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之称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称论文,相互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源远流长的我国诗歌史中，有一种文学现象，即诗人并称。像先秦时期的屈（原）宋（玉），汉魏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唐代的王（维）孟（浩然）、元（稹）白（居易），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明代的公安三袁（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等等。这种并称或是基于同为一家（三曹、三袁），或是基于诗风相近，一直为学术界沿用，成为研究古代文学中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外，学术界又把李白、李贺、李商隐三人并称为“三李”。但是，人们在沿用“三李”之称时，往往没有考虑到此一称法的渊源，它所包含的学术意义。没有理会、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三李”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并称，这种并称是否体现了对“三李”诗歌风格一致性的认识。应当说这阻碍了人们从比较的角度对李白、李贺、李商隐诗歌特性的认识；而要解决此一问题，首先便要考察“三李”之称的渊源，对“三李”的相互关系作深入分析，本文写作的任务正在于此。而对于“三李”之称的文学史意义，本人将另文讨论。
一 “三李”之称考源
“三李”之称，史有其名，然却非指李白、李贺与李商隐，而是别有所指。北魏时李诜、李灵、李遐三位奇士曾有“三李”之称。《魏书·高允传》：“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钟，挺生三李。”宋代舒州李公麟、李元中、李亮工因工书画诗文而号称“龙眠三李”。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二：“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鸣荐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唱和。而李伯时（公麟）以善丹青，妙绝冠世，又有李元中，字画之工，追踪钟王，时号‘龙眠三李’。”另外，唐时李德裕，宋时李光、李纲曾贬官崖州，此地以此称三人为“三李”。此外，后世有集李白、李煜、李清照三家词为《三李词》者，实际也是将三人称为“三李”。由上可见，历史上多有“三李”之称者，但却非指唐代诗家之三李。对于作为诗家的李白、李贺、李商隐，以“三李”来并称，自来鲜见，出现较多的倒是以“二李”形式对李白与李贺，或李贺与李商隐的并称（没有李白与李商隐并称的情况）（注：“二李”之称，除了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之外，李益与李贺也有“二李”之称。）。唐人齐己《还人卷》诗即并称李白、李贺：“李白、李贺遣机杼。散在人间不知处。”其《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诗亦云：“长吉才狂太白散，二公文陈势横前。”也是对其加以并称。严羽《沧浪诗话》云：“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诗评》）也是并言太白与长吉。宋人姚勉《赠行在李主人二子》诗中有“李家自古两诗仙，太白、长吉相后先”二句，同样并称二人。吴正子评李贺《将进酒》诗，把它与李白的同题诗相比，称二人为“二公”（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二，四库全书版。）。对于李白与李贺，后世有时更以“二李”称之。元人杨维桢云：“《风》、《雅》而降为《骚》，而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又云：“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骚》、《雅》，亦落落乎其难哉。”（注：《东维子文集》卷七《赵氏诗录序》。）他所说的“二李”，即是指李白、李贺。他学诗李白、李贺，故以此称之。后人对此也多有指认。元人张天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一文中说杨维桢为乐府诗“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注：《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此言又见钱谦益《铁崖先生杨维桢》一文，见其《历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明人杨士奇《跋〈复古诗集〉后》中也说杨维桢“古乐府不让二李”。清人冯班《古今乐府论》亦云：“杨铁老作乐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注：《钝吟杂录》。）这里所谓“二李”，皆是指李白、李贺。除此之外，“二李”之称，有时也指称李贺与李商隐。清代钱谦益《曾房中诗叙》云：“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戴之流，盘空排奡，纵横谲诡，非得杜之一枝乎？”（注：《初学集》卷三十二。）这里，所谓“二李”即是指李贺与李商隐。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云：“至昌谷之奇诡，义山之獭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为。乃今人袭取二李隐僻字句，以惊世眩目，叩其中绝无所谓，是皆无病呻吟，效颦而不自知其丑者。”他所说的“二李”便明指李贺与李商隐。王闿运也说：“二李、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注：《湘绮楼说诗》卷五。）他特在“二李”下标出“商隐、贺”，以示指李长吉与李义山。总之，“三李”中，常有以“二李”并称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的，但却未有以称李白与李商隐的；只是金代李纯甫在赠友人李冶的诗中有“仁卿（李冶字）不是人间物，太白精神义山骨”（注：《中州集》卷四。）的诗句，认为李冶诗兼有李白与李商隐的骨骼与精神风貌，对李白与李商隐加以并提。到了元代，才有人把“三李”并列进行比较。方回《杂书》诗云：
人言太白豪，其诗丽以富。乐府信皆尔，一扫梁陈篇。余篇细读之，要自有朴处。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丽句；亦焉用玉溪，纂组失天趣。
这里，方回肯定李白，而贬抑李贺、李商隐，用意在于为诗以李白为尚。但是这里揭示“三李”之异，应是基于他们的诗世人认为相近，有可比性的前提之上的；实际上他点出李白“富以丽”、李贺“雕丽”、李商隐“纂组”，便是揭示他们的诗皆富有文采，只是“丽”中有别。方回的这首诗，首次将三人并列，虽未直言“三李”，但启示之意义已很明显。对李白、李贺、李商隐明确地有“三李”之称，到了清代才陆续出现。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有《读三李二杜集竟岁暮祭之各题一首》，题中将三人并称“三李”，虽似仅以姓氏分五位诗人，但从“三李”、“二杜”各成一组的用意看，舒位还是有明确的并称“三李”的意思的。清人张金镛《躬厚堂诗初录》卷四有《读三李诗集各书一首》，则明确地将“三李”并称。而金学莲不仅诗学“三李”，并将书堂取名“三李堂”，以示崇尚。对此清人翁方纲曾作《三李堂记》一文（注：《复初斋文集》卷六。）：
金子子青（学莲）瓣香太白、长吉、义山诗，而以三李名堂，噫，渊乎奥哉！吾尝怪放翁谓‘温、李自郐也’，然此亦非放翁之过，世称温、李，固已失之矣。义山柯古之名三十六体，以纪年辈则可耳，以示后学则不可。厥后渐乃波及西昆，供人挦撦，则益失之矣。然则义山孰可与并耶？曰：义山，杜之嫡嗣也。吾方欲准杜法以称量古今作者，而适闻子青以三李名其堂，是不可无一言记之也。夫唐贤气体近杜者莫若昌黎，而昌谷韩徒也；昌谷之从韩出，实以天机笔力行之，则杜法何远焉。自古诗人并称者皆同格调耳，唯少陵与李白不同调，则义山有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此其不似而似者乎！此三李之义，岂子青臆说乎！吾故愿子青深思善养，得三家之所以然，而勿袭其貌也，则此堂何名三李？仍即共此苏斋之师杜而已。故予于是堂，不可不述吾意以为记。
这篇文章，翁方纲针对金学莲以“三李”名堂，阐述了他对“三李”并称的看法，文章对于金学莲此举似有异议，我们从“岂子青臆说”、“吾故愿子青深思善养”等语句中或可有此体会。当然，在翁氏看来，三家还是有其“所以然”的。另外，阮元《金子青诗集序》也曾云：“子青于诗，惊采绝艳，宛委沉郁，兼慕唐之三李而得其神理。长吉短命，而子青则甚寿；义山坎壈且有毁，而子青为名门之婿，处节使之幕，恬淡不干荣利，有誉于时；太白得入翰林，而子青无官。然太白仙才固不以翰林重，且今人读唐人诗者，无不醉心于义山，而于令狐氏则无闻矣。”（注：《揅经室续集》卷三。）这里阮元肯定金子青诗学“三李”诗有其“神理”，可相通相兼。由上可见，清人并称“三李”，远较前代为多。应当说，这是历代读者在对三位诗人的接受中，基于感受与认识的深化，逐步体认到原来有较大差异的“三李”诗在内在精神上的相通相近的结果。
这种“三李”的并称，到了解放以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喜爱“三李”诗的个人趣尚的影响下，又进一步增多，并进而成为如同屈宋、元白、苏辛等一种确定的提法。何其芳曾说过：“听说毛泽东同志喜欢三李的诗，就是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从他的诗里也可以看出他吸收了这三位诗人的某些特点和优点。”（注：《诗歌欣赏〈李凭箜篌引〉和〈无题〉》，作家出版社，1962。）著名学者、对毛泽东有深入了解的钱钟书先生也说：“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毛泽东的诗风最与李白、李贺接近。”（注：孔庆茂《钱钟书传》21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书中也曾说：“毛泽东阅读最多的，也是最喜欢的是唐诗，尤其是‘三李’的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72～73页。）正是在毛泽东喜读“三李”诗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将“三李”这一文学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柳滋《论诗家三李——兼论“骚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载于《安徽师大学报》1975年第2期）一文不仅接受了“三李”之称， 而且从受楚骚影响的角度寻求“三李”并称的理由。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开篇第一章便说：“李商隐是李白、李贺并称的唐代诗家‘三李’之一。”相同的话又见于他的《李商隐评传》中（注：《三李诗鉴赏辞典》附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2年甚至还专门编辑了《三李诗鉴赏辞典》。周汝昌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三李”的并称作了解释，认为“有一条纽带将‘三李’联在一处，标作同流”，“三李之并称，是因为他们是有唐一代诗人中最突出的‘纯诗人型’的作手”。并解释说，“所谓纯诗人型”，是指他们三人“一非官僚，二非经师，三非学者……只单单是个诗人”，“他们凭的是诗人之眼，诗人之心，诗人之笔来作诗”。尽管周先生所论并非就理论的角度论述，但他所归纳的“纯诗人型”，实质上便是对“三李”作为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一致性的揭示。这种揭示同盲目信从、追随而并称“三李”相比，自然多了许多的理性内容；但另一方面，由于未从理论的角度深入论述，尤其是未能从诗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三李”并称的形成，仍然有意犹未尽之感。因此，揭示“三李”之称的诗史意义，仍然是未能解决的课题；而对它的进一步探讨，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文学的演进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二 “三李”相互关系
“三李”中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过去常并称为“二李”，这种两两并称实际上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交往关系，而是彼此间（自上而下）诗歌创作的影响关系。下面试分别言之。
（一）李白与李贺
人们称李白与李贺为“二李”，主要是就二人的乐府歌行创作而言的。二人皆以乐府歌行著称。乐府歌行体现、代表了他们艺术创作的成就与特色。李白乐府歌行，数量居唐代诗人之首。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收乐府诗147首，歌吟81首，而实际数量还要过于此。 比如《梦游天姥吟》、《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便属歌吟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又收录李白乐府诗164首， 也超过了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中乐府诗之数目。李白乐府歌行典型地体现了雄奇奔放，纵横变化，想象丰富的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由于李白才气横溢，志向远大却有志难伸，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激荡于心，形成了他壮怀激烈的情感特征，这种情感借助于乐府歌行的自由体式喷涌而出，形成了壮浪恣肆，纵横无方的特点。王世贞云：“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注：《艺苑卮言》。）许学夷亦云：“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纵横，极才人之致。”（注：《诗源辩体》卷十八。）这里一则立言乐府，一则歌行，都体现了窈冥恍惚，惝恍莫测之特点。李贺学习太白歌诗，正由此入手。李贺也是深于乐府之人。宋代刘克庄曾称“乐府李贺最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跋吕炎乐府》。）毛先舒《诗辩坻》也称“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乐府诗也占据了李贺诗的重要部分。他的诗构思奇妙，诡谲诞幻，远出畦径。这种诗风的形成，与借鉴李白乐府歌行的风格是分不开的，故有人称“昌谷出于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亦云：“李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李贺学习李白乐府歌行，主要便是学其恍惚杳冥、纵横变幻的宕逸之致。二人的诗都有着鲜明的奇幻特点。我们读李白的《蜀道难》，这一原本喻有功名难求之意的乐府旧题诗，在他笔下已完全发生了变化，没有一点旧题的喻意。诗人上天入地，出今入古，把奇险绝特的蜀道描绘得神奇恣肆，恍惚莫测，读来真所谓“奇之又奇”。（注：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语。）这类诗在李白乐府中还有许多，《远别离》、《公无渡河》、《梦游天姥吟》等皆是。他的这些诗，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奇思、奇境、奇逸之致。后人多拈出“奇”字以概之。钱起说李白“才大语终奇”（《江行无题》）。元白虽抑李扬杜，但也不能不对李白称“奇”。后世以“奇”称李白者更是不胜枚举。陆时雍《诗境总论》云：“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气骏而逸，法老而奇。”许学夷《诗源辩体》也云：“太白歌行，虽大小短长，错综无定，然自是正中之奇。”（卷十八）江盈科谓李白“专以奇胜”（注：《雪涛诗评》。）。冯班又谓李白“奇中又奇”。（注：《钝吟杂录》。）李白诗之尚奇，正投合了李贺病态的追求。后人亦每以“奇”称李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贺词尚奇诡，为诗未始先立题，所得皆惊迈，远去笔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卷十八）屠隆《唐诗类苑序》也云：“长吉耽奇，其诗谲岩。”又谓“长吉仙才而奇丽”（《鸿苞集》卷十七）皆道出了李贺诗尚奇绝的特点。应当说，李贺尚奇与李白影响密切有关。只是比之李白，李贺诗虽有奇致但却多失自然之趣，由奇而险，由奇而诡。许学夷谓李白《远别离》、《蜀道难》等诗“变幻恍惚，尽脱蹊径”。（注：《诗源辩体》卷十八。）其实，李贺正由此入手学习李白。李贺诗中多诞幻之语，比如《金铜仙人辞汉歌》以及诸游仙诗等，便多从李白处来，明代胡应麟便谓“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注：《诗薮·内编》卷三。）我们读长吉诗，常可看到仿效之迹。吴正子评李贺《日出行》，谓其“与《苦昼短》皆效太白体”（注：《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三，四库全书版。），胡应麟谓“长吉《浩歌》、《秦宫》，仿太白而过于深”（注：《诗薮·内编》卷三。），都道出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李白诗歌中的一些内容、主题也常为李贺所继承。比如表达怀才不遇，感叹时光流逝的诗歌在李白那里俯拾即是，在李贺那里也很多。李白常借讽咏秦王汉武以讥刺求仙之妄，也有借描写周穆王远驰八荒与西王母宴会来表达此一思想的。比如《古风》其三、其四十一、《登高丘而望远海》等。而这一内容正是李贺反复描写的内容。他的诗中“秦皇汉武屡见篇章”（注：姚文燮：《昌谷集注》。），李贺也借以讽刺求仙之虚妄的。二人此类诗在取材、立意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自然是李白影响李贺的结果。总之，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对于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人把二人称作“二李”，便揭示了这种影响以及二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二）李贺与李商隐
“三李”之间，李贺与李商隐时代稍近。李贺虽属中唐，但其诗却已步入晚唐一派，对晚唐有重要影响。（注：参看近人李嘉言《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李商隐便是受他影响甚深之人。李商隐曾撰有《李贺小传》一文，叙述了李贺的生平以及创作诗歌的情况，对他早逝深表惋惜，对其诗才又深加叹赏。清人吴闿生在论述李贺的影响时，曾说：“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溪，雄深俊伟，包有万变。”（《跋李长吉诗评注》）这里揭示长吉诗对义山的影响，是很中肯的。清人朱彝尊亦云：“义山学杜者也，间用长吉体。”（注：沈厚塽辑《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三《射鱼曲》诗评。）他的诗中有不少体近长吉或有意模仿的。比如他的《效长吉》一诗便明言仿效长吉。诗云：“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君王不可问，昨夜约黄归。”此虽或为义山少作，但与长吉《追赋画江潭苑四首》、《冯小怜》诸诗风调神似，故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评此诗时云：“系唐人小律，《长吉集》中五律极多，与此峭艳正相同。”长吉诗设色秾丽，奇艳峭拔，这种特色在义山的古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义山虽长于近体，但也写了一些古体诗，他的古诗便多有师长吉体派者。张采田又说：“义山长吉体古诗数首，皆哀怨沉绵，迷离恍恍，读之使人哀乐，循环无端而不忍释手。”吴仰贤《小匏庵诗话》也云：“义山古诗《韩碑》一首，……次则《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余皆香草闲情，体类长吉。”像《射鱼曲》、《河内诗二首》、《河阳诗》、《燕台诗四首》、《海上谣》、《和郑愚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烧香曲》、《宫中曲》、《李夫人三首》、《日高》、《景阳宫井双桐》等诗，都的似长吉，“杂长吉集中几不能辨”。（注：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十八。）李义山一生怀抱用世之志，然身陷党争局势之中而不得施展抱负，内心苦闷失望，又因持身严谨而不能为他人之狂放，而清醒之理智又使他不能于醉中求解脱，不能身游江海，心在世外，故而他常常沉浸于内心世界，通过构筑奇艳幽渺之诗境而抒其怀抱。这样便使他自己借鉴长吉诗之优长而自抒情怀。试看他的《宫中曲》诗：“云母滤宫月，夜夜白于水。赚得羊车来，低扇遮黄子。水精不觉冷，自刻鸳鸯翅。蚕缕茜香浓，正朝缠左臂。巴笺两三幅，满写承恩字。欲得识青天，昨夜苍龙是。”此诗描写宫妃望幸、邀宠、承恩之情事，极写儿女缱绻之态，风调与李贺神似，故而就连向来持论苛刻的纪昀也说此诗“于长吉体中为极则”（注：《李义山诗集辑评》。）。又如他的《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虽为少作，却颇为老成。我们无须全引该诗，仅从“玉壶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麒麟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几句已足可看出此诗的长吉体特质了，故朱鹤龄评此诗时云：“义山集中此等诗全学长吉。”（注：《李义山诗集笺注》卷二。）何焯也说：“此真鬼诗，大似长吉手笔。”（注：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十八。）义山不仅在诗风上追摹长吉，而且在诗的遣词、命意诸方面同样吸取李贺诗之技巧。比如李贺诗中好用“泣”、“啼”等字，以构造凄冷峭艳之诗境，此习也深为义山所染。钱钟书先生曾言“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用“啼”字如“蜡烛啼红怨天曙”、“残花啼露莫留春”、“梦为远别啼难唤”、“饥鸟翻树睡鸡啼”、“留泪啼天眼”、“柳密莺正啼”、“莺花啼又笑”等，义山诗中“啼”字凡二十六见。另用“泣”字如“十五泣春风”、“蔷薇泣幽素”、“含情泣露痕”、“出位泣金茎”、“幽兰泣露新香死”、“老忧王室泣铜驼”等，此等皆为长吉家法而为义山习用。总之，义山诗学昌谷，长吉体之艺术技巧已经深深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昌谷、义山诗在内在情感精神及风格上鲜明的一致性。
（三）李白与李商隐
“三李”并称，涉及到三人之间多角关系。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多角中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的关系，而对于李白与李商隐之间是否有联系则少有人注意，我们在分析“三李”并称这一现象时，这就成了必须考察的问题。尽管义山是“杜之嫡嗣”，而李白则有鲜明的浪漫倾向，二人看似远不相及，但我们仅通过李白与李贺、李贺与李商隐这种线条式关系中，也应可以体会到李白与李商隐之间可能具有的关系。细检义山诗集，可以看出，义山对李白甚为推崇，他虽较多地学习杜甫诗，但对李白却并不贬抑，相反却一直将之与杜甫并称。他的诗文中，有几处提及李白。如《漫成五章》其二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诗借咏李、杜以自叹身世，寄寓自己才高见妒、遭谗受斥之慨。诗人把自己与李杜联系起来，显然表现了他对李杜的钦仰。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一文中他又有“与李杜齐名者少”之句，对李杜深加推许。《献侍郎钜鹿公启》一文中他对那些“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徒从怨刺的角度推许李杜之人加以讽刺，体现了他对李杜诗歌内涵深入的领会。由此可见，李商隐对李白很推崇。这种推许如果结合中唐以来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抑李扬杜之论来看，更能说明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领会到这种推许之中包含着义山有取于李白的内容。细检并体会二人作品，我们认为李商隐有取于李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思想上，李商隐吸取了李白嘲儒笑孔、反对礼法观念的叛逆精神与对个性独立、身心自由的追求，从而对素来被奉为神圣的儒家思想作了大胆的批判、怀疑。《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樊南文集》）卷七文中，针对有人非难元结“不师孔氏”，他针锋相对地说：“鸣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孔氏固圣矣，义山安在其必师之邪。”这里仅以“孔氏”称孔子，认为他除了仁义学说之外别无所有，可谓振聋发瞆，发人所未发，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与反封建精神。他在《上崔华州书》中对“长老”强调为文求师，学道求古深为不满，认为“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这种不迷于古的精神正体现了诗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与叛逆精神。李商隐的这种思想与李白是息息相通的。其次，李白诗中怀才不遇，“感伤己遭”的主题也是李商隐诗的基本主题。这种内容上的一致性应当说也包含着李商隐所受到的李白的影响。此外，李白与李商隐都体现出对诗人主观上创造才能的重视，以主观驱驭客观，追求对事物主观的、心灵的表现，这就形成了李白飘逸奇异的诗境与李商隐幽微灵异之诗境。他们的诗都体现出对屈原的继承，屈骚想象丰富、融神话入诗的特点在他们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应该说，李商隐与李白在内在创作精神方面是相通的。明乎此，似乎我们才能体会到李商隐推崇李白的深意。或许，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细腻体味，清代冯班在评点五代韦縠所编《才调集》时，对于李白、李商隐诗同置一卷且次序相连，而在李白题下注云：“此书多以一家压卷，此卷太白后又有李玉溪。此有微意，读者参之。”又在李商隐题下注云：“选玉溪次谪仙后，乃是重他，非以太白压之也。”韦縠是否有冯班所说的“微意”，我们自然难以考知，但《才调集》“以风调为宗”的编选标准，不选杜甫的诗，却大量选录李白、李商隐的诗，至少给人以二人风调相近，而编者对二人给予同样重视之感；而冯班如是言，则体现出他对二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应当说，这种认识是合乎实际的。因此，李白与李商隐作为“三李”间多角关系中的一角，其关系是可以成立的。
以上对“三李”之称源流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对我们从理论上总结“三李”诗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认为，“三李”之称，在清代的出现，包含有特定的内涵，代表着一种诗歌精神，诗学风尚。是当时清代诗歌流变与风尚的产物，认真清理、揭示“三李”之称的诗学背景，不仅对考察“三李”诗歌，而且对于分析清代诗学理论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而这正将是本人努力的方向。对此，偏颇与失误之处，由衷期待着大方之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