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科举“义约”考论
祝尚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南宋时期，已通过发解试并获得州郡荐书、即将赴省试(礼部试)的举子，有不少人因家境贫寒，面临交通食宿、房租、考场用品购买等费用难题。用签约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的“义约”则应运而生，并在今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广泛流行。义约的名目繁多，以江西地区为例，就有以科举为名的“词赋义约”“经赋义约”，以等第为名的“龙头义约”“梯云义约”“甲科义约”“南宫义约”，以地域为名的“新昌县义约”“古洪三洲义约”“楚泮荣登义约”“安仁县兴德乡义约”，及以个人名义立约、以姓氏为名立约。义约的经费筹措形式包括众筹、得第者捐款、私试各科第一名出资等，这表明其订立主体事实上是得解举子。义约一方面推进了科举公正性的进一步实现，弥补了远方举子在制度方面缺乏的关怀，另一方面发扬了我国自古以来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
关键词： 科举；省试；义约；江西
楼钥(1137—1213)曾在《跋抚州崇仁县义约》一文中写道：
媺哉！义约之立也。风俗之媺恶，系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荐于乡，历求裹粮于亲故，终不满千钱。愤且惭，挂钱于城门，矢之曰：“我且显，当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轻去父母之邦，盖病其里俗之不可变也。[1]
楼钥所跋，乃崇仁县(今属江西抚州市)的《义约》，他以“媺哉”感叹此事之美好。所谓“义约”，指某些特定人群或个人出于道义，而自发订立的地方性救助盟约，特指为那些贫困的得解进士赴省试所缔结的集资组织。事情的原委是：每三年省闱开科时，历经十年寒窗苦读已幸运地通过发解试并获得荐书的学子们，即将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礼部考试，去追逐他们的人生梦想。但是，在兴奋之余，却几家欢乐几家愁，总有一些人因家境贫寒，资费不足，难以成行。于是，举子之间或乡邻遂志愿签署协议，互助或资助他们前往应考。此种纯属公益性质、不以牟利为目标的民间救济活动，主要在南宋江南一带如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流行。学界对此已有研究，但许多细节似尚不够明晰，本文试考论之。
一、科举考试：一场烧钱的战斗
宋代学子，一旦决定走应举之路，就开始了巨大的投入，所谓青灯寒窗姑且不计，即便一路顺风，闯过了发解试(本州试院举行，在整个科考中为第一级)，得到了州郡的荐书，即将要到京城(北宋在开封，南宋在临安)参加尚书省礼部试(即“省试”)，也依然面临经费难题。对都城附近的人来说，这也许不是问题，但若家在穷乡僻壤，由于路途遥远，一路的食宿费就足以令人神伤梦断。宋初，对远方得解进士，朝廷曾给予补贴，即发放“公券”。开宝二年(969)十月六日，太祖诏曰：“朕开设礼闱，敷求俊乂，四方之士，岁贡而来。眷惟遐远之乡，虑迫道途之费，爰稽古典，用示朝恩：自今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送举人，并给往来公券，仍令枢密院定例施行。”[2]又《燕翼诒谋录》卷一：“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劵，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干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3]所谓“公券”，盖只能在路途中使用才有效，故又称“驿券”。南宋亦有此制，但似乎只限于川、陕等少数偏远地区。如绍兴三年(1133)六月七日高宗诏曰：“四川得解进士有愿赴行在省试之人，给以进义副尉驿券，津遣前来。”[4]又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十五日诏：“川、陕进士将来省试，令四川制置大使依旧例施行。其合预殿试之人并赴行在，仍给五人衙门驿券。”[5]其他如山南、荆湖等北宋时尚给驿券的州郡，到南宋不再享有此项优待政策，故《燕翼诒谋录》的作者王栐(南宋时南方人)说：“今不复闻举此法矣。”可见到南宋时，驿券制度已远不能覆盖所有遐远乡邦，大多数贫寒子弟赴省试，只能自筹高昂的旅宿费。
乡镇以及村集体要更加积极地在劳务派遣制度中发挥作用。政府的劳务派遣组织，面对企业，比村民有更强的协商能力。同时，面对村民，也更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实际上，由乡镇政府或村集体主持的劳务派遣组织还可以在公益方面有所作为。
除往返交通食宿费用外，乡贡进士赴省的第二笔大开销，是房租费及购买试纸、桌椅、试篮等考场用品。在宋代，举子考试所用试纸、桌椅等要自备。吴自牧《梦粱录》曰：“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6]所谓“安泊”，指住宿，上引未载其价。同书卷四《解闱》写发解试(州试)时，谓“诸州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7]发解试如此，而省试时举子更多，在都滞留时间更长，其房屋租金开销之大，当远在解试之上。如李昴英[注] 李昴英(1201—1257)，番禺(今广东广州)人，宝祐二年(1254)廷对第三，官终吏部侍郎。 于宝庆二年丙戌(1226)到临安参加省试、殿试，在家书中说他“所赁之屋，一月二十券”。[8]又如购试纸，看似小买卖，但宋人特重之。姚勉曰：“岁次戊子(绍定元年，1228)，求士诏复自天而至，士皆治卷求试。(高)同父欲率朋友略出费十一二，而以己资先市佳楮，然后责偿。欲使士皆玉锦其文，贵以藻而贱以茅，为有司所爱重，取举第如拾芥。”[9]则试纸需“佳楮”，以迎合考官的爱好，而举子们相互攀比，以求不输在“起跑线”上，亦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举子赴省的第三笔开销，是请客送礼。这部分资费，主要用在上榜进士身上，下第举子也难完全幸免。保存至今的李昴英写给家人的(丙寅科)《第三书》，使我们知道其中许多细节。其曰：
某自归榜(指上榜)之后，……前日局中合干人来参，书吏、厅子、虞候、上名事官，每位三四十，某不敢留使，且待入局。京城桂玉之地，日费不赀。王魁缀其同舍宁国府杜丈之女，岳翁为之支遣。张魁乃宰执侍从，撰述文字人，故诸公送馈良厚。惟某乏素，其接待礼数，出入仪从，只得勉强随之。乡间义约钱一百劵，带来四小铤，梁干又借去一笏，虽鬻之笏，犹有窘乏之忧，不免就施丈假借。渠又要归还七百足，更与渠商榷如何，势亦只得就渠借也。家亦不必附钱与之，但龙涎香可买数两，素馨汤、茶饼之类，可买二三十瓶作人事。戚家苏合香丸、感应丸，亦买数两来，更白拂手数条，云云。[10]
1.日本血吸虫虫卵（Schistosoma japonicum egg）：呈椭圆形，淡黄色，大小为（74～106） μm×（55～80） μm，卵壳薄而均匀，无卵盖，侧面有一小棘。成熟虫卵内可见毛蚴。
从信中看，他家境虽非大富，但应该还算不错，然而也曾加入义约。考中进士后的各种应酬，“日费不赀”，使他仍感“窘乏”，只能向人高利借贷。当然，他算幸运之至，毕竟已经进士高第。
如果省试不幸下第，落榜举子一般不会甘心，还会再考，甚至屡考。而宋代进士的录取率，研究者一般认为不足百分之一。总之，对举子来说，科举考试犹如一场“烧钱”的战斗，绝大多数人花去的大把钱财都打了“水漂”，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有的甚至为此倾家荡产。
二、南宋江西义约文献考
自阳达先生从《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衡州府图经志》片段后，南宋科举中“义约”之始兴，方才水落石出，为学界所悉知。《图经志》曰：“贡士有义约，自艮斋先生谢谔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遥，士人之预计偕，尤艰于聚粮。绍熙年中(1190—1194)，邦人廖谦乃取清江之成约行之，进士徐经实其事，自是累举不废，愿与约者益众，士之贫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阳、常宁各县有之。”[11][注] 谢谔(1121—1194)，字昌国，号艮斋，新喻(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南宋理学家，仕至权工部尚书。廖谦，字益仲，衡阳(今湖南衡州)人，朱熹门人，曾官吉水县尉。清江，今江西吉安县。 据《宋史》本传，谢谔登第后摄抚州乐安尉，行县事，改吉州录事参军。则清江“成约”当即谢谔官吉州时所订，并曾在吉州施行。据上引，衡州(南宋属荆湖南路，下文茶陵、安仁、耒阳、常宁皆其属县)人廖谦当于绍熙中从吉州引进谢氏“成约”，经徐经试行后成功地在湖南复制并推广。据周必大所作谢谔《神道碑》，是时谢氏已年老，三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于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九日病卒。[12]昔清江“成约”之内容及细节，今已不详，待考。
下文权就现存南宋文献，根据宁宗庆元后盛行于江西地区的部分义约，对它的名目、组织形式、内涵及运作方法等略作考述。本文所谓“义约”，如前所说，其目的只限一个，即用签约的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此外以“义”为名的其他赞助、借贷等不在其内。
(一)以科目为名
1.词赋义约
姚勉《词赋义约序》，原注：“壬子，代刘簿作。”[注] 壬子，为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 “刘簿”名未详，此文由姚勉[注] 姚勉(1216—1262)，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今江西高安市)人，宝祐元年(1253)以词赋擢第一，除校书郎兼太子舍人。其著《雪坡舍人集》50卷，今存。 代作，文曰：“国初，殿廷惟用赋，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吾瑞先达竹溪雷公，亦以赋魁南宫，位枢府。由是以声律鸣者愈众，摇锋词场，赋为盛，贡于乡，第于太常，相继也。预计偕者须续食。己酉(宁宗庆元五年，1199)，辄倡义为约以奉之。是年赋四人，皆在约。明年，予侥幸偕约中人，擢第掌籍，而试别头者亦第，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旧约曰：‘得隽者陆续之。’兹弗敢渝，谨捐金佐约，相与充此义而大之。石桥横波，谶合连河，抡魁之应，必在是科，当有以赋取状元、至宰相者，岂止魁南宫、位枢府哉！榜中得人，一时最盛。敢以嘱之同志，愿皆曰如约。”[13]文中“吾瑞”，“吾”乃姚勉代作此序时借刘某口气，——刘某后来官郴州主簿(详下)，故称“刘簿”。[注] 其人疑为刘仁荣，江西南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尝为高安县令(见雍正《江西通志》卷五○)。 雷公，指雷孝友。孝友字季仲，乾道己丑(五年，1169)以词赋魁南省，历南剑(今福建南平)教授，累官至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14]据此序，知刘簿于宁宗庆元五年即倡义约，而次年他在约中登词赋进士第，成了该义约的受益者和负责人。就现存文献看，刘簿很可能既是他家乡、也是瑞州(治高安)义约的始行者。
李昴英《书龙头义约簿》二首 (原注：人鸠一千)其一：“桂菊风香造榜天，门标捷帜地流钱。笔端快便行年顺，骑鹤缠腰身两全。”其二：“雕鹗联翻二十名，看看金榜是同盟。河南人面分明见，尽说龙头谶已成。”[18]所谓“龙头”，乃该义约所命之名，“龙头”即状元，意在有个大好的兆头。该义约约定每人出资一千(贯)。
2.经赋义约
姚勉《瑞州经赋义约序》曰：“词赋、明经，今世皆进士。士诣春官，合为约，义也，分而二之，有计多寡牟利心，非义矣。今复合名约曰‘又新龙门客’。‘又新’之义也，亦分者又合之义也。雷之赋，闵之经，必又偕见于今矣，某余勇不足贾也。景定辛酉(二年，1261)诏岁，里生前敕赐进士第姚某书。”[16][注] 是约乃将诗赋、明经两科合在一起立约。 所言“闵之经”，“闵”疑指嘉定十年(1217)高安人闵端义登进士第。[17]此将其作为明经进士的代表，盖他以经义登科。
(二)以等第为名
1.龙头义约
又姚勉《乙卯词赋义约序》：“……福之萧、郑，苏之黄、卫。近时旴之陈、张，严之黄、方，所以相踵而魁天下欤。吾乡每诏岁词赋人，必自为义约，作胜气。壬子(淳祐十二年)，友人郴主簿刘君董约，某代为之序，首谓国初惟以赋取状元第，以张赋之军，非敢自许也。癸丑(宝祐元年)，误忝亲擢，幸不辱斯序，有如神发此语。然则相踵而魁天下，斯语当复验矣。某不敢数，特为乡曲作先驱耳。吕圣功(蒙正)既以《训练将士赋》魁天下，胡周父(旦)尝谓之曰：‘待我明年作第二人，却输君一筹。’明年，亦以《不陈而成功赋》魁天下。吾乡英杰如林，岂无自许如周父者乎？虽然，为周父之科名可也。里后学姚某书。”[15]据此，知高安县义约有“董约”人，即此项义约的管理者，而是年瑞州词赋科义约的董约人为郴州主簿刘某，盖与上述义约首倡者刘主簿为同一人。之所以以词赋立约，显然是因历史上该州词赋科考试成绩优异[注] 所谓词赋科，乃南宋进士科之一类。南宋进士科分词赋、经义两类，其演变较曲折，详参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4-62页。 ，参约人的把握较大，不仅增加了中第的信心，也为该义约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梯云义约
徐鹿卿[注] 徐鹿卿(1189—1250)，字德夫，号泉谷，丰城(今属江西)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清正。其曾组织“青云课会”，乃文会也(见徐鹿卿：《青云课社序》，《清正存稿》卷五，《豫章丛书》本)。今存《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6卷。 《梯云义约》： “横浦以周(敦颐)、程(颐、颢)重(指重理学)，以无垢(指张九成，号无垢居士)愈重。欲学周、程，唯学无垢可矣。今士子进身独科举一途，科举未可少也。无垢以经学试秋闱，荐名第一；试南宫，又第一；对集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养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学先生之所学，则伊洛可诣，义约可举，而科举可无愧也。”[19]所谓“梯云”，亦该义约所立名目，当指发解试(秋闱)、省试(南宫试)、殿试(集英对策)犹如三个阶梯，而皆中第一名，俗称“三元”(解元、省元、状元)，如当年张九成。这是极高的要求，未必真能做到，无非取吉祥、鼓士气而已。
3.甲科义约
王义山[注] 王义山(1214—1287)，字符高，丰城(今属江西)人，工词赋，景定三年(1262)进士，知新喻县。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七有传。 《甲科义约序》：“甲乙科，汉制也，进士歆羡之。国朝以甲乙分科第，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始。衡之安仁(今属湖南郴州市)宜阳乡，举进士者以甲魁。义约籍来访，约以甲魁名，其有取于甲子，而为一郡魁乎？抑将甲大廷之选，而魁天下乎？虽然，科目之荣耀一时也，名节之久远万古也。金吾驺从传呼状元，抛去苎袍，香满蓝袖，士固荣于甲科也。(苏)东坡而乙科，(张)齐贤而丙科，亦奚拘于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赐第一人及第，有自此籍中出者，请以李文定(迪)、王沂公(曾)、张横浦(九成)、王梅溪(十朋)甲科事业为勉(以上四人皆进士第一)，罔俾先正专美于前。”[20][注] 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经殿试录取之进士须定等，共分五等，又称五甲，第一等为甲科，第二等为乙科，等等，起自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详见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224页。 此指该义约以“甲科”为名。
以上三种是筹资的常规方法，若做得好，可以保证义约的正常运作。至于所筹资金如何分配，文献更罕有记载，唯前引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曰：“岁当大比，相与裒金，俟同盟荐送之多寡，均以给费。”即根据所筹金额多少平均分配。在当时，这也许是最公正可行的办法。
姚勉《高安(南宫)义约序》：“试有约，作胜气也。请以战喻。庾有粮则将勇，军有赏则士往。矧提文阵之五兵，鏖词场之大敌者乎？此义约之所以立也。高安旧有《南宫义约》，今年邓君仲翊主之，且于约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是周瑜之兵，鲁肃又济之也，士气其百倍乎！拔帜而先登，吾知必皆吾高安之士矣。”[21]所谓“南宫义约”，“南宫”即指尚书省，代指省试。对省试“捷者”，该义约主持者邓氏号召“约外捐金”“人致其助”，有点像社会募捐，用作奖励。
(三)以地域为名
1.新昌县义约
我国企业要想实施信息化管理，管理层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站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上，企业管理层必须重点考虑企业的利益以及长期发展，具备长远的眼光，以企业未来的可能性进行考虑，从根本上转变过去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思想，从而开展信息化平台建设。企业在开展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管理层必须给予适当的建议以及指挥，做好部门人员之间的科学分工，提出一些具有全局性的规划。此外，在实施信息化建设工作之前，管理层可以订立一个整体的计划，在整体计划框架之内来实施各系统，整个项目都可以得到协调的实施。企业为了顺利地构建一个信息化管理平台，管理层参与平台建设的程度以及认识都发挥出关键的作用，决定了信息化管理的最终成败。
姚勉《新昌义约序》：“新昌(今江西宜春市宜丰县)，瑞望邑也。郡未以瑞芝易号时，新昌邑有芝瑞于亭，文子记故邑为三之最，非近也，古矣。梅子真汉人，所居今尉山是；陶渊明晋人，所居今故里是，皆人物之最也。而尤最于我朝，士出就选，必为天下最。竹溪雷文简公以南省魁天下。某不肖，癸丑(1253)亦滥恩焉，士今愈最矣。岁戊午(宝祐六年，1258)，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蚤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是约义矣，愿申有约焉。”[22]此义约以县为名，盖因该县自古以来出过不少名士，立约者希望后辈学者也如古贤那样，能以德业垂名青史。
2.古洪三洲(南昌、新建、丰城)义约
姚勉《古洪三洲义约序》：“三洲连，出状元，豫章古谶也。岁大比，豫章之属邑曰南昌，曰新建，曰丰城，三邑合约，萃费以给东上，名《三洲义约》，意亦弘矣。豫章之士，每诏岁必于江之三洲视连否，盖豫章三邑皆滨江，江皆有洲，三邑合，此之谓三洲连矣。义气所发，文光烛天，状元之应，不在兹乎？抑三邑英俊之林也，合而为义，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无适而不可，状元及第，未足道也。愿相与充此义而广之。”[23]
又同上《助约序》：“神龙之襄首会，奋翼乎九霄，必得水而后可嘘而成云，噀而成雨，龙固自能也。虽然，能辇万斛之清波而助之，岂不尤速神龙之变化哉？于是乎有助约。”[24]此所谓“助约”，不详其义，据所谓神龙“能辇万斛之清波而助之”句，疑指已登进士第的先辈们，由他们为该义约呐喊助威。
戏里的翠屏，靠着勇敢坚毅的表现赢得了掌声，而戏外的赵多娜，也同样凭借在这部戏中的精彩演绎，完成了她事业上的华丽晋级。她在实现表演风格的优雅转型的同时，也打开了更多的知名度。
3.楚泮(楚州州学)荣登义约
小学数学教育信息化是新时代教育的必然选择。当下，部分教师素质较低，与学生沟通能力较差，对于小学数学教育信息化的理念和方法，并没有较好地理解，以至于在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上，都没有获得良好的提升，最终产生的教育问题较为显著。此种情况下，小学数学教育信息化的策略部署，必须按照科学、合理的模式来进行，对于多方面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积极的弥补，促使未来的教育工作水平能够获得更好的提升和进步。
4.安仁县兴德乡义约
王义山《衡州安仁兴德乡义约序》：“续食，汉制也。自续食之意不古，而士始为聚粮计。衡州安仁兴德乡以兴德名约，义举也。古者三岁大比，考其乡之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士之产于此乡者，其古所谓有德而可兴者乎。嗟乎！床头金尽，士无颜色；囊不留钱，羞涩万状，彼盖未知道耳。吾胸中有耿耿者在，何至预以乏粮馁吾气。……青云在步武间，一鼓作气，勉之哉！”[26]安仁县宜阳乡有《甲科义约》，前已述，此乃同县兴德乡所立义约。[27]
(四)以个人名义立约
文天祥[注]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南宋危亡之际，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力抗元兵被俘，从容就义。 《新干曾叔仁(原注：名公芑)义约籍序》：“财利在天地间，为义理之贼。三代以下，选举不以德行，则士虽为圣贤，犹将从科目以进。举于乡里，固得时行道之发轫也，然士方穷时，骤得一举，属有千里之役，无所取资，不得已俛首屈意以为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贼其心矣，此义约之所以不可废也。予至新干，亲党曾君叔仁出其所谓‘青云约’‘魁星约’者，其为约视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观是邦之风矣。吾党之士九，与斯籍名荐书走，在所居者无深责，行者无复顾，昌其气以从事于文，蹇蹇谔谔，进奉天子之对，由此培植，为他日贤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则区区周急，义之末者耳，其于人才有关系，则于后之世道不为无益，其为义不亦大哉！”[28]据所述，则文天祥当也加入曾氏所立义约。该约乃曾公芑以个人名义设立。所谓“青云约”“魁星约”，入约者并不限于本县，“特有寓公助送之例”。
(五)以姓氏为名立约
1.陈氏义约
姚勉《陈氏同宗义约序》：“举子裒入京之助而为约，义也。同宗相率而为约，尤义也。虽然，姓之奇，族之希，助之微，亦不可约。姓著族巨，约斯盛矣。吾瑞多名门，然著姓巨族，陈氏为盛。其始由九江之义门，派而衍之。派盛故儒盛，儒盛故觅官应举者盛。每贡士，科不乏陈姓，俗有‘开榜必见陈’之谚。父子世其科，兄弟家其贡，趾相接也。予尝取唐、宋登科记观之，陈每盛于他姓。端拱之尧叟，咸平之尧咨，绍兴之同父(陈亮)，继自今复见之瑞矣。……斯约义矣，愿相与广之。”[29]
真德秀少时家境贫寒，应举时曾加入义约“过省会”。“过省会”乃浦城有名的义约组织，所谓“过省”，指通过省试，也就是基本确定已登进士第。[注] 据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规定，举子通过省试后，非杂犯免黜落。参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226页。 当时他只缴了少许入约款，而为官后每举皆为“过省会”捐资二十万，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该义约的经济实力，可谓是不忘本的好义君子，也以实例证明了义约的优越性。
2.邹氏义约
姚勉《邹氏同宗义约序》：“瑞阳年来为义者盛，岁大比，自三邑共为约、各邑自为约外，又有所谓‘同气义约’者，昉于陈，继于蔡，今复有邹，非相为习也，为义者不厌夫多也。邹为瑞儒，应举者众，有以《春秋》连为贡首者，有以诗学取荐名者，又有以词赋擢第者，气类之盛，皆彬彬乎王国之英才，卓卓乎栋梁之硕彦也。其为约也则宜。余又闻之六十年甲子一周，周则气数未必如旧。其庆元丙辰魁天下者，昭武大参邹公也。[注] 邹公，当指邹应龙，庆元二年(1196)进士第一，官至权参加政事。《宋史》卷四一九有传。 今兹又丙辰矣，甲子周而气数复矣，其必有邹之姓魁天下者乎！”[30]
以上陈氏、邹氏两约，皆高安之同族义约，又称“同气义约”，盖类似于当年范仲淹所立“义庄”，而专为本族子弟服务。
综上所述，南宋江西一带所立科举义约可谓极为繁复，名目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大到以“龙头”为喻，小到以乡邦命名，多高自标树，以彰显吉祥，实乃借助响亮的名头进行宣传，以扩大约籍，鼓舞士气。不过，如果名头过于高调，又似乎有负面作用，对信心不足或为人低调者造成精神压力，且若他们将来考试成绩欠佳，难免被人嘲笑，有损清誉。
三、义约的经费筹措
所谓“义约”，前已言及，其最根本的任务是为赴省举子筹集资金，而筹集额度的大小，则取决于该义约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在南宋文献中，此类记载很少，但据上节所引史料，我们仍可大致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综上来看，在地铁的网络控制系统设计和应用过程当中，不同环节和部分的科学含量以及使用效率都影响到整体系统的质量，同时关键技术的掌握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交通事业发展的水平。在我国的地铁建设当中，不断研发具有高新技术的地铁车辆网络系统，是应对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交通运输压力增大的重要工作。
一是前引李昴英《书龙头义约簿二首》原注所说的“人鸠一千”。这可能是最简便的筹资方式，即今人所谓“凑份子钱”，或者说“众筹”。该诗其二曰：“雕鹗联翻二十名，看看金榜是同盟。”知在约者有二十人登科，可见成绩优异。
一旦波形确定,s和s′是可以提前求得的,这里认为其是常数。以下是具体的估计过程,首先由于s远大于s′Δt1和v,可以先得到α1的粗估计,
二是得第者捐款。这是义约筹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前引姚勉《词赋义约序》，谓庆元五年刘簿始倡义约，当时与约者仅四人，这四人当是人人出资，属原始积累，结果有三人中第。到下次开科时，根据“旧约”中“得隽者陆续之”的约定，三位登第者必须捐款，于是刘簿“兹弗敢渝，谨捐金佐约，相与充此义而大之”。可以想象，再到下次开科，随着入约者的增加，登第人更多，“捐金佐约”者也随之增加，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该义约也得到发展。
三是姚勉在《新昌义约序》中所述新昌县的集资方式：“岁戊午(宝祐六年，1258)，相率以为约，取五百名中第一之义，人五百金。取‘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诗为十籍，分敛而专聚，蚤计而预储，如京师者可无桂玉虑。”[31]这与上两种“玩”法迥然不同。据推测，其法盖将与约人分为十籍，而以平日私试时各科中的第一名出五百金，那就有十个第一，共筹得五千金。这种私试可以经常举行，第一名未必同是一人，故捐款者越来越多，金额越积越大，这就叫“分敛而专聚，蚤计而预储”，可谓是智取他人钱包。“第一名”(捐资者)或“当仁不让”，或出于虚荣，也会欣然出手，当然也为他赚取了许多名气、人气，这点在科举考试中很重要。
4.南宫义约
综上义约筹资方式，还可得出如下结论：所谓“义约”，其订立的主体其实是社会的特定人群——得解举子，虽也有大户人家及好义之士参与，但那毕竟只是个别，也难以推广。每个义约群体，盖皆有董约人主持其事，其人多为已登科进士。得解举子们的需求和集资互助所产生的效益，使他们对义约出现一边倒的正面评价，这是此种民间救助活动自诞生之后便迅速发展的雄厚的民意基础；而义约的运作方式，又决定了它相对的独立性，上既不费官帑，下又不扰民，与社会没有利害冲突，可谓公私两得。
当然，义约以“义”为本的集资理念，决定了它筹资能力不会太强，不大可能聚敛大量财富，一般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运行，有的恐怕只能自生自灭。但各义约彼此会差异很大。比如福建浦城的“过省会”与温陵(泉州)的“万桂社”，真德秀[注]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更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其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有《真文忠公文集》55卷传世。 曾在所作《万桂社规约序》中做过比较：“吾乡(过省会)与约者几千人，林君(彬之)为此二十年矣，同盟(指万桂社)仅三百有奇，濂溪杨公所以叹其不如莆之盛也。”[32]除规模效益外，影响力更加重要，如果某义约从“同盟”中走出了较多的名公显宦，那它的影响甚至公权力必然转换为融资能力。真德秀就是一例。他写道：
林君彬之以《万桂社规约》示余，余叹曰：尝知饥者可以语耒耜之利，尝知寒者可以论蚕织之功，否则以为漫然而已。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财得钱万，嚢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比再举，乡人乃有为所谓“过省会”者(原注：人入钱十百八十，故云)，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故自转输江左，以迄于今，每举辄助钱二十万，示不忘本也。吾乡去都十日事尔，其难若是，则温陵(按：今福建泉州)之士，其尤难可知也；林君此约，其为益又可知也。……若夫身为劝驾之官，而未能复续食之制，窃有愧焉。姑捐库缗五万佐之，且以为此邦故事，虽未能赎吾愧，亦以见吾志云。林君好义之士也，凡乡闾有义举皆勇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33]
学院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加强学院内涵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通过建立实践教育基地，可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使得学校和企业紧密合作，并且还能促进大学生科研中学习，社会实践中学习，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并且校外实习基地是充分利用公司生产经营的软硬件资源。同时，学院可以与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开发和项目研究，集中教师，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
四、义约的影响
据以上所考，知南宋义约盖兴起于孝宗乾道间，创始者为江西学者谢谔。到南宋末，其延续已达百年，虽不算太久，但也为时不短。以地域论，延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以及浙江(详下)，而以江西尤盛。至于今安徽、江苏、湖北、广西地区，暂未发现义约史料，尚待考。现存文献以江西最丰富，其间许多州县乡邦，甚至个人、大族，都自发地结有义约，名目繁多，数量难以统计，如上引姚勉《邹氏同宗义约序》所说：“岁大比，自三邑共为约，各邑自为约，……为义者不厌夫多也。”但遗憾的是，迄未发现一件当年义约的文本，故无法了解它的具体格式和更多细节。
上曾言及浙江义约，其现存史料极少，唯见方逢辰[注] 方逢辰(1221—1291)，字君锡，淳安(今属浙江)人，登淳祐十年(1250)进士第一，理宗改赐今名，官至吏部侍郎。入元，以疾坚辞不出。 所作《贺卢可庵[注] 卢珏，字登父，号可庵，亦淳安人，宋末举进士，有《可庵集》。见《宋诗纪事》卷七八引《严州府志》。 赴春官》，其曰：
昨闻秋帖香名，亟奏书称庆。继辱诲答，剧用忻浣。乡邦英气，辉烨乎山川，课盟诸丈所作，香满西浙，不但卯峰区区之谶而已。百里三元，岂三山所得专美哉！诸丈联翩上春官，辱以义约见谕，睹此盛事，敢不薄助，授之回翔矣。执事与介翁、焕翁鼓行而前，全胜必矣。但世事闷闷人意，明目张胆，摧倒一世雄杰可也，不然反为高科羞。[34]
注释：
前人、今人在论述宋代科举考试的公正性时，往往会提到封弥、誊录等等，这当然不错，但几乎没有考虑空间、时间因素对举子们的巨大影响，更不会提到南宋义约。但事实上，正是义约以民间的力量，让更多通过了发解试的举子不致因经费问题留下终身遗憾，这无疑推进了所谓公正性的进一步实现，弥补了此前对远方举子在制度方面所缺乏的关怀。前引真德秀《万桂社规约序》在叙述义约优越性时，曾说它有“三益”。真氏写道：“盖纾其行以养其力，一也；无怵迫以养其心，二也；无匄贷以养其节，三也。一举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35]则所谓“三益”之前两益，关乎人的体力和精神状态。试想，如果一个人从数千里之外匆匆赶到都城，已疲惫不堪，却要立即投入“笔战”，与另一位学识相当、以逸待劳的举子较量，其结果将如何？会有公正吗？
本文篇首，笔者曾引楼钥《跋抚州崇仁县义约》，序中讲述了一位“先正名公”因赴省向亲故借钱终不满千，后来愤然“徙族以去”的故事。楼氏对此深有感触，故对义约十分支持，跋之曰：“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约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美吾之俗。凡济人利物之事，相与讲求而兴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风。近者悦，远者慕，一变至道，当于此乎取，何止为目前寒士之利也耶。”[36]
兴院惠民，大道至简，温秀玲的治院之道质朴而高尚。2017年，医院门急诊量275万，手术量6.7万例，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资产总额增长到35亿元，工作量和收支结余率等财务指标基本处于国内地市级医院的最好层级。
以上无论是楼钥还是其他人，都谈到“风俗”问题，即楼氏所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也就是义约所标榜的“义”。义约的建立，发扬了我国自古以来邻里相友互助的优良传统，显然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它对民风影响的重要性，盖不在以金钱津送举子之下。当然，这也反映了南宋时期百姓生活的普遍贫困，义约之所以兴起，有着鲜明的时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是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时代，江西自古不算富庶之地，但其文化却不输北宋，无论是理学、文学还是佛教、道教研究，都成就辉煌，大家、名家如林。后世学者对此赞扬有加，但对该现象的出现却难以解释。其实，只要观察宋代特别是江西士人对义约的热心，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学校、科举特别是人才培养的重视，的确令人敬佩。而“义约”这种民间救助方式，正是在此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开放的一束花朵，它是一股温暖人心的“正能量”，更是我国七八百年前的一项制度创新，值得在科举史、乡村建设史上书写一笔。
这表明，至迟在宋末，距杭州很近的地方也有义约。但这并不妨碍义约以江西最盛，甚至可以认为，浙江义约的出现，很可能是受江西影响，所以文献记载最晚。
[1][36]楼钥：《攻媿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洪咨夔[注] 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今浙江临安)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其著有《平斋文集》32卷。 《楚泮荣登义约序》：“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荐名春官，至有贫不能行者，亦有屡上而索其家者，远方皆病之。番江去武林余千里，岁当大比，相与裒金，俟同盟荐送之多寡，均以给费。嗟乎！……是举以义为劝，亦惟相期于功名之会而已。然义利相去不能以寸，而趋舍有舜、跖之分。平时灯窗议论，务以道义相磨砻，至利害迫之，小则卖友，大则卖国，视所学为刍狗者多矣。诸君联翩青云，致身富贵，其毋忘齑盐时；后车十乘，从者数百，其毋忘聚粮时；一贵一贱，升沉不齐，其毋忘同盟时。能守是约，斯可谓义。皆曰能。遂辍万钱为之倡。嘉定三年(1210)正月望日，钱唐洪某序。”[25]序称“楚泮”，当指楚地学校。又言及番江，番江即鄱阳，代指饶州。洪氏文集中有《饶州堂试》策问多篇，盖其人尝为饶州学官。则所谓“楚泮荣登义约”，当指饶州州学为该学学子登科者所立之义约，而以加入义约并登第为荣，故以“荣登”为名。
[2][4] 《宋会要辑稿·选举》，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三之二、四之二四。
[3]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第5页。
学风不正首先带来的就是文风不正。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31日至6月30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河北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督察人员发现，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在接到督察反馈意见后，并没有认真研究，而只是将别人的整改方案照抄照搬，简单复制了事，明显存在消极应付现象。
[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743页；又见《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四二。
[6][7]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卷二第10页、卷四第27页。
[8][10][18]李昴英:《文溪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3][15][16][21][22][23][24][27][29][30][31]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1916年刊，《豫章丛书》本。
[11]转引自阳达：《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
3.2.2 鼠和狗的主动脉腔静脉瘘模型 模型优点是该模型适用于所有动物，具有高度可复制性；缺点是这类疾病在人类身上发生率很低[23-26]。
[12]周必大：《(谢谔)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17]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一、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豫章丛书》本。
[20][26]王义山：《稼村类稿》卷四、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洪咨夔: 《平斋集》卷二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一，创新教育模式。应采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性教育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可通过实施小班教学、分层教学，探索实施翻转课堂，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来，与老师同学相互交流、探讨，实现信息的多向流转与深层互动，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电学计算题是电学知识考试中的重点内容，在考试中占很大的部分，也是学生在考试中的难题。而且电学计算题有个特点是它的计算公式很多，综合性强。因此，教师在进行电学知识教学时，注重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建立抽象思维能力，指导学生的解题方法，让学生在考试中，有科学有效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使学生在做电学计算题时，感觉到轻松。也让学生对电学知识的学习产生兴趣。
[28]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32][33][35]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34]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A Study of the Righteous Agreement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U Shang-shu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andidates who had passed the preliminary exam and received recommendations were eligible for the provincial exam. Hailing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some of them face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affording transportation, food, accommodation and necessities used in the exam. Therefore, the righteous agreement came into existence, which aimed to subsidize the expenses of those candidates taking the provincial exam by signing an agreement, and the practice became widespread in Hunan,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It came in a multitude of names; for example, in Jiangxi, there wereCifu and Jingfu Righteous Agreements , which were named after the subject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Longtou ,Tiyun ,Jiake and Nangong Righteous Agreements , which named after the different grad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Xinchang County ,Ancient Hong Three -Prefectures ,Chupan Rongdeng and Anren County Xinde Township Righteous Agreements , which were named after th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signed; and other righteous agreements signed in individuals' names and named after their surnames. The funds for the righteous agreements were rais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pooling fund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andidates who passed the provincial exam,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andidates who won first place in unofficial exams, which showed that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s were mainly the candidates who had passed the preliminary exam. On one hand, the righteous agreements further promoted fairn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candidates from remote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rried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neighbor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had the function of transforming social traditions.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righteous agreements, Jiangxi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3-0096-09
收稿日期： 2018-12-21
作者简介： 祝尚书，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廖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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