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长葛的135天
文/殷晓章 杜广东 车红莺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到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研近5个月。他亲笔向中央撰写的两份调查报告，为从根本上纠正1958年以来党内愈刮愈烈的浮夸风等“五风”提供了客观依据。50多年过去了，长葛群众提起习仲勋当年朴素务实的作风和爱民情怀，仍感动不已。
这些我都忍住了没有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古家庄的古大富，一说我那个鱼塘就露馅了。你知道，吴小哥这样的人，有时感觉是很敏锐的。
“下去搞调研要放下架子”
1960年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报告河南信阳饿死人事件。“信阳事件”令中央领导感到震惊，毛主席让周总理主持制定并亲自审阅修改于1960年12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刹“五风”纠正“左”的错误。在此背景下，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等一行14人来到长葛调研。听取县委领导的汇报后，习仲勋选择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村寺等3种不同类型的村进行重点调查。习仲勋对工作组成员多次提出要求：“下去搞调研要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得懂，不要打官腔。”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长葛调研的历史性贡献
那时的长葛和河南其他地方一样，“五风”也呈愈刮愈烈之势。习仲勋在一个村调查时发现，生产队一个个高高的粮囤里堆放的全是玉米皮杂草之类的杂物，上边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他还发现，有人事先安排让学生打彩旗喊口号，拿着盆盆罐罐抗旱浇麦搞形式。针对了解掌握的各种情况，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长葛也是‘五风严重的地方”，“在干部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整风，加强教育”。当时公共食堂是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强调：“对食堂要采取坚决态度，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的，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据《长葛史志》记载，在长葛期间，习仲勋代表工作组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写了11次调查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被中央办公厅批转到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参考。特别是习仲勋在1961年4月23日和5月9日写给邓小平和党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农村的有关情况，系统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改进干部作风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虽然习仲勋已经于2002年5月24日逝世，但时至今日，他在长葛调研期间的爱民情怀和生活轶事，仍在长葛百姓中口耳相传。
一张记载表。所有工作都必须作好文字记录。《思政导师工作记录表》的具体要求是：座谈会、专题讲座、谈心谈话、其他活动实施时间不得占用正常上课时间；记录表上的要素应该填写完整：列明活动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具体地点、导师和学生签名必须完整规范；记录表提交到学院办公室，记录表在提交时必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习仲勋在长葛蹲点期间，对河南纠正“左”的错误，扭转当时河南乃至全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1984年给长葛干群回信
习仲勋离开长葛后，还一直关心着这里的发展。1982年，原长葛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楚西酉代表长葛县到北京参加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表彰会时，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汇报了长葛县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习仲勋听后很高兴，表示有机会一定再回长葛去看看。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党支部和全体群众给习仲勋去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七村取得的变化，同时邀请习仲勋有时间回长葛看看。
1984年10月20日，习仲勋给八七村干群写了封回信：“回想起25年前我在长葛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进行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我熟悉不少45至65岁的人，应该说，这个年龄段还没到颐养天年之时。但是，这些年来，不管是收到的微信，还是相聚时的聊天，大家谈的多是养生和健康。有些说的更到位：只要活着就好。崇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前几天朋友又发来个段子：“夕阳不会无限好，快乐一秒是一秒。”连续轰炸般“忠告”，引起了我的思考：“夕阳”应该怎样“红”？
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1年6月15日，中央重新颁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下旬至7月初，河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决定全省解散食堂将粮食发给群众。河南省的形势基本稳定好转后，习仲勋于8月22日离开河南从长葛返回北京。
长葛新县址曾是按照北京东西长安街气魄设计建筑的，有似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还有县委县政府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建筑，占用了大量肥沃的农田。所以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直言不讳地对县委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而对待普通群众，习仲勋又是一种情怀。习仲勋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和群众关系非常融洽。他在基层走访时，坐着小凳子与群众促膝交谈，没有凳子时就随手搬一块砖或石板坐下，他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次，习仲勋在地里替农民李恩绞辘轳，累得满头是汗，他一边和李恩拉家常，一边了解抗旱的情况。当听说替自己绞辘轳的是习副总理时，李恩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您就是中央派下来的习仲勋副总理？”工作人员介绍说：“他就是中央工作组的最高领导习仲勋副总理。”李恩激动得连忙上前拉住习仲勋的手。
何良诸心一紧，一种预感攫住他，站起身，向前走，经过播音室时，见门虚掩，敲敲，没有动静，门缝内露出女播音员的腿。何良诸的目光顿一下，推开门，女播音员张着嘴，一脸骇然。何良诸问：“小姐，有人卧轨？”
今年80多岁的刘水柱，时任宗寨村副支书和团支书。他告诉笔者，当时，宗寨大队包括5个自然村，共有2000多口人。习仲勋在长葛蹲点时，宗寨大队是调研的重点。工作组采取召开座谈会、入户调查等多种形式开展调研工作。座谈时，所有招待群众的烟、茶都是习仲勋用个人的钱买的。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还请参加座谈的农民吃饭。习仲勋在为老农蔡丙戌添饭时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