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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雷雨》，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通常被认为是首演（简称“旧说”）。① 1993年，刘克蔚先生经过“多方寻觅史料和反复考证”，发表《〈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以下简称《钩沉》），提出“《雷雨》首演不是1935年4月在日本东京，而是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县的春晖中学。”② 1997年他又发表《〈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对考证的缘起和首演的经过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③ 但是，至今仍没有被学界接受，各类学术著作、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著者大都仍然沿用“旧说”。④ 为什么会这样呢？客观讲，尽管刘先生所做的工作是扎实的，但也不可否认还存在着容易使人怀疑的不足：主要是考证与表述上的不周密。也许这正是学术界至今没有采纳这一客观史实的缘由。
一
刘先生对此问题进行考证的缘起，在《钩沉》一文中交代比较简单，《始末》一文则比较详细。1991年春晖中学举行建校70周年纪念，他于9月8日到杭州大学参加杭州市校友大会，应邀到40年代后期春晖中学的同事景金城、朱源夫妇家畅叙春晖往事，⑤ 因他们三人都是当时湖风话剧团成员，交谈中特别回忆了同在“湖风话剧团”的种种活动。⑥ 由此景先生又回忆起了学生时代的1934年在春晖校庆纪念会上首演话剧《雷雨》的往事。他想纠正“旧说”，但因年迈多病，力不从心。为使老人安心，刘克蔚先生慨然承诺去考证。于是便有了前述文章。
假如说景金城的回忆并没有错，那么必须确定景先生与春晖中学的关系才能使人确信。但是刘先生忽视了这一点。虽然在《始末》一文中说了景“1934年在春晖高二年级读书”，后面也将当时演员所在的年级一一列出来了，但这仅仅是景先生等人的回忆。尽管这种回忆并没有错，但还是给人留下了疑窦：他们是40年代后期的同事，湖风话剧团是在40年代后期组成的，景金城先生1934年是在春晖中学读高二年级？他们50年后的回忆准确？经过考证，我的回答是确定的。
经过仔细搜集，我们发现，在春晖中学文化研究室的资料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以下简称《校友录》），封面下部所署时间为“1936、11、”。这本校友录包括“现任教职员之部”、“在校学生之部”、“前任教职员之部”、“历届毕业生之部”四部分。查该校友录，在“历届毕业生之部”中的“高中第六届（二十五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二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⑦ 当时高中的学制是三年，景金城1936年6月毕业，显然，1934年9月—1935年7月，他在高二年级学习确定无疑。而且，在“初中第九届（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11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⑧；在“附小第七届（十九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37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眼科内”⑨。可见，景先生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春晖中学毕业的。他是1929年9月进入春晖中学预科部二年级（即小学六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⑩ 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宝贵时光。这充分表明，1934年12月毫无疑问是在读高二。
春晖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9年的春晖学堂，1919年12月2日革新的私立春晖中学校董事会成立，王佐为董事长。(11) 景金城在春晖读书时一直是校庆活动的一个主要组织者与参与者，校庆活动举行文艺表演总是离不开他，他是校庆话剧演出的主力。他刚进春晖时，高中年级的同学就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娜拉》，引起了他演话剧的兴趣。1930年，他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大胆地选演了洪深改编的王尔德的多幕剧《少奶奶的扇子》，在学校评比时得了冠军。(12)“九·一八”以后，春晖中学学生成立“白马剧团”，他是主要成员，在韩逋仙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王敏锦、潘凤韶等一起演出表现朝鲜人民抗日爱国的话剧《山河泪》，因为演出效果好，还组织到五夫兵营，余姚县城等地去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反日宣传效果。(13) 同时还参与演出《顾正红》、《名优之死》等话剧。这种演剧活动培养了他的舞台感，积累了演出经验，提高了他对话剧的鉴赏能力。抗战时期他在学习和工作中仍然演话剧。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春晖中学当老师，参加“湖风话剧团”，先后演出《雷雨》、《北京人》、《飞将军》、《野玫瑰》、《为祖国飞行》、《讨渔税》、《禁止小便》、《中央》等话剧，并担任《雷雨》的导演，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1934年12月2日，是春晖中学的校庆纪念日。作为惯例，他们演出文艺节目，演出话剧是无疑的。景金城是学生会主席，话剧演出的爱好者，以他为首的春晖学生在纪念会上排演《雷雨》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
蔡元培先生指出： “凡人行事，虽出于自己，但环境也是支配人底行为。”(14) 春晖中学在1934年12月2日在校庆晚会上演出话剧《雷雨》，时代、社会与学校的环境为它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从绍兴的话剧运动史中和春晖中学戏剧活动史中找到答案。
绍兴话剧运动的出现应该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绍兴县孙端镇孙端剧社在上亭公园演出文明戏。1913年4月13—17日，浙江（绍兴）第一模范剧场演出许啸天编新剧《秋瑾》全本。(15) 同年，绍兴的首家戏院觉明舞台建成，这个可容纳约800观众的镜框式、能旋转的舞台，当时在浙东首屈一指。它的演出紧跟上海的潮流，文明戏在上海兴起，它也演出《土牢记》、《孽海花》等文明戏。(16) 这可以说是绍兴话剧史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绍兴的话剧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发动群众，提高其思想觉悟，取得支持，5月10日，绍兴县漓渚区的张若霞发起邀请聘请上海春声剧社来开演新剧，并将演出所得收入作为教育经费；11日，绍兴县柯桥区开泰乡学务委员章桀如一面筹建夜校，一面与乡自治委员章杏云、章杏泉、戴佩轩等发起演出新剧，也聘请春声剧社来乡演出，以章氏宗祠为剧场，于16日起演出一星期，收入充作开设夜校及“阅报社”之经费。26日，绍兴柯桥区开泰乡爱国会长章杏云与绍兴爱国会长高天栖等发起，在聚贤乡校组织成立“开泰乡爱国新剧团”，聚贤、集贤、景贤三校学生5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并于29日演出《朝鲜亡国惨史》，并到各乡巡回演出。同时，上虞下管青年徐用宾、徐镜渠等人也组织演出文明戏，进行文化宣传。6月，上虞崧厦镇县立第二高小职员组织“醒世新剧团”，29日在上虞县城所在地百官镇演出《朝鲜亡国恨》。7月30日，绍兴五中、五师、越材等校学生发起成立“学生救国新剧团”，多次排演《女店主》、《装哑》和《国耻纪念歌》等文明戏。同时，绍兴机关亦急起筹备救国新剧团。这些戏剧活动，传播了新文化，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不仅“开通民智”，而且很好地发挥了反帝反封建的作用。1924年5月底，绍兴女师学生排演《卓文君》（郭沫若编）及《孔雀东南飞》等反封建的戏剧，县议会却以“女师男女师生合演《卓文君》有碍风化”为由，借口“县库支绌，经费难以维持”，决定停办女师。后来，在女师学生的坚决斗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社会各界的绍兴籍名流及团体的大力声援下，县议会被迫撤销停办女师的决议。史称绍兴女师“卓潮”运动。(17)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何赤华、钟子逸、杨眉山等人筹建“五卅”惨案表演团，在诸暨县城隍庙连续两天公演《同胞血》，观众万余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后，话剧成为绍兴人民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进行革命宣传，开展对敌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于是，戏剧社团蜂起，先后成立的剧团除上述所列之外主要的有几十个，如绍兴梦幻剧团、绍兴民众剧社、绍兴业余剧人协会、上虞晨钟剧社、上虞县“三干”剧团（苦干、硬干、实干）等等；演剧日盛，演出的剧目一百多个，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春晖中学一开始就顺应时代趋势，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依新学制办理”，致力于“办到最完备最新式一个优先的中学校”， “满足社会的期望”。(18) 到1928年，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了，学生不仅来自两浙，还来自苏南、贵州、四川等地，而且远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有人慕名送子弟前来入学，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界享有盛誉，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称。学校不仅聘请了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王任叔、刘叔琴、范寿康、冯三昧、张同光、黄树滋、张孟闻、陈兼善等一批文化名人来任教，还不定期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如蔡元培、刘大白、张闻天、叶圣陶、章锡琛、胡愈之、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沈泽民、杨子华、俞平伯、吴稚晖、李叔同、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张大千、张孟闻等等前来考察和讲学(19)，始终倡导“人格教育、英才教育、动的教育”，“主张中学毕业生宜多式而不宜一式”，“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20)，提出“与时俱进”的教育原则和“智、德、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21)，对学生的培养“以实施基础训练，发展个性，增进知能，预备研究高深学问，并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22)，推行“社会主义”教育(23)，注重能力培养。因此，学校立“春社” “以报明德”(24)，固根强本；实施必修科与选修科结合的学分制，推行课外讲演；采用先进的教材，数、理、化多为外文课本，国文除选讲古典优秀作品外，还广泛采用当代进步的作品；重视外语教学，开英、日两种外语；并将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技能的锻炼统一起来，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学校还订有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文学季刊》等），指定课外阅读书目（不仅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著作，还有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名著）(25)，开阔学生视野，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等人的作品，成为广大学生喜爱的读物；并且办《春晖》校刊与学生刊物《春晖学生》、《白马嘶》等，成立学生会、学术研究会、童子军、师生协治会等一些学生组织与社团，加强能力培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春晖中学十分重视开展文体活动，以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如前所述，1922年12月2日春晖中学首次开学典礼，就举行运动会与合唱会，以后一直保持这个传统，每学期举行一次全校游艺会，每年的12月2日举行校庆，必须表演文体节目，而且有学生组织管理。1924年2月成立春晖学校协治会，在执行部中单设游艺股；(26) 1925年春晖中学学生会成立，设学艺部，下辖演讲股、出版股和文艺股；(27) 就是1928年5月成立的春晖中学反日运动后援会，在宣传部中也设立化妆宣传股，用文艺节目进行宣传。(28)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绍兴的话剧运动也就对春晖的校园文化生活发生了影响。春晖中学办学初年就注重戏剧教育。1923年夏丏尊为学生开列的83种阅读书目中，就有《一个青年的梦》、《易卜生集》、《莎氏乐府本事》、《威尼斯商人》等等；(29) 春晖中学的排演话剧开始于1925年。(30) 1925年《春晖》半月刊专门刊登了张柳生的《戏剧在教育上的价值》，文章既批评了将戏剧专门“当作消闲的事业”的偏失，指出其背离了“戏剧的本意”，使戏剧陷于“非艺术的境地”，又反对道德派的“教训式的戏剧”，认为只有“以艺术为生发点的戏剧，在教育上才有极大的价值”，提出“学校如常有这门的设施，实可免了许多无谓的事情和消遣。”(31) 这种理论上的倡导，无疑促进了对春晖中学的学生演剧活动。到1926年，春晖学生排演的话剧包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洪深翻译的《少奶奶的扇子》”(32) 等名剧。1928年，春晖附小教师何云组织“碧莲剧社”，自任导演，由农民夜校学生演出《五一纪念》（叶天底编剧）、《顾正红》。春晖的戏剧活动从此十分活跃。1928年以后，秋季始业的学期举行游艺会的日期在校庆纪念日——12月2日，节目主要是演话剧。(33) 1929年，高中部的同学演出了易卜生的话剧《娜拉》。(34) 1930年8月起黄树滋任春晖校长，各项事业“称盛一时”，他十分重视话剧演出，说： “演话剧不仅是很好的课余的娱乐生活，它还是语文课很好的辅助课、实践课，能起到语文课课堂教学不能起到的效果；要把一个剧本搬上舞台，是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又能为同学们提供培养锻炼办事的能力的机会，这对同学们今后踏入社会工作时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认为应视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35) 1930年11月该校按乡村组织法组织的渔浦乡就设有学艺股，下辖表演组和娱乐组等”。(36) “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黄校长鼓励学生组织“白马剧团”，演出《山河泪》，用演剧宣传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春晖中学天（爱）国剧社演出《决绝》等剧(37)；1932年11月，春晖中学在征集反日品物时，将话剧剧本列在征集范围之内，与反日论文、诗歌、小说及曲谱并列放在第一位。(38) 有了校长的支持和提倡，春晖的话剧演出很频繁，校庆就演戏(39)，形成了排演话剧的优良传统， “凡适合于上演的剧本，如著名剧作家田汉、洪深、熊佛西等剧作几乎全校各级都先后上演过了”(40)。《顾正红》、《名优之死》、《少奶奶的扇子》、《山河泪》、《春闺梦》以及英文剧《威尼斯商人》等等一批剧目在校内外演出取得较好的艺术和社会效果。对于这时春晖学生的演剧效果，徐如愿在1947年予以了追述： “我们（春晖）的剧团，也曾在各地演出多次，颇博好评”。(41) 1933年9月—1934年6月在春晖中学的周志成，对母校的话剧演出印象极深： “全校的演出竞赛，压台的是多幕剧《春闺梦》，剧情很简单，新婚不久，丈夫应召赴内战前线，阵亡后，新妇就在灵堂吊祭时自杀。但因他俩都是反对内战的，又不能不为内战作出牺牲，剧中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朗诵和凄恻的音乐，又是那样动人，印象至今不忘。”(42) 可见春晖学生演剧的效果。
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春晖学生在1934年12月2日的校庆晚会上演出话剧节目《雷雨》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
三
春晖中学1934年首演《雷雨》不仅可能，而且是不可篡改的客观事实。然而，我们必须对当事人的回忆的真实性和参与指导和演出的师生在春晖的真实履历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才能更加有力地说服人们去接受这个事实。考证的结果表明，不仅可以确定当时的参与和介入《雷雨》演出的师生在春晖的履历，而且可以证明回忆本身所显示出的真实性。
当事人回忆中提到的老师和演员的在校时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景金城的回忆中，提到的老师有黄树滋、韩逋仙、方度和蔡丏因等。蔡丏因原名蔡冠洛。查《校友录》，“历任教职员之部”中有方度、黄树滋、蔡冠洛、韩逋仙等人(43)。在上虞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1933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一览表（1933年11月）》，查此表，有黄树滋、方度和蔡冠洛等人。黄树滋，上虞人，日本东京高师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校长兼教务主任；方度是浦江人，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训育主任；蔡冠洛，诸暨人，浙江两级师范优质史地科毕业，当时任春晖中学国文主任，他年龄“44”，是全校中最年长的。(44) 景金城说“蔡先生是当时母校一位高龄的国文老师”(45)，显然属实。可见，他们都是1933年就在春晖工作的老师。而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是在1930年8月—1935年7月(46)。我们前面说过，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期间，春晖各项事业“称盛一时”，这是指1935年之前的情形，因为他在1935年7月之后就卸任了。他作为校长参加校庆纪念会，观看的《雷雨》演出，显然应该是在1935年之前的1934年校庆节目。
而参演者，查《校友录》，在“高中第五届（二十四年六月毕业）”的名单中，有“邱午庭”(47)。他1935年6月毕业，1934年12月正好是高三，与回忆完全吻合；在“高中第六届（二十五年六月毕业）”的名单中，除了景金城之外，还有“胡玉堂，余姚，坎镇周家路胡明记”(48)。他们1936年6月毕业，1934年12月正好是高二；在“初中第九届（二十二年六月毕业）”名单中，除了第11个名单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医庐”之外，第14个名单就是“章志铣，上虞人，上虞百官章家市植兰居”(49)；在“附小第七届（十九年六月毕业）”名单中，第3个名单即是“章志铣，上虞人，百官转章陆章家市”，第37个名单即是“景金城，余姚，余姚浒山景氏眼科内”(50)。可见，景金城在小学和初中都与章志铣同学，高中也应该是同学，章志铣在1934年12月也应该是在读高二。《校友录》只登记1936年11月现任教师和在校生名单以及历任教师的名单，对于1936年之前就读春晖的学生，只登记了毕业的学生名单，对于没有毕业的学生未予登记，所以有一些演员的名单找不到。尽管如此，前述几个学生名单的铆合，即可充分佐证。显然，1934年12月校庆纪念会上演《雷雨》是无疑的。
景金城对于找到《雷雨》这个剧本时的情形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因为想选一个满意的剧本上演，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总要到阅览室去……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走进阅览室，在墙面的书插上，看到了新到的《文学季刊》第三期，因为这季刊常有剧作发表，即取下来翻查目录，四幕剧《雷雨》就先入眼帘，作者曹禺虽没有听说过，但《文学季刊》是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没有一定水平的著作是不会被选刊的，而且篇幅这样长的剧本竟是一次刊出亦是不多见的，当时确有如获至宝之感，就坐下来认真的阅读了。(51)
这一段回忆文字，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景金城当时寻找适合演出的剧本的过程，而且还显示了他的回忆的真实性。一是《文学季刊》1934年才出版，第1卷第1期和第2期都有戏剧方面的著作。第1期目录中“论文”栏目中有署名问滔的“《戏剧的重要性及其动向》（检查删除）”，因为检查没过关，正文刊不出，编者在目录中用括号注明；第2期目录中“剧本”栏目中有署名顾青海的《王昭君》和萧乾翻译的英国作家Oliphant Down的戏剧《梦的制作者》；而第3期就有剧本《这不过是春天》（李健吾）、《雷雨》（曹禺）和《香妃》（顾青海）。他说“这季刊常有剧作发表”，符合实情。二是他不仅记得“《文学季刊》是郑振铎先生主编的”，而且记得“篇幅这样长的剧本竟是一次刊出”，不是对《文学季刊》非常熟悉，不是对《雷雨》从头至尾阅读了是不可能有这种记忆的。三是他在阅览室墙面的书插上“看到了新到的《文学季刊》第三期”，这一期是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当时各种杂志的发行，均有基本订户，……杂志出版后，发行工作一般都是及时和迅速的”(52)，景金城看到新到的杂志显然是在1934年。可见，他们是在1934年下半年发现《雷雨》的，1934校庆日他们演出《雷雨》是确定无疑的。
四
我们通过对演出学生与指导老师的春晖身份的认定和人生经历的把握，已经可以完全确认《雷雨》1934年在春晖中学首演的史实。然而，上虞档案馆还埋藏着更有说服力的史料，有待我们深入去认识。
在上虞档案馆至今保存着几张残缺不全的破损报纸《上虞报》。其中有一张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948年3月31日）出版的，在第二版上开辟了一个栏目——《湖风剧团公演特刊》，是由湖风话剧团编发的。
“湖风剧团”就是“湖风话剧团”，是春晖师生在1946年组织成立的话剧演出团体，成员有80余人，不仅有高、初中各年级学生，还有校长徐如愿，教师刘洁民、景金成、朱源（女）、詹之尧、王文耀、章曼丽（女）、钱柏松、刘克蔚等等。他们首先在校内和县城丰惠镇演出《野玫瑰》，25周年校庆及以后还演出了《雷雨》、《为祖国飞行》、《讨渔税》、《中央》、《禁止小便》、《上海屋檐下》、《乌鸦与麻雀》等话剧和《农村曲》、《兄妹开荒》等歌剧，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雷雨》剧组主要演职员是：演出总组织：校长徐如愿；导演：景金城；舞台监督：刘克蔚；布景、灯光、效果、司幕：胡大成、胡遇俊、夏弘琰、夏景晖、夏培源，徐彰，金学智等；演员：刘洁民饰周朴园，朱源饰蘩漪，范留青饰周萍，金才钦饰周冲，严嬑嬑、章曼丽饰四凤，夏培根饰鲁大海，赵慧珍、叶梅格饰鲁妈，景金城饰鲁贵。
在这一期特刊中，刊发了《我们的希望》、《关于雷雨》、《雷雨本事》、《灯光》等四篇文章，外加一个《编后》。其中《我们的希望》和《灯光》分别署名为“徐如愿”和“留青”，《关于雷雨》和《雷雨本事》没有署名。这是湖风话剧团第二次到上虞县城公演《雷雨》之后出的专刊。徐如愿的《我们的希望》主要阐述了春晖中学湖风话剧团组织成立的宗旨、出发点及其艺术取向，实际上是对他们排演《雷雨》的一个理论说明；而《关于雷雨》、《雷雨本事》、《灯光》是对《雷雨》的重要地位及其文本的理解与排演技术的实证说明。《关于雷雨》一文紧密结合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来论述《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雷雨是剧运的桥梁，与剧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有了雷雨使这发展的趋势冲破了许多障碍而增加了速度”；“中国的剧运以前曾步着十分艰难的路途，……我们深为这新的运动的前途担忧，就在这时候曹禺先生的雷雨问世了，……雷雨替剧运招来了广大的观众，奠定了话剧职业化的基础，替剧作者打了一针提神剂，使他们能鼓起勇气创作”。作者在回顾了《雷雨》的演出史后写道：
写到这里我还要追述一件往事，大家都以为雷雨的处女演是日本留学生，其实当他们出演四、五个月前，在幽静的白马湖畔曾出演过一次。春晖的校友，也许还能记得吧！那时虽然设备简陋、表演技巧自然说不上完善，但因剧本本身的脍炙人口，及同学们认真的演出，也曾使观众流了不少眼泪呢！
我们这一次选择雷雨来虞城公演，深望能为这里观众搭架一座桥梁——由旧剧而话剧。(53)
这一段当事人的追述，确定无疑地告诉了我们，春晖中学在1934年12月演出了《雷雨》。因为，留日学生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雷雨》是在1935年4月27—29日，而春晖中学学生是在1934年12月2—3日校庆纪念日演出《雷雨》的，比前者早4个月零25天。《关于雷雨》的作者说当留日学生“出演四、五个月前，在幽静的白马湖畔曾出演过一次”，显然就是指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3日的校庆纪念日演出《雷雨》的事实。《上虞报》当时是经过内政部批准登记的第一类新闻报纸，面对的读者不仅是全上虞的，还包括上虞之外的。春晖中学就在上虞城郊，其师生是其固定的读者。面对广泛的读者，面对春晖的师生，作者不会在这里说无影无踪的谎话，何况1934年在春晖的师生都还健在！有的就在上虞和春晖中学！所以，这十四年后的追述应该是真实的，是1934年12月2日春晖中学首次公演《雷雨》的不可置疑的强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春晖中学1934年12月2—3日校庆会上首演《雷雨》是确定无疑的。在这里，当事人的确切回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文物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闻报刊也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演出者陈耀臣（即陈耀辉）回忆说： “后来从报上看到日本留学生演出《雷雨》，我们当时议论我们比他们演出早，但我们是不出名的中学生，也没去争理。”(54) 这显然符合情理。虽然如此，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戏剧史、文学史必须予以改写，还其本来面目。值得说明的是，建国前，《雷雨》在绍兴有四个单位演出过，除了春晖的首演和1947年的重演之外，还有1936年7月苎萝剧社在诸暨县城的公演，1941年八十六军军部话剧团在绍兴觉民舞台的演出，1948年春绍兴中学学生在军训教官余恂（白琅）的主持下的演出。在此不做赘述。
注释：
①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60页。
②⑥ 刘克蔚：《〈雷雨〉国内首演钩沉》，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合编《中国话剧研究》第7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0页。
③⑤ 刘克蔚：《〈雷雨〉首演春晖中学始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④ 据笔者所知，至今只有朱栋霖的《心灵的诗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411页）和田本相、黄爱华主编的《简明曹禺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采用了这一事实。
⑦⑧⑨(47)(48)(49)(50) 《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1936年11月编，第34、51、67、34、35、52、65页。
⑩(12)(13)(33)(34)(35)(40)(45)(51) 景金城：《忆〈雷雨〉在春晖处女演》，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2，第47、48～49、61、48、61、64、49、66、49页。
(11) 王克昌、钱钟岳：《商界巨子、兴学楷模》，转引自《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页。
(14) 蔡元培：《在春晖中学的演说——羡慕春晖的学生》，《春晖》第14期。
(15) 《秋瑾》剧广告，《越铎日报》1913年4月11日。
(16) 章玉安：《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0页。
(17) 绍兴市文化局等编：《绍兴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18) 经亨颐：《呈校董会议案》，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2年第71卷（下），第71～72页。
(19) 《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07页～110页。
(20) 经亨颐：《春晖中学校计划书》，《浙江教育周报》1919年10月第235期。
(21) 《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本卷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页。
(22) 《春晖中学校学则》，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28年第41卷（下），第42页。
(23) 范寿康：《教育的目的》，《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2页。
(24) 《春社缘起》，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5年第37卷（上），第56页。
(25)(29) 参见夏丏尊：《叫学生在课外读些什么书》，《春晖》1923年10月1日第17期。
(26) 《春晖学校协治会大纲》，《春晖的学生》第1期。
(27) 《春晖中学学生会简章》，《白马嘶》校刊，1925年版，第40页。
(28) 《反日运动会章程》，《春晖》半月刊，1928年5月第48期。
(30) 春晖中学的《校史（1908—1928）》记载：“十四年一月一日，有协会游艺股表演新剧，来宾百余人”，“六月三十日，中小学全体学生欢送毕业生，小学演新剧”。
(31) 张柳生：《戏剧在教育上的价值》，《春晖》半月刊第39期，1925年11月1日。
(32) 斯而中：《忆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浙江文史资料选》第16辑，浙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36)《渔浦乡组织大纲》，《春晖学生》第3期。
(37) 见《上虞县志》1987年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4页，又见1937年未刊稿。
(38) 春晖中学反日品物展览会指导委员会：《反日品物展览会办法》，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2年第72卷，第51页。
(39) 章志铣：《谈母校春晖中学演〈雷雨〉》，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62页。
(41) 徐如愿：《春晖的草创时期与全盛时期》，引自《春晖中学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刊》。
(42) 周志成：《母校—年》，《春晖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第55页。
(43) 分别见《春晖中学校友录·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1936年11月编，第16、23、25、26页。
(44) 《1933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一览表》，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1933年第94卷－（9），第5～7页。
(46) 见《春晖中学历任校长一览》，见《中国名校丛书·浙江省春晖中学·附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52页。
(52) 景金城1992年3月28日致刘克蔚信，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5页。
(53) 侠名：《关于雷雨》《上虞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第2版。
(54) 陈耀臣1992年5月1日致刘克蔚老师信，上虞市城市档案中心222－43－1，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