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_斯大林论文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_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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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即是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专列,开始对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也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位历史巨人唯一的一次会晤。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有关中苏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

刘少奇访苏为毛泽东出访做了必要的准备

众所周知,二战末期,美国为减少美军对日作战可能蒙受的巨大伤亡,要求苏联出兵打日本;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将恢复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一些特权,并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出发,让外蒙古独立。国民党政府屈从美苏的压力,在得到苏联只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共产党的保证后,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以雅尔塔协定为蓝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本人也曾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

但是,由于苏联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毛泽东访苏既要去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从苏联那里收回因旧的中苏条约而失去的中国主权和权益,这就有可能触犯斯大林,从而使中苏新关系遭受冲击,甚至导致分裂。

为了事先摸清苏方的底牌,奠定好中苏新关系的基础,党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在建国前夕派刘少奇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刘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全面地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内外大政方针,提出了中苏新关系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处理旧的中苏条约问题,并表达了毛泽东在中苏建交后以公开的身份访问苏联的意向。

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情况介绍表示满意,认为中国新政府将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答应中国新政府一成立,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并给新中国以援助。他还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他还表示学生一定会超过先生,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向东方转移……。斯大林在回答中苏旧约这一实质问题时说:“我们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那个时候不得不采取那样的政策,对日和约未签字,美国不从日本撤兵,苏联在旅大驻军是为了抵制美蒋的进攻;如中共愿意苏联撤兵,我们就马上撤出。”“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请毛泽东同志马上来,如不便来,我们可派代表团去中国。”

明眼人会发现:斯大林对中苏旧约问题的表态是在为他自己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辩护。考虑到中共没有海军,需要仰仗苏联,他才表示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军。但斯大林显然是不愿废旧约、订新约的,不愿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特别是决不同意改变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刘少奇访苏,斯大林显出少有的热情,作出对新中国给予援助的承诺,然而,他对中苏条约的意见,却加重了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问题的难度。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首次见面

毛泽东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和汪东兴。1949年12月16日正午到达莫斯科,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其中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书面讲话虽是礼仪性的,但也不难看出它含蓄地反映了毛泽东这次访苏的意向。由于天气寒冷,毛泽东匆匆检阅仪仗队后,便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乡间别墅下榻。当晚10时,苏方安排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讲。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接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对毛泽东做出的巨大贡献,说了一些赞扬的话。然后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由于对处理中苏旧约问题坦率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发生了分歧。

第一次会晤后,毛泽东于10月18日是这样电告刘少奇的:(一)16日到莫斯科,下午10时与斯大林谈了两小时,情意恳切。谈了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问题。(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而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新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界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四)斯大林说,签个声明,外长不必飞来。我说,我考虑一下,想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总理还是去,条约问题如何解决请政治局讨论并提意见。

刘少奇接电后,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复毛泽东称,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毛泽东22日致电党中央,告以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苏方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斯大林70岁寿辰的庆祝大会。会上有13个国家代表致祝词。毛泽东是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元首。他在祝词中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作出高度评价之后说,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

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二次会晤,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使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此后,斯大林再也没有约毛泽东晤谈。对此,周恩来后来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这是国际交往中的罕见现象,从中苏刚建交后世界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进行历史性会晤这一角度来看,就更耐人寻味、不可思议了。

这是斯大林一种极其傲慢的外交“策略”。他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故意采取拖而不谈的做法,静观毛泽东所持立场的变化。

对此,毛泽东极为恼怒。他认为,中苏之间究竟如何处理旧条约问题,苏方不应置之不理。一天,毛泽东对受命来看望他的柯瓦廖夫和费德林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毛泽东激动而坚定的语言,震动了斯大林。正好这时,印度继缅甸之后于12月30日承认了新中国,缅、印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从中意识到英美的对华政策有差异,如果中苏签订新约,美英不致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另外,苏联没有对毛泽东访苏进行任何新闻报道,英国通讯社就此放风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以挑拨中苏关系。这对刚建交的中苏双方都是不利的。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改变维持旧约的原来立场,连续采取了两个行动:首先,由苏方与中方商定于1950年元旦发表《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毛泽东有意披露他这次访苏的目的和不怕拖延、坚持重订新约的决心。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和中国《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访问记》的全文,西方的造谣不攻自破。紧接着,斯大林1月2日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去会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处理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着重强调签订新约的好处。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方同意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双方还为周恩来来莫斯科参加谈判作出安排。

毛泽东自1月2日晚上至5日下午接连四次电告党中央,主要内容如下: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已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和贷款、通邮、民航等项协定。二、中苏新的条约和协定,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和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亿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航空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国家订立通商协定。三、希望周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来,待周到莫斯科后发表声明。应召开政务院的会议和在京的政府委员的座谈会,报告此行目的,并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地位,迫使资本主义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

周恩来率团赴苏开始签约谈判

遵照毛泽东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部署和党中央、政务院的决定,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于1950年1月9日乘火车离京赴苏。周恩来一行于20日抵达莫斯科,即去毛泽东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参加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会后,出席了斯大林举行的酒会,与斯大林交谈半小时,对签订新约总的精神取得了一致看法。

1月22日晚,中苏就签订新约和协定问题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苏方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等。毛泽东和斯大林交换了意见,商定各项问题的原则及工作方法。从23日起,主要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具体商谈。

关于中苏新条约问题。斯大林说,经过仔细考虑,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不适用,必须另订新约。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应固定在一个条约之上,首先包含友好合作,而其目的,是为防止日本及其同盟国再起及巩固两国的友谊。斯大林表示,为着这一目的,两国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外交上建立合作关系。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的关于新约的基本精神,在苏方提议下,由中方周恩来主持起草新约的文本。为了区别于旧约,新约以旧约的名称为基础,加上“互助”两字,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约宗旨是:加强中苏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新约第一条具体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另外,新约还增加了“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的内容。新约共有六个条款,有效期为三十年。苏方同意中方的草案本。

关于中长路问题。中方要求立即收回,苏方被迫同意归还,但时间要拖到苏中两国与日本缔结对日和约之后。中方指出,对日和约签订之日很难预计,应该规定一个归还的年限,即不迟于1952年末,归还前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苏方找不到推托的理由,同意按中方提出的年限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附属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另外,中方从体现主权原则考虑,要求中长路在过渡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比例,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中长路局长由中方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表示,双方股额的这一比例是不平等的,会影响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因它们之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铁路的正副局长可采取定期轮换制。中方考虑,铁路既已定期归还,便照顾了苏方的意见。

关于旅顺口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次会晤时主张苏方租借旅顺口三十年在形式上不变。在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有了松动,他表示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中方的想法是,新中国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不如让苏军晚一些撤离,但应在协定上规定撤兵的期限,使中方日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变,苏军虽撤离,以后随时可以进驻,于我不利,所以毛泽东赞成斯大林的第二个方案。苏方提议旅顺口撤军的年限与中长路一样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后,中方还是要求撤军应规定一个具体的年限。后来根据中方的意见,这个过渡期与中长路一样定为三年,即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方将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备有偿地移交中国政府,由中方偿付苏方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关于大连问题。苏方认为,大连原与美、英在雅尔塔会议上定为自由港,牵涉到与美、英的关系,主张这个问题待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事实上,中方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已在大连建立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在得到苏方同意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政府,并将其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交中国政府接收的保证后,中方照顾了苏方的建议。

关于外蒙古问题。从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到同年7至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苏方的态度一直很明朗,这就是外蒙古独立已成为既成事实,是不容谈判的。毛泽东考虑到这一点,已把“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谈判的基本方针之一。因此,中方没有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

关于贷款问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方向苏方提出借款额为四亿美元,米高扬答应为三亿。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的想法,中方只向苏方提出三亿美元,在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说,偿还期三年太短,可延长为十年,并在利率上给予优惠。

贷款协定谈定后,苏方要求中方提供他们所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为此,双方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另外,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

关于空军支援问题。在谈判期间,2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飞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方派空军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一个《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斯大林把苏联与中国东北和新疆接壤的两个地区作为对等,实际上有谁会去苏联的远东和中亚那些地方呢?其目的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周恩来问,第三国指的是哪些国家?斯大林回答说:“主要是指美、英、日。”毛泽东不肯签这个文件,斯大林则坚持。中方考虑当时美、英等是敌视新中国的国家,为了照顾大局,只好让步。至此,斯大林才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所讲的,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一是在上海对中方提供空中保护,二是给一点敌伪财产。

会谈末期,斯大林竟将伊·瓦·柯瓦廖夫写的一份歪曲中共政策的秘密报告面交毛泽东。斯大林说,柯瓦廖夫给我写了一个报告,这是他自己搞的,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叫他这样做。他是我们的铁道部副部长,卫国战争期间铁路运输工作组织得比较好。在中国实际上只是个联络员,他对政治一窍不通,可却拼命往政治里钻,是一个蠢人。斯大林此举是想表达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在场的师哲将这份报告给毛泽东口译了一部分,毛泽东不想继续听下去,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去理它。毛泽东十分了解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偏见,特意请斯大林物色一位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苏联同志来华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斯大林欣然同意,派了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尤金。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是想让苏联人“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经过在苏联的马拉松式的访问和谈判,总算达到了最佳的预期目标。当然,中方也对苏方作了一些妥协。斯大林虽然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正处于顶峰时期,然而在毛泽东正确的策略和坚韧的斗争面前,被迫在废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出让步。毛泽东后来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中苏条约、中长路……等,我们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他还说过,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新约签订后毛泽东结束访苏

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中方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师哲;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联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葛罗米柯、罗申、费德林。同日,双方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公告称:中苏双方在恳切和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与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时确立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公告指出,中苏谈判以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的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洛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以及苏联社会文化界人士共500余人。宴会气氛友好热烈,一直持续到午夜。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结束访苏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型宴会,为他们送行。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沿途进行参观访问,3月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首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两国首脑的会见和谈判进程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一度出现曲折,但斯大林对新中国还是怀有友好感情并给予大力帮助的。这次访问为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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