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1925—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权论文,哲学思想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22年之久，除了他有一定的军事、经济实力外，还在于他有一套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
该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戴季陶的“民生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本文旨在通过对此三种思想及其相互启承关系的剖析，从整体上了解该派的哲学思想。
一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产生于20年代，代表作是他于1925年七、八月份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民生哲学”的主要观点，是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的历史。”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极的目的”[①a]；“人要生存，要发展生存，才有经济的要求；要满足经济的要求，才有政治的要求。生存的欲望，为人生一切欲望基础”[②a]，“一切国家和社会文化，都是以人类的生存为目的”[③a]。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是说：仁民爱物、互助互爱，是人的天性，社会的常态。人类社会中“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④a]，社会虽有变动，人的仁爱本性却只有发扬光大，“而没有根本的变动”[⑤a]等等。综其所说，所谓民生哲学，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人类的求生欲望和仁爱本性。这种思想，不以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生产为重，并离开具体的社会、国家谈论人类的“求生欲”、“仁爱性”及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明显地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
戴季陶自称他的“民生哲学”，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原理”。实际上是否是这样呢？
不错，孙中山曾经提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种笼统的提法，的确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孙中山曾解释说：所谓“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即他看到，要促进社会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即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其革命、建国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思想基础也就在这里。因此，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的。戴季陶把孙中山关于社会历史观上的“民生”论，集约为人类的“求生欲”，这就埋没了其中所含的积极成份，夸大了其消极成份。至于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更与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不相干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曾经有人类的进化“以互助为原则”[①b]的提法。但是，他的用意在于否定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一种批判，并没有戴季陶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的涵义。因此，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实际上是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推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极致；与其说是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不如说是借用了孙中山的名义。
戴季陶借孙中山的思想构筑其民生哲学，其方法是强行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提并论。他一再强调，“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②b]。又说：“孔子的思想，注意全在民生”，其理论“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他这一个民生哲学的理论，就是二千数百年后创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所继承的理论”[③b]。
孙中山做为一个中国人，其思想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其思想基础，毫无疑问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思想。戴季陶无视这一点，不加分析和区别，就把孙中山的“民生”观念等同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这就必然使他所宣传的孙中山的思想“走样”。
不仅如此，戴季陶还列出了一个“民生哲学系统表”，把中国儒家的有关概念或词汇，诸如“诚”、“智、仁、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概念，同等并列，混为一谈。如其所谓“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仁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④b]。由此，戴季陶实际上把孙中山的全部思想纳入了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只不过他主要注解了孙中山的民生观念，其他还没有一一展开而已。他的这种做法，为以后国民党实权派的思想理论建设，启开了思路，铺奠了基础。
二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产生于30年代，其代表作是1932年发表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和1939年发表的《行的道理》。另外，他在193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乃至在各种场合的讲演，也多有涉及。
“力行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行”的涵义，“行”的原动力，知行关系以及“行”的内容和目的等等。
什么是“行”？蒋介石指出：它包括天体的运行，人类的全部生活，并说：“行”“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⑤b]。人之所以“行”，就是“实行良知”，就是把人的本性发扬、落实，不使之被埋没。“宇宙人类所以能永远生存，能不断进步，全赖于此”[⑥b]。这里的“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是宇宙本体，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但是，蒋介石又提出，“行”离不开原动力“诚”。他说：“力行的起点在于‘诚’”，“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的精髓”[⑦b]。“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诚是行的原动力”。“诚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能公必能诚”。“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⑧b]。这里所说的“诚”，比“行”更玄妙，它可以主宰“行”。然而，它又可以和大公无私的观念相对等。
关于知行关系，蒋介石提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不行不能知”[①c]。其意是说：对事物有了了解和认识，更便于行；不知不识者，也可按别人的指点去行；“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理，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②c]。但是，蒋介石又强调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天性，不必外求”[③c]。这里所说的“行”，看来是认识论上的“行”，指的是“实践”。认识论是探究知识来源问题的，可蒋介石对此含混莫解。他既承认知来源于后天的实践，同时又强调知是先天的，不必外求。
关于“行”的内容和目的，蒋介石说：就是一个“仁”字，“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④c]；“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⑤c]。在这里，蒋介石道出了“力行”的本义，这就是要人们不顾身家性命，去行“仁”，去“革命”。至于这个“仁”、“革命”，值不值得为之拼命，似乎无须考究。由此表明，蒋介石之所以讲“行”的道理，之所以把“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不在于要人们从中得到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道理，而在于要人们盲目的去“行”。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对他所领导的“革命”，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仁”，并无需质疑地去为之效力。
象戴季陶一样，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进一步解说，即他自己所说的：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发挥引申”[⑥c]。言外之意“力行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相一致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关于认识的内容，其中的“行”就是人的实践。而“力行哲学”不仅是认识论，它还是本体论；“行”不仅指实践，而且还是宇宙本体的概念。
其二，孙中山在认识论上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他在其论说中，曾列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以详细解释“不知亦能行”、“行先知后”的道理。这充分说明，孙中山所说的“行”是“后天”的，并且肯定“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而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不行不能知”、“行能致知”；一方面又说“行是人类本然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⑦c]，并强调“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⑧c]。这表明，蒋介石在认识论上，基本倾向是先验论的。
其三，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中，没有“诚”、“仁”的概念。而蒋介石“力行哲学”中，认为“诚”是“行”的原动力；“行”就是行“仁”等等。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力行哲学”中，“诚”、“公”概念及其与“行”之间的逻辑混乱关系，也是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中所没有的。
总之，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性质上看，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都已远远离开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很明显，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远离了孙中山的思想，而更靠近了中国传统思想。比如就思想模式看，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行”在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中，概念很明确，就是指人的社会实践。而蒋介石却规定它，既是人的活动，又是天体的运行；既是自然之理，又是人的天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宇宙人类之所以能永远生存、发展，“全赖于此”。
再就“诚”来说。“诚”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天的最高意志，也是人的最高道德规范，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精神总主宰。在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中，“诚”同样至高无上。“行”已经被拔高得不能再高了，“诚”又凌驾于它之上，所谓“诚”是行的原动力，“诚”是行的精髓等等。
此外，蒋介石把“行”视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又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也正是对王阳明“致良知”、“天理在人心”、“心外无学”等说法的因袭。
蒋介石这种做法，显然与戴季陶如出一辙，即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提并论，从而提出号为孙中山的思想的思想。
实际上，蒋介石构制“力行哲学”，也正是要在戴季陶所勾勒的思想框架上，对有关方面的填补或引申。戴季陶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曾依次列为：诚——知仁勇——三民主义。其意在表明“诚”、“知仁勇”等思想观念，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但他展开说明的仅只是“民生”思想，也即“民生”社会历史观，而没有宇宙观和自然观方面的内容。认识论方面，也仅在“知仁勇”的“知”一项后，列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命题和概念，并没有具体论说。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一思想框架提出的。他把“行”提到宇宙本体的位置，大有填充戴季陶在宇宙观所留空白的趋势。但蒋也只有立论，没有较具体的内容。只是在论述知行关系方面，蒋介石不仅与戴季陶的思想体系相一致，而且内容较多。因此，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可为该派在认识论方面的代表作。
三
陈立夫的“唯生论”产生于30年代，成熟于40年代，其代表作分别是1934年发表的《唯生论》和1944年发表的《生之原理》。
唯生论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和“民生论”。
“宇宙论”即“本体论”。陈立夫认为，宇宙本体既非唯物质，也非唯精神，而是孙中山所说的“生元”。“生元”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种性能和作用。精神主动，物质主静，它们不断地同时发挥作用，不断地生化出各种现象；各种现象之间又相互交感、补足与创新，从而就构成了宇宙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生命大流。宇宙生命大流中的每一现象，都是一个生命过程；每一生命过程，都以“诚”为起点。“诚”是宇宙生命的起点，又是宇宙生命的原动力。宇宙靠它来集中、统一“生元”发出的精神能力。等等。
“人生论”也即道德论。陈立夫认为，人是宇宙进化的顶点。人出现后，宇宙本体“生元”的好生之德和宇宙之“诚”的功用，就主要体现在人身上。因此，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求人类的共生共存共进化，以完成其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使命。所谓宇宙“生元”、“诚”体现在了人身上，就是说人天生就具备了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善”性。人在后天顺此而行，就是行“道”；行道有得，就是“德”。人要扩充、发扬先天的善性，就要加强道德修养，去掉自私自利之欲为大公无私之情，以使自己具备以“仁”为核心的智仁勇“三达德”，和能够择善而固执的“诚”。道德修养的过程，即《大学》里所说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庸之道”是人类实现人生最高价值的最好方法，“五伦之教”是“中庸”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方法、准则。遵循“五伦之教”，是实现人类最高价值的基本实践内容。
“民生论”是谈社会历史观的。陈立夫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因为“民生”指的是人类整体的生存、发展，所以又可以说：人类求共生共存共进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既有物质，又有精神，因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影响、决定的，没有哪一个的变动能绝对影响或决定其他方面的变动。随着人类社会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与人的连带关系就越加密切，普遍的人类意识就更加增强，人类就越加向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方向走；向这个方向走，就是向着共信愈坚、凝统集中（“诚”）的方向走，以进于世界大同。因此又可以说，“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等等。
与戴季陶“民生哲学”、蒋介石“力行哲学”相比，陈立夫的“唯生论”是分门别类的，而且比较全面，不仅有社会历史论，还有宇宙论和人生论，是一个相对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在方法上和思想性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
陈立夫曾称他所谈论的东西，是孙中山“最高远最紧要的哲学思想”[①d]。其实，他所谈论的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多是一些名词，其思想内容、精神实质，已不是孙中山的原意。如“生元”这一概念，在《孙文学说》中，它指的是“细胞”[②d]，是宇宙经过一定进化，即“物质聚而成地球”[③d]后，生物出现时的最初形式。这表明孙中山的“生元”说，是其物质进化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生元”，是宇宙物质进化的一种状态或表现形式。而陈立夫所说的“生元”，是宇宙的本体，并规定它既含有物质，又含有精神。这实际上是把《易经》里的有关说法，不加分析、批判地附加在了孙中山的“生元”说里。
另外，陈立夫既承认“生元”是宇宙的本源，又提出“生元”之上还有一个“诚”，“诚”能够聚集、统一“生元”之精神方面所散发的力量。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和冲突，也是孙中山“生元”说所没有的。而“诚”在唯生论中的含意和地位，也即它在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含意和地位，即宇宙、社会、人生的最高精神主宰。
所有这些都说明，陈立夫的唯生论，虽然采用了现代学术分门别类的论说方法，而其思想路线和性质，都与戴、蒋一脉相承，并更全面地体现了该派的思想体系。因此，陈立夫的唯生论，称得上该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
综上所述，国民党实权派在宇宙观或自然观上，是物质与精神二元论，其实质则是精神一元论。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中，都有一个最高的精神范畴——“诚”。
在人生、社会历史观上，他们认为，良好的社会道德，来自人类先天的“善”性和后天的道德修养；历史的发展动力，则在于人类的求生欲和共生共存共进化的要求。即普遍的人类精神、欲望和意志，是社会道德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在认识论上，以“力行哲学”为代表，他们既承认“行先知后”、“行能致知”，又强调“知”的本源在于心，不必外求。
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精神、意识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得以形成，与构制者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提并论密不可分。孙中山的思想，有消极成份，更有积极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基本内容；中国传统的东西，有糟粕，更有能被改造和更新为时代所用的精华。不加区别、分析，惯于照搬后者以解释前者，就难免集其两者的消极或糟粕。
尽管如此，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毕竟是与孙中山的名子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连在一起的。孙中山一代伟人的盛誉，中国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魅力，都为其增添了诱人的光环和深厚的底蕴。国民党实权派能从其派系纷争中脱颖而出、统摄中国政局20余年之久，其思想“威力”，也许就在于此。
注释：
①a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页。
②a③a④a⑤a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99—433页。
①b 《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②b③b④b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⑤b⑥b 蒋介石：《行的道理》，《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242—1248页。
⑦b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277—1286页。
⑧b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126—182页。
①c②c⑦c 蒋介石：《行的道理》。
③c⑤c⑧c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④c⑥c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
①d 陈立夫：《唯生论》，正中书局1934年出版，第5页。
②d③d 《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10、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