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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给翻译带来了各种深刻的影响，即，文本中的意义始终处于“延异”和“撒播”的状态，意义的再生变得扑朔迷离，翻译的忠实对等原则似乎已成明日黄花，语言的可译性有被边缘化的风险。本文以解构主义的积极成果——互文性来证明语言可以从多个角度考虑进行翻译，尤其是文本叠加使翻译变得可能。
【关键词】解构主义；互文性；可译性；文本叠加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与逻各斯主义(logocentrism)有着极深的渊源。但否定理性、颠覆秩序的哲学思潮也一直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解构主义这一反传统的翻译流派就扎根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语境中，正如在《解构主义与翻译》出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谈到解构主义，“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了他的否定性、颠覆性所带来的消极一面，而忽略了它的积极一面，即，它揭示了文本的无始源性、开放性和互文性，把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看成是无限开放和永恒变化的动态过程：它的分解式阅读理论强调了阅读、批评的创造性。”
解构主义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和非中心性，文本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它有待接受者根据不同的语境去发掘不同的意义，有多少接受者，就有多少文本(Nord,2002:31)，从而就有多少个译本。这就说明，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问题的思路，它打开了结构主义封闭性、自足性和排外性的思想禁锢，让人们能够从互相连通、彼此联系的互文性视角理解翻译问题。与其认为互文性成了一个作品与特定的前面文本关系的名头，倒不如说它指定这个作品参与了文化的话语空间，即，文本与文化中各种语言的关系；文本与那些替它清晰地表达出各种文化可能性的文本的关系 (林伟,2007:239)。在这里，文本和文化可以是正态分布，即文本和文化属于一个语言系统，而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是反向呈现，因为翻译问题主要是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可译性问题。
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平等开展的，语言的意义表达成为不可逾越的话题。复杂的翻译问题背后贯穿着以下根本的事实：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甚至认为用一种语言说出来的东西不能再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足够的传达。但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特点还是大于其差异的，即使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语言和文化，它们之间也有一个交流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性似乎远多于相似性，它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似乎也比相似性能够扫除的障碍多(Nida,2004:2)。尽管“用一种语言说出的话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来”(Nida&Taber,2004:4)，但可译性却存在着一个度，可译性问题可能集中在对原语或目标语的翻译，也可能指对文学、文化、指称或实用文本的翻译，或者是指向整个现实生活和文化的翻译(Baker,2004:273)。比如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在他最为人称道的诗作Ina Stationof the Metro里面，诗人用一连串意象手法表达了他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闪动着的美丽动人的面庞的瞬间美好印象。全诗虽然只有两行，十四个字，却意义深远。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如何分析翻译这首精练的短诗呢？一眼望去，似乎毫无头绪，但如果了解庞德写这首诗的生活文化背景，跨越中英两种语言上的文化障碍，人们似乎就不难深刻领会这首诗的外在含义。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apparition指的是“鬼怪或幽灵（的出现）”，中文文化环境中，鬼怪或幽灵是令人恐怖的东西，但在西方世界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中，特别是在动画片和儿童文学中，它们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人们甚至用幽灵作为产品的标识或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从西方人庆祝万圣节就可以知道鬼怪幽灵对他们的影响，这些鬼怪幽灵难道不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化身？“人群中的面庞”，“枝头上的花瓣”这两个互文结构让人们看到了“湿漉漉”“黑沉沉”中所闪现出的一抹亮色，但谁能保证这个“花瓣”不会被风吹雨打碾作泥呢？也就是像幽灵鬼怪那样来无踪，去无影呢？放眼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作者受限于彼时的文化环境，他这首诗（文本）所表达的情怀或许是：美好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乏味的人生常与人相伴(杨金才,2008:122)。作者写这首诗之前，已经酝酿构思很久了，他脑海里已经有过多少文本的重叠，让他写出如此凝练的诗作。他为什么把标题选在巴黎地铁站？或许人们知道的是，地铁站给作者带来了思想上的震撼，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在地铁站，他才能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才能体味到一张张喜怒哀乐的面孔，就在地铁站，作者才灵光乍现，醍醐灌顶。虽然作者捕捉的只是一瞬，但它却浓缩了整个世界，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所写的那样，从一粒沙子里面就可以窥到整个世界。那个年代的读者，由于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再加上自己头脑中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意识价值形态，对这首诗的理解肯定不尽相同。回头看现在的二十一世纪，100年过去了，人们又该如何解读呢？把这首诗翻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或者阿拉伯语，这些语系的接受者会产生相同的反应吗？也许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诅咒，宗教信仰使然！生活文化使然！那么，翻译成汉语可能就是：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这首诗可以意译，但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出更多的想像空间。这种白描的手法倒是激发起人们的无限想像，言尽意犹，让人回味无穷。翻译总会造成一些意义的流失。为什么？因为心理思维差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 冯 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所有的翻译似乎都在企图解决不可能解决的任务，翻译者翻译时要么太贴近原文而失去了自己民族语言的风味，要么太贴近自己民族的特色而牺牲了原文。汉语是意合语言，重直觉和感性思维；英语是形合语言，重规则和形式约束。反映到民族心理上，汉语比较重视感悟，能省略就省略，以免累赘；英语则要“约法三章”，不能省略的东西一定不能省略，以免造成误解。因此，译者有时表达出了表面意义，但深层意义确因民族心理而大相径庭，也正是两种语言的不可通约性(Baker,2004:274)，才使翻译发挥出了它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功能。翻译实践过程中如有文化厚重的语言现象，译者需要运用智慧，协调两种语言，定位互文特征，争取最优表达。就如上面的诗句，不用“幽灵”用“鬼怪”行吗？用“ghost”代替“apparition”可以吗？或许“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即使两种语言有天壤之别，但它们总能历经文本的无数叠加，互文互现，并非“延异”、“散播”，了无“痕迹”。
尼采说，“上帝死了。”它颠覆了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然而他却称自己是在1889年1月4日致信丹麦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的落款中写到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他仍然未摆脱上帝的束缚，他有意识地虚构出“超人”代替上帝，却在无意识中暴露出自己还是一位隐蔽的基督徒。(俞吾金,2018)“上帝”还是被自己创造的语言束缚了起来，没有冲破语言的魔圈，这最终让语言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Baker,Mona(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林伟,杨玉晨.英语语篇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杨金才,于建华.英美诗歌：作品与评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俞吾金.究竟如何理解尼采的“上帝死了”[EB/OL].
【作者简介】赵山，男，1974年12月生，汉族，河南西平人，硕士研究生毕业，中级职称，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论文作者:赵 山
论文发表刊物:《成功》2018年第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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