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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锷是民初著名的风云人物
蔡锷将军于1916年（民国五年）11月8日去世，年仅34岁。他在民国初年仅仅生活了5年时间，然而正是这风云变幻的5年，使这位青年将军创造了奇迹，头角峥嵘，叱咤风云，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辛亥革命一度辉煌，随即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让人沮丧；护国战争再度辉煌，随即又为军阀割据与混战所取代，黯然失色。旧民主主义革命似乎没有了出路，革命者也感到了绝望，然而接着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年，这是个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乱世出英雄”，确实，在民国初年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混乱年代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混世魔王，而更多地则出现了一大批救世英雄、爱国主义者。这批救世英雄，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除孙中山外，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佑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等30多人。[①]这些人士中，除少数牺牲于辛亥革命前夕以外，大部分都曾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蔡锷就在这批“救世英雄”、“辛亥著名风云人物”的名单之中。
蔡锷在民初政坛活跃的年代，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人们议论他的党派属性，是同盟会员，还是进步党员，或者是什么别的党派成员，或者是否倡导“不党主义”，争论至今并未完全结束。然而，本文作者看重的却不在于他形式上参加了什么党派，而是他事实上做了什么样的事，适应了什么样的要求，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就从这里说起。
二、蔡锷是民初政局发展过程中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坐标
在民初蔡锷生活的短短5年内，时间不长，却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在这几年的政坛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不可计数。择其要者有三：一是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二是袁世凯独裁与二次革命，三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战争。
蔡锷对这三件事所取的态度，发挥的作用，不论其功过如何，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征的反映，因而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反映时代特征的指示器和重要坐标。在一定意义上，蔡锷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恰巧是他身上所赋予的时代特征。
首先，蔡锷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主张稳重，积极参与，最后创造奇迹几层意思来加以概括。早在蔡锷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并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羁绊，却已参与了革命派的活动，曾得到孙中山的接见，以“共商天下事，总理（孙中山）深得其助。”[②]而且参与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革命军》初名《腊肠书》也是蔡锷命名的。[③]蔡锷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任职，对革命派有所同情和支持，因而有蔡锷加入同盟会之说。1911年初，蔡锷来到昆明，即对革命派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④]所以被云南同盟会员认为是“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⑤]随后，蔡锷成为辛亥昆明起义的重要策划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一举夺得云南辛亥起义的胜利，使云南成为响应武昌起义的全国第四个省区、西南第一个省区。
辛亥后建立的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稳定了云南，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也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各省军政府的榜样。这就是“辛亥之役，匕畅不惊，而定大业。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饷，而滇中晏然。”蔡锷治滇，“英、法尤敬畏”，并称“若蔡公者，当今第一。”[⑥]这并非一时奉承之虚语，而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云南辛亥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云南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也对云南后来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年以后，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在云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态度，我们可以用追求安定、维护国权、反对动乱，结果走上拥袁的道路几层意思来加以说明。辛亥以后，蔡锷本其追求“爱国”之初衷，主张国家应当尽快稳定，以便腾出手来从事建设，所以他主张维护“国权”。他认为“共和政府”（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都包括在内），如“初产婴儿”，应加以很好爱护。[⑦]
当袁世凯独裁卖国，屠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事件发生，导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爆发之时，蔡锷仍以维护“国权”为前提，主张法律解决，“力持镇定”，反对军人干预。[⑧]战争爆发，蔡锷仍表示反对，甚至为袁世凯出谋画策，要袁“早日扑灭”革命。[⑨]还派滇军参与组织所谓以唐继尧为总司令的“滇黔联军”，出兵四川，攻打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只是滇军进入四川后，熊克武已失败逃走，这才避免了滇军与熊克武部的直接冲突。
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它却从一个侧面深刻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动乱以后，人们普遍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建设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的侵略。辛亥后革命派的舆论机关报《民立报》也曾载文说，辛亥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所以“一闻变起，心惊胆裂”。“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⑩]蔡锷更认为：辛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11]战争爆发后，进步党认为，这“并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对我中华民国。”[12]这是一种误解，却又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所以有学者指出：“在1913年，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社会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它一切。”[13]加上袁世凯的面貌尚未完全暴露，他毕竟是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人们对他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最后，蔡锷对护国战争的态度，我们可以用积极参与、巧施智慧、坚韧不拔，最后光荣献身几层意思来加以概括。当袁世凯帝制自为公开化以后，蔡锷从拥袁转向了反袁的立场。这绝不能单纯用“投机”来加以解释，因为隐藏在这种转变背后的，仍然是蔡锷一以贯之的“爱国”思想为其出发点的。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出笼，以及为帝制制造舆论的“筹安会”的公开化，不能不给蔡锷以巨大的刺激，他醒悟到：“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际此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14]为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15]他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巧施智慧，开展了巧妙而又积极的反袁活动，使得以狡诈著称的袁世凯也显得笨拙起来，所以在外国人的眼里就成了：“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16]蔡锷冲破了禁区，最后逃出北京，经日本、香港等地，来到云南，参与发动和领导反袁护国战争。这样的经历，比之三国时代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其惊险程度不知超过了若干倍。”[17]
在护国战争酝酿、发动以及战争过程中，蔡锷都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由于他曾是梁启超的学生，有师生之谊，与进步党有着亲密关系；他与黄兴是湖南老乡，与孙中山、黄兴都保持着交往和友谊；他长期在南方军界任职，还曾任辛亥云南都督，与云南和西南地区军政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在北京任要职，与北洋派某些军政人士亦有联系；甚至他与复辟派的要人康有力（他的老师的老师）也有书信来往。蔡锷如此特殊的难以取代的地位和关系，使他成为护国反袁大联合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反袁护国战争的旗帜，从而得到“整个西部的老百姓普遍地爱戴。”[18]
蔡锷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反袁护国战争，不顾自己“瘦得象鬼”、“命在旦夕”[19]的疾病纠缠，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相拼，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指挥和战斗在第一线，使袁世凯最后“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20]终于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而蔡锷本人则在护国战争结束不久，即因久病不治，心力交瘁，劳累过度而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蔡锷在民初5年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局变化，对辛亥、护国的积极态度和献身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对二次革命所持的消极和反对态度，是令人惋惜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统一在蔡锷个人身上，是一种矛盾现象，然而这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三、蔡锷在民初的活动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蔡锷在其短暂的生涯中，其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主要是由两件业绩奠定的。一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了云南反清起义，并在领导辛亥云南军政府时，进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改革；二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起、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并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件事都和云南不可分割，蔡锷因而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蔡锷先后在云南的时间仅3年左右，而他的主要历史功绩，却几乎全是在云南奠定的，云南成了蔡锷的“第二故乡”。
蔡锷一生中，曾两次来云南。第一次是1911年3月到1913年9月，约两年半的时间。他到云南之初，等待就任新职之时，即抓紧时间，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附以按语，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成为与兵书经典《孙子兵法》等并列的、中国近代以前的“十大兵书”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黄埔军校必读的兵书之一。这是蔡锷之所以成为军事学家的重要兵学著作。
1911年7月，蔡锷被清廷任命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这是辛亥起义前夜了。他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却“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21]辛亥昆明起义前夕，云南革命派召开准备起义的五次秘密会议中，蔡锷参与了四次，并担任了起义军临时总指挥。1911年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蔡锷号召“同起义军，革命清廷”，[22]一举夺取武装革命的胜利。全省旋即光复，并建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军政府“地方士绅没有参与，完全由起义军支配。”“由于没有多少旧势力的参与，很有一番新气象。”[23]蔡锷进行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任用新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安定社会，历行节约，带头减薪，都督月俸由600元减至60元等。“由于蔡锷的这些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4]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这在民国初年是罕见的省区。有人说，辛亥后“余在滇前后三年，未尝闻过枪声。尤可怪者，蔡公都督任内，全省土匪为之绝迹。虽其威望足以服人心，亦士卒用命，军队之配布咸宜有以致之。”[25]英国驻云南府总领事在1911年11月14日的电报中也评论说：“云南府十分安全，在新制度下秩序井然。”[26]
云南本是一个贫瘠的省份，经蔡锷实行改革的结果，一变省财政连年赤字而为民国元年省财政节余近20万元滇币。[27]这在云南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使一个脆弱的边疆省区，成为“滇军精锐，冠于全国。”[28]这又是一个奇迹，并为反袁护国战争从云南开始，并以云南一省兵力抗击袁世凯指挥的庞大的北洋军打下基础，树立了云南在全国的良好形象。
蔡锷第二次来云南的时间更短，不过一个月左右而已，即使包括从云南去四川前线作战的时间在内，也不过半年而已，而其功绩更值得大书特书。蔡锷于1915年12月19日第二次来到云南，加速了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的历史进程。蔡锷到滇后，即在欢迎会上说：辛亥革命时，“因得云南各界人士协助，我督滇以来，未发生异状。”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我又想到了云南，云南人民群众很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权思想，所以“我坚决回到云南，希望大家努力，打倒洪宪！”[29]这是蔡锷第二次到云南的想法和希望。几天以后，12月25日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就爆发了。
蔡锷到云南并不是来享福，更不是来控制地盘的，他坚持亲自率队出征，不愿留守云南，就证明了这一点。1916年1月14日，蔡锷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名义，率第一军（滇军）主力，从昆明向四川前线出发。这就是说，蔡锷第二次来云南，在昆明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蔡锷这一次离云南，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了。然而，云南人民却深深怀念蔡锷率领滇军在四川前线的艰苦作战、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据唐继尧的记述，蔡锷入川，“亲自进驻永宁，据为大本营，返攻纳溪，剧战二十三昼夜，相持不下。时北军以全为进窥永叙，艰危支柱，心力几瘁，而疾势亦骤增。然君志故不以少遭挫丧遽力所挫也。”旋又反攻，大败北军，“君之于军事运用，固非异人所能任矣。项城殂逝，共和再造。吾人追维往烈，君实居第一人。”[30]唐继尧还说：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
，言之心痛。”其“丰功伟烈，中外具瞻。”[31]蔡、唐在护国战争后期曾产生分歧，然而这并未影响当时唐对蔡的客观评价。
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阻止了历史的倒退，在中国近代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蔡锷以“讨袁名将”、“护国军神”、“再造共和”的英名留芳于世。云南与蔡锷，蔡锷与云南，在民国初年的几年内是难以分割的。可以认为，云南成就了蔡锷，蔡锷重塑了云南。这种重塑，即影响了云南以后的发展，也影响了西南以至全国。所以，云南人民曾在昆明为蔡锷建造“生祠”——“蔡公祠”；贵州人民也曾在贵阳为蔡锷建造“范金铸象”，此乃“世所称民不能忘者，当之盖无愧也。”[32]
四、朱德眼中的蔡锷形象
胡耀邦同志讲到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30余人中，点到了蔡锷，接下去就提到了朱德，也许并不是偶然的。朱德曾是蔡锷的学生和部下，对蔡锷的了解是深入的，对蔡锷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虽然难免有感情的因素在内。朱德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到团长，事实上都是蔡锷提拔的，两人的交谊甚深。尽管如此，朱德对蔡锷的印象及其评价，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朱德对蔡锷的印象和评价，比较集中反映在两篇文章和一本回忆录中。这里，不妨分别引其要者，以为说明。
朱德在1942年写的《辛亥回忆》一文中说，蔡锷是“辛亥革命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云南在民国初年“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不外二端。”一是蔡锷“坚持统一战线”，“一秉至公，绝无偏见”，护国战争的胜利更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二是蔡锷“依赖民众”，无论辛亥、护国，“如无民众帮助是绝对无法支持的。”[33]
1961年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则是在《辛亥回忆》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扩充而成，观点一脉相承，内容却有增补。该文论：“蔡锷虽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辛亥云南军政府建立以后，蔡锷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有新的建树，使云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护国战争“由于蔡锷将军首义和各省相继响应”，终于取得了胜利。[34]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实际上是朱德的回忆录。史沫特莱以生动、细腻的笔调，描述了大量朱德对蔡锷的回忆。在辛亥云南起义后，朱德与蔡锷“这两个人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友谊的默契仍在继续，蔡锷有时特意找朱德谈话，不仅问到他自己的事，而且还谈到他的家庭。”其时，蔡锷要求滇军“每一个人准备比推翻清朝时作更大的牺牲。”
护国战争前夕，蔡锷来到云南，没有忘记驻在滇南蒙自的朱德，遂托人带亲笔信，要朱德响应护国起义。朱德回忆说，当他响应起义，率部到达昆明，赶到蔡锷司令部时，“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象把剑。”朱德对他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却回答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在战争中，由于蔡锷的指挥，朱德在纳溪棉花坡等地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因而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
护国战争后期及其战争结束以后，蔡锷既病又累，身体垮了，不得不东去上海、日本就医。离川前，蔡锷先到泸州朱德驻地休息几天。朱德最后一次见到蔡锷，“看上去象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蔡锷低声说道，这次去日本，即费时间又费钱，因为已经自知没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朋友和领导人的话，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位‘危险的智星’的指导力一旦离开四川，护国军内部的野心分子就会脱颖而出，干起军阀的勾当。蔡锷的天才和无私在过去把他们维系到一处。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
不久，蔡锷去世，“朱德深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的长官，不仅是他多年来依赖的政治领导人，而且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两种伦常关系在传统道德上仅次于双亲。他悲从中来，主要是因为蔡锷虽非他所崇拜的、也是他所尊重的人物：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蔡锷曾经是他的北极星，现在他却迷失了方向。”[35]
是的，在朱德的眼里，蔡锷不仅是他的“良师益友”，还是“北极星”。据谭碧波同志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一次朱德在中央党校上“大课”，他听了。朱德在讲课时，曾说了如下的意思：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36]
朱德对蔡锷的回忆是生动的、形象的，评价是客观的、深刻的，而且充满激情，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这对于我们深化对蔡锷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启发的。
蔡锷在民初政局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棋子。他的短暂的一生，并非没有缺点和错误，也曾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是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的。正如朱德说，蔡锷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这是理解他一生历史作用的关键，也是认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位的基本出发点。
注释：
①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②冯自由：《记沈云翔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8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4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④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⑤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3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蒋百里：《蔡公行状略》，《长沙日报》1916年12月26日，转见《蔡松坡集》第14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复粤都督电》，《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206页。
⑧《蔡松坡集》第680、683、686页。
⑨《蔡锷致北京政府筱电》，《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169页。
⑩《民立报》1913年6月1日。
[11]《复谭延闿等电》，《蔡松坡集》第723页。
[12]《进步党主张戡乱电》，《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5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致雷飊电》，《蔡松坡集》第848页。
[15]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
[16]（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32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17]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3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同注16，第533页。
[19]（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0]《护国岩铭》，《蔡松坡集》第1176页。
[21]《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刘存厚：《运动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8页。
[23]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第2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朱德选集》第381—382页。
[25]袁家普：《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转见《蔡松坡集》第1458页。
[26]《印度政府致印度部大臣电》，《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67页。
[27]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第183页，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
[28]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5页。
[29]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48页。
[30]《蔡松坡先生历史谈》手稿，存云南大学图书馆。原书未署作者名，也未说明撰写日期。但手稿第1页盖有方形图章“茸赓唐继尧印”；末页盖有另一方形图章“继尧”。似为唐继尧所撰，或受唐继尧委托之人撰写。从内容看，撰写于蔡锷去世不久，可能是1916年底或1917年初。
[31]《唐继尧等致黎元洪段祺瑞电》，《蔡松坡集》第1439—1440页。
[32]同注30。
[33]朱德：《辛亥回忆》，《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34]同注21，第379、381、382页。
[35]同注19，第123、124、131、132、135、138、139、141页。
[36]采访谭碧波的未刊谈话记录稿。又，谭碧波在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刊登一文：《重九伸大义，功成庆开场——回忆朱总司令谈辛亥云南起义》，亦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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