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中西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徒论文,中西文化论文,雷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传教士，本世纪初来中国，先是直接传教，后来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堪称一流的燕京大学。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返回美国。在中国，司徒雷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无意对他作出详细的全面评述，只是从文化史的视角，分析司徒雷登的中西文化观，并探讨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期对这位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作进一步研究。
一、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年六月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呀呀学语时，就会说中国话。十一岁时，他随父母到美国探亲，被送入小学读书。读大学期间，“学生志愿赴国外传教运动”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广泛展开，引起整个年青一代对海外传教事业的热情。司徒雷登决定步父母后尘，当一名传教士。一九0四年， 他接受美国南长老会的派遣，回到中国传教。可以说，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对司徒雷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司徒雷登来中国之后，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到杭州北部广大乡村巡回布道。他认为当时西方的不少在华传教士“滥用其所谓的幕后支持者政府的世俗权力。”“中国官吏害怕触犯列强国家，常常不公平执法”，结果使“人们信教并非出自真心”。在他看来，要求放弃对祖先的祭祀似乎是不必要地增加了中国皈依者的困难。〔1〕这样的认识， 奠定了他以后改革传教工作的基础。
司徒雷登在一九0八年二月所写的《传教士和中国人》一文中， 总结了来中国后使他感到厌恶的东西和吸引他的东西。他看到了中国人民根据西方模式搞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然而又害怕在经过现代化建设之后，最终强大起来的中国因领土广阔以及人口众多，有可能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所以，必须通过使中国基督教化，并鼓励中国保持其人文传统，来转化中国巨变中所蕴含的危险性。司徒雷登觉得在尊重中国传统的前提下，基督教将最能使中国获益，其重点显然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他提醒他的传教士朋友，他们在中国是要“重塑一个民族。”〔2〕
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的观点与他那个时代主要的思想家进行比较。一方面，他的思想与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很相似，按照战略家马汉的理论，阻止中国“黄祸”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之帮，似乎赞同安德鲁·雷蒙德（Andrew Raymond）的观点，即应该与东方分享上帝给予西方的赐福。〔3〕
一九一二年初，在金陵神学院担任神学教员的司徒雷登与同事陈金庸，合作出版了《圣教布道近史》。该书讨论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起源、目前的状况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他们也对“异教文化”——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了一些评述。他们断言释迦牟尼的“救世说”，只是往来世的一种逃遁，不仅没有强调人们现世的努力，而且忽视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异。因为这些缺陷，佛教没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接受。至于穆罕默德，他们指责他依靠武力而不是靠德行宣扬其信仰。随着近代穆斯林世界物质力量的衰弱，伊斯兰教也随之衰弱。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具有普世和平的性质，基督教的传播主要依靠其信徒的努力。他们告诫基督徒，在宗教之战中，“适者生存”是无情的法则，因此应该加倍努力，为人类创造一种基督教的世界秩序。〔4〕
《圣教布道近史》这本书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批评，比较武断而且很肤浅。世界上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含有合理的成分，对人类文明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某一种宗教的兴衰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5〕司徒雷登对于非基督教的指责， 然而并不包括儒教。或许是由于他拒绝把儒学看作一种宗教，或许是由于不愿触怒中国知识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预示着他后来将基督教与儒学相结合的努力。
如何看待中国的孔教儒学，如何处理与这种思想体系的关系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后一直在尝试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在近代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中，对这一问题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由美国长老会召开的第四次平信徒传教运动大会上，司徒雷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发展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孔子使中国人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对道德理想的爱好和不断追求是中国人的特点。这既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又是影响其传播的主要障碍，还是解释基督教征服中国必要性的重要原因。〔6 〕司徒雷登的这种理解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的独特认识。事实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确有相似的地方，中国的伦理道德与圣经伦理就具有可惊异之融和共同性，然而基督教毕竟是另一种文化体系，其原罪说，三位一体等教义及其教义中的神秘主义、个人主义与以儒学作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相悖之处。〔7〕因此，基督教进入中国存在顺利的因素， 然而阻力更多。作为基督徒，司徒雷登相信基督教是拯救世界，包括中国的最好选择，传教士的使命，是将基督教福音传遍世界，让基督精神影响全人类。
随着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愈来愈持赞赏的态度。一九二八年，司徒雷登向国际传教大会耶鲁撒冷会议递交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与儒学》的文章，他声言他将不会去批评孔子，因为这么做对于基督教在华事业有损无益。西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仅是作为一种补充，而不是去贬毁孔子学说中“最崇高的抱负”。西方应该认识到儒学能够矫正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缺陷，这样也许会导致“对我们的（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一种更广泛、更恰当的理解”。〔8〕
一九二九年，司徒雷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要宿命论地期望文化冲突。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甚至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记载。可以看出，他这儿所指的大概是孟子。另一面，司徒雷登认为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份：人类应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重视家庭生活的社会伦理观以及坚信宇宙道德秩序的观念。他觉得中国的这些优秀文化成份能够有助于抵制正在威胁世界的物欲。〔9〕
很显然，司徒雷登不再感到基督教有将其价值取向和教义强加给中国文化的必要，而是觉得中西方文化互有长短，双方都应看到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益处。他把儒学家说看作是能够矫正西方文明缺陷的观点，与十多年前其文章中最初所表现出的批评态度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遭到日军囚禁。在羁押期间，他对中国文化经典《四书》中最喜欢的一些章节作了简短的评述。他推崇孔子“仁”的概念，认为“这与基督教‘爱’的涵义非常接近”。《论语》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而，对司徒雷登来说，《四书》这部儒家经典最可钦佩的的著作是《孟子》。他赞扬孟子的观点，即人民大众可以起来反抗“天命已尽”的暴君。司徒雷登认为在孟子心中，“政府，如果不是民治，那么也应该是民享与民有”。因此孟子的学说“闪跃着民主的精神。”〔10〕这些与他先前对于儒家学说的探讨相比，他的态度无疑是更肯定。
经过在华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更加敬佩”，而且认为是中国文化“铸造了”他的性格。 他“欣赏中国文化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欣赏它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即人既是社会单独的个体，又是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应力求和睦相处。”〔11〕
二、在燕大办学中的“世界主义”文化观
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出任燕大校长，直至一九四六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止。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他多次强调“燕大应当是中西方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12〕在他看来，中西方文明间的文化融合能够使双方极大地受益。他的愿望是在燕大，不同国籍的教师、学生能够和谐相处，反映不同国家和文化特点的教育能够并存，，“中西学识，熔为一炉”，使燕大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13〕正是这种试图将基督教与儒学相结合，以沟通中西不同文化的世界主义的文化观一直贯穿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整个办学过程中。
司徒雷登尤其感到痛惜的是整个传教事业最初建立“在种族优越的一种幼稚观念和对其它古老文明的一种无知的蔑视之上”他觉得西方人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14〕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认为传教教育的重点之一应该是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以此来促进中西文明间的联系。〔15〕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于一九二八年共同筹划成立了哈佛一燕京学社，旨在推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教学和出版。
由于得到美国霍尔基金会给予哈佛一燕京学社的资助，燕大多方聘请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在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绍虞（文学评论）、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孙楷弟（小说）等；在历史系任教的有顾颉刚（上古史）、陈垣（中国历史及宗教史研究）、洪煨莲（历史方法论）、邓之诚（中国史）等。同时还陆续选送优透毕业生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充实燕大师资队伍。哈佛—燕京学社主持出版过两种颇有声誉的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和《汉学研究引得》。在短短几年内，燕大很快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毕乃德（K·Biggerstaff）、卜德（D·Bodde）、 芮沃寿（A·F·Wright）、戴德华（G·E·Taylo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曾来燕大学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佛—燕京学社为美国初步建立了一支中国文化研究和教学队伍。〔16〕
燕大除了与美国哈佛大学关系密切之外，燕大新闻系的创建与发展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而其社会学系则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力支持。为了加强其国际性，燕大也与英国、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进行多种多样的学术联系。按照司徒雷登的设想，燕大还准备与日本、苏联建立学者交换制度。他希望这样的氛围能够“使学生几乎不知不觉地具有国际意识”，并渴求燕大能够成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典范。”〔17〕
燕大是所教会学校，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又是如何处理传播基督教这个使命呢？司徒雷登世界主义的观念同样也在他的宗教思想方面有所体现。他认为基督教的基本精神能够并且应该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具体到中国，基督教必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宗教，才能在中国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一方面西方传教士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洞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则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宗教领袖，尽快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18〕司徒雷登还觉得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并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19〕
司徒雷登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理解人们的民族感情。他在燕大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是“将耶稣基督的原理和精神运用于学校的共同生活、学术水平以及学校的各项政策和活动中”将其督教信仰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20〕根据这样的思想，一九二六年，燕大组织起了“基督教团契”。任何教职员、学生、工友，任何能跟燕大拉上点关系的人，也不论是否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参加。这种组织“既无信条，亦无教规，注重内心、不重典仪。”〔21〕团契一方面具有一些宗教色彩，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的学校社团组织，它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文体活动，起到了丰富学校生活、增进学校凝聚力的作用。
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西方国家的某些习俗与文化因素和社会心理意识，特别是在近代，它又进行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的调整。由于基督教精神的广泛渗透，燕大校园内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校园环境，加之司徒雷登坚持世界主义，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不断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因而燕大在办学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称其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当之无愧。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0年秋， 就曾对于司徒雷登对中国青年与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实现基督教平等与博爱作出的众所周知的努力表示钦佩。〔22〕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司徒雷登时，再次称赞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23〕。
毋庸讳言，司徒雷登从宗教信仰、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反对态度。尽管他曾同情和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然而在出任驻华大使以后，支持国民党，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最终成为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殉葬品。本文主要就其文化教育方面进行评析，其在华政治活动不是论述的重点。
诚然，司徒雷登的中西文化观存在着一个演讲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他坚持世界主义，出发点之一是为了加强美国对世界包括中国事务的影响力。可是，从文化关系史角度看，他尊重中国文化传统，沟通中西不同文化，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这些应当予以肯定。对来华传教士要作个案考察，把司徒雷登简单地认定为“文化侵略分子”是不适当的。在“文化侵略”一类说法的深层，往往残留着本位文化的国粹思想以及“中体西用”的保守倾向，无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世界潮流，缺乏全球性意识。总之，我们在进一步研究司徒雷登的时候，应该坚持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注释：
〔1〕〔11〕〔13〕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第80页，第68页。
〔2〕John Leighton Stuart,"The Missionary and the Chinese",The Missionary,February 1908,pp.61—63.
〔3〕Akira Iriye,"East and West in Nineteenth—Centary A-merican Thought/Papers on China (Cambridge:Harcard Univerity Press,1960).
〔4〕〔8〕〔10〕Yu—Ming 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nridge:Harcard Unicersity Press,1992)pp.38—39,p.55,pp.146—147.)
〔5 〕对于世界性三大宗教的评述可参阅徐如雷主编的《宗教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基督教是宣称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总和，包括旧教（我国称天主教）、新教（我国通常称之为基督教）、东正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本文提到的基督教绝大多处指的是新教。
〔6〕〔16〕〔20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第151页，第232—233页，第169页，第183页。
〔7〕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9〕John Leighton Stuart,"Conflict of Cultures in China",The Chinss Reocrder,August 1929,pp.481—486.
〔12〕John Leighton Stuart,"Faculty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eptemner 5—6,1930,President's Address",Records of Ye-nching Unicersity,P.2.
〔14〕Joh Leighton Stuart,"The Future of Missionary Educ-ation in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April 1926.
〔15〕〔17〕Philip West,Yenching Unic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Harcard Unicersity Press,1976)
pp.50—51.
〔18〕John Leighton Stuart,"How can Missionarees Help theChinese Church towards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Fenruary 1922.
〔21〕陆志韦：“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
〔22〕转引自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23〕转引自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