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古通记》与白族民间书面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书面论文,民间论文,文学论文,白古通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国因由》、《掷珠记》是现存白族古代民间书面文学中的两部重要作品。对于前者，前人广有研究，并已有不少专篇论文问世。后者虽然较少为人注意，但在有关白族文学的论著中均有涉及。“对《白古通记》成书年代的重新探讨，使我们对明初大理地区文化和民族心理演变的认识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明初是大理古代发展史的一大转折点，但前人对此均未有足够重视。因此，我们认为，大理地区的白族史、文学史、宗教史和文化史都将因《白古通记》得到进一步的认识而必须重新作构想。”[①]本文通过对《白国因由》、《掷珠记》的历史考察，就《白古通记》对白族民间书面文学的影响略作探讨，并申明前人的“密教神话”说不成立。不当之处，盼大家斧正。
《白国因由》的内容与成书时间
《白国因由》又名《白子国的创始缘起始末》[②]。尽管学术界对历史上有没有白子国有不同的看法，但《白国因由》一书表现的是白子国的历史，这是不容否认的。
康熙刻本《白国因由》卷末文云：“大理古称泽国，又名灵鹫山，又名妙香城，又名叶榆池。因此地山青水秀，诸佛菩萨常在此修行说法，开演道场，所以立名各异。彼时为土著者，皆是西竺天宫圣贤降生，维持教化。如张惟忠、李成眉、买僧顺、圆护、疑真，证崇圣五代祖；董、尹、杨、赵等十七人，精瑜伽教法，非贤而何？且有观音菩萨默扶，故谓之佛国也。菩萨累劫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僰古通》。其本寺隔扇所图绘者，十八化内仅有几段，余皆开国除魔。始末缕之，使千百年古迹如在目前。逐段缘由，原是僰语。但僰字难认，故译僰音为汉语，俾阅者一见了然。虽未见《僰古通》，而大概不外于斯。”《僰古通》即《僰古通记》，因僰、白同音异写，故又称《白古通记》《白古记》《白古通》。由上引文可知，《白国因由》与《白古通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叔武先生辑《白古通记》佚文有大理为妙香佛国、诸佛菩萨在此修行说法、大理土著为有印度血统的九隆族、观音菩萨累次显化护佑蒙段、贤僧圣迹代有出现之类的记述，也证明上面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③]。但对检两书，即可发现：（一）《白古通记》记述的范围较广，内容较《白国因由》多。（二）《白古通记》记述观音护佑蒙段的文字较《白国因由》少。（三）《白国因由》尽管要表现白子国的历史，但除了首章和观音十八化之外，未再记述别的内容。这就说明，《白国因由》是对《白古通记》中的观音菩萨历代救护蒙段等内容详加演绎后成书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白国因由》内容及成书时间的考释，离不开《白古通记》。
《白古通记》是明初成书的一本杂糅云南古代历史和传说故事的著作。它是明以前大理地区历史的记述和民间神话传说的升华，是在明初那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族民族意识的需要而出现的[④]。其中的观音降罗刹故事，虽是大理地区广为流传的传说，其产生的年代却比南诏末期后出现的“观音七化”晚得多。
据《南诏图传·文字卷》可知，南诏中兴二年（899），中兴皇帝舜化贞由于不知佛教传入南诏“何圣为始”，而他又“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行”，遂布告天下，“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有什么消息就尽快报知。当时的朝廷官员张顺、王奉宗为贯彻执行中兴皇帝“崇入国起因之图，致安邦异（？）俗之化”的敕文，就按《巍山起因记》《铁柱记》《西洱河记》及《张氏国史》等书，佛教最初传入南诏的史实和他们所听到的一些传闻内容，以相互间不完全有联系的几幅画表现了佛教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试图通过供养传播佛教到南诏的“梵僧”图像来达到安定国家、淳化民俗的目的。《南诏图传·图画卷》在载录三个“梵僧”故实即梵僧到巍山授记细奴逻、梵僧到兽赕穷石村教化村主王乐等人、梵僧到忙道大首领领李忙灵界化为阿嵯耶观音像并让众人集“铜
”铸阿嵯耶观音像时，都没有把“梵僧”称为观音，但因张顺、王奉宗在画诸“梵僧”时，把他们都画成同一脸谱，又把授记细奴逻的“梵僧”称作“阿嵯耶观音”，并作文赞观音，为之“略叙巍山已来胜事”[⑤]，加上当时佛教的化身观已广泛流行，就使后人认为，《南诏图传·图画卷》表现的是观音幻化的系列故事，就在抄录整理《南诏图传·文字卷》（笔者按：现存《文字卷》显系后人重抄，而非南诏原物）时，直接将其分为七化。故“观音七化”之说，在《南诏图传》出现后不久就已在大理地区流传。
观音降罗刹故事则不然，它至少是明初才出现的。虽然田怀清先生认为它“在南诏晚期已经广泛流传”[⑥]，但从现存史料来看，它既不见于南诏大理至元末的碑刻，也不见于《南诏图传》和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等佛教绘画。它最早出现于《白古通记》一书，后又出现于李元阳《云南通志》等云南地方史志以及《白国因由》、《僰古通纪浅述》中，自然不会在南诏晚期已经广泛流传。我们认为，观音降罗刹故事是《白古通记》作者根据佛经及明初流传的有人于上羊溪山涧口降伏罗刹的故事编撰成的[⑦]，故它的出现不早于明初。
《白古通记》中的观音护佑蒙段等内容，在《白国因由》被演绎成十八化。试对比如下：
《白古通记》 《白国因由》
观音降罗刹故事
一至六化
九隆神话 七至八化
观音七化 九至十六化
段思平立国故事（白姐故事）
十七至十八化
很显然，就内容来看，没有《白古通记》，就没有《白国因由》。但《白国因由》显然是在《白古通记》一书得到广泛传播后才成书的。明代中后期，李元阳等人对《白古通记》有过广泛引述，杨慎则依之编成《滇载记》，说明当时《白古通记》一书的思想内容较为流通。据此我们推知，《白国因由》出现的时间不早于明代中期。
《掷珠记》的内容与成书
《掷珠记》又名《掷珠古记》《牟伽陀祖师开辟鹤庆掷珠记》《西方圣僧伽陀祖师开辟鹤庆掷珠记》等。笔者所见现存最早的本子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汉选氏抄本。而民国五年（1916）蓝廷举抄印本则为诸抄本中较为完备者，本文所据即此本。
该书“缘伽陀圣僧开辟鹤庆而作”[⑧]。所谓“伽陀圣僧”，其实就是赞陀崛多，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上有像，证明是一历史人物。据李元阳《云南通志》《滇释记》《僰古通记浅述》等云南地方史志载，他是印度摩伽陀国人，故以号摩伽陀、牟伽陀。蒙氏保和十六年（839），他从印度到南诏传播瑜伽教，并到鹤庆顶峰山建玄化寺。他道术高深，祈祷镇禳皆有灵验。
牟伽陀开辟鹤庆之说，始于《白古通记》：“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国来，结茅峰顶。悯郡地大半为湖，以锡杖穿象眠山麓，为百余孔泄之。湖水既消，民始获平土而居。”[⑨]
明清涉及云南的志书，对此均有转载，但牟伽陀凿孔之物已增成锡杖和念珠，情节也有所增加。如明《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六·二十四日》有注：“土人云，昔有神僧倔多尊者，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
在清代的记载中，牟伽陀的锡杖已被略去，他仅以念珠凿孔：“俗传啒哆尊者卓锡于石宝山洞中，禅定有年。一日，诣象眠山麓，欲凿石窍以泄水。一妇人浣衣石上，谓尊者曰：‘我浮木勺波心，尔能呼之至，水可泄。不是者，休矣！’已而，尊者呼不到。妇呼之，应声而来。尊者以为观音大士现身，遂复栖峰顶面壁。十年后，复浮勺波心，呼之立至。尊者曰：‘可矣！’乃掷所带念珠于山麓，成落水洞，洞有一百八孔，盖按念珠数云。”[⑩]
一些鹤庆地方文人对这种简略的记载颇不满意。为“不令前人开拓之功泯没而弗彰”[(11)]，他们“访问于父老，复考证于古迹，即陈谈俗语，细为推详，邻邦别境，互相印合”[(12)]，把明代尚且简略的牟伽陀开辟鹤庆故事“推详”成《掷珠记》一书。
为什么叫《掷珠记》呢？按他们的说法，“伽陀手掷念珠，穿通水洞，化泽国为平壤也。故编记者，即以是名之。”[(13)]就内容看，全书分十二段，以牟尼珠作大线索，先写伽陀乃释迦弟子，曾于释迦前发愿世世出家，凭法力以驱乌蚪，次写伽陀七世投生牟尼而不易其名，最后成为西藏总管的儿子，并奉命与大理国修好，为白王招赘，然后才到观音两次点化、十年面壁、掷珠泄水、二大力士奏功，最后写功成得证菩提。将其内容与《白族神话传说集成》所收“赞陀崛多开辟鹤庆”和“牟伽陀开辟鹤庆”二民间传说比较，我们发现前人认为《掷珠记》“与闻诸故老传说，如出一辙”[(14)]的看法是对的。因为在《白古通记》中，赞陀崛多是以锡杖凿孔泄水，而不论在口头还是成书的《掷珠记》中，都一致说是用念珠泄水，整个传说也都围绕“掷珠”展开。过去人们研究《掷珠记》，完全没有注意到“掷珠”与“锡杖凿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观地把民间口传的和成书《掷珠记》割裂开来，不免陷入空泛讨论的困境，必须纠正。
除了赞陀崛多开辟鹤庆这一主题来自《白古通记》外，在《掷珠记》一书中，我们还看到不少《白古通记》的痕迹。如书中第一段“释迦曾诣灵鹫山修行，即大理之苍山也。……相传释迦在山既久，……一日，谓大弟子迦叶及诸侍者曰：‘山麓罗叉鬼国，水势汪洋，但三百年后，罗叉数当尽，应有南海观音现长者身，开为乐土，乃南方佛国也。’举首向东一望，见两尖峰，上出云霄，下盘三支，如鸡距然，指点东南，异日定为选佛场”，第二段“（世尊）已知罗叉国业经开辟，命迦叶演教鸡足山，向华首门入定”，第六段“因思昔日观音现长者身，开辟罗刹鬼国，用锡杖、蒲团二宝收置罗刹于苍山之麓洞中，因建罗刹阁，以锡杖、蒲团留寺中镇之”，第八段“大理是观音化作长者身开辟”等文字，都是根据《白古通记》或引述《白古通记》的云南史志而作，故反复提到观音降罗刹故事和云南鸡足山为迦叶守衣待弥勒之所这两种出自《白古通记》的说法。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牟迦陀掷珠开辟鹤庆之说的产生，得于《白古通记》的影响。其出现的年代，当与《白国因由》出现的时间相近，只可能在《白古通记》及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后的明代中后期。至于《掷珠记》一书的成书，当在清代。其编撰者据称是清乾隆举人鹤庆孝廉村人赵士圻[(15)]。
“密教神话”说之伪
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徐嘉瑞发表《南诏后期宗教考》[(16)]至今，白族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直强劲地吹着“密教神话”说之风。所谓的“密教神话”，根据前人研究稿，就是大理地区密教僧侣编造的带有密教色彩的神话。按照他们的看法，密教神话分为开辟神话（“牟伽陀开辟鹤庆”入内），观音神话（“观音七化”入内）和降龙伏妖神话（“观音降罗刹”故事入内）三类。其中的降龙伏妖神话，是密教与巫教战争的历史反映，如观音降罗刹故事中，观音代表密教，罗刹代表巫教，张敬代表“朵兮皤”。
我们认为，“密教神话”说其实是一种伪说，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臆想。理由是：
一、神奇古怪的记述在佛教典籍中比比皆是，并非世人不可知晓和做不出来的事都是密僧所为。佛教最初传入南诏时，僧人们为了收到明显的效果，往往借助神术来讲行传教。《南诏图传》中授记细奴逻的梵僧、在兽赕穷石村导化顽愚的梵僧、到忙道大首领李忙灵界显圣行化的梵僧是如此，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三中的“董细师、王玄兴、杨梵甲、杨会舍、赵永牙、杨头鲁六人”也是如此。为达到教化的目的，他们或咒猪头为鬼魅以供其役，或化蔓草为龙蛇以供戏弄；或应时显化，或以神术使人惊畏皈依。但这并不表示这些记述是密僧所为，因为从佛教传播史来看，这种情况毫不鲜见，如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安世高、竺佛图澄等僧人均使用了这种方法，《高僧传》卷九载竺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燕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亦反映了这种情况。南诏初期这些易于激发人们记忆的灵僧奇迹被人们记述下来，在南诏后期因《南诏图传》出现而演为“观音七化”，如果不加考察就称其为“密教神话”，岂非无稽？
二、《白古通记》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记述史事时参附神话传说。编撰者为了把南诏大理历史说成是佛教神异的体现，把大理说成是妙香佛国，并“意兼众教”[(17)]，除收录了南诏大理的神话传说如九隆神话、“观音七化”和南诏大理神僧灵迹外，还附会佛经杜撰传说杜撰史事[(18)]。观音降罗刹故事就是明初这种杜撰和附会的产物，并不是什么“密教神话”。
三、观音降罗刹故事最早出现于明初，把它作为反映南诏大理历史的神话和传说，作为密教传入大理后与原有巫教发生斗争的神话，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文学研究如果脱离历史，就只能成为研究的文学，而不再被称为研究。
四、徐嘉瑞之所以提出“密教神话”说，是因为他除认为《白国因由》至少是“宋孝宗以前之作”保存有唐以前材料外[(19)]，还认为南诏大理所奉佛教为自西藏传来的密教，否认南诏大理有汉地佛教其他教派，而认为禅宗等派别是元代及其以后才传入云南的。后人忽略了南诏大理佛教文物“字是中国字，画是中国画”的特点，更忽略了张胜温绘《梵像卷》中还有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的痕迹，不是用南诏大理佛教文物来考察和认识南诏大理佛教，而是停留在对徐嘉瑞当年根据二手材料得出的结论的演绎上，难免人云亦云。
“缺少对《白古通记》的认识，对白族文化的了解就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20)]随着南大理佛教的深入研究和对《白古通记》的仔细考察，白族“密教神话”说该休矣！
简短的结论
对《白国因由》《掷珠记》的考察使我们看到，《白古通记》明初成书并得到广泛传播后，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根据《白古通记》某一内容推详演绎的民间传说，并被演绎成书。这些伟说的题材出自《白古通记》，在演绎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白古通记》影响的痕迹。而且它们名义上是记白子国历史和昔人功绩，实际上却散发出怀念故国的气味。这点与《白古通记》一脉相承。因为《白古通记》就是通过把大理说成是千年佛国、把蒙段乃至大理地区居民说成是得佛佑且崇奉佛教的九隆族，为人们展现了古代大理地区辉煌的历史，从而振奋了白族民族精神，使明初白族在内地汉文化冲击下仍能坚定自己的白族信念[(21)]。在《白古通记》得到广泛传播并有较大影响后出现的白族民间传说，难免也会留下这种怀念故国的痕迹。在一定意义上，这或许正是白族民间书面文学的价值。
注释：
①、④、⑦、(18)、(20)、(21)、拙文《试论＜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载《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2期
②、《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第23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③、⑨、参见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⑤、《南诏图传·文字卷》
⑥、《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2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
⑧、(11)、(12)、(13)、(14)、(15)、蓝廷举抄印本《牟伽陀祖师开辟鹤庆掷珠记》叙略、原序、封二
⑩、杨金和《鹤庆州志》卷三十二
(16)、载《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九号
(17)、杨慎《滇载记·跋》
(19)、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33页、第303页，中华书局197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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