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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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民间歌曲浩如烟海,绚丽多采,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音乐艺术结晶。他们在漫长的创造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方法,无论是旋律表达感情的方法;曲调的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词曲结合的统一规律;曲式结构的设置;节拍节奏的形成;衬词衬腔的运用;调式调性的选择;塑造不同类型的音乐形象,以及克服歌曲的雷同化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学习和继承。

民歌有震憾魂魄的艺术力量,因而古今中外的音乐家们都非常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与借鉴。通过民间音乐了解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观念,使作品更贴近人民大众。借鉴丰富的艺术经验,完成他们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如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曾说过的:“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柴可夫斯基同样重视民族民间音乐,他曾讲:“民歌这颗种子,由于艺术家的才干和修养,可以培植成繁茂的树林。”他在1871年创作《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时,住在乌克兰卡明卡村他妹妹家,常听到临近一工匠唱乌克兰民歌《孤寂的凡尼亚》。作者就在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中引用了这首民歌,使这部作品蜚声世界乐坛。舒伯特被称为歌谣之王,他创作的艺术歌曲《野玫瑰》、《鳟鱼》等,都明显地保持了民歌的分节式构架,简单朴实,通俗易唱,后来都当作民歌来演唱。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们,也无一不是扎根于民族民间音乐这片沃土之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才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的。冼星海堪称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他在《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要实现大众化音乐,我们必须努力研究民歌,有了民歌基础,我们才能根据时代的需要,顺利地创作出新的东西。”钱韵玲同志(星海夫人)回忆道:“星海从小就喜欢广东民歌,1938年到延安后,深入民间搜集了七、八本民间歌曲,许多音调运用到了他的作品中。”他创作的闻名中外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巨著,都具有波澜壮阔的民族气魄,受到人民的赞誉和褒扬。

传统民歌是历史的产物,要让它为当代音乐事业作出贡献,就有一个发展再创造的过程。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是避免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手段。民间音乐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旋律宝库,也是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新音乐的珍贵素材海洋,它可为创作提供丰厚的材料。作曲家越多地掌握这些材料,就越能得心应手地写出好的作品来。反之,如果没有丰富的感性民间音乐积累,乐汇贫乏,音乐语言干瘪,是写不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旋律优美动听的优秀作品的。人们常常把旋律称为音乐的“灵魂”,这种“灵魂”主要应从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作品大都是吸收民间音乐的精华,经过配曲、改编、创作而取得成功的。

一、新词配曲

新词配曲是把新的歌词配上传统民歌曲调,根据新词的内容和字正腔圆的需要,对原民歌的旋律和节奏作局部细微的变动,以达到词曲新的统一。实质上这种配曲已进入到艺术创作范畴。这种创作既不是原封不动地将新词填上旧调,又不是重新作曲,而是发挥传统民歌的长处,将原有音乐形象给以改革,使其成为新歌。如马可同志将陕北民歌《戏秋千》(郿鄠调)填词配曲的《夫妻识字》,对推动当时的扫盲运动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歌曲开始两个乐句是原民歌的一、二句,基本未动,作者抓住中间能够伸展的“一串铃”(垛句),

原民歌旋律起伏大,并有民间锣鼓节奏特征,活跃欢快,但有些啰嗦,要让它成为一首适合民众演唱的新型群众歌曲,就需要进行改造。作者把第一句三次重复改为二次,如果说《夫妻识字》是用《戏秋千》的曲调重复、伸展润色的方法创作,那么《解放区的天》则是对《十个字》的删繁就简、微细改动的方法构成。《解放区的天》确实是一首配曲的成功之作,在解放战争年代,它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这首欢快明朗的新民歌传遍大江南北,人民唱着它迎来了解放,迎来了新的生活。再如流行在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歌曲《军队和老百姓》(后被严金萱同志吸收到舞剧《女毛女》中),原来是陕西定边县民歌《闹五更》,反映的是旧社会一位姑娘受封建包办婚姻的制约,许配了一个不相识的男人,这个男人是好是坏,未来命运凶祥未卜。新婚之夜少女心烦意乱,徘徊惆帐,旋律带有抑郁伤感色彩,若填上抗日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新词,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加以变动。作者除保留原民歌的基本曲调外,从力度、速度和少量音节上给以变化,结果使其词曲和谐,完善统一。

表示力量的音符加得非常贴切,音乐效益极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整个旋律风格起了质的变化,增添了新的乐意,成了能很好地表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人,打鬼子保家乡才能得胜利的优秀革命歌曲。

新词配曲是群众性的创作手法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象群众喜爱的《四季歌》是江苏民歌《哭七七》配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安徽民歌《八段锦》配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陕北《信天游》配曲;《绣金匾》是陕西民歌《绣荷包》配曲等等。

二、改编传统民歌

改编传统民歌是许多专业音乐工作者常用的创作手法。作曲者往往把民歌的一些陈旧音调,经过改编创造出崭新的音乐形象。改编的歌曲有三个特征:一是原民歌不能胜任表达新词内涵时,一般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给予结构上的扩大或浓缩,进行较大幅度的变形发展,在旋律、节奏、力度和速度等方面加以改变;二是改编后的歌曲要保留民歌的优秀部分的原型材料;三是改编歌曲要使民歌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增添新的生机。上述三点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根据新词的需要有所侧重,如《社员都是向阳花》是王玉玺同志根据莱阳秧歌《跑四川》调改编而成,原民歌是:

作者精心挑选了这首活泼欢快的秧歌调作为改编创作素材,显示出作者是位善于运用民间音乐的能手,抓住民歌基本音调,在旋律、结构上进行了删减和重新组合,既保持了原民歌的优秀部分,又赋予了它新的生命,改编成了一首乡土气息浓郁,时代精神强烈的群众歌曲。第一乐句用民歌的第一句,保持着原来民歌的特色,亲切抒情,流畅动听。

改编传统民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创作捷径,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作曲手段,解放后改编创作的作品大量涌现,作曲家们把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歌,改编成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既保持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新的时代精神,广为流传,百听不厌。

三、运用民歌素材创作

运用民歌素材进行创作,是指作曲家用民歌的材料重新构思创作,写出亲切感人,又不是原民歌旋律的新作品来。常用的手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引用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一首或多首民歌的乐节、节句作为创作“动机”(即主题)加以演化发展,写出新的歌曲旋律;另一种是间接引用民歌材料,在创作中只保持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民歌的色彩、特点,不一定与原民歌的完整乐句、节拍相同。如果说前者是有意选择,那后者则是无意的偶合。

直接引用民歌素材创作,首要的是选好相应的民间音乐音调,如商易同志创作的舞剧《小刀会》插曲《花香鼓舞》,就是直接引用江苏民歌《茉莉花》和《小九连环》的片段写成。

这段新歌头延绵辽阔,自由扩展,生动地描绘出青山绿水,牛羊满山的自然风光。词曲相依,声情并茂,给人以大自然美的享受。B段是一段具有对比性的乐段,节奏鲜明,旋性强,同样借用了《吆喝调》的一些乐汇等模仿移位进行。调式由同宫的羽调式变为徵调式,最后的尾声乐段又回到了羽调式上。旋律总是围绕着原民歌的音调这条主线展开的,具有浓厚的山东民歌风味,亲切动人,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沁人心脾。像龙飞同志引用江苏民歌《好一朵鲜花》音调创作《太湖美》;常苏民同志引用四川民歌《绣荷包》和《川江号子》音调创作《人家的船儿桨成双》等优秀歌曲,都有民间清新的乡土风韵,明朗健康,赏心悦目,不胫而走,在全国广为传唱,倍受人民群众喜爱。

间接运用民歌素材创作有一定难度,要求曲作者具有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积淀,融会贯通它的结构、旋法、风格、润腔、情趣、节拍、节奏,以及调式调性等等诸多要素,做到胸有成竹,随口可唱,随手即写,这样在创作时才能得心应手,把民歌的韵味融进作品之中。由于间接引用民歌素材时已改变了民歌音调原貌,往往难以找出民歌的原乐节、乐句,不过从它的旋律中仍可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民俗风采。

聂耳在为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谱曲时,他深入到码头工人中,耳濡目染工人们沉重的劳动,饱受侵略者蹂躏压迫,义愤填膺。在日记中写到:“群众的吼声,振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要以此‘动机’作曲”。他将取材于码头工人常喊的“杠棒号子”节奏和零散音节加以变体组合,写出了《码头工人》这样既有劳动号子气势,又有苦力们激情的战斗歌曲。

马可同志创作的《南泥湾》,虽没有引用现成的民歌音调,然而由于受到了民间音乐的某种启示,才使他谱出洋溢着秀媚的江南民歌风味,又与陕北民间音调保持着某种渊源联系的富有感染力的旋律,这不能不说是在江南民间音乐土壤中培植起来的一朵鲜花,使人仿佛闻到了解放区“陕北江南”遍地青翠、庄稼满坡的泥土芬芳,确有一番“语尽情未尽,曲终歌未了”的感慨,这就是歌曲久唱不衰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四、为民歌编配复调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蕴育着感人动听的复调山歌,这些瑰丽的多声部歌曲,受到边陲各族人民的青睐,为我们研究民族和声复调提供了珍贵的实例资料。为弘扬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多声部歌曲,我国的音乐家们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探讨单声部民歌编配和声复调的问题了。通常习惯用的方法,一是将原民歌配以和声复调;其次是改编原民歌旋律,配以和声复调;再次是运用民歌音调创作出新的和声复调歌曲。在编配和声复调中,作者不仅借用欧洲功能和声对位技巧,同时参考我国多声部民歌织体和调式和声的一些规律,在和弦连接、音程选择上,不拘泥于欧洲和弦进行的一般规则,而注重横向曲调的发展,编配了许多有民族色彩和意境深邃的复调作品。象葛顺中编配的新疆民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原来是一首七声小调式四句短歌,作者把它编配为女声三重唱:

保持原民歌旋律不动,用羽调式和弦配以和声为它增色添辉,突出了民歌浑厚的立体音响效果,并采用了我国少数民族多声部山歌齐唱分支的手法开头,听起来有民族复调歌曲的韵味。又如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原是一首四句一段体单旋律分节式歌曲,王方亮同志通过改变节拍节奏的方式扩展为二段体,改编成了无伴奏混声合唱。第一段领唱与伴唱采用卡农式进行。描写三哥哥参军上前线,四妹妹众人送路边的惜别之情,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年代峥嵘岁月的遐想。

音乐工作者运用民歌音调,开创了我国音乐创作的一代新风,作品在旋律、和声、调式、曲体等方面都赋予了民族特性,这是在继承民族音乐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成果。我们应向老一辈音乐家学习,多熟悉群众的音乐语言,掌握丰富的民间音乐,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佳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音乐艺术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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