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诗歌_诗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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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又结合朝鲜诗歌体裁的创作实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式诗学体系,因此就具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朝鲜诗话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强调写诗必须有自我发现;诗话诗论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面;诗话论诗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第二,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印迹。第三,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识。

诗话,是东方独具特色的一种诗论载体。在中国,自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公元1072年)问世以来,诗话就成为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样式。时隔138年之后,在中国诗话勃兴之势的影响下, 在睦邻友好之邦高丽也出现其最早的一部诗话《破闲集》。再过一百多年之后,与华夏一衣带水的列岛之国日本也首次出现了以诗话命名的《济北诗话》。从此,在古老的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在世界的东方,诗话文学便蔚为风尚。勿庸置疑,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凝聚着朝鲜历代文学精英的聪明智慧,又结合朝鲜诗歌体裁的创作实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式诗学体系,因此就具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一、诗话的概念

何谓诗话?“诗话”之名的由来以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是研究朝鲜诗话首先必须解决的研究课题。

诗话之称,起源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早已出现了《诗品》、《诗评》、《诗论》、《诗说》、《诗式》、《诗格》之类的诗论著作或诗论体裁。从词义学看,《诗品》、《诗评》、《诗论》侧重于诗歌的评骘议论,风格过于严肃;《诗说》、《诗式》、《诗格》则侧重于诗句的诠释,内容过于单调。这些都不符合欧阳修的创作本意,因此他不愿意步人后尘,拾人牙慧,而是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创造出了一种闲谈性的、随笔性的、轻松活泼而又富于弹性的新的诗论体系,即诗话。

欧阳修所创始的“诗话”,其最初的含义是“以资闲谈”,论诗及事,重在诗本身的掇拾。但是,这种“以资闲谈”的关于诗的随笔,后来发展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跨进了古代文论的宏观领域,其内容大致包括标举论诗宗旨,推溯诗派渊源,评论作家作品,摘录诗歌佳句,漫谈诗歌技法,记述诗人轶事,考证诗意掌故,诠释诗句僻典等,凡是牵系到诗歌的言论,均可囊括其中。这样一来,诗话的概念也随之扩大了。著名文艺批评家郭绍虞先生指出:“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1〕这个论断较为中肯,将诗话的性质、内容和形式都顾及到了。显然,这是演变和扩大了的“诗话”,是广义的“诗话”,是对诗话所作的现代意义的解释。

朝鲜人对诗话概念的理解,也有个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按其内容来说,是诗歌之“话”,就是关于诗歌的故事;按其体裁而言,就是关于诗的随笔体,以“资闲谈”为创作宗旨。广义的诗话,乃是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凡属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述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都可以叫做诗话。从这个意义来说,朝鲜诗话概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早期诗话即中古诗话,大都是属于狭义的诗话,如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李齐贤的《栎翁稗说》等,均采取“闲谈”随笔体式,以“记事”为主,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虽无“诗话”之名,却存诗话之实。李奎极、李齐贤将自己的诗话以“小说”或“稗说”命名,也都含有“故事”之意。显然,这是狭义的诗话,是诗话之体发展的初级阶段。如果诗话之体仅仅停留在“闲谈”、“记事”的初级阶段,那就没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了。

到了近古时期,以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为标志,朝鲜诗话以新的面貌姿态进入了诗话发展的高级阶段——广义的诗话。广义的诗话,不再以“资闲谈”为目的,也不再局限于“记事”,诗话的重心从记诗事转到诗论,从说诗转为诗评,从诗本事转向诗学、美学论了。可以说,这种广义的诗话,是对原来那种狭义诗话的概念上的超越,是诗话之体逐渐发展、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在朝鲜,《东人诗话》是第一部正式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它初步实现了诗话由“闲谈”、“记事”向谈诗论诗为主的质的转变,而且从观念和形态上摆脱了稗说的影响,实现了朝鲜诗话的自觉革命,为后期朝鲜诗话之体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据不完整统计,《东人诗话》问世之后,朝鲜时代刊印的以诗话命名的专著共有43部〔2〕,如《清江诗话》、《松窝诗话》、 《惺叟诗话》、《霁湖诗话》、《百家诗话抄》、《象村诗话》、《壶谷诗话》、《诗话丛林》、《严叟诗话》、《屯庵诗话》、《东人诗话》〔3〕、 《东国诗话汇成》、《龟磵诗话》、《诗话类聚》、《诗家诸话随录》、《海东诸家诗话》、《海东诗话》、《东国诗话》、《诗话抄成》、《秋斋诗话》、《杨梅诗话》、《研经斋诗话》、《绿帆诗话》、《青邱诗话拾遗稿》、《宁斋诗话》、《海东诗话》、《天喜堂诗话》、《东诗话》、《榕灯诗话》、《西京诗话》、《训蒙诗话》、《彝叙诗话》、《云窗诗话》、《别川诗话》、《桐隐诗话》、《青楼诗话》、《西涯诗话》、《东游诗话》、《诗话》、《朝鲜古今诗话》、《朝鲜诗话》、《玉瑠山庄诗话》等。除此之外,虽不以诗话命名,但实际包含诗话内容的专著有67部,如《慵斋丛话》、《笔苑杂记》、《秋江冷话》、《师友名行录》、《謏闻琐录》、《龙泉谈寂记》、《思斋摭言》、《稗官杂记》、《杂言》、《诗法源流体意声三字注解》、《松法漫录》、《海东野言》、《鹤山樵谈》、《月汀漫笔》、《遣闲杂录》、《艮翁疣墨》、《五山说林》、《闻韶漫录》、《涪溪记闻》、《芝峰类说·文章部》、《山中独言》、《於于野谈》、《效颦杂记》、《晴窗软谈》、《溪谷漫笔》、《畸翁漫笔》、《学诗准的》、《玄州怀恩录》、《潜谷笔谈》、《诗文清华》、《小华诗评》、《终南丛志》、《菊堂排语》、《旬五志》、《壶谷诗评》、《西浦漫笔》、《水村漫录》、《玄湖琐谈》、《囚海录·论诗文》、《农岩杂识》、《晦隐琐录》、《南迁日录》、《左海裒谈》、《旅庵诗则》、《平仄韵互举》、《证正日本韵》、《东音解》、《二旬录》、《星湖僿说·诗文篇》、《樗湖随录》、《梅翁闻录》、《巴人识小录》、《枫岩集话》、《笔苑散语》、《清脾录》、《蟾泉谩笔》、《晹葩谈苑》、《东人论诗绝句》、《声韵说》、《箨翁闲谈》、《林下笔记》、《读国朝诸诗》、《东诗丛话》、《诗所》、《韵学本源》、《青韵杂丛》、《韶堂集·杂言》等。

综观这些书名,便可了解朝鲜诗话名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朝鲜诗话命名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以作者姓名、字号名书。如《清江诗话》、《惺叟诗话》、《象村诗话》、《天喜堂诗话》。

(二)以仕宦名书。如《稗官杂记》。

(三)以地名名书。如《海东野言》、《小华诗评》、《东诗丛话》、《西京诗话》。

(四)以时间名书。如《旬五志》、《二旬录》。

(五)以论诗宗旨名书。如《诗则》、《诗所》、《论诗准的》、《壶谷诗评》、《菊堂排语》。

(六)以笔体名书。如“破闲”、“小说”、“稗说”、“杂记”、“琐录”、“摭言”、“漫录”、“谩笔”、“笔谈”、“笔记”、“日录”、“杂识”等。

有些书并不是诗话专集,如《慵斋丛话》、《芝峰类说》、《星僿说》等,按其体裁,均为随笔、小说、漫笔或杂录;按其内容,既有诗话又有文话,既有史话又有野谈,题材非常广泛,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根据18世纪朝鲜诗话作家洪万宗所编《诗话丛书》一书,可以肯定近世朝鲜诗论家对诗话概念的理解是相当成熟的了。洪万宗在《小华诗评·自序》中,就《诗话丛林》的编写动机写道:“余闻无不求,得无不览,第于其间并载朝野事迹、闾巷俚语,篇帙浩汗,难于记览。于是合诸家所著而专取诗话,集成一编,名之曰《诗话丛林》。”又在《诗话丛林凡例》中,进一步阐明道:“如《破闲集》、《补闲集》、《东人诗话》,专是诗话,当以全书看阅,故兹不抄录。如《栎翁稗说》、《於于野谈》等十余书,乃记事之书,而间有诗话,故今只拈出诗话,别作一编,以备吟玩。”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洪万宗在一般记事书中“只拈出诗话”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将诗论之体的记事与非诗论之体的记事严格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洪万宗所选编的诗话,是近乎广义的诗话。

南文始的《龟磵诗话》(公元1772年),则用形象的比喻,一语道出了诗话的定义。“大凡人必以所业者话。业于酒者,弹冠杏垆。相逢以酒话;业于农者,索绹松灯,相对以农话;业于釰技者,猎缨屠门,相与轩眉以釰话。莫不以己所业者,名话其话。业于诗者亦然,水楼朋罇,山寺僧榻,景物晴姘,更鼓迟迟,相与挥尘,尾碎壶口,屑于眉捷,动以口吻,霏霏如玉屑者,无一话非诗也。”〔4〕这虽是一段很平凡的语言,但也确实概括出了诗话的一些基本特征,即诗话是指一切关于诗歌的闲谈琐语。

那末,今人对诗话的概念又作何种解释呢?据韩国忠南大学诗话研究专家赵钟业教授称:“‘诗话’者,诗之批评也。凡诗之批评,今人谓之‘诗论’,而古人则谓之‘诗话’。……苟以广义概念之诗评言之,自诗之品第、诗格、诗法以至诗之解释、诗文故事等,莫不可以在诗话范围之内。”〔5〕当然,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广义的诗话。 按照赵先生的这种解释,凡是一切论诗之言、之文、之著,不管其形式是否采用随笔体,全都可以纳入诗话之列。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把诗话的范围划得太宽了,自然而然地会掩盖它的一些本质属性,如闲谈性、随笔性,论诗及事、论诗及辞,等等,从而使它的存在失去意义。这是因为诗话这一体裁概念具有其相对的确定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诗论体裁,是一种随笔形式的诗论,而与一般的非随笔形式的诗论有着本质的差别。既然存在着差别,那么诗话与笔记小说、单篇诗论、诗格、诗条等不能混为一谈,应当根据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确定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以此来判断哪些是诗话,哪些不能算作诗话,这才有利于诗话研究。

关于诗话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今人蔡镇楚教授指出:

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题序跋记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

第二,必须是由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于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

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讲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6〕

蔡先生提出的这三个标准,对确定诗话的范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这三个标准,诗话的界说就比较容易分辨清楚。只要符合这几条标准,具有三大要素,不论是标名“诗话”的,还是未标名“诗话”的,都可以视为“诗话”。同时也只有具备这三条标准者,才能称之为“诗话”,缺一不可。这样,既可以避免失之过宽,也可以避免失之过窄。

二、朝鲜诗话的起源与演变

朝鲜诗话产生于13世纪初即高丽中叶,以后经历高丽、朝鲜两个朝代,并可分为中古、近古、近世三个发展阶段,与中国诗话发展史上的元、明、清、近代基本吻合。

中古时期,是朝鲜诗话的初创阶段,即高丽朝的中叶至末叶。此时的朝鲜诗话,是采用“闲谈”随笔形式,以记事为主,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主要代表作有李仁老《破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崔滋《补闲集》和李齐贤《栎翁稗说》。这是朝鲜最早的四部诗话。虽无“诗话”之名,却存诗话之实。

诗话是一种独立的诗论体裁,它的产生必然具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那么,朝鲜诗话所以能诞生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呢?一是由于高丽中叶封建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初步完善,使得人们对于诗、赋、颂、策等文体重要性的认识和关于诗歌的批评意识迅速提高;二是高丽时期出现一种稗说体的文学样式,充任诗话之母体的作用,开始孕育出了一部分诗话内容;三是在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直接影响下,高丽中叶出现了为诗话之体接生的一位能干的“助产婆”——李仁老。

李仁老的《破闲集》,是朝鲜最早的诗话之作。关于这部专著性质,李仁老在《破闲集·后记》中写道:“吾所谓闲者,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此,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若夫汩尘劳役名宦,附炎借热,东骛西驰者,一朝有失,则外貌似闲而中心汹汹,此亦闲为病者也。然寓目于此,则闲之病亦可得而医也。若然,则不犹愈于博奕之贤乎?”〔7〕一言以蔽之,其基本性质便是“破闲之资”。 这同北宋欧阳修在说明《六一诗话》的写作动机时所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足以证明,李仁老的《破闲集》是效法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而创作的稗说体作品。

李仁老倡导的“破闲之资”的新的文学样式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它诞生之后,很快为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认同和效仿,紧接着就出现《白云小说》、《续破闲集》(即《补闲集》)、《栎翁稗说》等等一批诗话作品,与《破闲集》相呼应。从此,诗话之体便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崛起于朝鲜半岛,蔚为风尚,效者云集,作家作品辈出。可以说,《破闲集》是朝鲜诗话之嚆矢。

朝鲜诗话之溯源,可能比这还要早。这里所谓溯源是指促成某一事物诞生的多种因素,因此它不是单一化的、而是多元化的,是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的,它与某一事物的起源有着本质区别。朝鲜诗话的溯源或来源,既有其内部的因素,又有来自外部的因素。自统一新罗以后,朝鲜已出现崔致远、朴寅亮等汉诗名家,并伴之以简短的诗歌批评。如《三国遗事》云:“罗人尚乡歌者尚矣,盖诗颂之类欤?故往往能感动天地之鬼神者非一。”〔8〕又如高丽赫连挺序《均如大师传》云:“诗构唐辞,切磋于五言七字;歌排乡语,磨琢于三句六名。……八九行之唐序,义广文丰。十一首之乡歌,词清句丽,其为作也,号称‘词脑’,可期贞观之词。精若赋头, 堪比惠明之赋。 ”〔9〕此序写于1075年,比高丽第一本诗话书出世还早一百多年。可见,朝鲜古代诗歌批评意识早在诗话诞生之前就已经产生。在本民族作家中诗歌批评意识不断发生壮大,这是朝鲜诗话产生的重要的内部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我国宋代兴起的诗话专著源源不断地传入高丽。它像及时好雨浇灌高丽诗坛,直接助长了高丽诗话的萌发。

中古时期诞生的高丽诗话,在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无数诗话家的创造性实践,按照自身的规律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松到严肃,不断进化,不断革新,终于出现了新的演变和飞跃。

近古时期诗话之体的新的流变,主要表现在诗话以记事为主向“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徐居正的《东人诗话》,是朝鲜诗话之体由记事向论诗转变的重要标志。《东人诗话》虽然论诗必言事,但是其言事也必论诗。“记事”是作为论诗的根据和事实而存在着,正如姜希孟在《东人诗话序》中所言,它和中国的诗话选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一样,是“诗家之良方”,“其有补于词学岂浅浅哉?”《东人诗话》不仅完成了诗之体从以记事为主向以谈诗论诗为主的质的转变,而且在观念和形态上摆脱了稗说的影响,实现了朝鲜诗话的自觉革命,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为后期朝鲜诗学的发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到了李氏朝鲜中、末叶即近世时期,朝鲜诗话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是朝鲜诗话创作鼎盛的黄金时代。处于这个阶段的朝鲜诗话,大致经历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诗学崇尚的流变。自新罗至高丽之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推崇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到高丽中、末叶则转而宗宋,崇尚苏轼、欧阳修、梅圣俞之诗,尤其是尚东坡之学声势浩荡,直至李朝初期,饮誉甚久。到了近世,与明代七子“诗必盛唐”相呼应,崔庆昌、白光勋等又转而宗唐,由尊崇东坡回复到崇尚杜甫。正如李晬光《芝峰类说》中所言:“我东诗人,多尚苏黄,二百年间,皆袭一套,至近世崔庆昌、白光勋始学唐。”在诗歌理论批评史上,首先打起“崇尚唐诗”旗号的是许筠。他指出:“诗至于宋,可谓亡矣。所谓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诗之理,不在于详尽婉曲,而在于辞绝意续,指近趣远,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最上。乘唐人之诗,往往近之矣。宋代作者不为不少,俱好尽意而务引事,且以险韵窘押,自伤其格。”〔10〕他借用严羽所言:“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依据,对宋诗的“筋骨思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经过宗唐与宗宋之间的几次反复与交替之后,到了李朝英祖、正祖年间,朝鲜诗坛受清代乾嘉诗风影响,又转向“兼宗唐宋”,极力推崇清代诗论家王士禛和袁枚之辈。《弘斋全书》、《韶堂集》所论及的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全面地引进和继承了清代诗话的三大学说,并具有自己的理论个性和方法论体系。由于中国诗坛的直接影响,朝鲜诗苑自近古至近世,大凡经历了宗宋→宗唐→兼宗唐宋的三个主要阶段。

二是从论事为主到论诗为主的转变。早期朝鲜诗话多半以论事为主,注重于诗人诗句、诗坛轶事、传闻的掇拾,而不重在诗论。而进入近世以后,逐渐摆脱稗说文学的影响,诗话的重心就由记事为主转向谈诗论诗为主,开始注重于诗歌评论。诸如许筠之《惺叟诗话》、梁庆遇之《霁湖诗话》、南龙翼之《壶谷诗评》、洪万宗之《小华诗评》、金昌协之《农岩杂识》等,皆偏重于对中朝历代诗人诗作的评论。当然,这种评论依然是评点方式,但较之初期诗话中的“闲谈”、“记事”,其评论性大大增强了。如金昌协《农岩杂识》云:

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唐人诗有得于此,故无论初盛中晚,大抵皆近自然。今不如此,而专欲模象声色,黾勉气格,以追踵古人,则其声音面貌,虽或仿佛,而神情兴会都不相似,此明人之失也。

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然其自为也,未必胜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轮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涂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明人太拘绳墨,动涉模拟效颦学步,无复天真,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欤?〔11〕

这则诗话以极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出唐诗、宋诗、明诗的长短与优劣,对比强烈,立论有力,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此外,进入近世之后,也出现了比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如申景濬的《旅庵诗则》(公元1734年)等。这部专著假托回答童子之问,详细阐述了诗歌的体裁、内容、声律、素材、诗格、诗例、诗法、风格等,条分缕析,自成体系。全书先以体、意、声三者为大纲,分别讲述了体有五言、七言、辞、歌、行、歌行、操、引、怨、叹、吟、曲、谣、咏、篇、律诗、绝句;意有主意、运意;声有商、角、征、羽、宫。然后讲诗以情、物、事三者为描写对象,运用铺陈、影描、体用、主实、静动、长短、广狭、重轻、赋比兴等各种创作方法,将自己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个性文学观的理论专著。它将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活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汉文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成为李朝后期诗歌理论的规范。

三、朝鲜诗话的基本特征

现存的朝鲜诗话,有110多部。综观这些诗话之作, 可以发现朝鲜诗话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

朝鲜李朝后期,由于朝鲜文字的创制、国语体诗歌的繁荣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诗话创作的民族色彩较以前更鲜明了,因而诗话诗论的民族性也随之增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强调写诗必须有自我发现。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一书中写道:“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唐人之诗,立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此其可法也。然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载之间,而欲其声音气调无一不同,此理势之所必无也,强而欲似之,则亦木偶泥塑之象人而已。其形虽俨然,其天者固不在也,何足贵哉?”〔12〕金昌协认为,写诗若勉强效法唐诗,形则似之,实则没有自我天情,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只不过是“木偶”或“泥塑”。洪万宗在《小华诗评》里更明确地指出:“世之言唐者斥宋曰‘卑陋不足学也’,学宋者斥唐曰‘萎弱不必学也’。兹皆偏僻之论也。唐之衰也,岂无俚谱;宋之盛也,岂无雅音?只在吾自得之妙而已。”〔13〕其所言“贵在吾自得之妙”,这正是朝鲜诗人对待外国文学遗产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北学派的主将朴齐家也主张要从以前的尊唐、宗宋之争里摆脱出来,广学博采一切时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吸取其精髓,以开拓新的境界。这种开放意识,在朝鲜后期实学派代表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丁茶山在《与犹堂全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朝鲜人, 甘作朝鲜诗”。 这是19世纪进步思想家发出的唤起朝鲜诗界革命的一句响亮的口号。在这种民族主体论思想的带动下,朝鲜后期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民族化、个性化的新的境界。

其次,诗话诗论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面。如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柳梦寅的《於于野谈》、许筠的《惺叟诗话》、南龙翼的《壶谷诗评》、洪万宗的《小华诗评》等诗话,都用绝大多数的篇幅去评论朝鲜诗人及其诗歌。近世朝鲜诗话论诗重点的转移,正标志着朝鲜诗话创作中的那种可贵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如果没有朝鲜民族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几乎就没有朝鲜诗话的存在。

最后,诗话诗论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近世朝鲜诗话,特别注重于对朝鲜本国诗人、画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军事家等民族英雄、一代英才的记载和颂扬,对祖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例如申钦《晴窗软谈》云:“我朝文章巨公,非不蔚然辈出,务为传家,至于取法李唐者绝少。冲庵、忘轩之后,崔庆昌、白光勋、李达数人最著。”并认为冲庵的诗脍炙人口,“置之唐人集中,辨之不易”。〔14〕从该时期的诗话著作中,还能发现有些诗论家从民族主体意识出发,对用事用典作出了新的解释。如丁茶山说:“我邦之人,动用中国之事,亦是陋品。须取《三国史》、《高丽史》、《国朝宝鉴》、《舆地胜览》、《惩毖录》、《燃藜述》及其他东方文字,采其事实,考其地方,入于诗用,然后方可以世而传矣。”〔15〕他们的这种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朴素的文学观念中,已经包含着有民族色彩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6〕的真理。

朝鲜近世诗话卷帙浩繁,众彩纷呈。然而,进入20世纪初叶,随着朝鲜国语文学的普及和汉文文学的退位,朝鲜诗话便日趋衰落,寥若晨星,终于走完了它的长达七百年的光辉历程。

其二,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

朝鲜自古以来就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之内,尚儒尊孔是朝鲜古代文化的基调。因而,在朝鲜人的传统文学观念中特别强调“文以载道论”,出现诸如“文者,蹈道之门”〔17〕、 “文者, 载道之器”〔18〕、“文者,贯道之器”〔19〕、“文者末也,道者本也,文者流也,道者源也”〔20〕、“文章者,道之英华也”〔21〕等观点。这些观点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学家的文道观,如韩愈的道统论、柳宗元的明道论、李汉的贯道论、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论、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论、朱熹的道主文从论等,是用来宣扬儒家的宇宙观,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与此对立,朝鲜近世有些进步思想家们曾打起了另一面旗帜,标榜“文道为二”或“以文为戏”(朴趾源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文学观和脱离朱子学的倾向。纵观朝鲜七百年诗话史,除新旧儒学外,也曾出现过像李仁老那样的佛家诗论,像许筠那样的道家诗论,又像金时习那样的表面上“削发为僧”而内心则不愿“以异道显示”的方外文人〔22〕,但大多数的文人是集结在儒家“文以载道”这面旗帜下,借以达到“归正”、“明道”、“正德”的。在诗学方面,朝鲜诗话重儒家“诗教”,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重诗品人品,追求诗歌的人格之美。如崔滋《补闲集》卷中引人之语云:“诗三百篇,非必出于圣贤之口,而仲尼皆录为万世之经者,岂非以美刺之言,发其性情之真,而感动之切,入人骨髓之深耶?”而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朝鲜诗话一再强调“诗者言志”〔23〕,认为“诗关风教,非直吟咏物色耳”。〔24〕基于这种诗学观和审美观,朝鲜诗话特别推崇中国诗人杜甫。徐居正《东人诗话》将杜甫视为“诗圣”,赞许杜甫诗作勤于推敲,云“古人诗不厌改,少陵诗圣也。”李晬光《芝峰类说》比较全面地论及唐代诗人之后,特别突出了杜甫“诗史”的崇高地位:

古人谓李白为仙才,李贺为鬼才,又谓李白为诗仙,杜子美为诗史。胡宗愈言杜子美,凡出处去就,悲欢忧乐,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也,故谓之“诗史”。余谓诗而为史,亦诗之变也。

在中国,杜甫作为“诗圣”的形象,卓然屹立于诗歌王国的群峰之巅。朝鲜诗话承儒家“诗教”之旨,推崇杜甫为“诗圣”、“诗史”,恰好说明儒家文化对朝鲜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

其三,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论。

朝鲜诗话大多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宗,以“闲谈”、“记事”为创作旨归,风格轻松、活泼,体制自由、松散,语言平易、浅近,很少单独发议论,很少直接了当地阐述个人的诗歌理论见解,多半是寓诗论之见于“闲谈”、“记事”之中。在朝鲜诗话史上,诗话创作的这种“欧化”倾向,从高丽诗话到李氏朝鲜诗话,从第一部以“诗话”名书的《东人诗话》到近世的《榕灯诗话》、《青楼诗话》等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像中国诗话那样,出现“以论事为主”的欧派诗话向“以论辞为主”的钟派诗话的质的飞跃和超越。正因为这样,朝鲜诗话多半是“记事”,即重在对诗人行事、诗本事、诗歌创作的记述,重在诗坛奇闻轶事的掇拾,评论诗歌也只是就诗论诗,就诗评诗,三言两语,点到即止,不作任何引申、生发,注重微观的考察,而不注重宏观的把握。

朝鲜诗话论诗的风格特色,由此可见一斑。而在朝鲜后期诗话中,如申钦《晴窗软谈》、许筠《惺叟诗话》、洪万宗《小华评诗》、金昌协《农岩杂识》那样,略具宏观气势者,也并不鲜见。

朝鲜诗话一般很少有长篇大论,很少有抽象空泛的诗论。它没有奇妙的布局谋篇,而采用松散的论诗体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随笔掇拾,体制灵活,然而其字里行间却蕴藏着丰富的诗歌理论之见,不象西方诗学那样受到作者的思维机制和严密的构思行文之束缚,而使作者完全进入摆脱一切束缚的充分“创作自由”的境地。这种“创作自由”,是其他文艺评论样式所没有的。这样的理论,讲真话,抒真情,述真事,偶感随笔,片言中肯,富于亲切感。

有些鄙薄东方诗话的人们,往往只崇拜西方的“名派”理论著作,崇尚长篇大论,看不到有些人虽有名气,而其言论常常无实质。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又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25〕这也是对诗话的禀性和气质所做的公允的评语。

注释:

〔1〕郭绍虞:《清诗话前言》。

〔2〕〔4〕〔5〕〔8〕〔9〕〔11〕引自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

〔3〕撰者未详,写于1743年,与徐居正《东人诗话》同名。 今存讲鲁斋手抄本。

〔6〕蔡镇楚:《诗话学》第31、3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7〕《破闲集》卷下,韩国太学社1983 年刊印《韩国诗话选》第77、78页。

〔10〕许筠:《惺叟覆瓿稿》卷四文部一《宋五家诗抄序》。

〔12〕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杂识》。

〔13〕洪万宗:《诗话丛林·附证正》。

〔14〕洪万宗编《诗话丛林》第221页,汉城亚细亚文化社刊版。

〔15〕丁若镛:《与犹堂全书》卷二十一《寄渊儿》。

〔16〕鲁迅:《致陈烟桥》,《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2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7〕崔滋:《补闲集序》。

〔18〕郑道传:《三峰集》卷三《陶隐义集序》。

〔19〕徐居正:《东文选序》。

〔20〕徐命膺:《保晚斋集》卷六《答郑子正昌朝书》。

〔21〕洪良浩:《耳溪集》卷十六《御定八家手圈跋》。

〔22〕方外文人:指李朝时期具有摆脱朱子学文学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

〔23〕〔24〕柳梦寅:《於于野谈》。

〔25〕钱钟书:《七缀集·谈〈拉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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