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雍正皇帝论文,长篇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无疑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在这部洋洋130万言的作品中，作家以一个现代史家的识见，围绕康熙雍正年间宫廷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展开充分合理的艺术想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风俗画卷，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本文拟就其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作一粗略的探讨。
艺术群像：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统一
作为历史小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构成历史。只有通过描绘历史人物的具体行动才能反映一定的历史。马克思说：“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生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活动。”[①]克罗齐也曾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人所理解的历史人物，不可能不打上“当代”的印记而只是历史人物本身。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还原到历史中去，以其思想来思想——即使能够如此，恐怕也难以为大多数当代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艺术作品中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之间的这种“间离”现象，就使得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但是，作为特定的描写对象，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解释无论如何现代，又都必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是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一种合理的、可信的解释，否则历史人物便失去其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意义，最终也必然会影响到整部反映历史面貌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因此，文学作品中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应该包括“历史合理性”与“历史事实”两方面的含义，对两者分寸的把握往往成为历史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在我们看来，“六经注我”式的“新历史小说”固然也为观照历史提供了某种新视角，但毕竟过于主观和“小说化”而与历史的本真面貌相去甚远，另外一些历史小说，则又过分拘滞于史实而不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缺乏艺术的感人力量，甚至沦为“史”的注脚。
将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较好地结合，正是《雍正皇帝》成功塑造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茅盾在谈到历史与历史艺术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历史生活），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到此为止，作家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地探索历史真实。”[②]二月河在创作这部《雍正皇帝》时对历史（无论正史或野史）显然是花了极详尽的研究功夫的，这不仅表现在作品对发生于此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九王夺嫡、清理亏空、土民一体当差、西南改土归流、火耗归公、年羹尧与隆科多之狱等所作的生动细致的描绘上，更表现于作家对大量历史掌故，山川名物等细节的熟悉与准确把握上。对此，陈建功说：“小说写到了扬州、安庆，又写到了北京，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非常挑剔，想发现它究竟有没有漏洞，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太大的破绽——比如他写北京的运河，枯水期只能到通州，水涨时能到朝阳门，这都是史料所提及的。作者不是北京人，但他对北京的许多建筑掌握得非常准确。”[③]这种对史实严肃认真的态度，为作家展开自由丰富合理的艺术想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其艺术想象具有了更大的历史合理性。
在这部以反映封建朝廷官场政治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艺术想象主要是围绕着各种政治矛盾展开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在雍正登基前，主要表现为因帝位传承而在各皇子阿哥间进行的帝位之争；在雍正年间，则主要表现为雍正巩固帝位与其他阿哥如允祀、允禵企图夺取帝位的斗争，其间更杂以雍正为刷新吏治、巩固边防、充实国库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在实行中产生的种种矛盾。作家长于驾驭重大的历史题材，精于揣摩帝王心术，围绕着这些复杂的矛盾纠葛展开合理的艺术想象，使各色人物，上至康熙雍正、下至众多皇子阿哥、王公大臣、文人谋士、市井细民，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充分地言语行动，演义出了一幕又一幕充满权谋机诈，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群像。
作家在塑造历史人物时，摆脱了惯常的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的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之类的道德评判，而重视表现其历史活动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及其与个人的欲望、性格间所形成的悲剧性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塑造人物复杂丰满的性格和形象。
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在行动中所体现的“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给人印象深刻。如阿哥之间的帝位之争，既然帝位传承是“立贤不立长”，那么众位皇子阿哥各显其能、各逞其技以争取帝位继承权便合情合理，三阿哥允祉以诗文取巧，雍正以“耐烦不怕琐碎”见长，八阿哥靠广络人心铺路，十四阿哥允禵靠武功取胜等等，都是无可非议的，覓是必然的。他们的帝位之争，虽然最终有高下胜败之分，却难说有多大的好坏之别，作家显然也在尽量避免作情感或道德上的评价。又如，雍正登基后，允祀、允禵等因为并不服气于这位昔日似乎并不起眼的政敌，企图夺取帝位，处处与雍正作梗便理所当然，也符合普遍的人性。而雍正虽然一心想“做个好皇帝”，想“父子兄弟君臣和和睦睦”，但在这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形势之下，也只好对兄弟、儿子施以辣手。其他如年羹尧从雍正的肱股之臣到最后被赐死，隆科多由托孤之臣到身陷囹圄等等，都表现出历史人物行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中当然可能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因素，但是两者并不相同。因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合理性要求的破灭，看到了人在历史必然性面前的受动性及作为一种历时性存在的局限。那些曾经建立过文治成功、显赫一时的文武大臣如田文镜、年羹尧之流最终一个个烟消云散，固不必论，就是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天皇贵胄、皇子阿哥，最终也没能避免在帝位之争中败下阵来，或被发配荒远，或被终身监禁，或在囹圄中含恨瘐死的悲惨结局。而这场斗争的胜利者、颇有作为、貌似强大的皇帝雍正，不仅生前没能享受到多少功成业就的欢乐，而且最终也在对捉弄自己的命运的骇然中孤独地死去。尽管作家由于过分热衷于讲故事，而淡化了这种关于人的局限性的认识及历史的悲怆感，但细心的读者对此还是会有体悟的。
人物的行动作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当然主要由其自身的性格所决定，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行为，因此必然会受到历史必然性及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说：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
在《雍正皇帝》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种作为有“天赋和才能”与“欲望”的历史人物，在企图通过他“需要的对象”来“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时，同“不依赖于他”而“存在于他之外”的“欲望的对象”之间，所表现出的既“能动的”，又“和动植物一样”的“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历史境遇。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上至皇帝康熙、雍正，下至王公大臣，无不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不昏庸也十分勤勉，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有些作为，但同时，无论是在治国安邦上，还是在权力斗争中，似乎又谁都没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与追求。比如康熙晚年一心要努力做个千古完人，却导致政务废驰，弊端丛生，田文镜在河南为事功报恩可谓呕心呖血，也不为未果，同时却弄得怨声载道，自己也成了个孤家寡人。纵观全书，似乎只有那个“天赋聪明”的“叫花子总督”李卫，无论为官为人都还比较潇洒惬意，但他是个没怎么读书，也没有什么利欲追求的人物，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个“套养笼头的牲口”，“这车不拉到天尽头，主子不叫歇，就不能停步。”（第二卷371页）他们的命运与结局似乎并不仅仅在于证明着封建制度的弊端，而更象是在印证着马克思的这段关于人的论断。
雍正的形象尤其如此。
在康熙末年，这位被人视为“太子党”的“办差阿哥”做的就是一位“孤臣”。他头脑清醒，熟知民间疾苦、官场弊端，并且秉性严肃，办事认真，为了清理亏空，逼得十几位官员上吊，避祸到安徽办河工，又一下子参掉了30多位府道官员，他这样做虽然完全是为了江山社稷，却不过落得个“刻薄寡恩”的名声。他这时的对手实际上是整个文恬武嬉的腐败官僚阶层。
登上帝位后，这位认为“防民之变，甚于防川”的昔日办差阿哥，企图力挽康熙末年以来的颓风，因此上台伊始便积极推行一系列旨在稳固统治、缓和矛盾的新政，但是他的这些措施与良苦用心甚至连他认为是刚正有为的亲信大臣如杨名时、鄂尔泰也不能理解，他内心急于事功的热望，在现实中总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羁绊和反对。在位十几年，朝政似乎并没有多少让他舒心的地方。
他面冷心热，想做个好皇帝，想“君臣父子兄弟雍雍穆穆揖让谦和些儿”，对存心与他作对的允祀、允禵等也曾忍让，企图使他们安于既成事实而共同治理国家，但最终却不得不将他们一一处置，后来又赐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弘时。这都是一心想垂英名于青史的他不愿意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
登上帝位之初，他也曾有过君临天下的得意之感，但更多地感受的是做皇帝的“苦”，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孤独：“如今你看看这些人，有的成心要气死朕，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面儿上奉承，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说是垂拱九重，其实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说吉利假话，看吉利假戏，连下棋也是假赢，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第二卷332页）
他的孤独更来自于他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他不奢靡，不好色，甚至连戏都不看，做皇帝后，其“耐烦不怕琐碎”的行事风格逐步发展到了极致，每天批折子几千上万字，对陛见述职的各级官员都恨不得能够逐个召见，真正是宵衣旰食，呕心呖血，其政务之累与忙，甚至饿昏了堂堂宰相！虽然在政治斗争的残酷环境中也养成了刻薄冷酷的性格，但是他的本性中也并不乏温情。比如他信佛，连别人的影子都怕踩。他对狗儿、坎儿的同情，对小禄与引娣的爱怜，对允祥的呵护及胜似同胞兄弟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及他废除过于惨酷的腰斩之刑，为天下所有的贱民脱除贱籍，放超过25岁的宫女出宫等等，都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温和与慈善。但民间流传的他却是个有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十大罪状的暴君独夫！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与孤独无疑彻底击垮了他，当他一再听到这些谣言时，感到的不是震怒，而是深深的“伤情”和“沮丧”。无奈之中，他一反“睚眦必报”的刻薄认真天性，不仅对“十大罪状”的始作俑者格外开恩不杀，而且以帝王之尊与这个普通秀才直接对话，将各条罪状加以痛快淋漓的反驳昭示天下，“把心剖白给天下人”，“好让世人明白我的心”，以求“后世总有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
这位雍正，无论是以一个普通人，还是以一个皇帝的标准来衡量，都算是个不错的人，不错的皇帝，一个有为之君——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用善恶是非的评价模式，是一个能够“于艰难竭厥之中处荆棘榛莽之内，不计得失，动心忍性。打碎门牙和血吞，创不世之奇勋，即一时为人误会，也能悄然独立，特出于众”的“真汉子，大丈夫”。（第三卷310页）因此他的命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同情与思索。
作家在处理雍正这一艺术形象时，固然没有忘记其作为“皇帝”的身份的特殊性，并通过其一生的政治活动来表现其性格，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追求的普通的“人”来加以塑造的。作家不仅时时将笔触伸向了人性与人情的层面，对这一至尊无上的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普通的人性因素的复杂性予以刻划，而且描绘了他的性格中仁慈温和的一面是如何在残酷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被扭曲，最终被专断多疑、刻薄冷酷等“恶”的因素湮没的。正因为如此，雍正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历史的局限与人自身的弱点，他的奋斗及结局，他在种种矛盾纠葛中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焦虑、孤独等情绪，才具有更普泛的意义，更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雍正这一艺术形象显示出作家出色的驾驭历史题材表现现实人生的能力，达到了相当的历史深度与人性深度。
《雍正皇帝》在突出雍正这一艺术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其他众多人物形象。要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一段历史，仅仅刻划个别历史人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依靠众多的历史行为主体的整体生动。作家善于结构故事，并注意在故事中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语行动来表现其性格。邬思道在酒楼上与车铭的一番唇枪舌剑将他的机智与才华、豪迈与傲气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年羹尧血洗江夏镇、青海军中惩治十侍卫将其骄横残暴、狡诈贪婪的性格刻划得何其触目惊心；刘墨林于钟粹宫与空灵和尚的一番辩偈斗法，一个诙谐多智的风流才子可笑复可爱的形象便宛在目前；而卖照壁、写判词、游戏钦差等故事，则使李卫这个机智中带着一点狡黠，善良中夹着几分无赖，朴质忠诚又潇洒豪爽的“聪明得自天赋”的叫花子形象呼之欲出！
同时，作家还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之间的差异，使众多人物能够各具面目、各呈性情。同为皇子阿哥，三个大阿哥中：允禔轻狂愚妄，允礽庸懦无能，允祉清谈无用，八爷党中：允祀貌似慈善，心怀异图，允禟专门摇扇子，出歪点子，允
则鲁莽浮躁，是个“草包炮筒子”；允祥与允禵都勇敢机智，但允祥勇敢机智中带着忠诚仁慈，因此就多了几分“天不能拘，地不能束”的侠气。允禵勇敢机智中带着心机，气度上就不免少了一点坦荡；雍正的三个儿子：弘时愚劣阴毒，弘昼荒唐顽皮，弘历则雍容干练；同为老成谋国的相臣：张廷玉始终谨慎为先，“默”字当头，马齐却不时透出几分憨诚；同为封疆大吏：李卫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举重若轻，不声不响将两江治理得井井有条。田文镜却处事僵化，为人刻板，虽急功报恩，累得吐血也未能治好河南；同是为雍正运筹帷幄的谋士：邬思道精于帝王心术，为雍正登基立下汗马功劳，但用的是权谋机诈，方苞则以正统的儒道为雍正佐治天下，一个是“阴谋”，一个是“阳谋”；同为居功至伟的将军：年羹尧是皇帝家臣，战功赫赫，但不知韬光养晦，终招杀身之祸，虽死不足为惜。隆科多身为皇舅，又是托孤重臣，但不得已中被逼上贼船，犹豫自误，终致身陷囹圄，未免令人扼腕……中外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往往是与其所塑造的众多生动的典型联系在一起的。《雍正皇帝》塑造成功的这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足以使其跻身于我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之列。
叙事艺术：新巧结构与“拟古”语言的结合
《雍正皇帝》一书反映的历史纵跨康熙雍正两朝，时间长达数十年，描绘的历史事件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在艺术上显示了作家对历史题材出色的驾驭能力与结构能力。
小说在结构上，以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作家既遵循历史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以宫廷政治斗争尤其是权力斗争为主要线索，同时又采取多角度叙事的方式来安排情节，展开故事。一方面，作家始终将叙述的焦点对准以雍正为中心的尖锐的宫廷政治斗争，重点叙述此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康熙的两选两废太子、雍正登基、雍正的一系列新政等等，以此来刻划雍正等重要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作家的笔触又不时离开宫廷，有如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自然地指向整个社会，如地方官衙、市井民间等，描绘广泛的社会生活面貌，纵观整部作品，忽而是宫廷之上，唇枪舌剑，千钧一发，忽而是酒肆之中，吟风弄月，心旷神怡。乍读来，觉得作家在这部以反映政治斗争为主的作品中夹入大量与主旨不很相关的描绘，似乎是闲笔，其实不然。卢卡契曾赞扬司各特不同于过去的英雄史诗始终将中心人物置于作品中心位置的写法，认为这是司各特带给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因素。他说：
“既然一切叙事艺术都和生活里的小事、甚至琐事相关，它就不能允许主人公这个人一直在作品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否则就意味着让他降低到了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的同样水平……史诗的真实性永远要求把生活像平常那样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以创造出生活的印象来。”[④]
《雍正皇帝》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作的这种全方位的“散点透视”，一方面是对整部小说采取的宏阔的历史视角的一种微观的、具体的补充。因为只有将宏观的历史把握与具体而又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有机结合，才能更为完整地再现出康雍时期“整体”的“生活印象”来，传神地烘托出真实的历史氛围，从而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行动的展开提供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另一方面，作家对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全貌的描写，不仅塑造了地方官吏、文人谋士、普通百姓等形形色色的众多历史人物，艺术地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而且对这些与雍正相联系的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与命运的描写，也有利于凸现雍正这一艺术形象，使其更加丰满复杂。
《雍正皇帝》的作者堪称编织故事的高手。这部长达130万字的小说，从第一回开始，便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或惊心动魄，或优美舒缓，无不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具体情节安排上，作家的叙述笔墨不断转移，视点不断转换，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写至紧张处急管繁弦，平缓处又轻柔舒曼。这种情节上忽张忽弛、大起大落却又环环相扣的腾挪变化，大大增强了作品的阅读张力与读者的审美快感（如第一卷第四、第五回写雍正在桃花渡口黑店遇险的情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追求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同时，作品也充满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如狗儿坎儿偷卖八爷照壁，康熙中秋行家法，雍正封尹继善庶母为诰命夫人，刘墨林与空灵和尚辩偈斗法，等等。如果说整部作品是由作家采取大泼墨、大写意的手法皴染成的一幅巨幅历史画卷的话，那么这些生动、丰富的细节描写便是作家的工笔细描。通过这些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作品为我们艺术地再现了康雍时期纷纭繁复的社会风俗画面，同时也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情境。
《雍正皇帝》的语言也颇有特色
语言作为文学的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历史小说来说，语言更是引导读者进入历史情境的“窗口”。《雍正皇帝》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类似于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上的“拟古”追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家将大量诗词歌赋联文乃至笑话和民谚民谣引入小说。它们被有机地融入作品的故事情节之中，成为小说极具可读性的精彩部分；二是作家在叙述故事时尽量使用当代已基本不用的文言词汇，甚至不惜创造生词，以求得一种有别于当代小说叙事语言的风格；三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从用词到句法到行文风格都力求与现代叙述习惯相“间离”，尽力摹仿古典白话小说的叙述风格。自从白话文运动以后，小说的叙事语言与生活语言其实已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作家这种“拟古”的语言追求无疑会给习惯于“言文一致”的叙述方式的当代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感受，从而强化作品的阅读效果。
这种“拟古”的语言追求同时也使作品的语言得到了雅化。当作家将诗词赋文联等这些我国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作品的时候，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就不仅仅只是故事情节，而且也包括语言艺术的典雅之美。作品因此也别具一种艺术的魅力。
《雍正皇帝》在语言上的“拟古”追求，主要得益于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的艺术影响。先看回目的语言。《雍正皇帝》的许多回目是很精彩的，其概括之精辟，对仗之工稳且有文采，甚至超过了许多古典白话小说的回目。如果将它们与《红楼梦》中的回目作一简略比较，就不难发现其所受《红楼梦》的影响，如：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畅春园贤臣说弊政》（《雍》第一卷第八回）
《杏子阴假凤哭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红》第五十八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明是非慈父行家法》（《雍》第一卷第十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复世职政老沐天恩》（《红》第一○七回）
《忠王掞忠谏讽胤禛，烈郑氏烈殒答胤礽》（《雍》第一卷第四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红》第六十六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功亏一篑釜底抽薪》（《雍》第二卷第二十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红》第四十四回）
再看作品细节描写的语言。《雍正皇帝》中有几处写笑的细节，如第一卷第十七回中的一段：
一句话说得大家哗然大笑。尹继善红了脸，一只手指着刘墨林只说“坏……坏……”曹文治捧了肚子两脚打跌，王文韶素来端庄，扶着椅背咳嗽不止，几个贡生都在凳子上坐不住，弯腰躬背顿足大笑不止。饶是李绂要端庄师身份，到底掌不住一口茶喷得满衣襟都是。
试将其与《红楼梦》中第四十回刘姥姥讲笑话逗得众人大笑不止的描写对照，同样也不难看出作家所受《红楼梦》的影响：
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以上不过是信手举出的几个比较明显的例证。事实上，《红楼梦》对作家语言的影响已经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这是每一位同时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能感受到的。记得金圣叹在评价《水浒传》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认为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必先“十年格物”。作家二月河正是依靠其扎实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古典文学修养，才使他的《雍正皇帝》形成了比较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最后我想谈谈这部作品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作品尽管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但总的看来，许多人物仍显得比较类型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生动，人物性格也缺乏必要的发展变化。即使如前两卷中作家着墨较多的人物邬思道，不仅其性格特征中多智的一面表现得有太过之嫌，而且除了这一面外，他的性情、爱好等构成其性格丰富复杂性的其他方面，读者都不甚了了，似乎这个人物就是专为“权谋”而活，舍此别无其他。其次是作品中有关佛道斗法之类的描写，以及在对乔引娣与雍正的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作家对道士贾世芳呼风唤雨、与番僧斗法、凭空取人性命犹如囊中取物之类匪夷所思的情节的细致描绘和大肆渲染，在这样一部具有较浓厚的历史氛围和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破坏作者已竭尽全力所造成的真实性效果。至于雍正与乔引娣之间的乱伦关系，除了过于牵强巧合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了作品严肃的思想主题。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②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③见《当代作家》1996年第2期“《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一文
④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⑤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见《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