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主义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金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拜金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比较盛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重要道德准则。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市场，这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加以批判、遏制。但是，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批判拜金主义时信心不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遏制拜金主义软化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
从客观上看，首先是我国社会存在着拜金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拜金主义根源于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商品生产者要实现自己劳动的社会性质，必须实现自己商品与他人商品的交换。货币产生后，商品生产者就只有把自己的商品换成货币，这就使商品生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被纯粹的金钱关系所掩盖，从而使金钱在人们的意识中获得了支配人的神秘性质。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货币拜物教，即拜金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货币仍然作为一般等价物，因此，产生拜金主义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而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职能的发挥愈益充分，甚至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活动和关系相交换（如在法制不健全、不严格的条件下，金钱与权力交换），使得货币所有者拥有神秘的权力。凭借这种权力，货币所有者可以占有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这无疑会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产生对金钱的崇拜。
其次是我们正处于新旧道德的交叉点。当前我们批判、遏制拜金主义的主要手段仍习惯于道德教化。毋庸置疑，道德教化具有一定的感化作用，但问题是我们用以教化的道德内容大都沿袭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道德，固然不乏有值得借鉴和吸取的成份，但就其整体而言，相对根源于商品经济的拜金主义，却是一种保守的、落后的道德观念。儒家的“重义轻利”特别是后来儒家的只“言义而不言利”的道德标准，已不适于规范市场经济中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社会行为。在建国后的许多年里，我们把“集体主义”奉为工作、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原则，并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应该说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崇高的，我们由此培养了许多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杰出人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以前的“集体主义”教育中，个人独立的物质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文革”时期更是把集体主义与尊重、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一切服从集体需要，几乎一切同个人有关的思想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私心和个人主义予以批判，要求人们根除自我，杜绝私心，口号叫做“兴无灭资”、“大公无私”。这样的“集体主义”教育严重脱离了我国的社会生活，必然失去对大多数人的感化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的事实是：原有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体系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渐解体，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德体系正在形成之中，这就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只能用功利主义的视角去认识市场经济，无法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由此陷入功利主义甚至拜金主义的泥淖，这是拜金主义在我国存在的重要原因。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我们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缺乏足够的理解，而当拜金主义消亡的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悄然出现后，却又没有加以足够的关注，这就使我们在批判拜金主义时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也就不知利用现有的条件和手段，有效遏制拜金主义的滋长和蔓延。那么，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和条件是什么呢？
一、拜金主义消亡的必然性
（一）金钱衡量财富的时间极限。资本的目的是无止境地追求并实现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资本为了使其价值不断增殖，必然追求单个雇佣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无限小，其结果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即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物化劳动不断取代活劳动。马克思说：“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09页。）这一趋势最终会使资本的技术构成达到这样的一点：机器体系发展为自动化过程，人的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不再成为创造物质产品的承担者。到那时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较多地取决于机器的效率，而机器体系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机器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既然物质产品将不再由人的劳动直接制造，既然产品的生产量同人的直接劳动量不成比例，那么，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就失去了基础，“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17页。）这就意味着用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自然失去基础。这样，以金钱作为评价一切的拜金主义的价值标准，也就自然失去存在的基础。
（二）追求金钱目标的空间极限。在自然经济阶段，物质财富的经济形式是使用价值，它是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财富，而消费在主观上受到人的生理功能的限制，在客观上受到具体劳动的发展程度和产品形态的限制，因而，以往对使用价值的“占有欲”和“享受欲”是一种相对有限的欲望。随着自然经济发展为商品经济，财富的经济形式由使用价值发展为价值，对财富的欲望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具体的、相对有限的“享受欲”转化为抽象的、绝对无限的“求金欲”，资本增殖价值具有了“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无限制的欲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09页。）为了满足增殖的欲望，资本必然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寻找市场，其结果是使世界上一切能被资本渗入的地方都变成以增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但是资本流通在空间上的这种扩展最终会达到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资本占有了一切市场。一旦达到这一极限，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困难就不再是局部存在的问题，而是全面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是由许许多多资本家进行的，剩余产品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也可以实现其中的剩余价值，但这要求资本必须保持按比例生产，不能以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目的，然而这些要求与资本的本性是绝对排斥的，是资本根本无法做到的。可见，一旦世界市场饱和，资本就消灭了自己的市场，为价值增殖而从事的生产就失去了实现价值的外部条件，作为资本的流通就被扬弃了，代之而来的是按需要和按比例的生产和交换。这就是资本在空间上扩大流通的极限。资本的这一极限对资本目的扬弃必然引起价值观的变化，即扬弃拜金主义的价值目标。
资本的这些极限何时成为现实，目前我们无法断定，但种种现象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渡时期，知识已成为所有财富的核心。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已成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来装备，所谓的高新技术不过是高新知识的凝结。随着知识在生产要素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新的权力资源已不再是少数人手中的资本，而是多数人脑中的知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E ·拉滋洛在他的《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指出：财富的涵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知识为标志，它取代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无疑宣告了拜金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终结，历史留待拜金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只能是衰弱以至最终消亡。
二、拜金主义消亡的条件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发展过程须依次经历“Ⅰ人的依赖关系”形态、“Ⅱ物的依赖关系”形态和“Ⅲ自由个性”形态。在这三种形态中，人们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是不同的。形态Ⅰ是人与人直接相联系，个人受社会摆布；形态Ⅱ是人与人通过商品交换建立间接的社会联系，个人摆脱了各种身份规定的社会束缚，获得形式上的独立性，但个人仍然受物的支配，拜金主义就是人受金钱支配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形态Ⅲ是人与人自由组合，人是自由结合的人，个人获得完全的独立，人能够自觉地驾驶社会生活过程，“合理地调节人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第926页。）到这时，也“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纱幕（指货币拜物教——引者注）揭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第97页。）人受物支配的命运才彻底结束，拜金主义消失的社会条件才完全成熟。如果说这个条件在马克思那时看来还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那么在当代社会则已露端倪并成为不争的趋势。
从生产过程内部看，从属于机器的独立的个人在生产中开始转为支配机器的联合生产者，这一转变最明显地表现在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全面一体化地和谐”开始取代“工序分解”。“工序分解”是美国福特公司在20世纪生产方式和劳动管理上的一项发明，它使人从属于机器。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一体化的生产作业组开始流行。英国加的夫商学院的丹琼斯教授将这种生产作业组的生产称作“完美”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上的特征与福特制相反，“完美”的生产依赖全部生产过程中所有活动的“全面一体化地和谐”。在这里，劳动者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联合的生产者，他们也不再从属于机器，而是机器的主宰。
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得到公认，表明人们已经重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金钱的多少评价人的价值，以追逐更多的金钱为人生目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不过是资本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然而，资本无止境的膨胀发展，已明显受到环境和资源的限制和约束，“罗马俱乐部”早在60年代通过对“人类困境”的研究就已证实：环境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对资本无度的榨取已达极限。从那时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纷纷提出各种措施企图加以妥善处理，“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截止1996年2月，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多达98种，但它们的基本规范和伦理标准是一致的，就是要求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发表，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范和伦理标准得到公认。为了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现在人们已着手把它加以具体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多斯就明确指出：要使世界体系免于突然和不能控制的崩溃，就要遏制资本的急剧增长，使投资率等于折旧率，从而使工业资本保持不变。世界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Daly）认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遵循“最低安全标准”，（注：王军：《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50页。）并把它具体规定为三条：社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度；社会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可持续利用的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不难发现，最低安全标准的实质就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具体保障措施，以“保持资源基础的完整无损”。可见，以无止境追求金钱为目标的拜金主义受到了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明显的制约。
三、一个佐证：经济人的价值观对拜金主义的否定
人类生存环境对拜金主义的制约在西方经济学里也得到了反映，表现之一就是经济人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经济人的最初含义是指不抱其他动机，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人。它是亚当·斯密从现实的社会人中抽象掉社会性而留下的“自然人”，实质是隐藏在“自然人”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是资本的人格化。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体现着资本的职能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拜金主义也就是经济人的价值观，经济人则是拜金主义的价值主体。
二战以来，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消费者，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追求金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也追求精神生活的需要和满足。愈来愈多的人更愿意从帮助他人、关怀邻里、关心社区乃至全球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中，去感受人生的职责、体验人生的乐趣。当代西方许多人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的伦理文化感兴趣，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的一次会议就认为：要增进人际间的温情，应到东方寻找答案，到中国寻找答案。（注：易杏等：《家庭教育：在缔结中华民族的未来》，《瞭望》1996年第5期。）这些无非说明， 在西方人们已不满于金钱关系的冷酷，希望能有一种人应有的情感，把人引向更高的生存境界；作为生产者，企业追求的目标已非单纯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还包括企业创新、企业道德形象，尤其90年代以后，一些公司靠诚实和关心社会福利以及履行其它社会责任来树立道德形象，它们给低级雇员以丰厚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成立各种基金会，将公司税前利润的一部分捐赠给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和环保事业的团体等。所有这些表明，企业的追求目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的说来，现代企业总是力求使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这两方面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注：[美]R·M霍德盖茨：《美国企业经营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2页。）履行社会责任， 树立企业的道德形象日益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如Z 效率理论等开始重新思考经济人的含义，认识到经济人不仅是具有资本属性的自然人，而且是具有人类情感和道德伦理观念等社会属性的社会人。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表现人的社会特性和人性。至此，经济人完成了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复归”，其价值目标与价值评价标准，也由追求以金钱为代表的单纯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向多元化和社会化转变，拜金主义作为经济人的价值观被否定了。
四、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遏制拜金主义的有利条件
消除拜金主义的条件已经出现，现在需要我们为促进这些条件的成熟作出努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为这种努力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所谓“某种程度”，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现在就要彻底克服拜金主义是不现实的；所谓“可能”，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来遏制、并最终消除拜金主义。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防止金钱关系泛化。以金钱为中介联结人与人的关系，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仍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人们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也就必然反映为金钱关系。因此，金钱关系同样是我国社会人们进行正常经济活动所必然发生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们就无法进行生产和交换活动。而且历史已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已不能回避世界近代化之路——通过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来彻底否定封建宗法关系和等级关系；20年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表明，要否定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崇拜，也只有通过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发展这种关系，独立人格、平等和自由的新型关系的基础才能逐步形成。如同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生产的、现实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97页。）
但必须注意的是，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金钱关系与拜金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商品经济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关系，后者则是道德领域的一种价值观。把商品经济社会存在金钱关系的客观性等同于拜金主义存在的必然性，把实际上因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所促进的社会进步和独立人格的形成，视作拜金主义的“丰功伟绩”，这些看法混淆了经济规律和道德规律的界限和作用。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只有在经济活动领域，由于货币是社会劳动的代表，因而，追求金钱的获得以实现自己劳动的社会性才是正当合理的；也只有这一领域里，以获得金钱的多少来评价人的社会贡献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获得的金钱越多，证明他向社会提供的社会劳动也就越多，向社会所作的贡献也就越大。一旦越出经济领域，金钱关系、金钱目标和金钱标准就是荒谬的。
而拜金主义恰恰在于把金钱作为人生全部的终极目标，把金钱作为评价一切的唯一标准，把反映人们交换劳动关系的金钱关系扩大到一切社会关系，使“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第479页。）人与人的关系完全被淹没在冰冷的金钱关系之中。对金钱关系和拜金主义作上述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容易明白遏制拜金主义的关键，就是要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理顺由此发生的经济关系和非经济关系。
由于经济活动不能直接产生人们的道德心理，它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有通过上层建筑的折光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只有借助社会主义的制度力量才能有效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实现遏制拜金主义的目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产物，它不可能自觉遏制社会关系的泛金钱化，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它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能够有效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早在60年代初，我们党就提出了反对把商品关系渗透到党内，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更明确指出，要严格防止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国务院则在1998年3月作出规定， 禁止党和国家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党和国家的这些决定和规定，为有效规范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遏制拜金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纪律和法律保障。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建立有效的筹资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遏制拜金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虽然和物质相对立，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物质成为自在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道德、遏制拜金主义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必须有物质保障。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大大高于社会主义经济实力、遏制拜金主义任务艰巨复杂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遏制拜金主义，愈益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愈益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文化经济政策上的优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问题突出出来；李鹏同志在1997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更明确指出：“各政府部门都要重视和支持宣传思想工作，为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干部提供工作需要的条件，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舍得花一点钱，宁可在别的地方省一点，也要为宣传战线改善条件，使宣传工作更富有成效”。所有这一切表明，从长远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保证足够的物质投入，为遏制拜金主义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遏制拜金主义的强大群众基础。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使拜金主义倾向一发而不可收拾？有谁去抵制拜金主义的滋长和蔓延？不能否认，思想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和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的奉献精神，对遏制拜金主义固然十分重要，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承担者，同时也是反对拜金主义的主体承担者。他们没有多少高深的共产主义道德理论，但在历史上，他们是资本的剥削和统治对象，这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资本及其意识形态——拜金主义的统治。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升华。这种升华可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集体主义道德，也可以表现为朴素的奉献美德，成为构建集体主义道德的理论形态的文化基础。作为高明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批判拜金主义时，要善于依靠群众，深入到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并汲取他们的奉献精神，这是创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的现实基础，是遏制拜金主义的力量源泉；同时要持久地开展以反对拜金主义为目的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吸引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广泛组织群众自己起来同拜金主义现象作斗争，这是一个以活动为载体，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遏制拜金主义的过程。
上述这些新现象和有利条件自然不足以说明彻底消除拜金主义的条件完全成熟，但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昭示了现在该是摒弃拜金主义、倡导一种能指导人与人更富有情感、人与自然更为和谐的价值观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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