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书#183;萧詧传》书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后论文,周书论文,萧詧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书》卷四八《萧詧传》曰：
及高祖（周武帝宇文邕）平齐，（萧）岿朝于邺。高祖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岿知之，后因宴承间，乃陈其父（萧詧）荷太祖（宇文泰）拯救之恩，并叙二国艰虞，唇齿掎角之事。词理辩畅，因涕泗交流。高祖亦为之嘘唏。自是大加赏异，礼遇日隆。后高祖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吒（叱？）列长义（叉？）亦预焉。高祖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也。”岿曰：“长义（叉？）未能辅桀，翻敢吠尧。”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高祖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十匹，并畅齐后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
案：李延寿抄撮旧史，《北史》卷九三《萧岿传》亦载其事，文字基本相同。（《周书》齐臣“吒列长义”，《北史》作“叱列长叉”）而《隋书》卷七九《萧岿传》所载则极为简略。可知《周书·萧詧传》中以上文字，当原出于周人记述，而为《周书》作者令狐德棻等人载之入史者。从此段文字中，可知萧岿震于周人平齐之威，摇尾献媚，以求生存的可鄙情形。自来史家目后梁为西魏北周傀儡，并鄙萧詧绝亲投敌，为虎作伥，以致丧邦覆社稷悲剧，可谓深得其情，不诬古人。此点本文不深论。我们注意的是，周武帝说“梁主乃能为朕舞乎？！”，显见他对萧岿请舞行为表现的是他的出乎意料的惊喜。此语与他命琵琶自弹，说“当为梁主尽欢”，以及萧岿“叙二国艰虞，唇齿掎角之事”等等文字，使我们感到虽然在名义上萧岿是臣，后梁是北周藩国，但周武帝与萧岿除了君臣关系，仿佛还有友朋关系，北周与后梁除了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外，还有友邦关系。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周武帝相当尊重梁人颜面了。我们要以肯定地认为，周武帝所为，实是西魏平江陵后宇文氏一直对梁人颜面相当尊重的表现，绝非一时一事情形。周武帝当时要那样做，是因为当时陈人与周人成南北对峙状态，北周继续保持江陵，江陵人能顺北周，对陈人就是威胁，一则江陵可作据点攻陈，二则陈人中分离出来之人可能投江陵。当时陈人投江陵是最为便捷的。
明白宇文氏对梁人颜面的尊重之事后，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萧詧做皇帝后，本人并未有朝长安之事。史籍也不载，萧岿在做皇帝后至周平北齐前有朝长安之事。以此我认为，上述萧岿朝邺之事，并不是周武帝要求如此，而是萧岿本人要乞怜献媚。萧岿之所以要那样做，就是由于他深知他的江陵小朝廷对北周的意义，只在于做做样板和招降纳叛二点。当北齐灭亡后，江陵小朝廷对北周的意义就变小，萧岿担心北周会取消他的皇帝身份，为将来而谋，他便向周武帝献媚，希望即使在江陵小圾廷被废除的情况下，他也能求得较好的生存。
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到，宇文氏虽然在平江陵时规定了梁与魏之间的比较严格的臣属关系，可是在实际执行中，这种关系是有伸缩性的。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宇文氏在处理与江陵小朝廷关系上的灵活性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周书·萧詧传》（又参《北史》卷九三《萧詧传》）中以下记载来看这一点。《传》载：江陵平，詧将尹德毅劝詧设享会杀于谨等人及其所统魏军，詧不用。后见魏驱江陵人入关，收襄阳之地，詧乃后悔不用尹氏之言。“又见邑居残毁，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怀忧愤。乃著愍时赋》以见意”。《 詧传》具载其赋。又载詧每诵曹孟德“老骥仗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诗句，“未尝不盱衡扼腕，叹咤者久之”。并“遂以忧愤发背而殂”。案，萧詧作赋诵诗，可能很隐秘，但“常怀忧愤”的情形，不可能不显露于密切监视其行动的宇文氏。因此，萧詧一举一动必是为宇文氏所注意的，甚至连尹德毅之谋也可能是宇文氏所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氏对萧詧和尹德毅并未有任何惩处，可以认为宇文氏对萧氏给予了很大程度的优容。优容虽然是为了利用，但其表现形式却是包含了尊重。
宇文氏尊重萧詧，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平江陵时，长江以南绝大部分之地都不属西魏，而西魏又想向长江以南发展。当时梁元帝已死，长江以南处于无主状态。从法统上说，萧詧具有优势，故宇文氏要加以利用。主要是希望长江以南的梁人能因萧詧的法统地位而投詧。在平江陵时，宇文氏必然已经注意到，当时不能大力向长江以南发展，因为渡江略地有诸多困难，而齐人势力的相逼也造成限制。因此，平江陵后，长江以南一定会有他人拥立萧氏中人做皇帝。当时长江以南之地最具势力的有三人，一为王琳，一为王僧辩，一为陈霸先。王僧辩、陈霸先在当时可算一家，但二人终会分道扬镳，是当时的明朗形势。这三人都必然要拥立萧氏以争地位。但不论谁当皇帝，在法统上都不能和萧詧相比。后来萧方智（梁敬帝）被王僧辩立为皇帝。方智为元帝之子，似乎法统地位无问题，但实际不是很好的。因为元帝本无做皇帝资格，他能做皇帝只是他利用侯景之乱杀黜宗室争来的。而萧詧为昭明太子萧统之子，昭明死，梁武帝不立其子，而立萧纲（简文帝），即心存愧疚。所以，宇文氏立萧詧为皇帝，就是适时地利用萧詧身份，增加一种团结其他梁人，并瓦解将来在长江以南可能自立的其他萧氏势力的因素。可见，立萧詧为皇帝在西魏一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萧詧是可居的奇货，给予其颜面上的尊重，使之自安，就是必然的了。
后梁建立后，成功地阻击了王琳、吴明彻、章昭达的进攻，（见《南史·王琳传》、《周书·萧詧传》、《陈书·吴明彻传》、《陈书》及《南史·章昭达传》等），又招来了华皎，戴僧朔（见《陈书》卷二十《华皎传》和《周书·萧詧传》），这都必然使长安朝廷肯定其安排的正确，从而更加看重江陵小朝廷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可知《周书·萧詧传》载杨坚即位后，厚待萧岿，遣使赐物，及礼纳岿女为晋王（杨广）妃，欲以其子
尚兰陵公主，罢江陵总管，由岿“专制其国”，就不仅仅被认为是杨氏新立，需要收个好名声，不仅因为当时陈隋关系较好，而是基于江陵重要性的考虑而所为之事了。因为陈朝未灭，如陈人来攻，江陵仍可作为据点；如陈人来投，也可起到削弱陈人的作用。至于杨坚敢于罢江陵总管，由萧岿专制其国，是因为杨坚知道，江陵虽小，但在那里萧岿毕竟是皇帝，这使萧岿不可能投陈，因为如果他投陈，陈人是不可能让他做皇帝的。而当时北方统一，萧岿若投敌，除陈人外，别不能有所投，投陈人既不可能做皇帝，就只有安居江陵了。
论者以《周书·萧詧传》（又参《北史》卷九三《萧詧传》载江陵平，萧詧被魏立为梁主，居江陵一州之地，上疏称臣，奉魏正朔等文字，即有误会，仿佛在西魏北周统辖下的萧詧只有屈辱而无尊严可言，就有未察细故及持狭镒的民族观念的原因在。（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3章《梁陈兴亡》第4节《江陵之变》）。
当然，我们又必须说明，宇文氏尊重梁人颜面，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在梁人必须安于小朝廷局面的条件下的。他们尊重梁人是为了利用梁人。
宇文氏、杨氏尊重梁人颜面，使萧氏能大体上安于小朝廷局面，从而使江陵成为西魏北周杨隋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对阻击招诱南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于琳逼后梁，吴明彻、章昭达攻江陵，都不能成功，华皎、戴僧朔都会降梁，以及杨坚执周政、尉迟迥等起兵之时，萧岿诸将劝岿起兵，与尉迟等连衡，岿也不应允，使杨坚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危机的原因了。
江陵稳定就保证了山南的稳定，这对西魏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也是有利的。因为江陵以至山南的稳定，西魏北周在对北齐的战争中，就可以对南部局势无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江陵以至山南稳定，也有利于西魏北周在与突厥、吐谷浑的外交军事周旋中，增加某种筹码。而杨隋建立后，尊重梁人颜面，这对继续稳定江陵以至山南局势，以及后来的灭陈战争，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具体布置伐陈之事前，杨坚才征萧琮入长安，并最终废除江陵小朝廷的原因了。
或许有人对以上讨论有异议之处：《萧詧传》载萧岿朝邺，“高祖虽以礼接之，然未之重也”，不是说明宇文氏不重梁人颜面吗？我认为，不能这么说。周武帝“以礼接之（萧岿）”，即是尊重梁人颜面，而“未之重也”是史臣记事有所未明之处。当时周武帝平邺，所思所想的主要是齐境的善后事宜，陈人占据淮南并有可能北进的形势，以及北周可能采取的对策等等迫在眉睫的大事。相形之下，对从江陵远道而来，而且别无大事，只不过是献媚贺功的萧岿关注不够，是势所必然的。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形，不能用以说明宇文氏本不尊重梁人颜面。本文开首所录《萧詧传》的其他文字，正好说明此点。
宇文氏、杨氏对梁人的尊重，使梁人不过分地感到屈辱。所以，后梁三帝中，除了萧詧心存忧愤，“居常怏怏”，并发病以终外，其余二人——萧岿和萧琮——都在很大程度上安于小朝廷局面，而江陵小朝廷的文武大臣都没有投南引敌。（上文所述隋征萧琮入朝外，又派遣崔弘度将兵戍江陵，二事起于突然，加之变动极大，以致惊扰，乃有萧岩等引陈兵及驱十万余人奔陈之事。[参《周书·萧詧传》、《北史》卷九三、《隋书》卷七九《萧琮传》、《隋书·高祖纪》、《陈书·后主纪》、《陈书·陈慧纪传》。案：萧岩等所驱奔陈人数依《后主纪》。而《慧纪传》作二万余。《通鉴》长城公祯明元年（公元587年）亦作十万，故从《后主纪》。]这是例外，不是常情，与本文讨论并不矛盾。）
行文至此，我们必认为江陵小朝廷成为西魏北周乃至杨隋的一个极为有用的军事据点，和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区域，重要原因不全在江陵有一支长安朝廷的监控之军，宇文氏、杨氏尊重梁人颜面，使梁人自安，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换句话说，西魏平江陵后至杨隋灭陈前，江陵以至山南的稳定，不全因西魏北周杨隋的军事布防而获得，它们的政治措施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很大的，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宇文氏自收剑北、定蜀地、取雍荆后注意以政治措施的得宜，以保证征服地区的稳定，这对西魏——北周——杨隋能把握历史主流，最终消灭齐陈，统一全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书·赵贵等传》（卷十六）传论中史臣言“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读史者于此不仅应求对赵贵等人的深入了解，对宇文氏、杨氏从全局着眼，妥善处理与江陵小朝廷的关系，并最终获得大益的原因，亦当有所留意。
附记：
今通行本《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实即后梁君臣传。詧传为主，其余之人皆为附传。故引文时，凡詧外之人皆应作《周书·萧詧传附××传》。今以此卷卷目不列附传人名，但作詧传，故引文时不作分别，均以詧传称之。如本文首引之文实即詧传附岿传之文。因传名仅以詧称之，故不作周《周书·萧詧传附萧岿传》，而只作《周书·萧詧传》。此为一例，其余情形，可以推知。由于这涉及到本文材料和标题的精确性，故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