他谆谆教导后生晚辈取法古人之时，也指出要向当代的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学习。认为他们的作品“法变粲然，可讲而学也”。他《与怀道弟》书说：“四十二弟资性甚美，文字亦有笔力，然须师友琢磨。刘元乐有行义，甚可依。潘、洪诸少皆有文藻，与游，必有宏益。”（49）怀道虽然天分甚高，文笔有力，但与师友琢磨之工是不可少的。《在答何静翁书》中，黄庭坚又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明师友讲习的重要：“江山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而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偏与诸生为德也。”（50）黄庭坚在论何宇之诗又说：“何宇之诗语气平而意深，论班固《汉书》中人物，理胜其文，不加藻饰。意其得师友，当为晚成之器。”（51）在黄庭坚看来，不求师问友，就无波澜可观。黄庭坚本人就是十分注重向当代师友学习的。特别是注重取鉴苏轼与王安石的艺术经验。只有取鉴才有超越。
三、创作论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论，包括他人创作思想与具体诗法的论述，是其诗歌理论中最为丰富的部分。
第一，创新论。黄庭坚提倡师法前人，言论甚多，以致有人讥为是向后看的“保守心态”。（52）其实，黄庭坚师古并不泥古，师古是手段，出新才是目标。他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著名的言论。如：“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53）“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54）“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遇真。”（55）“文章最忌随人后。”（56）强调学习古人，不是“随人作计”，是要“夺胎换骨”，“要当古人不到处留意，乃能声出众上”。（57）
不但超越古人，也要超越今人。“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虽未尽如意，要不随人后。”（58）因为要创新，要规摹远大，所以，黄庭坚极力反俗。他说：“作诗与人俯仰，不足记录。”（59）“凡花俗草败人意，晚开琼蕤不恨迟。”（60）如何创新？黄庭坚提出的具体方法便是“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为新”。“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61）“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62）一般地认为“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是师前人之意。而无论师辞与师意，目的都在于“以故为新”。黄庭坚说：“闲居当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子》、《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用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63）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最为论家所诟病，金人王若虚竟讥之为“剽窃之黠者耳”。流波所在，至今未能完全廓清。这恐怕就是因为对黄庭坚的诗论缺乏全面的检讨，不知其尚有“不为牛后”、“自铸伟词”的抱负，或视而不论。或对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本身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黄氏思想逻辑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换骨”，是在“陶冶”。其实，黄庭坚的“点”、“夺”之说只是揭示了一条艺术规律，是公开了古今诗人的不言之秘，并非“以末为本，以流代源”。（64）
第二，章法论。黄庭坚认为一篇之要，贵在立意：“凡作一文，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65）“每作一篇，必须使有意为一篇之主。”（66）又说：“凡始学诗，须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67）“宗趣”就是主旨，就是立意，须要先立大意，就是“要有为而作”，不是无病呻吟。至于结构，则要“有开有合”“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68）《王直方诗话》载黄庭坚语曰：“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要打诨，方是出场。”（69）《潜溪诗眼》也记载了黄庭坚“必谨布置”的话：“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70）总之，黄庭坚对于诗歌创作极注意立意与开合、曲折与收场等章法的研究，黄庭坚的诗妙于跌宕，善于转折，这和他的创作主张是一致的。
第三，句法论。句法是黄庭坚诗法理论的重心，他在他的诗作与书信中累累言之。如：“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71）“寄我五言诗，句法窥鲍谢。”（72）“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73）“精读老杜诗，精其句法。”（74）然而，黄庭坚之言句语，正如他言“韵”一样，只反复言之，而不加细论，使人对其法的具体内涵不易明了。此处，我们根据黄氏所言，参考古人的一些关于句法的言论，加以推敲，认为“句法”也者，包含了以下这些内容：
句法是指语言风格。传为白居易所作的《金针诗格》说：“诗有三般句：有自然句，有容易句，有苦求句。”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盖诗须气格完邃，终篇如一，然造句之法贵峻洁不凡也。”胡应麟说：“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之。至老杜而后，才有此，句法便不浑涵。”（75）黄庭坚则说：“句法俊逸清新。”（76）显然，“俊逸”、“清新”、“峻洁”、“浑涵”，均非造句之法，而是指语言风格。所谓“句法窥鲍谢”，便是指陈适用的诗的语言风格近于鲍照与谢灵运的意思。
句法也指炼字。范温《潜溪诗眼》云：“句法以一字为工。”清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引萧亭语：“诗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此所谓句法也。”（77）用字往往关乎诗句的成败，所谓“以字不工而害其句”。（78）然则，如何炼字？“拾遗句中有眼”；黄庭坚主张锻炼“诗眼”。他以为学者宣知此妙。惠洪《冷斋夜话》云：“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79）可知“诗眼”是“韵胜”的生成条件。荆公“转空”、“分暝”、“护”、“绕”、“排”、“送”以及东坡“睡”诸语，皆炼动词，或将物拟人，生动有神，所以山谷认为是句中“眼”《洪驹父诗话》记载一则故事：“山谷至庐山一寺，与郡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曰：‘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80）又《升庵诗话》卷六亦有类似记载：“刘禹锡编《生公讲堂》‘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山谷、须溪皆称‘可’字为妙。”（81）为什么“满”字不好，而“可”字为妙？大约“满”只是一种客观的描写，而“可”字则有“恰当”与“可人”的意思，内涵更为丰富，更具审美的主观情感，更富情韵了。
黄庭坚还提出了对于“诗眼”力度的要求：“置字有力”（82）、“置一字如关门之键”（83）、“安排一字有神。”（84）
句法是指遣词造句的方法。清人冒春荣《葚园诗说》卷一说：“句法有倒装横插，明暗呼应，藏头歇后诸法。法之所从生，本为声律所拘，十字之意，不能直达，因委曲以就之。所以律诗句法多于古诗。”（85）冒氏列举了几种句法，也指出了句法之讲究技巧，近体诗繁于古诗，也严于古诗。
黄庭坚虽然没有关于如何造句的理论，但他极力推崇杜甫的句法。特别推崇杜甫夔州以后的句法。他说：“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86）他称赞陈师道“其诗涵浑，得老杜句法。”（87）他指点后学时说：“但熟视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88）又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89）那么，杜甫到夔州后诗，其句法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检点这种变化，便可知黄庭坚句法的内涵了。
杜甫晚年（特别是入夔州之后）句法之变化，论家已多言及。概括言之，大约有四：一是正常语序逻辑的解构。（90）最典型的就是“香稻”、“碧梧”之句。此种新颖的句法，“其不成句处，正是其得意处也”。（91）二是正常声律规则的解构。即拗体的运用。三是正常音步的解构。如“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神女峰媚好，昭君宅有无”、“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五七言诗句的音节，一般是二三型与四三型，而上举诗句词义的单位冲破了正常的音节结构。四是传统的时空关系的解构。杜甫夔州前的古近体诗，其时空关系一般是相邻的：时间是连续的，空间是渐进的。而夔州后诗，如《峡中览物》、《秋兴八首》则有极大的时空跳跃。
上述诸点在黄庭坚创作实践中均有所继承与发展，特别是第二、三、四点此是黄诗拗峭新奇重要渊源。黄庭坚诗“中亘万里，不相联属。”（92）也正是从杜甫“一句在天，一句在地”（93）中学来的。据此，我们认为黄庭坚所言句法，其主要内容便是指杜甫到夔州后诗所体现的意象组织、声律拗峭、音步与词汇意义的不统一等造句特点。这些都是对于近体诗句法与声律的突破，是一种变格。黄庭坚肯定杜甫夔州后诗的句法，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正是黄庭坚的求变精神，反传统、反俗滑精神的体现。
第四、无法论。黄庭坚认为“作文字须摹拟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94）他又比喻说：“譬如巧女文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尔。”（95）强调技法说得十分斩截。是故，他好言诗法，从诗的谋篇布局谈到遣词造句。因有“形式主义”诗人之嫌。但，这是一个方面。黄庭坚又主张不要拘于法度。他告诫洪驹父“不可守绳墨令俭陋”。（96）又说：“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97）说得也是非常斩截。谈到书法，他也谈：“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98）他称赞颜真卿、王太史、怀素诸人作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心。”（99）又说：“下笔沉着痛快，最是古人妙处。”（100）这些言论都说明黄庭坚的非法观念。
当然，非法不是不要法，黄庭坚的非法思想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不泥法，所谓“无辙迹”，便是“不践前人旧行迹。”（101 ）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这正是创新问题。二是求自然。追求陶渊明“直寄焉耳”、“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这是创作风格问题。简言之，无法是对于法的超越之后的自由，是技巧纯熟后的返朴归真。
四、风格论
黄庭坚对于诗歌风格的审美不拘一格，既欣赏清丽悠远之美，也欣赏雄奇横放之美。而如下两类则可视为是黄庭坚的审美理想：
第一，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是黄庭坚的风格主张，也是他的一生追求。为此，他反对雕琢。他对外甥洪驹父说：“古文要气质浑厚，勿太雕琢。”（102）他批评王观复诗曰：“所寄诗多佳句， 犹恨雕琢之功多耳。但熟视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103）在《与王观复书》中，黄庭坚又指出“好作奇语， 自是文章病……文章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
，其病至今犹在。”（104）
黄庭坚也反对华丽。他有诗曰：“龟以灵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后生玩华藻，照影终没世。”（105 ）张华《博物志》云：“山鸡有美毛，自爱其身，终日照水，目弦则溺死。”山谷此诗谓后生小子爱玩弄辞藻，也将象山鸡一样自溺丧生。
黄庭坚追求的是陶渊明的“无弦”与“直寄焉耳”的平易，“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106）所可尚者，自然是包括陶渊明的人品，也包括他的诗风。
黄庭坚追求的是杜甫夔州后诗的“大巧”与“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韵味。“平淡”是指在语言、方法上看似不着力气，“如虫蚀木，偶尔成文。”（107）率意为之，但“山高水深”，有深厚的意蕴。 苏轼说：“寄至味于淡泊。”（108）又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09）是“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110 ）苏轼这些话正可以用来铨释黄庭坚“平淡而山高水深”之说。而陶渊明的诗，杜甫夔州后诗便是此种风格的标本。
第二，出尘拔俗的远韵。黄庭坚的诗“格高韵胜”。（苏轼语）其论诗亦反对浅俗，而主张绝俗、韵胜。他的题跋、书信中反俗之言比比皆是。
他评刘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111 ）评胡少汲“读书作文殊不尘埃。”（112 ）评欧阳修“下笔便有绝尘之句”。（113）评苏轼在黄州所作的《卜算子》词“语意高妙， 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114 ）黄庭坚评书论画也讲究反俗。他评东坡的字“字形湿润，无一点尘俗气”。（115）评李夫人墨竹是“人间俗气一点无”。（116）他宁可“用字不工不使语俗”。（117）反俗的态度何等坚决！
艺术上的“俗”，就是平庸，浅露，因循熟滑，没有个性。黄庭坚在创作上要求创新，自然是不能容忍尘俗之作了。
“俗”的反面便是“旨远”，“高妙”，“雅丽精绝”，“兴托高远”，“奔逸绝尘”。最为黄庭坚所乐道是“韵”，或者说“韵胜”，“远韵”。
他评王稚川诗曰：“韵与境俱胜，意将言两忘。”（118 ）他与党伯舟书云：“诗颂须出尘拔俗，有远韵而语平易。”（119 ）他评张志和《渔父词》谓：“雅有远韵。”（120 ）品评书画亦谓：“凡书画当观韵。”（121）除此， 黄庭坚又常常批评别人的作品“病韵”或“乏韵”。
“韵”是什么？我在思考了黄庭坚和古今论家的一些解释以后，曾作过《黄庭坚“韵”说初探》一文（122）， 对黄氏所言的“韵”阐释为如下诸点：一是指超尘出俗的风神，二是指作品的余味，三是指生动传神，四是结构的和谐之美（主要是指画）。这也就是黄庭坚所追求的深远韵致。“韵胜”的追求是黄庭坚艺术理想之极致。
五、鉴赏论
黄庭坚是一位高明的艺术鉴赏家。他的文集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绘画、书法的鉴赏文字，而尤多诗歌鉴赏的文字。或就某一诗人作品的整体而言，或就某一字句立论，涉及古今诗人在百人以上。究其所论，有如下数端：
第一，关于诗歌鉴赏的意义。黄庭坚读杨明叔诗，认为“格律词意皆薰沐去其旧习”，“为之喜而不寐。”（123）读宗伯、苏端明诗， 以为“语妙天下”，“激赏其妙。”（124 ）读苏轼诗是“譬如闻韶耳，三月忘味饭。”（125）读寒山诗亦“不暇寝饭矣”。（126）黄庭坚晚年远眨宜州，身居“上雨旁风”的城楼之上，读李几仲诗，他描写说：“秋日楼台，万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风，照以海滨之月，而咏歌呻吟足下之句，有以激衰软而增高明也。”（127 ）可知黄庭坚在逆境之中是以诗为伴，以诗为乐的。黄庭坚以其自身阅读体验说明了诗歌审美的意义；说明读诗与作诗一样，都是一种人生的寄托，是可以使人乐以忘忧的。
阅读诗歌也是一种净化心灵的方法。黄庭坚在《书稽叔夜诗与侄榎》一文中说：“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意味者乎。故书以付榎，可与诸郎皆诵取，时时讽咏，以洗心忘倦。”（128）在西方， 有亚里斯多德的“净化”说，以为悲剧可以净化观众的心灵。在中国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朱熹对于“兴”的注释是：“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129 ）“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可以“洗心忘倦”，正是一种灵魂的净化，是作品真善美对于鉴赏主体的积极作用。这正是鉴赏的一种指归。
第二，鉴赏的方法。黄庭坚提出“以其枝叶占其本根”的方法。他在《答李几仲书》中说：“昨从东来，道同清湘、八桂之间，每见壁间题字，以其枝叶占其本根，以为必磊落人也。”（130 ）他从李几仲的壁间题诗而能想见其为人，这自然与鉴赏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有关，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想见其人”的方法论。他“观陶渊明诗，想见其人”，而知陶渊明“岂弟君子，戏谑可亲也”。（131 ）他有诗曰：“怨句识之推，商歌知宁戚。”（132 ）这“知”与“识”都是“以其枝叶占其本根”的结果。
刘勰有言，“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见之浅耳。”（133）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不能只欣赏其文辞， 而应透过文辞“见其心”。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见其辞是第一个层次，“见其心”是第二个层次。鉴赏者不能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而必须进入第二层次。黄庭坚对进入第二个层次的描写是：“故世相后或千载，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想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暮与之期，邻里之游也。”（134） 何等贴近，何期亲切！“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135）就是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未能“披文入情”， “占其根本”。这是鉴赏的失误。
第三，关于接受的差异性问题。《易经》系辞有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说的是认识的差异性问题。文学作品也可以因为接受主体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阐释，故有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命题。黄庭坚于此亦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话：“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静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缘何弃此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136）为什么欧阳修与黄庭坚对林和靖的咏梅诗句所赏不同？ 按照接受美学的解释是，接受主体的“先结构”不同。这“先结构”包括了接受主体的生活阅历、审美趣味、性格气质，甚至年龄性别等因素。黄庭坚“女色”之喻说明了鉴赏者“先结构”不同，审美效应也就不同的道理，通俗，有趣，言简意赅。
非但如此。即同一鉴赏主体，在其不同年龄阶段，或不同心境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效应。黄庭坚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血气方刚时读此诗（按：指陶渊明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渴饼。”（137 ）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年青人往往不能从“质”中见出“绮”，“癯”中见出“腴”来。而绵历世事者可从陶诗的平淡中见出诗的深沉。黄庭坚此话是很有见地的。鲁迅有一段话与此十分仿佛，可录来参证。他说：“青年人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在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都不见了。”（138）
第四，鉴赏要以识为主。《潜溪诗眼》引过黄庭坚的一段话：“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要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139）何谓“正法眼”？ 禅家将对佛法的正确认识称为“正法眼”。此处，黄庭坚以禅喻诗。观诗而言，所谓“正法眼”，便是对于诗的识力、悟性。故言要“以识为主”。而这“识”是观诗者的生活经验、艺术修养等因素合成的一种审美能力。是狄德罗说的“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140）是刘勰说的操千曲后的“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141）
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某种本质力量的肯定。”（142 ）这“某种本质力量”便是指某一鉴赏者的某一方面的审美能力。黄庭坚的最简洁的表达便是“识”。黄庭坚说：“至于评论文章，东坡鼻端一嗅，可定优劣。”（143 ）他正是教人要有东坡这样的艺术鉴赏的敏锐力。
黄庭坚对于做人、做诗，都主张“不俗”，对于诗歌鉴赏也提出一个“不俗”的问题。他有诗曰：“威宁至芦子，终日乔木阴。太丘心洒落，古松韵清深。聊持不俗耳，静听无弦琴。”（144 ）此诗中所言的“无弦琴”是指古松无弦而有韵，是诗人对于自然美的鉴赏。但艺术的虚处，艺术的内蕴余韵，那平淡处的山高水深，那无意而至之意，都是“无弦”。它须要特别的耳朵，即不俗的耳朵。这“不俗”是指鉴赏者不同凡近的志趣、审美识力与悟性。只有具备这些方能从“质”中见“绮”、“癯”中知“腴”、“平淡”中见“山高水深”。黄庭坚以不俗耳听无弦琴之说，可谓对鉴赏者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
收稿时间：1997—01—06
注释：
（1）孙乃修说：“黄庭坚以诗名世， 在诗论方面的思想说不上丰富。”见其《黄庭坚诗论再探讨》，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2）、（5）、（8）、（18）、（30）、（49）、（50）、（52 ）、（98 ）、（134）《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卷17、卷15、卷25、卷19、卷1、卷18、卷25、卷26、卷25。
（3）《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之二，《山谷内集》卷13。
（4）（11）《寄晁元忠十首》之十，《山谷别集》卷12。
（6）参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7）、（9）参见钟嵘《诗品·总论》。
（10）杜甫《解闷十二首》之7。
（12）《戏呈孔毅父》，《山谷内集》卷6。
（13）《与人》，《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1
（14）、（15）范温《潜溪诗眼》，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16）《次韵伯氏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外集补》卷4。
（17）《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19）《论作诗文》，《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1。
（20）《与济川侄》，《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9。
（21）《答孝和章贴》，《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8。
（22）《与韩纯翁宜义》，《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21。
（23）（36）《与洪驹父》，《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21、卷19。
（24）（128）《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8、卷6。
（25）《与徐师川书》，《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8。
（26）《书赠韩琼秀才》，《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9。
（27）（29）《次韵杨明叔四首·序》，《黄文节全集·正集》卷12。
（31）《答徐甥师川》，《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25。
（32）《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6。
（33）《书稽叔夜诗与侄榎》，《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6。
（34）《再用前韵赠高子勉四首》之二，《山谷内集》卷16。
（35）《次韵高勉十首》之二，《山谷内集》卷16。
（36）《题王观复诗后》，《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22。
（37）《跋周子发贴》，《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6。
（38）《书缯卷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6。
（39）《与声叔六侄书》，《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6。
（40）《杨子建通神论序》，《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2。
（41）、（89）、（104）《与王观复书》， 《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8。
（42）《论作诗文》，《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1。
（43）《跋书柳子厚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44）《与元勋不伐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9。
（45）《与徐彦和》，《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9。
（46）《与赵伯充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1。
（47）《读书呈王几复二首》之一，《山谷别集·补》卷3。
（48）（58）《王定国文集序》，《黄文书公全集·正集》卷15。
（51）《答王观复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53）《赠高子勉四首》之三，《山谷内集》卷16。
（54）《再用前韵赠高子勉四首》之二，《山谷内集》卷16。
（55）《题乐毅论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7。
（56）《赠谢敞、王博喻》，《山谷别集·补》卷4。
（57）蔡绦《西清诗话》，转引自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册。
（59）《答晁元忠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3。
（60）《李右司以诗送梅花至潞公，予虽不接右司，想见其人，用老杜和元次山诗例次韵》，《山谷别集》卷2。
（61）、（65）《答洪驹父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8。
（62）《冷斋夜话》引黄庭坚语。转引自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册。
（63）适园丛书本《山谷先生年谱》郑24引黄庭坚语。
（6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66）《与孙克秀才》，《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1。
（67）、（68）《童蒙师训》引出谷语，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69）《王直方诗话》引出谷语，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70）、（80）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71）《奉答谢公定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山谷内集》卷4。
（72）《寄陈适用》，《山谷别集》卷10。
（73）《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之二，《山谷内集》卷17。
（75）《诗薮》内编卷5。
（76）《再用前韵赠高子勉四首》之三，《山谷内集》卷16。
（77）见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
（78）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
（79）转引自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卷》上册。
（81）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
（82）《跋欧阳元老诗》，《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83）《跋高子勉诗》，《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84）《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之三，《山谷内集》卷16。
（85）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
（87）《答王子正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8。
（88）、（103）《又与王观复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18。
（90）此处所云四种“解构”，前两种用周裕锴教授提法， 见其1995年11 月提供宜州黄庭坚学术讨论会交流的《黄庭坚句法理论探微》一文。
（91）徐增《而庵诗话》，见丁福保《清诗话》。
（92）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2。
（93）吴沆《环溪诗话》卷上，转引白华文中华书局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
（94）《论作诗文》，《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1。
（95）《与王立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21。
（97）《寄晁元忠十首》之五，《山谷别集》卷12。
（99）《论黔州时字》，《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6。
（100）《书十棕心扇，因自评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 卷23。
（101）张耒《读黄鲁直诗》， 转引自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102）《又与洪驹父书》，《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21。
（104）《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 胡云不喜”为题》八首之一，《山谷内集》卷4。
（105）《宿彭泽怀陶令》，《山谷内集》卷1。
（106）《题李汉举墨竹》，《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7。
（107）《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华书局版《苏轼文集》2125页。
（108）《与子由书》，同上书2515页。
（110）《与二郎侄》，同上书2523页。
（111）《书刘景文诗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112）《胡少汲与刘邦直诗》，同上。
（113）《跋欧阳修公红梨花诗》，同上集卷26。
（114）《跋东坡乐府》，同上集卷25。
（115）《跋东坡字后》，同上集卷28。
（116）《姨母李夫人墨竹》，《山谷内集》卷9。
（117）《题意可诗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118）《次韵答叔原寂照房呈稚川》，《山谷别集》卷7。
（119）《与党伯舟贴》，《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6。
（120）《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黄庭坚语。
（121）《题摹郭尚父图》，《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7。
（122）见《中国韵文学刊》总第7期。
（123）《次韵杨明叔四首·序》，《山谷别集》卷14。
（124）《答何斯举书》，《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18。
（125）《次韵答尧民》，《山谷别集》卷5。
（126）《示王孝子孙寒山诗后》，《黄文节公全集·别集》 卷23。
（127）（130）《答李几仲书》，《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8。
（129）《四书集注·论语·泰伯》。
（131）《书陶渊明责子诗后》，《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132）《次韵晁元忠西归十首》之五，《山谷别集》卷12。
（133）《文心雕龙·知音》。
（135）《书摩崖碑后》，《山谷内集》卷20。
（136）《书林和靖诗》，《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25。
（137）《书陶渊明诗寄王吉老》，《黄文节公全集·别集》 卷23。
（138）《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140）狄德罗《绘画论》，见《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
（142）《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143）《答王观复书》，《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5。
（144）《晚发咸宁行松径至芦子》，《山谷内集》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