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对峙中的整合与递嬗中的偏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递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两宋词风的总体建构方式和基本演变势态的考察，在我看来，最好是从多维比较的角度去进行透视。就北宋词坛而言，最值得注意者，莫过于柳、苏之对峙，而对峙中实又酝酿着整合，兼取柳、苏以造境于刚健清婉自成大势所趋。由北宋而南宋，宜为学界所注意者，既有苏、辛之递变，又有周、姜之递变，而递变中复有交错。其中，周、辛之间与苏、姜之间的消息暗传，为两宋词风的演变平添了几分微妙。词风演变的形势，于词论有集中反映，北宋末李清照论词独独不及周邦彦，南宋末张炎论词独独推重姜夔，此中委曲，殊堪品味。不仅如此，在词学中兴的清代，常州、浙西两大流派的对峙，分明以宗北宋或者 宗南宋为其分水岭，如果说这证明两宋词风之递变形势竟制约着异代词坛的风气变化，那么，反过来，由清代词派的对峙便不难窥见两宋词坛的情形了。总之，将比较本身置于活跃的宋词现象之界，并通过多维参照之背景下的比较分析，尽可能地发现宋词艺术气象的共时与历时建构势态，实在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课题。唯其如此，笔者才不揣浅陋，愿呈管见如斯。
一、从柳、苏对峙到词宗清真
柳永词之不可忽略的存在价值，从正面肯定中得到的认可少，而从反面批评中得到的确认多。晏殊“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采线慵拈伴伊坐’”〔1〕的表白，和苏轼“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2〕的指责，说明了一件事情的两面，那就是士人无意学柳而又往往学柳。学柳，是风气推动所致，不学柳，是自立意志使然，风气既成，而后才有别自树立的士人意志。徐度《却扫编》卷五云：“……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既有今日之不复称誉，便有日前之曾经喜好，可见，在苏轼问鼎词坛之前，柳词是雅俗共赏的。柳词之所以能为雅士所欣赏，原因有二。首先，“《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3〕只要将这里的《离骚》改为楚辞，则北宋“前辈”之论， 就合情合理了，而此中之关键在于，柳永词能以赋家式的铺叙之笔，抒写千百年来文人雅士吟咏不衰的悲秋伤怀之思。李白乃诗国豪雄，却有《悲清秋赋》，欧阳修系文坛主持，亦作有《秋声赋》，更不用说那迴荡在历史长廊里的感怀诗章了。悲秋，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文化心理内容，凡生命之怵惕、人生之蹉跎、宇宙之意念，皆由此而兴发寄托。而“尤工羁旅行役”〔4〕的柳词， 更是主要把悲秋的意绪与羁旅行役而登山临水的情景交融一体，从而以词这种新兴的体式拨动了士人文化心理中最敏感的琴弦。悲秋之思，始自宋玉，因此，柳永便每以宋玉自况，《戚氏》词曰：“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玉胡蝶》词曰：“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雪梅香》词曰：“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如此等等，尚不算“楚客登临，正暮秋天气”（《卜算子》）一类暗相比拟的作品。宋人最为推重杜甫，而老杜《咏怀古迹》便有“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的名唱。由此可见，以宋玉这一原型的再阐为中介而使宋代文人雅客认同于流俗喜爱的柳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其次，则正须从杜甫的“风流儒雅”处悟入：所谓“儒雅”，自当是风雅诗旨与君子人格的统一体，此属不言而喻者；至于“风流”，则与宋玉之体貌闲丽而多情擅才相关，而柳永亦尝曰：“平生自负，风流才调”（《传花枝》）；这样，“风流儒雅”四字，至少在宋世文化生活背景下，正体现出因理学发达而执着于儒风雅诗的意识自觉和都市绮靡风俗所濡染的俗情艳调之心理内容的合一。而在这个意义上，文人雅士之欣赏于柳词，正是其如柳永一样风流自赏的表现。综上所说，柳词雅俗共赏中与雅士心理契合的一面，已经预示出，崛起而与其成对峙之势的苏词，绝非排斥性地对峙于柳词，而是取着一种冲撞中必有交合的争胜式对峙态度。
据俞文豹《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充分表现出与柳氏争雄词坛的心理。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词成，又告友人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5〕更显出另立门户的意志。苏轼之前， 晏殊虽亦有讥于柳词之俗，却没有另立门户之意，唯其如此，苏轼词作的出现，便以此另立门户而一争雄长的用心导致了北宋词坛上两峰对峙的格局。不言而喻，对立面的存在，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对比判断的可能，至此，宋词便进入了实践开拓与理论导引相互促动的新阶段。王世贞《苏长公外记》尝言：“宋柳耆卿、苏长公各以填词名，而二家不同，当时士论各有所主。”理论自觉层次上的分歧，应视为词学成熟的表现之一。不过分歧尽管分歧，甚至于互相讥诮，而其中已隐然透出了交合的意态。如苏门中陈师道尝讥“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而胡仔却说道：“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6〕虽持论相左， 一抑一扬，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协律本色的执着。由此可见，柳、苏两体之交合，首先须以此为前提，而苏轼本人亦从无异议。不过，这并非所以交合之关键。论北宋词而最重苏轼者，要数王灼，其论有曰：“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无，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请注意，其所谓苏词之“高处”，是指“向上一路”的意趣高远，而“平处”则是流丽自赏的妩媚之体，唯其流丽自赏，故媚而不俗。由此亦可见，王灼非谓苏词仅以壮逸见长。而更须注意的是，正是这位嫉柳如仇的王灼，同时又道：“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 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关于贺铸，其《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小梅花》（缚虎手）诸作，确与“人以为近侠”的雄壮豪迈气概相表里，诚然是向以为苏、辛一派的作风，将他划入与柳永对峙的一面，乃是情理中事。问题在于周邦彦。王灼举出的《大酺》《兰陵王》两曲， 初诵之毫不见雄放慷慨之姿，又何从谈“奇崛”“深劲”呢？为此，我们不妨以前人有关评点中悟入。梁启超评点《兰陵王》词曰：“‘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提起。”其评点《大酺》 又曰“‘流潦妨东毂’句，托想奇拙，清真最善用之。”〔7〕倘说如贺铸《六州歌头》《小梅花》者，其豪雄之气多外露，那么，似周邦彦此间例举者，其悲壮奇拙之气便内敛而深藏了。龙榆生《清真词叙论》曾指出：“清真词之高者，如《瑞龙吟》《大酺》《西河》《过秦楼》《氐州第一》《尉迟杯》《绕佛阁》《浪淘沙慢》《拜星月慢》之篇，几全以健笔写柔情。”而这显然又绝非一家偏好之辞，检阅前人评点，或称其有沉郁顿挫之势，或称其得高健幽咽之姿，就连论词最重姜夔的张炎也称其“软媚中有气魄”。凡此，无不说明，周词确有刚健妩媚相兼之妙。而这样一来，问题便清楚了，苏轼本人之审美理想，不也正在“端庄杂流丽，刚健今婀娜”〔8〕吗？而这一审美理想又恰恰体现在周词风格之中， 试问：苏轼与周邦彦之间，该是一种什么关系？苏轼词风中亦固有“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的一面，但他又视“山抹微云”、“露花倒影”为有气格之病，联系到他称誉柳词“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不减唐人高处”，同时也联系到他与陈慥论词而曰：“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足见苏词欲造之境，正在软媚中自饶高健气格。而问题的症结又在于，苏词欲造之境恰是周词能造之境，此中意味，怕已是不言而喻了吧！当然，苏、周之间，亦颇似贺、周之间，相形之下，周词的“奇崛”“深劲”因内敛深藏而不易体会，张炎《词源》便说：“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此惟美成为然，不能学也。”有宋一世，词家别集刊行流布之盛，无如周氏，一般词手多法其声、依其调而效其体貌，但多得于形肖而罕能臻于神似。这种“神”韵，仍用王灼的话来说，便是“邦彦能得骚人意旨，此其词格之所以特高”〔9〕的“骚人意旨”， 也就是清人郑文焯所谓“清真风骨，原于唐人刘梦得、韩致光”〔10〕的“风骨”。众所周知，苏轼诗尝学唐人刘禹锡，苏辙便以为苏诗之多怨刺正由其学刘禹锡处来。这样，不仅苏、周之间的内在联系可得到进一步说明，而且告诉我们，对峙一时的柳、苏两派，正可借骚人风骨的宏扬而实现精神之交合。前文已经有述，宋世词坛“前辈”尝谓柳词能得《离骚》遗韵，而王灼则谓柳氏不解《离骚》，以柳永之每以宋玉自况，说明其所递承者乃宋玉之感伤。而自汉人以来便谓宋玉不能如屈原之直谏讥刺，此意宋人深解，故一面诋柳词之未知《离骚》，一面赞周词之能得骚人意旨，柳、周之间的递传关系，本不待言说，而周词更因其援骚人风骨入乎词家娇艳之体而得以使传统的诗家风骨与词家风流交合一体。总之，北宋词坛上的柳、苏对峙，呼唤了源远流长的骚雅风骨，这一精神意旨，既为苏氏所恃，亦与柳氏有缘，故对峙中自有交合之势。当然，由对峙而交合，乃是一动态过程，而此一过程的相对完成，便在北宋末之周邦彦。众所周知，周邦彦乃是精于音律者，所以，其于北宋词坛的整合意义，便确有言音律则耆卿莫逮而主风骨则东坡在先的势态了。
北宋词坛上，兼柳、苏之体而能得交合之姿者，周邦彦之前，要数秦观，同在苏门之中，陈师道谓苏词“要非本色”，而却称许于“秦七、黄九”，若参照苏轼之病秦词气格，可知秦词颇与柳词相亲。清人况周颐有曰：“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斗山。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惟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11〕既言其自辟蹊径，又取象拟容而曰“晓风杨柳”，其自辟之径显然与柳氏家法相亲了。然而，另有一种评品却说：“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何可相提并论哉！”〔12〕倘说如此之评过于偏激，则又有持中之评曰：“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之词。”〔13〕的确，力诋柳词的王灼，于秦词却有“俊逸精妙”的好评，他明说过“黄、晁二家词，皆学坡公”，却未道秦词之是否学苏，不过，以苏氏的影响，乃与柳氏之影响交合于一身，而秦观本身之情致清婉的赋性，将使他只可能以清醇和婉的格调来自塑于学柳而创变之途，其结果，便是执柳、苏之两端而用乎其中。或曰：“子瞻辞胜于情，耆卿情胜于辞，辞情相称者，唯少游一人而已。”〔14〕此说未必精确，但毕竟透出了秦词体兼柳、苏的信息。唯其如此，秦词与周词之间，便自有一种递进关系。曾力辩秦词非柳词一路的陈廷焯，一边站在秦观的角度说：“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一边又站在周邦彦的角度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15〕，其言外之意分明是说，由秦观而周邦彦，又有一次兼取而交融的整合过程。清常州派周济曾言：“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16〕。秦词的含蓄，正是对柳词铺写无遗及苏词豪言快意的一种中和性改造，但毕竟缺乏老辣而凝重的笔力，所以，需要后起之周词以奇崛深劲之力来再加改造。经过两度改造，柳、苏对峙之势所造成的两种格调，遂在各极其妙的同时，交合而铸塑出雅俗共赏、和雅醇正而又饶有奇崛风骨的周邦彦词。
于是，待到北宋末李清照来论词时，其对周邦彦的态度，便显得意味深长了。说到李清照之论词宗旨，首先必须指出，她实质上也是兼取北宋词坛或主于协律倚声或主于诗文吟咏之两种观念的。比如，北宋王安石就曾以倚声填词为不合“声依永”之古法而表示反对，后来王灼亦承此说而谓：“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17〕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观念，显然正是针对这种“非于诗外求歌”的论调而发，在这一点上，他分明继承柳永“变旧声作新声”的事业而做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已有论家指出，李清照《词论》之所以讲音律比前人都严，是与北宋末年大晟府乐曲颁行天下，比切声调，较量宫徵，尤为词律家所重视的形势有关，而当时周邦彦正以妙解音律而提举大晟府。由此可知，李清照之理论，与周邦彦之实践，首先在音律精严上已形同互补了。可惜周邦彦为大晟府制撰万俟咏《大声集》所作的序文已经失传，否则，互相参照，当更能明见当时情势。李清照论词，一方面讲“词别是一家”，一方面却又强调词兼众格的综合标准。在这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她说：“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知词别是一家之理）”。晏几道词，黄庭坚谓其“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小晏词全是小令，声律多自五七言律句中来，黄庭坚以是有此论，但李清照却又曰：“晏苦无铺叙”，而铺叙之格本自柳永慢词创制而来，可知李清照言外自有合诗人句法与词人句法于一体的意识，也就是说，李清照的“别是一家”之论乃立足应歌协律而言，而在辞情意趣方面，并不简单地反对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而是要求融诗入词或融文入词。具体说来，这便是要求词作能兼有“铺叙”“典重”“故实”“情致”之好。她批评“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显然是病其各有所偏而难能集成，这样，其旨在集成的理论自觉就一目了然了。而问题的症结又在于，这一理论自觉恰与周邦彦的词风实际相契合。宋代其时，陈振孙称周词“多用唐人诗句，
括入律，浑然天成”〔18〕；张炎亦称其“善于融化诗句”；刘肃更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19〕，足见周词极善于融诗文辞意入词。王国维尝曰：“词中老杜，非先生不可。”〔20〕怕也是有感于其集北宋之大成的造诣吧！其实，关于这一点，也可从南宋末张炎的评论语气中体会出来，“所可仿效之词，岂一美成而已！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期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词者能取诸人之所长，去诸人之所短，象而为之，岂不能与美成辈争雄长哉！”由张炎集诸家之长以争雄长的意向，联想到李清照评北宋诸家而独不及周邦彦，人们将不难发现，李清照之意是旨在确立一种理想的词美规范，并为此进行了一番取诸人之所长而去诸人之所短的理论集成，亦唯其旨在理想规范之确立，故对现实中诸家词品便多所指责，而周词之不被指责，至少也说明其无违于这种集诸家之长的词美理想。当然，词家个性的局限必使其不能涵盖理想规范之全部，就像秦词取柳、苏之中而只是秦词，周词再合苏、秦之体也只是周词，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层次上，我们要说，由对峙而整合的指向，须分别从周词品格与易安词论中去领会。
二、从苏、辛异趣看词宗白石
当张炎论词之际，词坛有所谓“远祧清真，近师白石”之说，而张炎之所以尤重白石，很有点苏轼论王维吴道子画而曰“吾观二子皆神骏，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21〕的意味。而耐人寻味者更在于，姜夔尝自道“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22〕，清人周济也说“白石脱胎稼轩”，但推誉姜词的张炎却并不看好辛词。历来论词者无不视苏、辛为一路，姜夔既有脱胎稼轩之处，自然亦与东坡有所亲缘，但张炎在不重辛词的同时却又极重苏词，此中奥秘何在？张炎论词之旨，在“清空”、“骚雅”两义，莫非辛词在接力苏词之际未能宏扬其高迈清远的精神气质？如若是这样，苏词与姜词的神似处又何在？凡此，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南渡之后，中原与江南，实际上是以宋、金政权对峙为外在表征的两种文化情调的对峙。“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兴废系乎时序，强弱关乎风情，这种感慨，自然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历史文化共鸣。不过，文学艺术并不唯受政治文化和地理文化的影响，所以，此中原委，还当细加考辨。中州词坛推重元好问，而元好问又推重谁呢？先看张炎之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其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燕》《雁邱》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玄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尔？”如果说元好问确如张炎所推想的那样，有一种体乎周、秦然后“表面出之”的意向，那么，其意向所指，却是似在辛而实在苏的。其《遗山自题乐府引》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而其《稼轩乐府引》又曰：“坡以来，山谷、晁天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乃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首先，其最推重者为苏词。其次，所取于苏、辛递传之调者又在清壮顿挫，而这四个字却是黄庭坚曾用来形容晏几道词的。张炎尝谓其词“初无稼轩豪迈之气”，现在看来，其自身确认之格调，也在“清”气而不在“豪”气。这样一来，元好问之词旨便与张炎接轨了。虽南北风情有异，却共同执着于词林“清”气之崇尚，看来，必有一种超越于时代风云之上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心理在暗中制约着人们。
且让我们从词学中兴的清代词坛说起，以便从更深广的角度来透视这一文化艺术心理。在浙西词派崛起之前，清代词坛上曾鼓荡过声势颇壮的“稼轩风”。尤其是康熙十年（1671）发生在北京的“秋水轩唱和”现象，可以看作是复兴“稼轩风”的一次群体努力。而所谓阳羡词派的崛起，实际上正与“稼轩风”的鼓荡有关，那种视词作如“经史”的创作态度，以及沉郁悲凉的创作风格，都带有再阐稼轩词风的意义。浙西词派，是紧接着出现在清代词坛上的，其所以不取“稼轩风”的原因，该派中人其实早有交代，厉鹗便说：“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宋。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24〕在这里，一个极端重要的消息被揭露出来了：舍稼轩豪迈之风，就白石清空之调，这是中国文人崇尚逸品之特定文化艺术心理的体现。浙西词派的领袖人物朱彝尊，与王士禛本为诗友，待朱彝尊号召词林之际，王士禛也正到了“老造平淡”的境界，其论“神韵”，便比之于画中南宗，并以为，清远相兼之逸品，乃是诗画共尚之极品。尽管朱彝尊的论诗主张与王士禛不尽相同，但在以“逸品”为理想这一点上，却又十分默契。这样，诗学、画学兼词学，汇同于文人逸品意识之界，不仅有了诗与词的美学交合，而且有了使诗词一体而共表士人清远神韵的文化范式。这种文化范式的理性确认，分明是宋明理学背景下文人每讲吟咏性情则必企于萧散襟怀的结果，而北宋苏轼，又在其中起着至为重要的先导作用。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倡导者，其论诗也极为推崇“魏晋以来，高风绝尘”。唯其如此，当其以诗为词之际，便自能援士林清气入于浅斟低唱之间，最终指示出超旷清逸的雅意途径。亦唯其如此，无论北宋南宋，也无论江北江南，凡秉受传统文人之逸怀浩气者，都不能不视苏词为楷模。如前文所述，周邦彦词诚能以集成之力合柳、苏两体，但是，和南宋姜夔词相比，却未能弘扬苏词中的高远清旷意趣，是以词家有言：“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25〕同样道理，就像白石理法乃祖祧清真一样，稼轩词风，乃接力于东坡向上一路。然而，稼轩虽能得东坡精神，却未能深司其中的萧散神韵，是以词家有言：“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26〕于是，再说姜白石，他远祧清真而得其理法，又近师稼轩而上窥苏词之神韵，从而成为南宋词坛上一位具有整合性地位的词家。张炎之所以极重其词，原因正在这里。而张炎于苏、辛两体，则又不取辛派的豪气而唯尚苏氏之清空中意趣高远。要之，倘若说北宋柳、苏对峙的整合势态，是在刚柔交合、雅俗中和与音律并风骨相兼，也就是词体新貌与诗学传统的交合，那么，南宋词风的演化则体现出于北宋整合之势中更求逸品格调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两宋词风之递传，亦递变之谓，亦递进之谓，而递进又意味着偏取。
不过，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如辛词者，其豪壮之体何以颇受非议呢？难道真是时运作祟，使江南词人无复豪迈气概了吗？当然不是。过去有一段时期，论南宋词动辄用爱国词人、爱国词派的术语，其实，这种政治定性式的评判，是很不合理的。比如姜夔，乃至张炎，其词中分明亦有家国时事之感慨，若依此而论，当应属爱国词人，但因此一来，谁人又当在此派之外呢？不仅如此，如辛弃疾者，其词中雄境壮语所表现的，实质上是一种英雄主题，而这一主题又被纳入到“士不遇”的传统主题之中，最终造就成英雄不遇的悲凉基调。而问题的关键又恰恰在于，不管是文士之不遇，还是英雄之不遇，其感于不遇而自我解脱的方式，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寄意于诗酒丘壑之间。说得更明白些，中国士人（包括像辛弃疾这样以英雄自任者）的心灵世界中，始终有一个我爱国而国不爱我的难解课题，所以，其忠爱之忱本就是悲凉不已的，而一旦他们体会到了这一层，便会因心灵的疲惫而企希于精神的闲逸——尽管闲逸中每涵悲壮之慨。说到忠君爱国，宋人最推杜甫，而杜甫《偶题》词却曰：“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邶中奇。”苏轼既嘉许于杜甫之一饭未尝忘君国，又心企于陶渊明之萧散闲适而绝俗，看似矛盾，实则深得杜甫之心，因为杜甫原有“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士宜”的意识。和杜甫相比，辛派中如辛弃疾、陈亮等人，当更富英雄气概，然而，一方面，在辛弃疾看来，“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27〕，乃视沙场功业为儒士正当事业；而另一方面，“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28〕，将儒将之壮志与田园情怀合为一体，共同塑造成江左散逸式的风流人格。以上所论，尽管十分简略，但亦足以说明，那基于忠爱功名之心的英雄壮怀，在传统的文化心理规范的制约下，是必然要导向以“江左逸”为历史原型的人格风范的，而反映在词风上，那便是转豪情壮语为逸怀远趣。唯其如此，即便是志在恢复的人物，其词学意识的深处，依然企希于清空高远的超旷境界。如张孝祥，其《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真有“忠愤气填膺”的悲壮，席间抒怀，致感重臣罢席，然而，“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29〕当年苏轼作词而问“比柳词何如”，是意在对峙争雄，而张孝祥却是意在追慕。究竟慕东坡之何种情怀格调呢？陈应行为毛晋本《于湖词》作序时说：“所作长短句，凡数百篇，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予虽不及识荆，然其萧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犹可以想见也。”又如叶梦得，王灼便指出他属于“后来学东坡者”，其《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曰：“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可谓念念不忘于恢复大业。而毛晋则又指出：“石林词一卷，与苏、柳并传，绰有林下风，不作柔
语，真词家逸品也。”〔30〕可见，萧散出尘的逸品格调，乃是诸家精神之所同归。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叶梦得用李白诗意而深期于东晋谢安之指挥闲逸，陈亮《念奴娇》（危楼还望）亦曰：“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在其慷慨壮辞中，都隐藏着自我情怀的铸塑，而必须指出，恰恰是这种“谈笑静胡沙”的情怀，在本质上是与逸品人格相合拍的。明代袁宏道曾有一番精采的议论，其曰：“昔夫子之贤回也以乐，而其与曾点也以童冠咏歌，夫乐与咏歌，固学道人之波澜色泽也。江左之士，喜为任达，而至今谈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为放诞，而一一绳之以理，于是高明玄旷清虚淡远者，一切皆归之二氏。而所谓腐滥纤啬卑滞扃局者，尽取为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诸儒何所师承，而冒焉以为孔氏之学脉也。且夫任达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谈笑不足以静江表也；旷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苏之风流不足以谈物外也。”〔31〕这番议论，再生动不过地揭示了宋明理学援佛、老以入儒的建构势态，而此一势态之体现于士人性情规范者，又正在任达持世与旷逸出世的契合，安石之谈笑，白、苏之风流，乃一体之两面，共同构成了由宋人创意的“阅世走人间”的人间情怀与“观身卧云岭”的绝尘意趣的兼胜境界。这种境界，用袁宏道的话来说，就是“学道有韵”的境界。唯其如此，南渡后江南江北莫不追慕东坡词调的现象，实应当看作是一种特定文化意识制约下的产物，它已经相对地超越了时代风云，已经把人们对词艺的体认提升到解悟天地人格之道谛的高度，很多时候，已不是以词之规范论词，而俨然是以道心论词了。由此可知，不取辛词豪气者，乃出于道学气韵之见。
以道心论词，张炎便如此。其曰：“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苏轼《哨遍》之作，不仅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且多是议论之语，张炎论词，本要求“景中带情，而存骚雅”，何以对此词称许如此呢？无他故，道心相契而已。道心所在，要人之性情精神“玄于清虚之境”，神清骨冷，超然绝尘，而后以清冷萧散之襟怀吟咏风月，纵有人生悲慨、历史感叹，亦寄寓在清丽高远的景象之中。这便是张炎以“清空”嘉许姜白石的深层文化动因。而其所以不取辛词之豪壮者，也正因为豪壮之辞雄肆太过，难与道心清虚之审美物化的清空词境相融洽。的确，辛词即便在抒写闲逸之趣时也依然有“慷慨纵横”之势，如“老合投闲，无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32〕一类的词句，便不时出现。王国维尝言，苏词旷而辛词豪，旷者可入逸品，而豪者不能，唯其如此，在视逸品为极品的文化艺术观念制约下，辛词便难免要被冷落了。当然，就像我们今天并不因传统画学每重南宗而轻北宗就因循其法而轻视北宗一样，辛派豪迈之词的价值，自有定论而无须为之申辩。不过，若从词学史的客观角度出发，却不能不看到南宋词坛之风气变迁中道心微妙的显现，因为它是比时代风云更为内在的东西。正是在这里，词风的演变递进与宋学精神和源远流长的士人心理铸造史相为表里了。
南宋词坛的总体格局，可谓豪壮者羽翼稼轩，而婉丽者从流清真。张炎不满于辛派之豪气太甚，也不满于周词之意趣不能高远，而在他看来，清真“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这就又透出一个消息，为要“立于清虚之境”，豪壮雄肆者须内敛其豪气而清空出之，奇崛深劲者须疏远其情思而亦清空出之。不过，道心偏取之际，却凸现出另一种词风对峙的形势，作为南宋后期词坛标举“清空”美的对峙方面，辛词与周词之间，因此便又多了一层联系。将辛弃疾与周邦彦联系起来，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一大发现。周济曰：“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33〕众所周知，常州派论词之宗旨，在于“寄托”，而且认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唯其如此，其所谓“问途碧山”，就是从王沂孙词多咏物而重寄托的特性入手。周济评王沂孙词有曰：“咏物最重托意，隶事处，以意贯穿，浑化无迹，碧山胜场也。”足见他不光取王词之重寄托，尤看重其能“浑化无迹”。明乎此，则其所以将稼轩与梦窗并列为由南追北之中介人物的用意，才可能得以领会。周济尝论稼轩词曰：“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联系到其尝谓碧山词“惟圭角太分明，反复读之，有水清无鱼之恨”的见解，则其词学追求俨然在托意丰厚而又浑融无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辛、吴两家词，前者未免意气外露，而后者未免浓缩太密。至于周邦彦的清真词，则其托意每在就景抒写之间，是所谓比兴无端而令人联想无穷者，自然堪作诸家之归宿了。诚然，常州派周济的这种评述，未必尽然恰当。但是，倘若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问题，而是把清代诗学讨论的总体格局和宋世诗学建构的基本走向联系起来，从而在诗学自觉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词坛形势，周济此论的意义就容易被发现了。在这里，应分两个系统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其一，宋初梅尧臣提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诗美理想，待张戒论诗之际，分明接力此说而将其概括为“隐秀”诗美。“隐秀”概念，本中古刘勰所倡，经宋人之再阐，遂使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言志的传统和“窥情风景”的传统实现了历史的整合，自此以后，源自《诗》《骚》的美剌比兴原则和兴于中古的穷情写物原则便彼此融合为一体，从南宋杨万里的“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34〕，直到清代王夫之的“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35〕，中国诗学的理想规范，正可用周济“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的话语来表述。其二，清代诗学界有关于“神韵”的论争，王士禛以逸品为神韵之旨归，其精神与浙西词派论词而分宗南北、并唯尚南宗者相一致，而与此同时，翁方纲《神韵论》针对王士禛之说而发难，以为“神韵”者，“正是谓涵盖万有也，岂以空寂言耶？”王氏于“神韵”颇专，倾心于“清音”一路，此正与张炎标举“清空”的意旨相合，这种“清音”，又以其所称许之“字字入禅”的意境为形象表现，体现着老、庄与般若之学的精神影响所造就的所谓“天机清妙”的哲思诗韵，唯其如此，反对唯取空寂的神韵论者，便主张包蕴丰富的空灵，也就是用丰富的寄托内容来充实空灵的意境，而这种诗学倾向，显然与常州词派由南宋之清泚返北宋之秾挚而借托意之妙来履践此志的意向相近。不言而喻，唯其注重寄托，便自然接续儒家诗学传统，从而也就与颇入释老庄禅之道者形成对峙。以上两点既然已经说明，则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分别宗南宋北宋的诗文化背景就凸现了出来。而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作为魏晋以后又一个崇尚思理的时代，宋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乃是儒、道、释之整合中深含着义理执拗与神情超脱的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既追求高旷萧散之趣又追求沉厚奇崛之志，当其与诗艺词艺相统一时，遂又生成了以清丽之境表清远逸趣的创作范式和以实境感受寄风雅之志的创作范式。两种范式，往往同时体现在一个作家身上，但若就其主调胜场而言，则又可以分判出派系流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常州派理出清真，稼轩一派以对峙于东坡、白石一派的词史眼光，便具有揭示两宋词风演变之真相的价值，而并非全出于宗派门户之意气。
当然，在所谓两派对峙的格局中，仍然需要把握其相对处于主流的东西。就南宋词坛而言，诗骚风雅的格调终不似清空逸品的格调为士人所崇尚，这是因为，词入南宋，无论声腔辞情，都更带文人雅士特性，而支撑着文人雅士之人格自塑的宋学义理，毕竟倾向于对晋宋雅意之风流萧散的阐扬。
作为本文的结语，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一、对柳、苏对峙之形势的清醒认识，须以不拘门户的兼容意识为前提，并且要运用一种藉竞争而彼此交合的历史眼光，尤其是柳、苏对峙之势已成词坛事实之后的整体形势，只有以两极运作而多元辐凑的方式来概括描述，才不至于偏执一端；二、说周邦彦的清真词具有兼取柳、苏的整合性词史地位，其实只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那就是，它毕竟是以合乎当时人们关于词体本色之观念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整合的；三、清真词地位之盛其实是在南宋，因此，张炎标榜白石词的努力便可视为南宋词坛新兴的对峙现象。对峙，依然意味着争雄角胜，但其理性的支撑体却在于超越于时代风云的清流意趣。唯其如此，和北宋之兼取性的整合相比，南宋“清空”之词旨固然有偏取之势，但这种偏取的根源却不在一时偏安的时代心理；四、苏、辛之体相亲而异，周、姜之体亦相亲而异，缘此，又有了苏、姜之超逸和周、辛之沉厚，这种错综交合的形势，正是词学深入发展的必然现象，而要想理出词学史的清晰脉络，则又不妨借助于对深广之诗文化背景的参照。
注释：
〔1〕《宋艳》卷五引张舜民《画墁录》
〔2〕《高斋诗话》
〔3〕〔9〕《碧鸡漫志》卷二
〔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
〔5〕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6〕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7〕梁启超《艺衡馆词选》乙卷
〔8〕苏轼《与子由论书》
〔10〕郑文焯《片玉词批本》
〔1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12〕〔15〕〔25〕〔2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13〕夏敬观《吷庵手校淮海词跋》
〔14〕沈雄《古今词话》
〔16〕〔33〕《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17〕《碧鸡漫志》卷一
〔18〕《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19〕陈元龙集注《片玉集》宋刘肃《序》
〔20〕《清真先生遗事》
〔21〕苏轼《王维吴道子画》
〔22〕《齐东野语》卷十二引
〔23〕元赵文《吴山房乐府序》
〔24〕《樊榭山房全集》卷四《张今流红螺词序》
〔27〕《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
〔28〕《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2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30〕毛晋《石林词跋》
〔31〕《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32〕《沁园春》（叠嶂西驰）
〔34〕《和李天麟二首》之二
〔35〕《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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