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的门槛
董国朝
法国学者卢梭曾指出：“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十二岁。在这段时间中，还不采取摧毁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的话，它们就会发芽滋长，及至后来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扎下了深根，以致永远也把它们拔不掉了。”对教育子女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学前教育。在初涉文化知识的阶段，如何端正心思、凝聚意念、一丝不苟地识字读书，已成为不能绕过的成长门槛。
古代中国，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当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堪称家教的重要内容。齐家，则是家教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最讲究子女家教的窗口，当属历代文人潜心撰写的信笺与家书。比如，周公旦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与欧阳修的《诲学说》等等。此外，还包括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乃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等。毋庸置疑，不同历史时期的家教，都面临同一大主题：如何成功地接受全面而严格的思想与文化哺育。
首先，古代中国家庭，率先摸到了“德育”的主心骨。德，恰恰提高了每位博学者的精神高度与深度，它代表着每位年轻人的本性，一般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仁爱和平等。
蜀汉名臣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兄长诸葛瑾的信中写道：诸葛瞻今年八岁，聪慧可爱。我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他担心儿子“早慧”，更愿意他大器晚成。
在颜之推心目中，“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即使到年老时再学习，也要胜过至死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或者“浪荡鬼”。假如每个人从孩童时代就勤奋好学，那么，每位求学者的生存状态确实与众不同——“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求学时代，读书的目的很清楚：“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无非渴望开阔眼界、拓宽心胸，然后洞悉事理、行为达通。
再次，家庭教育难以剔除“博”的境界。
而且今年，我们还很高兴邀请到了专攻新西兰葡萄酒的专家，刘玲女士辅助David作翻译讲解。David的专业讲解，刘玲老师在翻译之余也时不时抛出自己的经验和种种干货，让参与嘉宾赞声连连。也难怪有嘉宾表示：“内容很多干货。看得出大师选酒很用心。每款酒都能代表产区特色、品种风格，哪怕是同样品种，不同酒款的特色也很鲜明，让我们深入感受到，个性新西兰，何止长相思。”
南北朝时期，学者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中明确写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这触碰到子女教育的一大主题，那就是“勤于读书”。
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显然，诸葛亮教育儿子的主心骨，莫过于“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看得出，德，已经变成了哺育子女成长的传家宝。
其次，世人大多倾心于子女读书的“勤”字。
实际上关于小组合作教学形式早就有所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学者保持着不同的观点.例如美国的约翰·斯莱文教师就曾经研究过合作学习这种形式，他认为其本质上就是能够让学生在小组中自主的学习.但是我国的研究学者却有着稍微有所差别的看法，小组合作学习形式是一种让学生共同进步的一种教学方式.
清代诗人郑板桥有个“怪脾气”，他重视读书，却看不起“读书为做官”的世俗想法。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子由你管束，要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
郑板桥绘《竹石图》
古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恰在“德”与“勤”之外，强调了如何突破求学的症结，那就是跨入“博学”的领域。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力图跨越三道门槛：首先，推崇做人的德行；然后，如何涉足“言语”；第三，才囊括“政事与文学”。所谓“言语”，代表着待人接物的能力。所谓“政事”，代表着生活与工作的实践能力。所谓“文学”，代表着自身的知识、才艺与技能。孔子传授知识的最高境界，不但有高深的道德，而且能勤奋读书、学有所长，并且更注重厚积才能、造福四方。正如《颜氏家训》的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朱彝尊不仅是清初文学大家，同时也是学术大家，虽然后一面貌常为其文学盛名所掩，但其学术成就及编撰、整理文献之业绩，斑斑可考，蔚然称盛。
郑板桥不放心儿子的成长，就把孩子带回自己身边，经常教育。“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儿子的进步变得格外迅速。
3）学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补充。教师在选取任务内容时会适量增加一些与音乐治疗专业相关的英文原版材料，并设计成有趣的任务，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增加了专业知识的摄入，这一点也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肯定。
显然，每个人的好学与渊博，等于感恩家庭、报效社会的通行证。自从孩提时代起，许多中国家庭都在子女教育这个选题上，倾注了莫大的心血与殷切的期望。
（选自《河北日报》2018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