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清照词悲的内涵--与陈祖美等人商榷_李清照论文

论李清照词悲的内涵--与陈祖美等人商榷_李清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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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拜读了朱靖华、戴学忱二先生的论文《论李清照词“欲说还休”的复杂内涵》(注: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该文认为, 李清照词中大量“欲说还休”的谜被他们破译了,谜底是抱怨赵明诚娶妾。并且不无坦诚地说,早在1991年版的《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陈祖美先生的《对易安内心隐秘的破译》就是这种看法。

这一观点颇有点新人耳目,被不少学者视为李清照研究的新成果,颇有影响。我是很敬重陈祖美先生的。作为山东人,她对同乡名人李清照的研究用力颇勤,已经出版了多种相关的编著和专著,其中《李清照评传》可视为她的力作。不过事关学术研究,笔者还是不揣浅陋,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陈、朱、戴诸先生是如何破译李清照的呢?论据包括逻辑推理和作品内证两个方面,而以后者为重。

陈、朱、戴认为,宋人纳妾习以为常,连苏轼亦不能例外,赵明诚自然也纳了妾。加之李清照没有生儿育女,犯了七出的天条,明诚纳妾也就名正言顺,势所必然了。

这种推理犯了不周延的逻辑错误,根本不能证实明诚纳妾。宋人虽多纳妾,纳妾者未必是明诚,多纳并不等于全纳。苏轼纳妾更不是明诚纳妾的前提,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的推理缺乏事实根据,自然难以服众。

至于说李清照没有生儿育女,明诚自然纳妾,听起来理所当然,其实也未必如此。首先,遍索有关赵明诚、李清照的笔记、杂录、词话,没有一种历史文献记载明诚纳妾之事。其次,赵君无嗣,就其生理因素而言,可能因在李清照,也可能在赵明诚,也可能两人都有问题。宋代医学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问题在赵,陈先生等人的推测就是错误的。第三,把李清照无嗣的责任推到赵明诚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陈先生在讲到《声声慢》时说“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注: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种推论缺乏生理常识。赵李有过甜蜜的婚姻,李清照伴随赵明诚走完了全部人生,把清照无嗣说成是“被疏”的结果,稍有生理常识的人就会觉得滑稽。退一万步讲,明诚即使纳了妾,就能导致清照无嗣吗?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高官妻妾成群,子女多达几十个,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陈、朱、戴先生深知,推理缺乏必要的史料是苍白的,所以就把“破译”的重点放在所谓的内证上,即通过对李清照作品的解读,来证明明诚纳妾。这样的内证归纳起来有六条。为了论述的方便,下面逐一列出这些所谓的内证,并进行剖析,以供各位同仁甄别是非。

内证之一:《满庭芳·小阁藏春》作于“崇宁四、五年间”,李清照“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却遭到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邸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词中“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正是对赵明诚的抱怨,这首词“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注:《评传》第23-26页。)。

陈先生把《满庭芳·小阁藏春》定为崇宁四、五年间的长门赋式的作品是没有根据的。我的理由是如下六点:

第一,仅从逻辑推理上讲,从赵挺之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而言,如果想抛弃李清照,完全可以采取离婚,或者强迫李清照进行政治回避的方式,根本没有必要采取既冷遇了她,又不能最终解除李家对赵家影响的方式。

第二,李格非在党争中,被列为余官第二十六人,不是被贬官,就是遣送回家,城中的住所自然早已空闲荒芜,与李词中所描绘的“藏春”、“篆烟”的环境绝然不合。

第三,说李清照是宰相府邸中不受欢迎的人,太笼统,查《宋史》等有关史籍,赵挺之是崇宁元年升任尚书右丞,崇宁二年升中书侍郎,崇宁三年转门下侍郎,崇宁四年三月初七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才可以称为宰相,而这时已经不是梅花绽放的时节了,与词中景色不一致。

第四,在党争之中,李清照不应列在“党人子弟”之列。这一轮党争是从崇宁元年徽宗亲政、重用蔡京开始的。到本年十月份,罢元祐皇后之号,处分官员六百余人,李格非被列在余官第二十六位。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七月“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注:以上引文皆见脱脱等《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到崇宁三年,把王珪、章惇也列为奸党,与元祐党人同等看待,总共三百零九人,又一次刻石文德殿。不过,这已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强弩之末,皇帝对此已有倦意,除这三百零九人外,“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注:以上引文皆见脱脱等《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看来是想划个句号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立的身份和人格,“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崇宁二年时,李清照已嫁给了赵明诚三年,是赵家的人了,自然应该依从赵明诚的身份,而不是李格非,所以不在所禁之列。赵挺之不是皇室宗族,也自然不应受到“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的限制,更何况诏书明文规定,改正的是那些“内已定未过礼者”,并不是要拆散已婚的夫妻。

第五,崇宁四年、五年时,赵挺之家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避讳党人子弟,李清照也自然不可能被排挤到早年娘家小院之中独守空房,抒发《白头吟》的哀叹。因为崇宁四年正月蔡京的弟弟蔡卞由知枢密院调知河南府,已经露出了皇帝并不一味器重蔡京的端倪,三月初七,赵挺之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登上了相位。五月便下令解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这是第一次松绑。七月下令流放边荒的官员回归家园。九月又“诏元祐人贬谪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到畿辅”。到崇宁五年,正月初五彗星西现,八天后徽宗躲到偏殿以少食自裁,接着党人碑在雷雨中被击毁,太白星显于白昼,于是三天之后便下令“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注:《宋史·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李清照还有什么理由东躲西藏呢?

第六,从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看,陈先生的推测也是站不住脚的。李清照说:“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故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这里的“出仕宦”是指赵明诚开始登上官场,所任何职不可考。而“亲旧或在馆阁”,主要是指赵挺之的二儿子思诚担任秘书少监。崇宁四年十月,由于“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罢,而有是命。十月乙丑朔,挺之既罢相,上以挺之子存诚为卫尉卿,思诚为秘书少监,明诚为鸿胪少卿。挺之辞不敢当,乞收还成命,诏答不允。”(注:《宋宰辅编年全录校补》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秘书少监是掌管皇家文书的次长,这种亲旧关系,使得赵、李二人得以借阅大量秘籍。崇宁共有五年,从李清照的这一段表述看,虽然党争之中李格非受到了打击,但赵李的关系是正常的,李清照绝无如陈先生所说,被迫一人到娘家老院生活的经历。

内证之二:《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当是重和元年(1118)屏居结束,赵明诚离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为他写的送别词”(注:《评传》第66页。),词中“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之遇,也就是类似今天所说的外遇或桃花运”(注:《评传》第8页。)。

这一看法存在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赵明诚是否在重和元年起复,学术界多存歧见。因为早在政和二年(1112),赵明诚已担任了秘书少监,思诚也已起复。明诚出仕的时间当与其二位兄长相仿。我们暂且把这首词定为明诚青州屏居结束起复之时。这时明诚还没有外出,此前两人一直共同生活在青州,而且是明诚政治生涯的低潮时期,李清照凭什么怀疑明诚会有天台之遇?如果说在青州期间,赵明诚已经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早就了如指掌,不管是烈火烧心,还是被迫接受,早就在日常生活和创作中表露出来了,为什么非要等到赵明诚离家远行时才这样旁敲侧击,闪烁其辞呢?

从这首词的内容上看,“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抒写的显然是明诚走后李清照的慵懒、低沉、无精打采,而不是赵明诚赴任未走之时的情形。就其感情格调而言,“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表现的是对情投意合的丈夫的“离怀别苦”,而不是担心、抱怨,否则,在楼头“终日凝眸”的思念和盼归,就无法理解了。李清照自己直言不讳地说明词的感情“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而是“离怀别苦”,不知为什么陈、朱、戴等先生偏要在字缝里去破译什么所谓的谜底。

另外,就词中的用典而言,“武陵人”之典,出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武陵已成为理想境界的代称。“秦楼”则是指秦穆公女儿弄玉和丈夫箫史所居之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笔写出两面情,意谓赵明诚从政,奔向遥远的理想境地,李清照留在家中,往日夫妻恩爱相处的“秦楼”,如今烟锁雾埋,被孤独所包围,只有楼前水看见词人终日凝眸。陈先生把词中的典故说成是赵明诚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被冷落在秦楼之中,其结果,与全词“离愁别恨”的基调相悖,也使箫史与弄玉的美满爱情没了映照对象。以李清照的博学,是不会如此滥用此典的,更不可能在一句之中,前一个典故正用,后一个典故反用,把秦楼说成是长门之类的独居之所。

内证之三:陈先生等认为,《声声慢》(寻寻觅觅)本应是前期之作,长期以来却被硬看作后期作品,“从而造成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注:《评传》第68页。)。其中“晚来风急”,根据《艺蘅馆词选》应是“晓来风急”。它隐括了《诗经·邶风·终风》和《诗经·卫风·硕人》两首诗的诗意,“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注:《评传》第22页。)。“一则寄寻觅良人之意,一则借‘晓来风急’之事,诉说其被疏无嗣之怨,说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就像衰败后堆积满地的黄花一样,多么可怜!”(注:《评传》第71页。)

陈先生之所以能把“晚来风急”与庄姜被疏联系起来,是绕了好几道弯子,经过两次置换才“寻觅”到的。她先把“晚来风急”说成应为“晓来风急”,然后认定“晓来风急”就是“终风且暴”之意,当然也就是《卫风·硕人》的诗意了。

其实,以“晚”作“晓”,并非是艺蘅馆词选一种,据王学初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古今名媛汇诗》等十余种版本均做“晓”。明人田艺蘅的《艺蘅馆词选》并非最早的版本。即使原词就是“晓”字,也只不过如梁启超云,词中描绘的是从早到晚的一整天的生活情景,而不只是黄昏时分,更不能证明“晓来风急”就是“终风且暴”。据《康熙字典》、《辞海》等工具书:“暴”有暴虐、损害、急骤、猛烈、突然等意,也有“日出而风”、“方六里命之”等意。“终风且暴”中的暴是“猛烈”之意,意为风刮得终日不息而且猛烈,根本没有“日出而风”的意思,因此,“晓来风急”与《邺风·终风》、《卫风·硕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自然也没有被疏无嗣的内涵了。

再说,李清照词的主体风格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注: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注: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本。),被同郡人侯寘、辛弃疾亲切地称为“易安体”,即使偶尔用典,岂能由“晓”而“暴”,由“暴”而《终风》、《硕人》,九曲盘旋,胜似训诂呢?

《声声慢》历来被视为李清照后期的代表作之一,不但倾诉家庭的不幸、寡居的凄苦,更抒发了国土沦丧之悲,流民漂泊之痛。倘若按照陈先生等人的理解,不唯《声声慢》之类词的深沉思想内涵被阉割,李清照也将降格为一个纯粹吟唱闺阁怨愤的家庭主妇了。

内证之四:《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是李清照得到青州姊妹们的“鼓励”,“孤身走上了寻夫之路”。其中“方寸乱”的谜底是恐惧“即使到了丈夫身边,如果他仍然无动于衷,该如何是好?心里装着这样的难言之隐,其‘方寸’如何不乱?”(注:《评传》第71页。)

在清照词中,这是一首通俗易解又含词题的作品。《晚止昌乐馆寄姊妹》的题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李清照寓居昌乐馆中写给青州姐妹的作品,其题旨是表现姐妹情谊。临行之时,姐妹们置酒饯行,泪湿罗衣,阳关之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清照已到了昌乐的旅舍,她告诉姐妹们莱州离青州并非如蓬莱仙山一样遥远,希望以后大家多寄书信,让友谊万古长存。至于“方寸乱”作者交代得斩钉截铁,就是“惜别伤离方寸乱”,陈先生等有什么理由要撇开词人的本意,来千猜百度破译所谓的“谜底”呢,这不能说没有断章取义之嫌。

再说,李清照的大量作品,使我们对她自尊、自强的人格深信不疑。如果赵明诚不欢迎李清照随任,李清照会抹着脸皮在姊妹们“鼓励”之下去找赵明诚吗?退一万步说,倘若真有其事,莱州尚未到达,去后的情况不得而知,李清照又有什么必要在寄给姊妹们的词中诉说心曲,让她们为自己提心吊胆呢?

内证之五:《感怀》诗是李清照到莱州后“受到冷遇”,“被打入冷宫”,其中的“公路可怜”是李清照以袁术自况,到了无粮的境地(注:《评传》第72-76页。)。

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鉴于李清照的骨气和自尊,莱州随任,她是非邀不去的。此前,明诚任何职,现无确考,可能因种种客观因素,李清照没有随任。明诚知莱州,成为一州的行政长官,才接李清照随任。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深情地写道:“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这里的连守两郡,就是指莱州、淄州。陈先生把赵、李的关系理解到打入冷宫,不同室而居的僵局,显然与李清照的自述不合。

况且,赵明诚是一州之长官,要在官场和百姓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格标准要规范他的行为。直到明诚去世,李清照在名分上是赵明诚的妻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可能在李清照到达莱州后像罪犯一样的被打入冷宫,连饭都不给吃呢?村夫尚且不为,更何况一州之长!

我认为,《感怀》诗中的“公路可怜”是李清照同情赵明诚居住的公廨非常简陋,没有文化氛围,缺乏精神食粮,而不是说自己连饭都吃不上。赵明诚作为一州的长官,酒、钱之类的俗事“终日纷纷”,李清照对此类应酬很不适应,于是“作诗谢绝聊闭门”,而且“佳思”潮涌,在清静中与文学为友,自得其乐,而不是被关闭在冷宫之中。如果按照陈先生那样理解《感怀》诗,“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数语,就无法理解了。

内证之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注:《评传》第35页。)。

陈先生把“分香卖履”作为赵明诚蓄妾的内证,那么,我们要问,赵明诚不是帝王将相,李清照为什么要选用魏武帝曹操的典故?古今用典,只是取其大意,岂有丁对丁、卯对卯的道理?“分香卖履”典出曹操,后人运用此典,其意不外两点,第一,颂扬节俭自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第二,表示临终遗嘱,后事安排。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文武并施,位极人臣,御军三十余年,昼讲武策,夜思经传,攻无不克,登临必赋,然而素性节俭,不尚华奢,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衲,茵褥取温,无有缘饰,女儿出嫁都是布帐,从婢不过十人而已。临终之时,命近待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鞋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金石录后序》写赵明诚临终之时,“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其用意主要是说没有留下遗嘱,安排后事。赵明诚英年早逝,李清照痛不欲生,怎么会在写到临终情景时,心怀悲愤,憎恨赵明诚蓄妾呢?再说,赵明诚不留遗嘱,不安排后事,可能是鉴于以下原因:当时国家面临金人的强大攻势,安危难以预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安排后事,有何意义?就家庭情况而言,无妾无子,所有的财产和责任都是李清照一人承担,自然无需分香卖履。由此想到李清照日后的生活和出路,难以预测,也无法控制。因此,不作遗嘱,任其自然是最明智不过的了。《金石录后序》叙述明诚死后,李清照如何转移文物,四海漂泊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以上推测的合理性,陈先生以“分香卖履”作为赵明诚蓄妾的内证,恐怕有点一意孤行,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的味道。

朱、戴二先生说:“我们证明赵明诚有妾云云,并非出自本意,也非目的本身,而是想通过对李词的复杂内涵进行深入探析,而开出一条研究李词复杂‘愁’情的新路。”还涉及到李词的分期问题。李清照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著名女词人,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了这么多年,未免有一种难出新意的困惑和寻求突破的欲望,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不是为了维护李、赵恩爱伉俪的名声,而笼统地反对别人说明诚纳妾,而是认为寻求突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不顾词作的基本内容、情绪、风格,抓住其中的个别词句穿凿附会,生拉硬扯。

我早就认为,李词的传统分期不十分精确。以南渡为界把李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抒发少女情思和少女相思,后期则多乡国之思和身世之叹,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根深蒂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南渡前的部分作品曲折地表现了党争中的凄凉情怀;而南渡之初,明诚逝世之前的部分作品也并非割尽爱情的烦恼和幸福。即使真的明诚纳了妾,清照词中的“愁”的内涵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增添了一份爱的痛苦,对清照的分期是没有影响的。关于分期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恕不详论。

“愁”在李清照的词中占有较大比重,正确理解“愁”的内涵,对把握李清照的思想、人品、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都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期待着各位专家和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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