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正一代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汉书论文,得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与史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相比较，范晔的《后汉书》增加了《皇后纪》以及宦者、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类传。这是范晔史学思想的深刻表露。范晔作史的目的在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因此，就在他正得失、下褒贬、原始察终、探源溯流的细微处，体现出他的创新与史识。在《后汉书》的序、论、赞中，处处也可以看到范晔“正得失”的旨意。
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和较它早成书百馀年的《三国志》一样，无表无志。表，是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的，“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①成为始作俑者。对于志，范晔却是有意撰写的，自述说：“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②当时，他“所撰十志，一皆托俨③，可是，范晔与谢俨相继被害，《志》稿散失。南朝梁人刘昭知范晔“及语八志，颇褒其美。”乃将晋人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④。此八志，“虽未尽善，而大较多实”⑤所以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便有孙奭建议将彪专与范书合刻。但清人邵晋涵认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的上述说法，“考之不审”，“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⑥。从以上这些人所共知的史事，可知范晔撰史，总体上未出迁、固范围。
但是，与迁、固相较，范晔却增加了《皇后纪》，增加了宦者、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类传。这，当然不可视为篇目的一般调整。属布局谋篇的问题，而是范晔的史学思想的深刻表露。
任何史家的史学思想，核心是史学目的。孔子作《春秋》，旨在通过所谓“微言大义”，有所褒贬。他坦率地承认：“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⑦故孟子称赞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⑧司马迁也说：“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⑨后来司马迁本人著《史记》，则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司马迁的时代，天运天命，四气五行之类，都是自然界及其规律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混混沌沌的、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反映；司马迁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去推究天人关系，虽然也发出了许多让后人惊叹不已的闪光点，但总起来说，终究还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至于“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由于撰写了第一部中国通史，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他为“通变”事业立下了首功。可以说，从古至今的众多史家家不是司马迁开创的“通变”事业的继承者与创新者；他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永远是一项基本的治史原则和治史方法。嬗至班氏父子作《汉书》，其史学目的，便没有司马迁那么宏大了。《叙传》明言是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就是说，他写的《汉书》是以五经为衡量历史的标准，以博洽为手段，以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所谓“事实”，阐述汉“纂尧之绪”，神圣不可犯。章学诚评论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⑩足见班固的史学目的是一种为当代封建皇朝服务的实用主义。而范晔作《合汉书》，目的更为实用：“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11)范晔这个出身于门阀世族的朝延命官，要“正（东汉）一代得失”，自然是要为地主阶级寻找更有效的统治术：这一层自不必说。不过，正得失，就必下褒贬；下褒贬，就需原始察终，探源溯流；于是在这些原始察终、探源溯流的细微处，便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范晔与其前辈史学家的不同。这些不同处，正体现着范晔的创新与史识。王失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2)这可谓欲“正一代得失”的范晔于一千二百年后得一知巳。
范晔为达到自己的史学目的，也学习与运用《左传》以“君子曰”、《公》、《谷》以“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史记》以“太史公”、杨雄《史记》以“撰”、《汉书》以“赞”、荀悦《汉纪》以“论”、《东观汉记》以“序”、谢承《后汉书》以“诠”等。“其名万殊，其义一揆”(13)的传统手法，于篇首作《序》、篇末作《论》、《赞》，来直接表达自己对东汉政治、经济和人物的见解。序论本“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但文人好舞弄墨，故自迁、固以降，序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14)。而范晔则自诩更高：“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谈，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5)。姑不论这些话是否夸饰，但从《后汉书》的序、论、赞，确实处处可看到范晔“正得失”的旨意。如《儒林列传》的《序》述东汉儒家兴衰的原因，宦者列传的《序》论宦者从周秦至两汉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他们专政的由来，《党锢列传》的《序》叙战国以来时君的好尚与士风的演进等等，均极深刻，又如《邓寇列传》的《论》言外戚专权的恶果，也极精彩：“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馀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已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然而，作为史书而非政论，范晔为“正得失”，主要精力用在史料的选择排比和详略的处理上，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东汉诸帝，除光武年六十三，献帝禅位后年五十四始逝世外，馀十一帝皆早殇：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仅两岁，安帝年三十二，顺章年三十，冲帝仅三岁，质帝仅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少帝（后被废为弘农王）年十七。皇帝早死，继位者必年幼，他们继位时的年龄：章帝为十九岁，和帝仅十岁，殇帝刚满百日，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冲帝仅两岁，质帝仅八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少帝十七岁，献帝九岁。继位者年幼，母后必易临朝，东汉前后垂帘听政者有六人：和帝时，窦太后称制；殇帝和安帝时，邓太后称制；北乡侯刘懿嗣位时，阎太后临朝；冲帝、质帝和桓帝时，梁太后临时朝；灵帝时，窦太后临朝；少帝继位后，何太后临朝。东汉近二百年间，太后临朝的时间长在四五十年。这个史实怎能不使范晔新立《皇后纪》以理纲目、纪大事呢”《史》、《汉》除吕太后入纪外，其馀皇后的行迹，仅在外戚世家或外戚传中言及。《后汉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新立《皇后纪》，是与东汉的政治实际相吻合的。清人何焯称赞道：“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学之变，未可议也。”(16)
且范氏立《皇后纪》，另有其“正得失”的深意。他在这篇纪的《序》中说：“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因为，“专任妇人”，必致“外姻乱邦。”他叙述东汉的情况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这就是说，“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17)。窦太后临朝，窦宪揽权；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阎太后临朝，阎显掌权；梁太后临朝，梁冀当政；窦太后临时，窦武专权；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从而东汉后期接连不断形成外戚集团，势力逐渐膨胀，实际上使东汉“皇统屡绝。”
但是，外戚“利深祸速”，权重必然祸亦随之。当幼主年岁渐富，自然不满大权旁落，欲寻求可作自己依靠的新的政治势力，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乘机而起。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等，翦灭了窦宪集团；安帝利用宦官李闰、乳母王圣等人的谗言，逐杀了邓氏家族；宦官孙程等杀阎显，立顺帝；桓帝依靠宦官赵忠等人，杀梁冀等数十人，灵帝依靠宦官曹节等，杀窦武；何进谋诛宦官，反被宦官处死。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争斗不已，诛杀不止。成为了东汉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基本形象。处在两大集团之间的士人，不是附此，便是依彼，两大集团也都争取他们的依附，以扩大声势。因此士人在东汉也渐渐形成气候，成为第三大政治集团，反过来成为宦官集团的眼中钉，演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可见东汉的这种政治争斗与混乱局面。都与太后临朝有着密切关系。《皇后纪·序》说：由于太后临朝，“烟灭连踵，倾舟继路，而赴蹈不息，礁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大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显然，这种把一切争斗与混乱都归之于太后临朝的评论，是失之偏颇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晔《皇后纪》一篇之增，确是抓住了东汉的政治特点的结果。
迫塞士人的党锢之祸，是东汉之前所未曾有过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出身于士族的范晔，是带着特殊的思想感情来记述东汉士人的。他认为“桓灵之间，主荒败缪”的原因，是“国命委于阉寺”。这些宦竖，“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阖牖房闼之任”，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他们仗主子之势，“舞文巧态，作惠作威”，“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结果是，“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范晔感叹道：“汉之纲纪大乱矣！”(18)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鲠直的士人乃奋起抗争。用范晔的话说，“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9)而党锢之祸，也就同时兴起了。
范晔认为，士人与宦官本非同类，“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故势难两立，斗争的存在是必然的，《李杜列传》评论与外戚梁冀争斗的李固说：“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陈王列传》评论与宦官侯览等争斗的陈蕃说：“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成，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馀年间，数公之力也。”李固、陈蕃及其他死于党祸的李膺、范滂、贾彪等等，是范晔大书特书的正面士人典型。《党锢列传》的最末二句写道：“徒恨芳膏，煎灼灯明。”他认为，士人在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燃烧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
东汉士人是尚名节的。赵翼分析说：东汉时期，“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20)范晔为实录这一时代特征，为歌颂尚名节的士人，即使对那些并无赫赫业绩、但言行有一二可取之处的所谓“独行者”。也特为立传颂扬。如，能习《礼经》的刘茂，勇负太守逃脱了赤眉军的攻杀，主薄卫福在战场上以身护主将，范晔称颂他们“志刚金石”。又如，出身“族姓”的陆续、会稽郡仓曹椽戴就冤系诏狱，面临斧钺，仍然固守对主子的信用，顽强不招，范晔称颂他们“意严冬霜”，又如：“少游太学”的范式与张劭，生是同窗，逝世后结为“死友”，范晔称颂他们：“结朋协好，幽明共心。”总之，这些人被认为“操作俱绝”，“良有风轨足怀者。”范晔的史笔触及这些下层士人，拓宽了史学眼界，扩大了史学题材。这是他对以浓彩重墨描写豫让、聂政、荆轲、侯嬴等人的《史记》的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党祸大兴、人人自危的环境中，有些士人“荣华丘壑，甘是柘槁”，以隐居山林而求高义，以终身不仕而求令名。范晔称赞他们的处世特点是，“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他们的代表是郭太、符融、许劭等人，范晔特为立传，旨在表彰他们“识深甄藻，”“守节好耻。”这类逸民即使处于汉室中兴，“汉德重开”之际；也“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就之节，重于时矣。”他们之中，有的人因淡于名利，不愿困扰纷乱的世事之中，故超凡脱俗，“道就虚全，事违尘枉。”有的人因对现政权与时风另有看法，由鄙夷而拒绝合作。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垂约富春江，虽多次征召而不就，便是典型一例。他对旧在友侯霸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明显地透露出他对一批当权者的不满。还有的之所以成为逸民，却是为了避祸。范晔引用扬雄的“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的话后，说：“言其违患之远也。”所以，这些士人“江海冥天，山林长住。”逸民的情况是不一的，而不肯为当朝尽忠效力，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逸民列传》更有一特例，写汉阴一老父，当着尚书郎张温的面说：“令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直斥汉桓帝，显示了不畏的权贵的品格。《论证·尧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是从正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如果政通人和，必会人人踊跃，报国效劳还觉得来不及，何来逸民？逸民多，是世乱的一个表现；东汉的逸民，正是党锢之祸的副产品。
《后汉书》除了上承《史》、《汉》设置《儒林列传》以纪述经学源流外，又增辟《文苑列传》，以记载因诗赋文章而著名的士人，反映了“东京以还，文胜篇富”(21)的实际，并为后世史学开创了先例。而《宦者列传》表达了作者对“败国蠹政”的宦官的愤慨与指斥，它与《党锢列传》一起寄托了作者对“离被灾毒”的士人的同情与赞美，再加上作者着意撰写的独行，逸民二列传及其他人物合传，东汉各阶层士人的群像便全面地勾勒了出来，东汉的时代和政治特征也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所以，范晔新增的《皇后纪》和七个类传，是他“正一代得失”的业绩，是他的史识的集中体现。在《班彪列传》中，范晔借华峤的话评论说：“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故范晔撰《后汉书》，“力矫班氏之失，扣党锢、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22)。这些话，人多以为至论。
鞭宦官而尊士人，固为范晔“正一代得失”的传神之笔，然而，宦官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总是随着皇帝对他们的宠幸的消失而垮台，倒是那些爬上大官高爵，成为“族姓”、“衣冠望族”之后的士人们，同样是“兰获并存”，其卑劣者左右政局，兴风作浪，祸国殃民，较之宦官，常过而无不及。如四世五公的袁绍兄弟即是一例。而范晔竟无一语鞭挞，反而歌颂他们“盛乎哉，其所资也”。可见，范晔的“正一代得失”，具有无法逾越的深刻局限。
至于范晔受西汉刘向的影响，在“正史”中增加《列女传》，实为历史编篡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致使后来“诸史相沿，莫能刊削。”(23)，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历来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独立人格，她们的智慧与创造性，是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她们的辛酸悲苦，也是不被人们所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的。记述这些“才行万高秀者”的《列女传》。为后人留下了中国第一个女史学家班昭的行状，留下了蔡文姬那样脍炙人口的《悲愤诗》，留下了赵媛姜那样甘心牺牲自己而掩护起义失败的大夫潜逃的英雄形象，还留下了一批夫妻相敬如宾、劝夫修学归正、事亲有礼，训子有方、不嫌贫、勤劳动的妇女典型，为中国传统美德的确立与发扬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也是范晔的史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列女传》也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例如《女戒》之类。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古人所无法避免的。至于后来有人移花接木，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则与范晔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不屑挂齿了。
范晔《后汉书》的史学成就，首先取决于他的史识，其次也与他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有关。任何一个伟大的学问家和科学家，没有不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去登上自己的科学殿堂的；不掌握信息，不了解已有的成果，不善于把前人的研究终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的人，可以说寸步难行。东汉时期，历代皇帝是重视修史的，从明帝到灵帝，不断命史臣在南宫的东观撰修，故名《东观汉记》，共一百四十三卷。魏晋以降，私家修东汉史者，达十三家，除范晔外，计有三国吴人谢承撰《后汉书》一三○卷，晋人薛莹撰《后汉纪》一百卷、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汉后书》九十七卷、谢忱《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张番《后汉纪》三十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南朝宋人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及在范晔之后的梁人萧子显撰《后汉书》一百卷。王韶撰《后汉林》二百卷。十三家中，今仅存范晔之书与袁宏之纪，其馀十一家则于两宋之际早已烟消云没。范晔之时，他未必对上述十家（除萧子显、王韶之书）都看见过，都研究过。但范晔撰史，除主要取材于《东观汉记》外，至少谢承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与华峤的《汉后书》是他的重要借鉴与素材来源。华峤之书问世后，即被同时代人认为“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24)（六宋），而与《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均藏秘府，并行于世。后人对华书也多所推崇，认为晋宋间诸东汉史著中，“华峤之准当，则其冠 也。”(25)，“推其所长，华氏居最”(26)。范晔也极服膺华峤书；并继承了它的许多优点。例如，立东汉《皇后纪》，便是由华峤首创而范晔承袭光大。华峤认为“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所以他“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27)。立《皇后纪》，华峤的本意是认为“皇后配天作合”，仅仅从人伦上着眼，而范晔则是认为皇后临朝，“莫不定策帷帘”，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两相比较，显然范晔是推陈出新，继承了华峰书之形，而改变了华峤书之实。又，据李贤《注》所言，《章帝纪》论，《马武传》论的前六句，《冯衍传》论的前十三句，卷三十九的长篇序言，《班彪列传》篇末那段论述司马迁和班氏父子异同的重要文字，以及《袁安传》论等，均“华峤之词也。”李贤去南朝之世未远，容或言之有据。可见范晔《后汉书》，乃“发源《东观》”(28)，并参照同类著作，删烦补略，爬梳董理而后成。故宋人叶适说：后汉时期，“东观汉记，前后相承，范晔所以能述史二百年之后，由有诸家旧书也。”(29)然而，范氏并非一味承袭，而多所创新。这正如刘知几所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工”(30)。范晔本人也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在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为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31)虽然范晔谦称他的话为“称情狂言”，但他的《后汉书》能摆脱像其他十来种同类书那样遭湮灭的厄运，大概还是因为它“颇有奇工”、“体大而思精”的缘故。
注释：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②(11)(15)(31)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③《后汉书·皇后纪》注引沈约《谢俨传》。
④《后汉书注补志序》。
⑤(13)(14)(26)(30)《史通》之《书志》、《论赞》、《论赞》、《古今正史》、《书事》。
⑥(23)邵晋涵《南江书录》。
⑦⑧《孟子》之《离娄下》、《滕文公下》。
⑨《史记·太史公自序》。
⑩(21)《文史通义》之《书教下》、《书教中》。
(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16)何焯《义门读书记》。
(17)(20)赵翼《廿二史札记》。
(18)(19)《后汉书》之《宦官列传》、《党锢列传》。
(22)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24)(27)《晋书·华峤传》。
(25)(28)《文心雕龙·史传》。
(29)叶适《学习记言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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