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嘉、徐淑的五言赠答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秦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嘉、徐淑夫妇，生活于东汉顺帝、桓帝时期，生卒年不详。秦嘉为陇西（今甘肃南部）人，于东汉桓帝时举郡上计吏，赴京城洛阳，除黄门郎。居数年，病卒于津乡亭。秦嘉工诗文，所作诗文今存文二篇，诗五首，断句若干。其中以秦嘉举郡上计吏赴洛阳，未及与妻面别而作之《赠妇诗》三首五言诗最为著名。徐淑与秦嘉同郡，有才章。秦嘉仕于郡上，徐淑有疾还母家，及秦嘉举上计吏赴京城洛阳，以车迎徐淑，徐淑因病不克往，亦未及面别。秦嘉、徐淑夫妇二人，婚后感情深笃。遽然不辞而别，因有诗书往返。及秦嘉病卒，兄逼徐淑改嫁，徐淑哀痛毁形，誓不再嫁，未几亦卒。《隋书·经籍志》载梁有“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已散佚。所作今存文三篇，《答秦嘉》五言诗一首。
秦嘉《赠妇诗》三首，徐淑《答秦嘉诗》一首，四诗均为五言诗。在东汉文人五言诗当中，它们是出现较早的。由于它们所处时代比较特殊，故其意义、价值亦非寻常。历来论者，对它们较少注意，重视不够。本文即拟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一
秦嘉、徐淑赠答诗最早载于《玉台新咏》卷一，诗前有小序，曰：“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说明了该四诗的创作缘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汉诗》卷六收录了这四首五言诗。今检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全后汉文》卷六十六收有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卷九十六收有徐淑《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均言及“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之事。可见秦嘉、徐淑夫妇为了遽然分离不获面别之事，不仅作诗赠答，而且还作书往还。
这里试以秦嘉、徐淑所作《诗》、《书》相较，可以发现，其叙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愁的基本内容，是大抵一致的，其中甚至有些辞句都是大抵一样的。以下试举数例。
①秦嘉《书》之“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
俛当去”，即秦嘉《诗》第一首之“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即徐淑《诗》之“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
②秦嘉《书》之“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自力”，“车还空返，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恨恨之情”，即秦嘉《诗》第一首之“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即徐淑《诗》之“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
③秦嘉《书》之“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以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緉。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镜形，素琴可以娱耳”，徐淑《书》之“览镜执钗，情想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妤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侍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即秦嘉《诗》第三首之“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④徐淑《书》“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即秦嘉《诗》第二首之“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迥鞍，转车不转毂”。
一经比较，便可发现问题：既然秦嘉、徐淑的往还《诗》、《书》内容大体一致，甚至有些词句的面貌都相仿佛，那么秦嘉、徐淑夫妇为什么还要既寄《书》又赠《诗》，而且还要反复寄赠、乐此不疲呢？
二
这表明，在东汉文人那里，诗与文的功能开始分化。特别是五言诗，已从比较具体的叙事功能，逐步地转化到比较抽象的抒情功能上面来。实用的特征淡化了，遣性的特征显明了。“书”作为一种文体，实用特性特别明显，作者用来叙事明志，自无不可；但作者感到意犹未尽，临书不能尽怀，所以，还得借助于“诗”的形式来表达之。试看例①，秦嘉《书》所表达的仅是一种客观事实，说明事物存在的一种状况，并无感情色彩，但在《诗》中，秦嘉说“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徐淑说“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两个人都提到对方：“尔”、“君”，而且都提到“远”字，一种相互眷念、依依不舍的浓厚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诗”的这种抒情特质，是“书”所无法企及和替代的。例②亦然。秦嘉《书》中说“车还空返，甚失所望”，口吻声情，已经带有比较浓厚的感情色彩。但这仍不如“诗”的形式。秦嘉《诗》的表达是“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连用两个“空”字，把一种从期望到失望的深深的怅然若失之情，浓烈地表达了出来；而徐淑《诗》则演绎出了一段凄恻缠绵的故事，从身体不好沉滞家门，到悠悠离别无因叙怀，从夫君奉命远适京师，到自己伫立瞻望泪下沾衣，一层深似一层，一种悲痛欲绝的情愫涓涓而出，感人至深。这种深情厚意，宛曲胸怀，是“书”所无法承载和胜任的。其它诸例，莫不如此。
这里，试比较一下班固《咏史》诗的创作情境，更有启发性。班固的《咏史》诗也是有“本事”可本的，即有“文”可本，班固只不过是把“本事”——“文”形式所表达出来的故事，换了一种形式——五言诗而已，而这首五言诗所叙述的故事本身的内容并没有变化。简单地说，就缇萦救父这件故事而言，在班固《咏史》诗出现以前，只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列女传》的“文”的表达形式，《咏史》诗出现以后，则在“文”表达形式以外，增加了“诗”——五言诗的表达形式，如此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咏史》诗与《史记》、《列女传》，并无实质的区别。究其原因，主观上，班固立意在劝诫，旨在通过咏史来说明一个道理，来警省人们遵循某种道德规范，所以，作者个人感情抛却一边，只以理性内容充溢其中，而绝无一丝半点个人感情贯注其间，因而从诗的角度来衡量，班《诗》给人的感觉是枯涩无味，“质本无文”。简言之，《咏史》诗具有了诗的形式，而没有诗的灵魂。这是一点也不冤枉班固的。但是，客观上也不能责怪班固。毕竟《咏史》诗是文人创作较早（现有资料是有名文人最早）的一首五言诗，五言诗的形式刚刚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文人们在使用这种形式的时候，艺术上还缺乏经验，技巧更谈不上成熟，所以创作当中还显得比较生疏和蹇涩，这也是不能苛求班固的。合而言之，在班固那里，“诗”与“文”，还是一回事，“诗”仅仅是有韵之文，而还没有成为既有韵又有情之文——诗。但到了秦嘉、徐淑这里，情形则不大一样。一般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生活的交流，两地《书》已完全解决了，但是两地《书》还远不能解决丰富而宛曲的感情的交流问题，这就不得不求助于诗了。秦嘉、徐淑夫妇的既有报答之《书》，又有赠答之《诗》，道理正在这里。在这里，《诗》与《书》虽然写的是同一件事，表达的也是同一类思想感情，但因为文体的不同，功能的各异，其间的内容和涵载，差别甚大。这说明从班固到秦嘉，其间经过百年左右时间的发展，五言诗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逐渐职司其抒情言志的功能了。班固《咏史》诗的理性色彩，作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特有现象，并没有被东汉文人继承下来，经过张衡、秦嘉等人的努力，又回到了抒情言志的功能上面来，还诗以抒情言志的本来面目。秦嘉、徐淑夫妇二人的两地《书》与两情《诗》的共存，正证明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秦嘉、徐淑夫妇的两地《书》，也是写得比较抒情的，特别是徐淑的《答夫秦嘉书》，写得婉转细腻，声情并茂，是一篇很出色的抒情散文。
三
作为赠答诗，在五言诗发展历史上，秦嘉、徐淑赠答诗是除托名苏李赠答诗以外，最早的赠答诗。托名苏李赠答诗，已被学术界公认至早为东汉后期文人的伪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此处不赘。所以，秦嘉、徐淑赠答诗很可能就是我国五言诗发展历史上最早的赠答诗。此举虽属不经意之作，意义却非同小可。因为，从建安开始，赠答诗已成为诗歌史上一种长盛不衰的创作形式，此后历代诗人许多著名的诗篇，都是以赠答诗这种创作形式出来的。著名的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陶渊明的《答庞参军》、《和郭主簿》，李白的《赠汪伦》、《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的《奉赠韦左函丈》、《赠卫八处士》等，不胜枚举。赠答诗多好诗，其原因概在乎诗人所赠所答之对象，绝大多数为亲朋好友。无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对于亲朋好友，都适宜交流，也便于交流。所以，发而为诗，一般都容易真情发露，较多真情实感，较少矫揉造作；风格上也就较多流畅自然，较少雕章琢句。可见赠答诗这种形式，在诗歌当中是最易于抒情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诗人较易于操作的一种艺术形式，而秦嘉、徐淑夫妇首创这种形式，应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秦嘉、徐淑夫妇不仅开创了赠答诗这种形式，而且在题材领域上，亦具有开拓之功。夫妻情事，本为闺房帷幔之间的私家之语，不登大雅之堂。而秦嘉、徐淑诉诸五言诗，出以文情雅意，情愫婉转，意绪留连，直把平凡而深曲的夫妻之情，平易和缓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从现存五言诗的题材上来考察，秦嘉、徐淑赠答诗是第一个涉及夫妻情事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关键还在于，秦嘉、徐淑夫妻的言情写意，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是一组写得很成功的抒情诗。从诗人写情的手法上来看，既没采用《诗经》的比兴，不用景物衬托，也没采用《楚辞》的夸张，不用香草美人，而是采用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虽然情辞简易平白，不显峥嵘，不示曲折，但真情毕露，率直感人。夫赠妻答，既没有大起大落的感情起伏，也没有细针密线式的熔裁剪接，而是平和叙事，婉曲言情，以一种发于内心出于自然的真情真性感染人影响人。沈德潜说徐淑的诗“词气和易，感人自深”（《古诗源》卷三），我看此言移以评价秦嘉、徐淑的赠答诗，也颇的当。这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尤其显示出了全诗的个性化特征。
四
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分析，秦嘉、徐淑赠答诗也具有鲜明的特色，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惜时情调
惜时哀世，是秦嘉、徐淑赠答诗中最鲜明、也是最富有特征的一个思想内容，它典型地反映了东汉后期中下层文人对于生命意义的体认和哀叹，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哀鸣曲。试看秦嘉《诗》第一首，开头四句：“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写夫妇欢会，却从“人生”的大题目开始，体现出一种宏观的生命的意识；而这种生命意识却是“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是人生短暂、处世多艰，是哀时的、惜世的，是低调的、悲观的。在这样一种大的情绪的笼罩之下，又处于夫妻遽然远离，而又不能面别的现实情境的困扰之中，再来看夫妻的聚会，自然是“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其中心的悲怆和感慨，无形之中就要沉痛许多、凝重许多。第二首“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所谓“欢乐苦不足”，即第一首之“欢会常苦晚”，所表达的基本情调是前后一致的。第三首，主要叙写赠送信物，表达衷情，但也都充满惜时情调。诗中所谓“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实即其《重报妻书》中之“明镜可以镜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的意思，字里行间隐约着珍爱生命、及时行乐的意味，与第一首、第二首同一基调。至于徐淑的《答秦嘉诗》，更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时不我待、荣华难再的情绪，充满着对于“悠悠兮离别”，“去我兮日乖”的无可奈何的感喟和哀叹。这种意绪，是与“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的意思彼此一致、一脉相承的。凭心而论，夫妇聚散，本是人生中寻常小事，诗人却把它与人生短暂、珍爱生命联系起来，“小题大做”，给予如此浓彩重墨的描绘，可见其生命的意识是多么的强烈，其哀世惜时的情绪是多么的浓重。
必须指出，这种哀世惜时的情调，并非秦嘉、徐淑二人所独有的，偶然触发的，而是当时中下层文人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和意识。征之《古诗十九首》，便可一目了然。《古诗十九首》当中，也充满着人生短暂的哀叹。试举数例，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等等。所以，在《古诗十九首》当中，良朋宴会，日饮美酒，被服纨素，弹筝读曲等及时行乐思想，成为一个基调，而这种基调，其声吻言辞，虽然不是全部，却可以部分从秦嘉、徐淑的赠答诗当中找到影子，觅到知音。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秦嘉、徐淑赠答诗的这种惜时情调，并非人云亦云的无病呻吟，而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的。秦嘉、徐淑诗中所言，均从一己之情感出发，而非从一般之伦理出发；所言“人生”，乃个人之人生，而非普遍之人生。喜怒哀乐，均因夫妻生离死别而触发，是从夫妻聚少离多这样一个个案的感触，来引发起“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这样一个普遍的人生际遇的慨叹，进而引发起哀世惜时的基本情调的。
当然，《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角度，均非秦嘉、徐淑赠答诗所可企及，我们这里仅以句摘的形式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秦嘉、徐淑赠答诗中的哀世惜时的情调，在当时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2.使典用事，初显五言诗的文人化倾向
使典用事，是诗歌文人化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文人创作诗歌，之所以喜欢使典用事，以至于形成一种倾向、一个特征，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诗歌内容本身的丰富化、深层化。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丰富了、深刻了，有的甚至更隐晦了，那么，诉诸诗歌，一二句大白话，自不能适应其要求，势必迫使诗人在创作过程当中，采取相应的手段来满足之、完善之；而使典用事——借古鉴今、以古喻今，借事寓意、用事达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借他山之石、攻自家之玉，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恰恰适应了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使典用事的结果，从创作效果上来看，便显出了诗歌表情达意上的曲折性和隐晦性。读者读诗，不太容易直接从诗面上，从诗歌的表层文字上，去准确理解诗歌，把握诗意，而必须从诗歌的表层意思的背后，从更深的层面上，去寻绎诗人的真意，把握诗歌的真谛。所以，使典用事这一创作手法，运用得当，可以准确而巧妙地表达诗人彼一情境下的曲折心态，在表情达意上可以达到增一分嫌长、减一分恨短的维妙维肖的程度。第二个方面，是诗人有意炫才耀博，显示腹笥。这是诗歌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诗人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创作内容，缺少创作激情，而专门“为文造情”的结果。他们沉湎于事典，陶醉于技巧，以“掉书袋”为荣，最终成为“书虫”。
秦嘉、徐淑的赠答诗，属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肇开文人诗使事用典的滥觞，初显文人诗使事用典的端倪。在秦嘉、徐淑的四首赠答诗中，共可发现有三处使事用典的诗句：
①秦嘉《诗》第一首：“忧事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句出《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②秦嘉《诗》第三首：“诗人感木瓜，乃欲赠瑶琼”，句出《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③徐淑《诗》：“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句出《诗经·邶风·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这种使典用事，应该说还仅仅是一种迹象，一种征兆，显然属于我们以上所分析的第一种情况，即为了表情达意的丰富、深刻，而采取的一种创作手法。从秦嘉、徐淑赠答诗本身来分析，我们看到这种创作手法运用得还是很成功的，它有力地丰富了、深化了诗人们所要表达的深情厚义，巧妙地传达了彼此埋藏于心底而又难以言传的婉转心曲。所以，这种使典用事，应视为成功的例子。而更重要的是，从五言诗的艺术发展史上考察，秦嘉、徐淑赠答诗是现存五言诗当中最早采用使典用事这一创作手法的诗歌，就连与秦嘉、徐淑赠答诗同时的《古诗十九首》，也没有发现有类似使典用事的情况。也就是说，秦嘉、徐淑赠答诗是五言诗中使典用事的滥觞者，此一历史功绩与地位，应予充分肯定和评价。
至于秦嘉、徐淑赠答诗中的使典用事为什么都集中于《诗经》，我想这与《诗经》在汉代的至高无尚的地位有关。从内容上讲，汉设五经博士，给予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以崇高的地位，士人学子，无不诵读熟读而后可，那么耳濡目染，口熟能详，形于文而发于诗，情不自禁、自然而然便会流露出来留下痕迹，所谓心到手到，这种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融于血脉不可遽分的影响。看看汉代诗文，多与五经相关联这一现象，便可了然。从形式上讲，《诗经》的四言形式，实际上影响了汉代三四百年的诗歌创作。仅从今天流传下来的诗歌来看，汉代文人诗，绝大部分都是四言诗，四言诗的形式实际上占据着汉代诗坛的统治地位、主导地位。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思想。《诗经》思想内容在汉代的统治地位，也就决定了它在艺术形式上的统治地位。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秦嘉、徐淑赠答诗的使典用事全出于《诗经》的现象。秦嘉、徐淑赠答作诗，使用五言俚体，已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而在这“离经叛道”的创作过程当中，稍稍留下一些出于“经”而缘于“道”的痕迹，应该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3.徐淑《答秦嘉诗》的骚体五言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关于五言诗形式的形成，我已有专文探讨。我认为分析五言诗体与《诗经》的四言体、《楚辞》的骚体的关系，既要明确它们各自与五言诗体形式的关系，各自对于五言诗体形式形成的影响，同时也要明确它们对于五言诗体形式之形成的影响，是共同发生的，是共同作用的。既不能单独归功于四言一家，撇开骚体一家而不顾，也不能单独归功于骚体一家，撇开四言一家而不顾。这里，我们在徐淑的这首五言骚体诗当中，可以再次验证这一点。
徐淑的这首五言诗，从形式上看，是非常独特的。从五言诗体的形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标本，它是四言诗体、骚体与五言诗体的集合体、结晶体，通过解剖，我们可以再次认识五言诗体形式之所以形成的途径和依据。
首先，从形式上看，它是四言诗句加一个字而成为五言诗句的典型诗例。因为：（一）这一个字加在四言诗句的中间，使“二二”的四言节奏型变为“二一二”的五言节奏型，恰好是一字中分，“平分秋色”，不偏不倚；而这种“二一二”的基本节奏型，同其变格“二三”节奏型和“三二”节奏型一样，都是五言诗中最为基本的节奏型，也是诗人们最为常用的基本节奏型。换句话说，这一字之加，使四言变成的五言，是适用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如果这一字加在了第二个字或第四个字的位置上，使其节奏型变成了“一一三”或“一二一一”，虽然也变成了五言，但那就是不适用的，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字之加，只改变了诗句的形式节奏，而并没有改变诗句的逻辑节奏，也就是说，并没有打破原有诗句的逻辑关系，没有改变原有诗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全诗共20句，倘若去掉所加的这个“兮”字，几乎所有的诗句的意思仍然都是完整的，逻辑关系仍是成立的。试看：“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读下来，恐怕只有“君发（兮）引迈”一句稍感龃龉，语意有乖。也正为如此，我们才能判断，这首五言诗是四言诗体加一字而形成的，是四言与五言的集合体、结晶体。
其次，重要的是，这所加一字乃为“兮”字，而“兮”字又是骚体的最典型的特征；所以，它又透露出骚体与五言体相结合、相作用的信息。照上所论，既然“兮”字本身无实在意义，而且加在四字中间又不影响诗句的逻辑关系，那么，是否可以忽略不计，仍视其为四言诗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徐淑所作《答秦嘉诗》，有一个基本的参照因素，那就是秦嘉的赠诗。秦嘉赠诗为五言，徐淑答诗也必为五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因为其中夹有“兮”字，我们得将它视为骚体五言罢了。
所以，综上二点所论，我们有理由证明，徐淑的这首《答秦嘉诗》，确为我国诗歌史上一个难得的活化石。它本身为五言体，却又根植于四言体，脱胎于楚骚体，典型地反映了东汉末年五言诗体尚在萌芽，四言体、楚骚体逐渐退出主要历史舞台的重要信息。因此，我称它是四言、骚体与五言的集合体、结晶体，是五言诗体发展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活标本、活化石，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