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忆录》与“简姑妈”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姑妈论文,回忆录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1-0099-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一股浩浩荡荡的奥斯汀热潮。先是一年之间，六部根据奥斯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接踵而至；①接着，媒体、商家、旅游业应声而起：以“奥斯汀”冠名的音乐CD、约会指南大为畅销，“奥斯汀风格”的装修或衣饰赫然成为家居时尚杂志的封面故事，改编的拍摄景点迎来络绎不绝的四方游客……“奥斯汀热”现象开始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在所有围绕该现象产生的问题中，人们最感兴趣的也许便是：为什么一位两百年前摄政时代的作者会在今天掀起这样一股声势浩大并持续不衰的热潮？这位神秘的、终身未婚却以描写婚恋嫁娶、人情风俗闻名的女性作家，对于当代人来说魅力究竟何在？
笔者认为，要想充分解读今天的“奥斯汀”，必需面对记忆与重构的问题。因为当今大众文化中的“奥斯汀”，早已不是一位我们能亲身接触的个人，而是一个名字、一个饱含价值的商标、一个负载着多重文化含义的文化能指。这一点，从1995年“奥斯汀”当选美国《娱乐周刊》十大“娱乐人物”及《人物》杂志“全球最美五十人”的“殊荣”即可看出。这带有荒诞意味的玩笑，从反面提醒我们“奥斯汀”的实质——一个虚构的形象而已。那么，这个“奥斯汀”是如何被虚构、被记忆，又是如何获得如此多的内涵、价值和引力，便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的目的便是以历史视角，围绕一部在奥斯汀接受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传记文献，回顾和重读相关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此来探讨“奥斯汀”的特定形象构建及成为文化能指的过程。研究发现，今天的奥斯汀热潮不是突发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历史渊源与必然性。
《回忆录》与史上第一次奥斯汀热潮
1870年在简·奥斯汀批评史上是一个关键年份。批评史家往往将之作为分界：之前，作家并没有获得很大反响和声誉；②之后，“情况发生突变，在两年间评论数量就超过过去五十年的总和”。(Southam,Volume I:1)当时离奥斯汀去世已有半个世纪，是什么使得一位几乎被遗忘的作者重回公众视野、并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答案是一部由奥斯汀的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李撰写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
1870年，奥斯汀－李担心前辈被人忘却，根据个人的儿时回忆写作了一部奥斯汀传记，也是历史上首部正式出版的奥斯汀传记。在此之前，奥斯汀的一个兄弟亨利·奥斯汀在作者去世后出版的小说集（包括《诺桑觉寺》和《劝导》）前言中曾发表过一篇短小的传略，强调作者一生勤恳、虔诚、“无可指摘”。《回忆录》延续了这一主旨，且比亨利·奥斯汀的回忆更为生动、具体、感人。奥斯汀·李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温柔亲切的“简姑妈”形象——善良而不失风趣，温和而满怀仁慈；恪守基督教美德和行为规范，履行家庭职责；在家务之余怀着自娱自乐的心情写作，安静地观察和记录着身边的世界，安守本分，淡泊名利。传记一经出版即销售一空。次年第二版很快发行。这一版除了《回忆录》外，还包含奥斯汀未发表过的手稿节选、《劝导》被删掉的原稿章节以及作者的部分书信。这个“打包”的版本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满足读者多方需要，十分畅销，多次重印。
《回忆录》对奥斯汀接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1870年视为“对奥斯汀名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Southam,Volume II:49)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引发了公众对奥斯汀作品的极大兴趣，从而促进其小说的出版。传记出版后，其小说以单行本或全集形式多次再版。除了一些例如“六便士小说”系列，或劳特里奇公司的便宜版等主要面向普通读者的版本以外，还有不少豪华版本面世。从1882年由本特里公司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全集，到1890年麦克米伦公司带有休·汤普森(Hugh Thomson)插图③的精美版，再到1892年由琼生丹特公司出版的煌煌十卷本的丹特版全集套装，小说的包装越来越豪华精致，离早期版本的肃穆外观渐行渐远。④
此外，它还催生了与小说有互文关系的其他文化产品，关于奥斯汀的传记、评论和著作纷纷问世。如1884年由奥斯汀的侄孙布拉博恩编辑的两卷本《简·奥斯汀信件》。此书出版距他1882年从母亲那里继承这些信件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这一紧锣密鼓的安排显然出于市场的需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权威性的教科书、词典也开始收录或修改关于“奥斯汀”的部分。例如，伦敦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亨利·莫利编著的《英国文学概略》1873年版中关于奥斯汀的介绍还只有寥寥数行，仅提到两部小说；1886年便已扩充为两页，不但提及全部小说和部分未出版作品，还将奥斯汀与华兹华斯和菲尔丁相提并论。从这一意义上说，《回忆录》还间接促成了奥斯汀被纳入“经典”。由于它扩大了奥斯汀的知名度，促成更多评论者对作品质量的关注和认可。1885年《全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收录了关于奥斯汀的介绍。1887年另一部标准参考书《世纪名人》(Celebrities of the Century)也收录了奥斯汀。1890年戈德温·史密斯撰写的《简·奥斯汀生平》被伦敦出版的“伟大作家”传记系列收录。这一系列收录的作家还包括密尔顿、柯勒律治等。这次收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简·奥斯汀经典作家地位的承认。(Southam,Volume II:33-34)
这股奥斯汀出版热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上形成不小影响，以致作家亨利·詹姆斯大发牢骚：“一大群出版商、编辑、插图画家以及给杂志制造愉快的闲聊的人发现了他们‘亲爱的’、我们亲爱的、人人亲爱的简，可以如此无尽地满足他们的物质目的，如此顺从以一切可被称作格调高雅、且似乎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形式进行的美丽复制。”(Southam,Volume II:230)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被詹姆斯抨击的那些由物质利益出发的版本，促成了最早的版本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奥斯汀的正规学术研究。装订豪华的版本为了与精致完美的外观匹配，往往十分重视文献的准确性。例如1892年丹特版豪华版提供了大量关于版本的文献资料，引起严肃读者的极大兴趣。翌年《剑桥评论》上发表的A·W·维若的文章，被视为“真正奥斯汀学术研究的黎明”。(Southam,Volume II:62)
一部《回忆录》的出版，不仅引发了普通读者对作者生平及摄政时代的兴趣，掀起作品及其相关著述的出版热，还引起评论界在半个世纪的沉寂后对奥斯汀作品的再次重视。精英话语与市场需要相结合，形成和推动了史上第一次奥斯汀热潮。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学术和商业的关系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至少在“奥斯汀”这里，它们是以辩证的方式共存的——既紧密联系，又不无矛盾。
集体记忆与“简姑妈”神话
这里仍然有令人困惑的问题：作为一部普通的传记，《回忆录》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为何它能引发奥斯汀热潮？笔者借鉴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认为《回忆录》的成功之处在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唤起和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创造了一个“英格兰的简姑妈”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规设了“奥斯汀”的标准形象和象征内涵。这也是它对奥斯汀接受的最大影响。
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基于个体记忆，但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一情境去记忆和再现过去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59）哈布瓦赫通过研究基督教的集体记忆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对过去的看法，都是由当时的愿望和需要形成的。《回忆录》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案例，就在于它的写作与出版基于双重的“回忆”或者重构之上。首先，作者基于他自己的某种现实目的，重构了奥斯汀的生活和世界；其次，《回忆录》的读者基于他们的某种需要，以群体的框架重构了《回忆录》中的回忆，进而形成某种关于“奥斯汀”的集体记忆。
在2002年牛津版《回忆录》的引言中，凯瑟琳·萨瑟兰(Kathryn Sutherland)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期奥斯汀最后一个兄弟的去世，标志着她那一代人的终结，正是“该以书面形式汇集家庭记录的时刻”；奥斯汀-李的写作计划也得到他的姊妹和表亲的大力支持。(Sutherland:xxi-xxii)这是《回忆录》形成的重要语境，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文化遗产。因此，它不单是奥斯汀-李作为个人的记忆，也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记忆。
任何被家庭记住的事件和人物，都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方面，它再现了极为丰富的画面，非常有穿透力，因为它使得我们恢复了我们个人通过亲身经历所了解的现实；另一方面，它迫使我们从我们群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人，也就是说，它迫使我们回忆起亲属关系，正是亲属关系说明了这个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为什么重要。（哈布瓦赫：122）
《回忆录》不仅“迫使”作者以家族晚辈向长辈献礼的姿态来回忆奥斯汀，更“迫使”它的读者围绕亲属关系的框架来接受这一“简姑妈”形象。“小说家让读者感到自在……而成为所有人的姑妈。”(Southam,Volume II:6)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地解释《回忆录》大受欢迎的原因。正因为作者以亲切动人的笔调，勾画了一幅人情味十足的家庭肖像，将奥斯汀塑造成一位令读者没有距离感、仿佛可以充满感情随时谈起的亲人“简姑妈”形象，所以极容易获得以家庭为单位的读者市场，使得“奥斯汀”一时间成为安妮·萨克雷笔下的“亲爱的家喻户晓的名字”。(Southam,Volume II:24)
《回忆录》所具有的家庭记忆的性质，既规设了“奥斯汀”标准形象的特点，又暗含了它所塑造的奥斯汀形象的局限。由于读者对奥斯汀知之甚少，《回忆录》一度被视为再现作家生平的权威材料，以及其后类似传记写作的首要参考来源。(Sutherland:xv)但如果细细观察《回忆录》描摹的这幅肖像，会发现作者对于奥斯汀的记忆显然立足于其所处的家庭、社会的现实身份。首先，这是一位“家里的”姑妈，足不出户，生活范围狭窄，一生平静无事，其作品也都聚焦与女性联系更多的家庭生活；其次，这位“姑妈”安静、温柔，令人愉悦，是一位“亲爱”的姑妈。此外，这位姑妈还是一个毫无野心的无意识天才，一个不在乎名利的业余作者，写作于她只是一种仅在空闲时间小为施展、不与其传统女性美德相悖的才艺。这位“姑妈”完全符合基督教牧师家庭的道德准则，既透染着浓浓的家庭温情，又体现出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拘束。另外，在试图解释《回忆录》大受欢迎的原因时，《批评传统·奥斯汀卷》的作者B.C.苏塞姆曾指出，《回忆录》塑造的奥斯汀形象适时地迎合了当时理想女性的形象典范和审美风潮。(Southam,Volume II:8-9)书中那位“具有健全的理智和判断，有正直的原则和细腻的情感，能够给人忠告、替人帮忙、逗人发笑”(Austen-Leigh:79)的姑妈简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完美“家中天使”的写照。
事实上，上述所有“简姑妈”的特点都遭到了当代传记作者或研究者的质疑和解构。不少后来的传记作者试图打破认为奥斯汀一生平静无事的偏见。他们描写奥斯汀的爱情挫折及其他人生变故，⑤以求深入奥斯汀内心。学者们则通过奥斯汀未发表的作品与手稿，指出奥斯汀写作具有职业作家特点的证据。(Fergus:12-31)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奥斯汀作为一位女性写作者在现实和艺术的道路上斗争、成长的艰辛历程，而这是《回忆录》不曾展现的。至于奥斯汀究竟是不是“温和的简”，则历来就有争论，甚至早在《回忆录》出版时，少数具有洞见的评论者便一直试图抗击《回忆录》中的形象。如理查德·辛普森、玛格丽特·奥立芬、朱莉亚·卡瓦那等人都对“温和的简姑妈”形象表示过怀疑，探究过奥斯汀的其他面。然而在当时“简姑妈”的全面包围下，这样的声音为数寥寥。一战以后，雷吉纳德·法瑞尔、吕蓓卡·韦斯特都曾注意过奥斯汀作品中的“不安”因素，但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相反，《回忆录》出版后，“简姑妈”的面目立即成为文化主流，不仅在流行杂志中被大量复制，还现身于教科书、著作以及权威性词典中，经过媒体的渲染和教育体制的灌输，逐渐演变为一个“简姑妈神话”。如1874年多布森编著的《英国文学手册》立即借用《回忆录》的说法，将奥斯汀表现为一个居住在偏远幽闭乡村的牧师女儿、一个安静的天才的形象。该书1880年再版，1897年修改版，这期间文字毫无改动，被灌输给数以万计的学生。1880年莎拉·泰勒的《简·奥斯汀和其作品》一书也大量摘引《回忆录》材料，旨在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该书1884年再版。即使到了1910年，E.V.卢卡斯为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所做的关于奥斯汀的词条依然保留了《回忆录》传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语文学的主要记录《剑桥英国文学史》——一部以历史形式出现的文献中，由切尔德编写的“简·奥斯汀”一章也依然重复类似“温和的简姑妈”的论调。对此苏塞姆评述道：“不幸的是，这一章从1915到1953一字不漏地重印。对于一代代学生和普通读者来说这缺乏热情、毫不敏锐的观点正是关于奥斯汀作品和性格的权威的“剑桥”记录。”(Southam,Volume II:89)这样，在《回忆录》的影响下，由个体记忆、家庭记忆所构建的奥斯汀形象，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
“人人的简姑妈”
这里，我们不免又回到上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即在有悖真实且不乏质疑的情况下，为何一部普通的《回忆录》能超越不和谐之声，以压倒性的胜利使得“简姑妈”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帮助奥斯汀获得如此高的声望？
曾专门探讨艺术家声望的维续问题的格兰迪丝·朗和库尔特·朗通过社会学研究发现，艺术作品的品质虽然对艺术家声望维续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艺术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艺术家的生前是否已经开始获得承认；其二，他们的艺术传人能否使其艺术对后人产生影响；其三，把艺术品集中到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收藏网的状况如何；其四，艺术家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符号聚焦点的能力，吸引那些与他的作品并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情感。（哈布瓦赫：55）
这四点发现对理解《回忆录》的成功，以及奥斯汀去世后声誉鹊起的原因很有帮助。第一，作者生前已经获得部分人的赞赏和认可，《回忆录》的作者很懂得利用这一点。作者特意引用了司各特、瓦特利主教等知名作家、评论家的评价，说明奥斯汀作品的伟大和高雅是由一些所谓“最好的鉴赏家们”的意见所决定和确立的。第二，《回忆录》以及奥斯汀家族其他发表类似传记的作者，都在致力于维护和提升奥斯汀的声望。《回忆录》之前和之后，奥斯汀的家族都积极参与对奥斯汀的形象构建。“温和的简姑妈”事实上是一个经过家族管理和编辑的形象。除了上面提到的奥斯汀兄弟亨利·奥斯汀和侄孙布拉博恩以外，1913年奥斯汀-李自己的儿孙威廉·奥斯汀-李和理查·阿瑟·奥斯汀-李合写并出版了《简·奥斯汀：生平和书信：一部家庭记录》(Jane Austen:Her Life and Letters:A Family Record)。1922年《回忆录》作者的女儿玛丽·奥格斯塔·奥斯汀-李撰写的《简·奥斯汀的个人面貌》(Personal Aspects of Jane Austen)问世。这些传记尽可能地突出奥斯汀的贤淑、美好，不为之引发任何宗教、道德、社会方面的争议。第三，19世纪印刷业、出版业的进步使得作品的收藏与传播十分方便，这从那些包装越来越精美、编辑越来越细致的作品集可以看出。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回忆录》不仅塑造了一个奥斯汀的形象，而且使之成为了一个能够聚焦各种感情的文化符号。如哈布瓦赫所说：“集体记忆具有双重记忆——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哈布瓦赫：335）要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忽视《回忆录》出版时——即维多利亚晚期社会的历史语境。
《回忆录》出版之日正是工业革命引起的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之时，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弊端开始显现之时。一些人为社会进步欢欣鼓舞，另一些人为社会问题忧心忡忡。就在《回忆录》即将出版时，马修·阿诺德发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其笔下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当时缺乏准则和方向感的英国社会的反映。1851年人口普查显示，英国历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到19世纪末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剧。(Tinniswood:158)作为与城市对立面的乡村开始被视为前工业时代价值观的体现、对工业化的抗衡，以及对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道德、精神贫瘠的补救。《回忆录》适时而生，为读者展现了一段消逝的岁月，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一个安宁洁净、悠然自得的前工业社会，一个没有被城市的黑烟污染、被工业的脚步侵占的英格兰。于是，这个一度被人视为过时古板的摄政时代的乡村，一下变成一个令老一辈怀念、新一代好奇、所有人向往的世界。不管这样一个世界是否真存在过，至少它迎合了处于变革时代的读者对田园化英国、对于“过去的好日子”的想象和缅怀。作为“夹在历史记载的‘事实’与想象而成的‘忠实再现’之间”的文学传记，《回忆录》“与其说意在解释，不如说意在满足（需要）”。(Sutherland:xvii)《回忆录》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应该说是它契合了维多利亚社会晚期弥漫的一股怀旧、伤感的情绪。
经过《回忆录》的打造，“简姑妈”和她的世界成为宁静、稳定、富于传统的英国乡村生活的代表，进而参与了特定的英国形象和英国性的构建。出生地史蒂文屯被比作“她（奥斯汀）的天才的摇篮”，(Austen-Leigh:24)清新秀雅的自然风光与宛若天成的才华交相辉映。伺机而动的出版商迅速找到了相应的“表征”方式。本特里公司(Bentley's)在1882年出版的首部奥斯汀小说全集的豪华版本中便收录了奥斯汀的正面肖像和乔顿乡村教堂、史蒂文屯牧师住宅的木刻画，将奥斯汀的形象与建筑、园林、手工艺品联系起来。不无巧合的是，从1870年开始，英国旅游业也开始迅速发展，到二战前已成为英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Tinniswood:151)将“奥斯汀”与田园古宅相连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895年成立的国家信托委员会(National Trust)所托管的产业，大部分都成为今天奥斯汀作品影视改编的拍摄地点。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归属感的失落，温和的简姑妈形象与她笔下和谐安宁的世界成为饱受焦虑之苦的人们寻求快乐与安慰的情感寄托。1882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比较夏洛特·勃朗特与奥斯汀的文章，作者赞扬奥斯汀，认为后者的小说有着“安静的幽默，精巧的现实，冷静毫不夸张的笔调”，“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大多数强有力的作家运用他们的力量痛苦地折磨我们的情感时”，这样的小说“令人愉悦”。出于特定情境中的情感需要，后《回忆录》时代的读者总是不断在复制着“简姑妈”神话。“我们总是将她视为温柔、安静的人物，和善，愉快，耐性十足，淡泊名利。”(Southam,Volume II:38)而不无讽刺的是，三十年前，奥斯汀因为题材范围局促，没有反映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更紧迫的社会问题，不能满足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读者对广博有力的社会生活、非同寻常的主人公的需要，而受到批评。在当时的浪漫主义风潮中，奥斯汀还被浪漫派诗人认为缺乏想象力。最著名的批评恰恰来自夏洛特·勃朗特，认为奥斯汀“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1885年莱斯利·斯蒂芬在其编撰的《全国名人传记辞典》里认为，奥斯汀的魅力源于“故事中家庭氛围的自发的魅力”，并且认为奥斯汀“与她那极其舒适的世界——一个由温暖的乡村屋舍组成的令人愉悦的世界——完全和睦相处”。(Stephen,"The Popularity of Miss Austen":74-175)1890年，修顿指出奥斯汀的魅力在于通过展现一个现实的虚构世界的微小规模和高度精巧，给人提供远离真实生活的压力和焦虑的娱乐和解脱。(Hutton:196)1897年阿道夫斯·杰克在《小说杂论》一书中将奥斯汀描写成一个快乐的、从不反抗其社会的顺从者，“拥有有益的原则，接受其他人的观点，喝茶，说说无害的闲话，这是人生完美境界的总和与目的。”(Southam Volume II:48)直到1900年，《威斯特敏斯特评论》发表的一篇题为《简·奥斯汀复兴》的文章，仍在大谈对奥斯汀那种“宁静、家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向往。1911年著名学者布拉德雷在给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和伦敦的英语协会成员所作的讲座中，也下过如此饱含个人情感的结论：“她（奥斯汀）不用麻烦事儿、也不用痛苦的情感来烦扰我们，我们心中有伤的话她也不会去刺探究查。”(Bradley:235)这样的论调在《回忆录》之前的评论中相当罕见。一个能够疗伤的奥斯汀，正是伴随着维多利亚社会晚期的种种“压力和焦虑”、“麻烦事儿”或“痛苦的情感”构建起来的。
“奥斯汀”所具有的安静效果和抚慰功能，在一战爆发后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家吉卜林发表于战后的小说《简痴》(Janeite,1924)⑥虽略显荒诞，却折射了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小说描写了战争的残忍，同时也直指奥斯汀引力的核心：在一个到处充斥着硝烟和罪恶的世界，在无可规避的历史现场，简姑妈那平和超然的语调、妙趣横生的人物，为敏感的人们呈现了一段脱离历史轨迹的叙事，提供了一个从战争的伤痛和梦魇中逃离的避难所、一剂心灵的镇静药。战后，往日的帝国辉煌不再；直至30年代，政局长期动荡，社会上普遍弥漫着对国家前途迷茫和失望的情绪。据资料记载，战后确实有人用奥斯汀的小说来治疗士兵的炮弹休克等心理疾病。(Kent:59)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到20世纪20年代，对奥斯汀的热情会再度在社会上复苏。1922年A.B.沃克里发表在《19世纪》上的讲稿中的一段话具有代表性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奥斯汀的小说不只是小说……而属于安慰的文学……这座由奥斯汀建立的休息处所，对于那些从中体会过平静的人来说是第二个家。有些人读不懂她，但是只要读懂的都爱她。有没有哪一个小说家，在世的，过世的，如此受到喜爱？(Southam,Volume II:31)
值得注意的是，沃克里虽然表达了对于“简姑妈”的普遍的喜爱，但是话里有话——那“读得懂”和“读不懂”的人的对立，似乎不经意间透露出“人人的亲爱的简”背后所无法掩盖的分歧。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的“集体”，也不是泛泛的所指。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在构建简姑妈神话的过程中，不能不注意的一个“框架”便是知识精英这一特殊群体。对于奥斯汀他们有着不亚于追星族的热情，却不是亨利·詹姆斯所鄙夷的那帮靠着“亲爱的简”来牟利的俗人，而是一批掌握话语权威的知识精英与专业人士，尤以皇家文学协会的一帮成员为代表，如卡罗林·斯白吉恩、A.C.布拉德雷、沃尔特·拉雷、R.W.查普曼、大卫·塞西尔等人，即伍尔芙所谓的“二十五个住在伦敦的老年绅士，对于任何对她天才的轻视都深恶痛绝，就像那侮辱了他们姑妈的贞洁一样”。(Southam,Volume II:104)
1923年，这其中的一位“绅士”——R.W.查普曼所编辑的《奥斯汀全集》由Clarendon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出版，是出版界首次为一位英语小说家编辑的带评论版本的作品全集，以前这种待遇只限诗人和戏剧家。因此可以说，对于小说的严肃研究，也是因为奥斯汀的声誉鹊起才被学术界正式认可的。(Lynch:9)全集包括六本小说、次要作品及手稿片断，装帧精美，特意带有浓厚的摄政时代气息和怀旧色彩。其出版标志着奥斯汀经典地位的巩固，推动了对小说的学术研究，在大洋两岸精英人士圈子中再次掀起奥斯汀热潮。1924年后，关于奥斯汀研究的单行本相继问世。
说来话长，令“奥斯汀”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功臣，以及造成“精英的奥斯汀”与“大众的奥斯汀”之矛盾的始作俑者，还都是这部《回忆录》。作者一方面诉诸大众对于“姑妈”的好感，塑造一个“所有人的姑妈”；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为“亲爱的简姑妈”贴上“精英”标签，让那些“最好的鉴赏家”起到话语权威和衡量价值的作用，引导公众去认识和赞扬他们本来可能并不了解的作家，同时强化了奥斯汀的欣赏者是少数具有高品味的读者这一印象。《回忆录》甚至还引用了一位切尼先生(R.H.Cheney)的说法。作者声称，这位切尼先生是他认识的人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而这位才能卓越的先生“心中已经把一个人是否能够欣赏奥斯汀的优点作为其能力的检验”。《回忆录》之后的评论中，来自“最好的鉴赏家”的意见，也往往成了反复引用的论据，几乎到了陈词滥调的地步。欣赏奥斯汀变成了品味、能力的标志，并且真正的鉴赏是极少数精英——“圈内人士”的特权。1916年奥斯汀百年忌辰，皇家文学会召开会议，M·桑默斯发表题为“奥斯汀赏析”的演说，称“今天的世界分为两类人，精英和俗人——那些赞赏简·奥斯汀的，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Southam,Volume II:90-92)1936年大卫·塞西尔在剑桥大学举行的讲座中，仍然宣扬一种带有早先“切尼测验”意味的观点：所有具有明辨力的批评家都赞赏奥斯汀的作品，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喜欢它们，那些不喜欢的人就像不喜欢阳光和大公无私的品质。
耐人寻味的是，文学趣味的差异逐渐进化为文化教养的高下，甚至衍生为社会阶层的分野；把仅关乎文学趣味的问题，演变为文化教养甚至社会地位的检验。《学院》(Academy)的“编者按”里曾提到这样一类为数不少的奥斯汀的读者：“他们明智地谈论她，对具体细节避而不谈，为泛泛大意欢欣不已。事实是许多还算有理性的人觉得她乏味，但不敢说出这异端意见。”(Southam,Volume II:22)“不敢”，是因为精英的光环赫然在目，令一切“异端”自惭形秽；而“不敢”的结果，便是进一步神化那天才而不可冒犯的“简姑妈”形象，使得颠覆和解构这一形象更加困难。利奥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不无洞见地指出，奥斯汀的读者发现他被要求做出的不仅是文学上的鉴赏，还要有关他自身性情和人格、以及他和社会以及全部生活的关系的决定。也就是说，随着不断被神化，“奥斯汀”开始参与进读者自身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来。其衍生出的新的文化内涵，便是成为能够产生社会区分作用、被认为值得追求或拥有的“文化资本”。这便是布迪厄所谓的“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趣味’发挥着‘阶级’的诸种标志的功能”。(Bourdieu:1-2)这也意味着，在今天阅读“奥斯汀”以及观看根据“奥斯汀”改编而成的影视剧，都具有相似的、双重的功能：一方面，这些行为标志着行动者的某种品味和阶级分层；另一方面，行动者也可以通过采取这样的行为来获取某种“文化资本”，或者来表明其品味和社会地位。这种隐含在作品之中的文化资本，的确是今天以奥斯汀小说为前文本的众多文化产品所大加利用的价值。
当然，“奥斯汀”被20年代的文化精英阶层所推崇，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特里·伊格尔顿有一段论述，深刻揭示一战后学院派英国文学研究活动（包括奥斯汀研究）的本质：
“英国文学”是维多利亚帝国中产阶级的东西，它迫不及待地要用物质的书写躯体表现精神同一性的结晶。然而这种话语刚刚提炼成熟，立即就遭到了结构相关的三个现象的暴烈进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主义的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突变。三种现象的共同标志是国际主义与民族文化构成的明显裂痕。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基上摇动了那些民族屏障，重新发明逃避意识形态灾难的避难所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所以“英文研究”作为道德戒规和精神药膏，在战后的剑桥得到迅速发展，绝非偶然，它是给精疲力竭、加速没落中的帝国民族提供的一个整体的替代身份。（伊格尔顿：211）
对于“亲爱的简”的顶礼膜拜，正出于一种无所依托的失落感和寻求国家身份努力的结合。因此不难想见，1927年2月皇家文学协会的聚会上，著名莎士比亚专家斯白吉恩会将奥斯汀与莎士比亚并提，强调她“带有典型的英国性”。(Southam,Volume II:105)
在《回忆录》及其之后对“奥斯汀”的建构中，一个仅代表部分真相、或许从未存在过的英国也被饱含深情地回忆和渴望。早在1885年，T.E.科贝尔在采访了奥斯汀家乡乔顿一带的老居民后，就曾发出“勇敢”的预言：“只要英国社会保持现在的样子，有如此多的事物提醒我们它曾经的模样，只要一个时代的风俗不知不觉地融入另一个时代，以至延续性看上去几乎从未中断，那么对奥斯汀的兴趣就会一直增强和扩大。”(Southam,Volume II:41)科贝尔的话反映出“英格兰的简姑妈”的社会实质——对既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默认、顺从与延续。然而在19世纪末的英国——这个不可能“保持现在的样子”的历史情境中，他的话深层次地反映出在激烈的变革和未知的将来与一种悠然而下的传统之间的张力。更发人深思的是，他的话带有前瞻性地指出“奥斯汀”所肩负的象征英国文化遗产作用的事实：只要“英国”还在，“奥斯汀”便还在；只要“奥斯汀”还在，“英国”便还在。然而，不论是这里的“英国”，还是“奥斯汀”，与其说它们是某种真实、物质性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想象、记忆和建构。当代文化学者安德鲁·希格森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也呼应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遗产是对历史的选择性占有，是特定的个人或团体从历史中所抽取的、用以界定当下的自身以及寻求身份的事物。”(Higson:50)作为文化遗产象征的“奥斯汀”，从化身为温和居家的肖像，到演变为田园英国的代表，到成为焦虑之情、幻灭之感的寄托，再到被贴附精英文化的标志，一路走来，既带有历史的累积和延续性，也是不断选择性构建的结果。
结论
以上分析了出版于1870年的《回忆录》对于奥斯汀形象构建及其接受的影响。《回忆录》构建了一个“英格兰的简姑妈”的神话，并且唤起和形成了围绕这一神话的集体记忆，使“奥斯汀”成为一个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内涵、用以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界定自身身份的文化符号。由《回忆录》提供的回忆，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奥斯汀肖像，而是借《回忆录》的写作年代、即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及随后时代的群体情境经过选择所形成的。通过对《回忆录》的研究可以看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汀”的意义便已经超出文学方面，而和英国社会、文化、风俗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甚至身份的寻求和确定相关联。这些意义是“奥斯汀”作为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奥斯汀”在当代文化中的重构则是今后可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注释：
①在1995至1996一年时间内，欧美发行了根据奥斯汀四部小说改编的六部影视作品。它们是影片《独领风骚》（《爱玛》的现代版，1995）、影片《劝导》(1995)、电视剧《傲慢与偏见》(1995)、影片《理智与情感》(1995)、影片《爱玛》(1996)及另一部影片《爱玛》(1996)。此外，1999年BBC与Miramax公司合作拍摄了《曼斯菲尔德庄园》，2005年Working Titles公司出品了电影《傲慢与偏见》。
②奥斯汀的首部小说《理智与情感》由托马斯·伊格顿(Thomas Egerton)公司于1811年11月出版。之后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等三部小说。1817年作家去世。《诺桑觉寺》和《劝导》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从1811年到1870年，尽管司各特、麦考莱等知名作家或文艺批评家对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评论数量并不多，作者也远非畅销作家。
③汤普森的插图成为奥斯汀小说的标准插图，出现在多个版本中，直到今天还被奥斯汀小说的续写本所借用。Janet Aylmer的《达西的故事》即采用汤普森的插图。See Janet Aylmer,Darcy's Story:Pride and Prejudice form the Hero's Point of View(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
④本文关于小说版本及其接受状况的资料，参见文献所列Southam,Volume II:7-8;58-70;Johnson,1997:211; Johnson,1986:237-43.
⑤如最新的传记《成为简·奥斯汀》便是一例。See Jon Spencer,Becoming Jane Austen:A Life(London:Continuum Intenational Pub.Group Ltd.,2006).根据该传记改编的电影《成为简》(Becoming Jane)在2007年公映。
⑥吉卜林的这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借方和贷方》(Debits and Credits,1926)里。据《牛津英语字典》(OED,1989)，首次使用“简痴”(Janeite)这个词的是George Sainsbury。后缀“-ite”指某人或某信条的追随、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