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德[1]2014年在《运动事件框架下的汉英时间概念表达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时间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千百年来,哲学家、心理学家及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对时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人们虽然生活在时间的潮流中,时时刻刻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流逝,然而,对于什么是时间却很困惑。时间的抽象性使其必须借助于具体的概念才能被人类所认识。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认识自身所处的周围空间环境开始的,因此,很多抽象概念都是建立在具体空间概念基础上的,时间概念也不例外。抽象的时间概念不能被人们所看到或触摸到,人们是通过物体在空间的运动而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和流逝的。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研究范式,以认知语言学的有界—无界理论、原型范畴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意象图式理论及象似性理论为指导对汉英时间概念表达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在一个研究框架,即“运动事件框架”和两个研究原则,即时间、空间和运动“叁位一体”及语言、文化和思维“叁位一体”下展开。全文探究了运动事件框架的四个内部组成成分,即[运动]、[路径]、[图形]及[背景]与时间概念表达的关系,探究了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的异同及导致异同的原因等问题。本研究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运动事件框架中的[运动]单位、[路径]单位、[图形]及[背景]单位与时间概念表达是否存在界面关系?编码上述各单位的汉英语言用于时间概念表达的具体情况如何?2.汉英时间概念表达存在哪些异同?汉英民族的时间认知方式和认知模型是什么?汉英民族的时间观分别是什么?时间概念表达与文化思维及认知方式是否相关?3.导致汉英时间概念表达异同的原因是什么?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等方法来探究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的异同。本研究语料来源主要包括：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红楼梦》、《新星》等小说、《诗经》、《论语》等汉语古代经典文献及唐诗等诗歌、《人民日报》社论中文版、英语原着Jane Eyre(《简爱》)、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常升起》)、英国国家语料库(BNC)、百度、以及少数自省语料等。本研究在运动事件框架下,采用认知语言学的上述相关理论,对比分析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的异同,探究导致异同的原因。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为：1.由于人类相同的生理基础及相似的生存环境,汉英民族在认知时间概念上具有共通性；2.运动事件框架中[运动]单位与时间概念表达存在界面。编码运动事件框架中[运动]单位的运动动词可用于时间概念表达,汉英语言在这方面同大于异。运动动词用于时间概念表达验证了时间与运动的密切关系,研究还发现了汉英民族时间认知方式、认知模型、汉英民族时间观念等,即汉英民族均有“时间在动”和“主体在动”的时间认知模型。汉民族古代时间观及古今民间时间观倾向于“循环时间观”,而近现代社会文化所提倡的时间观有向“线性”时间观演变的倾向。与形合语言英语相比,意合语言汉语更加遵从时间顺序原则；3.运动事件框架中[路径]单位与时间概念表达存在界面。编码运动事件框架中[路径]单位的词类可用于时间概念表达,英语用于时间概念表达的主要词类之一为介副词,这与英语编码运动事件框架[路径]单位的词类相对应；汉语编码[路径]单位的趋向动词也常用于表达时间概念。与汉语趋向动词相比,英语编码[路径]单位的词语语法化程度高于汉语,这与汉英相应词汇用于时间概念表达一致；4.汉英运动事件框架中的[图形]和[背景]单位与时间概念表达存在界面。时间词语或时间事件可用于编码运动事件框架中的[图形]和[背景]单位。时间词语或时间事件在汉英句子结构中,特别是在扩展的运动事件框架和Talmy的基本运动事件框架中作[图形]和[背景]的表现情况同异共现,从中可以发现汉英民族不同的时间认知模型。从汉英时间词语或时间事件在运动事件框架中作[图形]或[背景]的情况中发现,汉英民族均有“时间在动”和“主体在动”这两种时间认知模型。但相比而言,汉民族的主要时间认知模型是“时间在动”,英民族的时间认知模型以“主体在动”为主。这种时间认知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事实上,汉民族的时间认知模型在文学作品和当代社会文化政治语篇中情况不同。汉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认知模型倾向于以时间词语为图形,人为参照背景；当代社会文化政治语篇中的时间认知模型倾向于以人为图形,时间词语为参照背景。研究还论证了汉民族倾向于整体思维,英民族倾向于个体思维等问题；5.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时间范畴与空间范畴相对应；6.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的异同与汉英语言类型有关,也与汉英民族文化思维有关,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存在界面。根据以上发现,本研究得出结论：汉英民族对时间的认知有共通性,在时间概念表达上基本相同。但是,由于汉英语言类型、生活方式、文明类型及社会文化思维方式等不同,汉英民族在时间认知方式、认知模型、时间概念表达及时间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的对比研究揭示,时间、空间和运动之间关系紧密,语言、文化和思维叁者之间存在界面。以时间、空间和运动及语言、文化和思维这两个“叁位一体”为原则,以运动事件框架为研究框架,采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时间概念表达问题是一种有效模式。理论及现实意义：本研究发现了汉英民族时间概念表达、时间认知方式或时间认知模型的“同”和“异”,解释了导致异同的原因,加深了人们对时间概念表达的理解,提出了时间概念表达研究的认知模式,丰富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及时间概念表达对比方面的研究。本研究还对二语习得,特别对中国学生习得英语时间概念表达有指导和参考价值。本研究还对汉英时间概念表达翻译具有参考价值。
刘法公[2]2008年在《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中以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为代表的隐喻学派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为基点开展研究,提出了很多隐喻新观点。国内许多语言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隐喻理论,却大多忽视将其用于汉英隐喻比较,使引进的隐喻理论未发挥出潜在的价值。本论文尝试把隐喻的思维观和隐喻的文化关联理论用于汉英隐喻分析,把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同隐喻翻译与思维的关系相结合,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由此提升隐喻翻译的理论层次。本论文比较汉英隐喻的文化相互关联性和文化缺失性,分析隐喻翻译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前人的尝试,提出隐喻是思维方式可拓展到隐喻汉英翻译也是思维方式上,隐喻源于思维,思维决定隐喻的寓意;没有思维就没有隐喻,也没有隐喻的正确理解,同样,没有认真思维就无法实现恰当的隐喻汉英翻译。本论文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叁原则与内涵:(1)保持隐喻特征;(2)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3)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者的思维中“映射”;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1)泽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2)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叁个翻译方法与内涵:(1)转换喻体,(2)扩展隐喻,补出寓意,(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探讨了西方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可以给隐喻汉英翻译研究提供的四点新认识、隐喻的本质与研究价值、隐喻的可译性与隐喻翻译研究的必然性、国内外隐喻与隐喻翻译研究现状、隐喻翻译的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章西方隐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对隐喻汉英翻译的启示本章简要回顾并解读了Lakoff前后的西方隐喻研究成果,联系汉语隐喻实际阐述西方隐喻观点对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的思维启示:智力正常的语言者可成为隐喻能力的强者;同理,优秀译者必须先做隐喻翻译的强者。本章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衡量标准的思路,认为汉英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对比基础。第叁章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的探索本章认为西方“隐喻”概念非常宽泛,能够涵盖汉语“明喻”之外的许多比喻,而汉语的“隐喻”则是比喻中的一支,或曰“隐喻”,或曰“暗喻”,提出把“喻体共知性”作为隐喻翻译喻体转换的衡量标准之一,用具体的汉英隐喻译例验证了该标准的适用性。本章提出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要保障隐喻译文能达到认知对应的目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限。第四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本章通过研究汉英隐喻翻译原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汉英隐喻翻译的叁原则,用大量隐喻汉英翻译实例验证该原则的功能和应用价值,指出该原则可供我们理据充分地评判前人的隐喻译文,比较贴切地翻译隐喻,同时把目前的隐喻研究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提升到更高的研究层面。第五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应用本章回答了“如何保持隐喻特征”、“如何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如何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前两条原则的检验标准,确立保障实施第二条翻译原则的叁个翻译方法,创立了一个新译法,以期解决“文化喻体缺失”的隐喻翻译历史难题。第六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本章归纳了全文的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结果,即;四点新认识、叁个翻译原则、两个衡量标准、叁个构建的翻译方法、一个创新的翻译方法,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石秀文[3]2017年在《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文中提出法律语篇文本是承载法律意义、信息,贯彻法律意志的语篇文本,具有有别于其他文本类型的特点。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法律意义、信息在汉英语符上的转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国际间交往、完善自身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国际间的交往的法律规范准绳。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是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符号上的转换,是各种差异都掺杂其中复杂的活动,这些差异表现于两种语言符号及其内部因素和所涉及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其关系之中,导致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复杂而难以操作,引发许多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解决汉英法律语篇翻译中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法律翻译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发展,本文旨在以翻译理论和语篇文本理论为基础,以汉英法律翻译文本为语料,以字词、句式、篇章等为视角,分析研究汉英语言在法律语篇文本上的特点,分析研究影响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文化、社会、思维等因素及影响机制,探索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示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中的潜在规律,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以期促进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文共分绪论、主体和结论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为第一章。本章阐述了本选题的原因、研究思路、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主体部分由第二章到第七章构成。第二章阐述翻译和法律翻译的历史、问题以及影响法律翻译的因素。在影响因素中,主要针对汉英语符构成和汉英思维差异进行探讨。第叁章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讨论翻译理论、学说和观点,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奠定基础。其中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系统功能理论和关联理论作为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各方面的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同时,对中国经典翻译观点进行了讨论。本章还对影响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各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在文化、思维等方面进行了较深的探讨。第四章到第七章为法律语篇文本在词语、句式和篇章特点以及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研究的主体部分。通过案例分析,主要讨论了在汉英两种语言在词语、句式和篇章上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的分析和研究。词汇上,提出了“日常词汇法律固化”、“法律词汇日常活化”、指称与所指、概念与含义等现象和概念;提出了汉语语句成分顺序的演绎—归纳和英语的归纳—演绎句式特点等。第七章提出了法律语篇文本翻译原则和策略。在对汉英法律语言差异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忠实、准确、简明、同一、去情性和谨慎创造性的原则;研究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拆译与释译和长句像似性翻译等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的策略。结论部分为第八章。本章主要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陈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设想。
王优[4]2015年在《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何种语言,人类这一工具都必须具有功能强、体构简、耗能少的共性。语言的这一共性促发了熟语这个特殊又极具特点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和完善。熟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所以研究熟语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快捷地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它们的熟语是两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社会环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映射。汉英熟语对比研究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清晰的两族语言文化画卷,更能深化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工作。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是我国汉英熟语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成果颇丰。但据笔者统计,这些成果虽多却不够深入,系统性稍显不足,缺乏将汉英熟语进行整合讨论的论着。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七个维度对汉英熟语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以期系统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总结一些规律,为我国熟语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一点工作,并为熟语翻译和语言教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水文的第一章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阐述,并介绍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本章是全文的基调,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对汉英熟语的界定、特征进行了详述,比较了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以时问为序系统地梳理了汉语和英语熟语研究以及两熟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紧接着,文章进入多维度对比研究部分——即汉英熟语的形成和理解维度、比喻维度、民俗文化维度、伦理道德维度、宗教人性观维度、思维方式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本文的第叁章是从熟语形成和理解维度来对比汉英熟语,主要解析影响它们形成的各个因素。汉语熟语的形成主要受佛教、道教、诸子百家思想、着名文学作品、古代科举制度、农业经济和中医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英语熟语的形成则受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莎翁戏剧以及其他着名文学作品影响居多。在理解层面,汉语熟语重语义理据,英语熟语重语义组构。第四章是比喻维度。本章首先对比了汉英熟语主要比喻类型的差异：汉语有借喻和博喻,英语则无,取而代之的是转喻和提喻。而后,文章对汉英熟语的喻体和喻义展开对比,呈现了部分喻体和喻义完全一致的现象,但重点则放在汉英熟语比喻里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异的语言现象上。接下来是民俗文化维度的对比研究。这一维度的对比主要集中在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民族心理叁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它们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在熟语里的投射。第六章是伦理道德维度。汉族和英语民族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汉族的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汉族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语里无论伦理还是道德都与人际关系无关,仅仅指支配或影响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交集极少的伦理道德观反映在各自的熟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第七章宗教人性观维度是本文的第七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汉族“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人性本善”观点对汉语熟语的影响,再转到分析基督教“人性本恶”人性观在英语熟语里的投射。汉语很多熟语反映了“人性水善,劝人向善,好人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观点,而英语熟语则多表达“人违背上帝意志,生来便有原罪,法律是必须的,权力必须制衡”的思想。第八章从思维方式维度对比分析了汉英熟语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差异的本质是哲学思想的差异,所以本章从讨论汉英哲学思想差异入手,进而从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直觉思维对推理思维、整体综合思维对个体分析思维叁个层面对汉英熟语中呈现出的各种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九章是最后一个维度,审美维度。审美方式、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汉语靠“悟”去体验和创造美,讲求“心领神会”,感性特征显着。英语民族美学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美学范畴界定清晰、概念定义明确,强于逻辑推理和分析,抽象严谨。本章主要分析汉英这两种特点在熟语里的表现：汉语熟语遣词华丽,造句精美,情感丰沛、形式对仗,语音照应,诗情画意。英语熟语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谐,直接在熟语语表上就能得出“形式”的和谐关系。对比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翻译服务,更好地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文章的第十部分专门讨论熟语对比和翻译。本章以传统翻译的两个方法和两个策略为出发点,进而将汉英熟语分为六个类别,提出以“读者反应论”为核心的更为宽广的翻译思路,分别讨论了这六个类别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赵景梅[5]2015年在《汉英语言映射下的中西方文化思维差异》文中认为汉英语言不仅在语法形态和句法的构成上存在一些差异,汉英语篇修辞模式也呈现出明显不同。该语言差异也恰恰折射出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本文试图从分析常见的汉英语法、句法特征及语篇模式不同入手来透析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为英语学习者有意识地运用英语思维遣词造句提供思考的角度。
李蕾[6]2015年在《汉英思维差异对高职英语写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写作是一种重要的书面交流途径,体现着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英语写作能力是高职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写作能力的提高不仅能促进学生的听、说、读能力的全面发展,更是培养学生英语思维的有效的手段。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写作问题一直是语言教育者关注的焦点。虽然写作教学一直很受重视,但是学生写作能力却一直是英语学习中的难点和弱项。笔者认为英语写作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英语思维能力低下。而培养英语思维能力的培养,绝不只是语言层面本身,更应该从英语思维内核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英语学习的高级阶段,研究母语思维和英语思维的差异及其在二语学习中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英语写作环节。国内外对语言与思维关系和汉英思维差异这两方面有着大量的研究,但是针对思维差异对高职学生英语写作影响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更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本文就思维差异对高职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首先,作者阐述了国内外各专家学者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汉英思维差异以及二语写作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借鉴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有声思维法对高职学生英语写作中母语和英语思维参与量,及其在遣词、造句、衔接过渡及篇章结构四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了汉语思维参与量远远大于英语思维参与量以及汉英思维差异对高职英语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结果。根据试验研究,作者提出了减少汉语思维参与量,强化英语词汇句法知识基础,增强英语篇章与语用理论等解决策略,并提出了加教师汉英思维差异的知识素养、培养学生英语思维能力、鼓励学生汉语深层阅读,以读促写,以及在英语课堂中导入形式逻辑基本理论等教学实践的建议。本作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对一线教师和学生给予一定的启示,使英语写作教学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真正提高英语写作教学水平和效果。
杨元刚[7]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刘世英[8]2012年在《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的词序制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的词序制约因素研究”为题，围绕双项式并列短语（也称“并列二项式”）的可逆性和词序制约因素的词序预测成功率，以语料库检索的方式，定量考察词序制约因素，并对比分析词序制约因素在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中的异同。本研究有叁个主要目标：考察词序制约因素的词序预测成功率；预测和说明短语固化的过程；描写和解释词序制约因素在汉英中的表现异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假设、范畴的原型观以及标记理论、语言的象似性、概念整合理论以及词汇化和短语固化构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方法为全面考察词序制约因素在并列二项式词序中的制约力提供了可能。制约双项式并列短语词序的主要因素包括语义因素、语音因素和词频因素。语义因素细分为六条次原则：权力、时间、重要性、显着性、积极性、递升原则。研究发现，首先，汉语中词序制约因素预测成功率的排序为：语义＞语音＞词频；各语义因素的词序预测能力由强到弱可排列为：重要性＞时间，递升，积极性，权力＞显着性。英语中语义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词序预测成功率层级为：递升＞时间（象似性），积极性，重要性＞显着性，权力＞其他因素；各语义因素的词序预测成功率层级为：递升＞时间（象似性），积极性，重要性＞显着性，权力。其次，预测汉语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固化或不可逆的语义因素由最主要到最次要的排序为：积极性，权力＞时间，递升＞显着性，重要性；预测英语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固化或不可逆的语义因素由最主要到最次要的排序为：权力，递升＞显着性，重要性＞时间，积极性。汉英并列二项式就词序制约因素的制约力而言有相同也有不同。共同点主要有四方面：语义因素占主导作用；时间和递升因素有很高的词序预测成功率；词频因素制约词序的作用不明显；权力是最能预测固化的主要因素。不同点主要有五方面：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固化程度总体上低于英语；语义因素对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的制约作用强于英语，语音因素对英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的制约作用强于汉语；时间顺序原则对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有普遍的制约作用；重要性因素在汉语并列二项式中的词序预测成功率高于英语；权力因素能更好地预测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固化。语言本体、认知以及民族文化等叁方面的特点是造成词序制约因素在汉英并列二项式中表现异同的主要原因。语境制约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导致词序突显。
余承法[9]2013年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研究表明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叁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叁角(“表—里—值”小叁角和“语—思—文”大叁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叁、四章作铺垫,第叁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叁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叁。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叁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叁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叁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叁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迭,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仇贤根[10]2010年在《外宣翻译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译学构架中外宣翻译研究一直是个极为薄弱的环节。本文旨在通过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作系统的阐述,结合我国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实践以及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现实,为这个虽起步较晚,但不可忽视、亟待加强的重要翻译研究领域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现在,外宣翻译研究在国内学界已开始显得越来越热门,已有一批老中青专家和学者都在对该领域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的确,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对外宣传是一个国家对外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窗口,对提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意义重大,而外宣翻译则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对迅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搞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问题是,我国外宣翻译中错误百出的现象----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外宣传,屡屡出现,造成无法取得应有的对外宣传效果,有的甚至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外宣翻译研究的相对滞后已跟不上国家对外宣传总体战略发展的需要。正式基于这一点,本文尝试从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国际竞争力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外宣翻译,并且提出改进策略以便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本文首先总结分析了中国外宣翻译的概念、现状、任务和特点,紧接着又指出中国外宣翻译的挑战和原则,进而提出中国对外宣传译员应具备的素质。然后,通过实例总结了外宣翻译中的两大类最常见的问题----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进而分析了其成因。作为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文章接下来提出了若干中国外宣翻译的策略建议,既有宏观上的策略,也有微观上的具体翻译技巧。当然,外宣翻译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策略或技巧仅以一篇论文无法全部论述。但是,本文选取典型外宣类材料的英译为例来分析和探讨,已足以说明论题。笔者在文中还探讨了中国外宣翻译的未来发展,指出有效的外宣翻译在传播和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大有作为。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概念分析、定性分析、文本案例分析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以中国外宣翻译中的实例加以分析说明论题。诚然,外宣翻译研究是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说,外宣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一个新的领域,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因而本文认为它必将越来越吸引学界的重视。比如,外宣翻译中的语言内错误和语言外错误已引起了中外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的注意。本文亦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外宣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提升外宣翻译研究的层次,这既具有国家战略政策上的意义,也将进一步推动日益独立的翻译学科研究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运动事件框架下的汉英时间概念表达对比研究[D]. 李宏德. 复旦大学. 2014
[2].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刘法公.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汉英法律语篇文本翻译研究[D]. 石秀文. 吉林大学. 2017
[4]. 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D]. 王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汉英语言映射下的中西方文化思维差异[J]. 赵景梅.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5
[6]. 汉英思维差异对高职英语写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李蕾. 兰州大学. 2015
[7].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的词序制约因素研究[D]. 刘世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9]. 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0]. 外宣翻译研究[D]. 仇贤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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