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和社会支持_社会支持论文

弱势群体和社会支持_社会支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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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改革,都必需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改革运动,已经支付了并正在继续支付着其成本:每年以两位数上扬的生活指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待业、失业数的增长等。改革成本对社会成员的利益具有一定伤害性,会蕴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对社会成员形成一定压力,而全体社会成员中,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这时,社会风险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群体身上爆发。犹如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板。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中的脆弱者群体,由原来的隐蔽状态开始以显状凸现出来,如果不对这一群体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将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一、谁是脆弱者群体

脆弱者群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还具有一些综合特征。(1)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左右, 处于社会低层。(2)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 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3)生活质量较低,用廉价商品、 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果。(4 )除经济生活压力大之外,心理压力也比一般人大,没有职业安全感,经济收入不稳定或过低,常有衣食之忧,对前途悲观。(5)由于能力、 素质较差,或生理高峰期已过,缺乏一技之长等自身制约因素,能改变目前状况的机遇也较少,致富较为困难。(6 )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永久。

当前的脆弱者群体主要由这么几部分人构成:(1 )贫困者群体,人均年收入低于300元这一贫困线下的人,全国约有8000万之众。(2)残疾人群体,全国有5164万人,部分人在福利企业就业,收入菲薄,大部分人靠国家救济或家人抚养。(3)精神病患者群体,有1000 万人,因工作不正常,收入不高,或无工作无收入。(4)退休者群体, 目前退休者已达3000万人,相当一部分人仅靠退休费用生活,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压力、影响最大,除少数人有一技之长,有职业外,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不高。(6)失业者群体,公开报导的有300万人。(7 )半失业者群体,主要指部分国有、集体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在苦苦挣扎或频临破产,职工的收入很低,福利待遇较差。这部分数字较难估计,但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有效益、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明亏这一状况推断,约有3000万职工收入水平较低,其中,妇女群体更处于不利地位。按上述数字统计,脆弱者群体人数在总人口中占20%,考虑到身份有交叉和其它因素,脆弱者群体至少在15%左右。

就脆弱者群体总体而言,它不是处于绝对贫困,即不能满足最低生理需要,生存不下去,而主要是处于相对贫困状况,即指温饱虽然得以解决,但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标准。整个群体在社会经济收入格局中处于底层,生存较为困难。

从脆弱者群体生成的原因来看,可分生理性脆弱群体与社会性脆弱群体两大类。生理性脆弱者群体主要有残疾人、退休者构成,是由生理上的缺陷或生理的衰老引起的,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自然地处于不利地位。社会性脆弱者群体,由贫困者和失业、半失业者构成,引起的因素较复杂,有恶劣的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有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等经济因素,也有个人素质低、能力差等个人因素。深层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转型中,计划体制和机制与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摩擦,不协调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二、如何看待脆弱者群体

脆弱者群体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存在一个以残疾人和退休者为主的生理性脆弱者群体,和以贫困者、失业者为主的社会性脆弱者群体。前者是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的一种自然性现象,后者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起飞时,市场经济中的伴生现象。以往我们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把脆弱者群体的出现总是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个观点有部分真理性,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存在着剥削压迫,制度性因素使一部分人沦为无产者。然而,大量的事实也表明,脆弱者群体也并非都与社会制度有直接联系,而与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和运行方式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总是用道德谴责而非理性判断的方法对待脆弱者群体,对待与之对应的强者、富裕者群体,这不但对社会发展无济于事,还容易引起脆弱者群体盲目渲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前,我国的改革目标,是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全新的激发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必然带来这样两个后果:(1)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 市场运行会自发地倾向于效率,以效率为机制筛选竞争者,产生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市场机制在承认、鼓励强者,让强者快速地积累财富,在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竞争失败者——失业、半失业职工。(2 )为刺激效率,必然通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途径。我国现阶段分配渠道出现了多元化,特别是市场分配,为收入向一部分人倾斜创造了条件。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差异呈增长之势。国有、集体企业的分配方式也开始打破平均主义,拉开距离。在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而处于社会竞争中的弱者,必然是低收入者。这一状况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在实行市场机制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生产力还不是极发达,社会财富还不很充裕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性脆弱者群体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

对待脆弱者群体,不应有歧视性观念。西方国家在实施市场经济中,也曾出现过庞大的以贫困者、失业者为主体的脆弱者群体。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许多学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脆弱者群体往往持否定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论点有:(1)个人贫穷论。资本主义早期统治理论中,往往承认社会中有穷人,而不承认有贫困。因为穷人是个人的原因,诸如懒惰、无文化、无技能等。而贫困是许多人的贫穷,这就不仅是个人因素造成的,也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引起的,说明社会制度有毛病。因此,对脆弱者群体持否定、不保护态度。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2)社会进化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借用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界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相互关系,认为自然界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同样适用人类社会,穷人这些脆弱者群体是竞争中的劣质群体。这种理论仍将脆弱的原因归之于脆弱者自身,统治者自然十分赞赏。(3)贫困功能论。认为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贫困阶层的存在,即贫困群体对社会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论证了贫穷人在美国的十大功能,如苦、脏、累、危险的工作有人做;延长了旧货使用寿命;成为反面教员;满足了人们怜悯感情渲泄的需要等。这一理论隐含的前提是社会不公平是客观的、合理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充满着对脆弱者的蔑视与偏见。(4)福利制度贫困论。该理论认为, 表面上福利救济制度在于维护穷人的安全,实际上事与愿违;政府发放的福利、救济金额较少,只能使穷人维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福利制度阻止了贫困状况的根本改善;福利资金开支过大,使投资减少,限制了新的就业机会增长,最终加剧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贫困化。该理论否定福利制度对救助脆弱群体的重要作用。

脆弱者群体承担着更多的改革代价。上述西方学者公开歧视脆弱者群体的观点在我国赞同者不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有些领导者头脑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市场竞争中的强者、大款十分欣赏,主动积极地向私营企业主、外来投资者、企业家等倾斜政策、创造条件,以让他们施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对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却不太感兴趣,对失业者、半失业者、贫困者的疾苦和困境麻木不仁,甚至视为负担而厌烦,对他们遇到的困难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缺乏为他们排优解难的热情。这种对脆弱者的冷漠态度显然是错误的。首先,市场一旦真正运行起来,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将日益突出。在市场竞争中,强者具有权力、资金、能力、关系等资源,一旦第一步领先,便步步领先,处于优势积累的地位,这种优势具有滚雪球的放大效应。而对脆弱者群体而言,权力、资金、能力、关系都是稀缺资源,改变处境的机会也极少。一步落后,步步落后,难以追赶上优胜者,始终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困境的。市场运行不相信眼泪,它自发地倾向于效率,承认、鼓励强者,不承认弱者。这种市场运行中的“马太效应”,是市场经济正功能与负功能的集中体现。其次,脆弱者群体处于社会底层,他们需要得到帮助。然而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一点,市场的作用主要在经济领域,对经济以外的许多方面,如解决脆弱者群体问题,市场便无能为力,而且相当一部分脆弱者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市场的一种缺陷和局限性,不能靠市场本身来解决,需要寻找市场以外的力量。再次,脆弱者群体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改革的代价。从理论上讲,改革的代价(如失业、通货膨胀等)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的,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受到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各种承受力最低的脆弱者群体。每年以20%左右上扬的物价指数,对腰缠万贯的富裕者的生活影响极小,而对失业者、退休者这些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却影响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脆弱者比强者为改革与发展付出了更多的成本,甚至是某种牺牲,他们在经济上、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改革是全社会的事业,将改革的代价让主要由社会原因带来的弱者承担是不太合理的,让脆弱者自行在市场中挣扎、解决困难也是不尽合理的,是有悖于社会公正原则的。这就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脆弱者群体,共同分担改革的成本。

三、如何扶助脆弱者群体

脆弱者群体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与其它阶层和利益群体相比,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的更大压力。而这一群体恰恰是社会的各个群体中经济承受力和心理受力较弱的群体,成为社会结构的薄弱带,一旦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爆发。当前,以失业、半失业、退休者为主的集体行为有急剧增长的苗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帮助这一群体减轻压力,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义务。对脆弱群体的扶助,包括物质上的救济、生活上的服务、精神上的慰藉、道义上的声援。这主要依靠两方面的力量,一是政府主持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二是民间汇成的社会救助力量支持。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是社会行为。

政府是救助脆弱者群体的主导性力量。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脆弱者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关于政府救助行为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侧重从社会支持角度加以论述。

对脆弱者群体完全由政府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社会支持已成为现代社会扶助弱者的一种日益重要的方式。对弱者的社会支持度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问题,我国近几年已有长足的进步。社会各个阶层,自觉或不自觉地体会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行动起来。主要表现在:(1)各种基金会纷纷成立。在社会各界的赞助、捐献下,扶贫基金、助残基金、希望工程基金、慈善基金、特困户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在不断增多,有的已达数亿元,这将在经济方面帮助脆弱者解决许多困难。(2)参与者人数越来越多。加入社会支持行动的人中,有学生、干部、解放军、工人、农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外国友人。这支队伍由涓涓细流逐步汇成滚滚洪流。(3 )由零散自发到初步有组织。从民间自发的组织看,已有北京大学的爱心社、辽宁省的慈善总会、武汉的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深圳的青少年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等,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已是中国法定的“助残日”。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机构也开始建立。(4)援助形式越来越丰富有效。 从募捐到送温暖,从援助贫困儿童的手拉手活动到建立希望学校、希望书库,从对孤儿的物质接济到接回家共度除夕或领养,从对困难职工的临时救济到结对长期帮助,从为重病患者募集资金到首都医院发起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活动,全国各地助弱者活动此起彼伏,人类高尚情感和互助行为开始普遍化。(5)新闻媒介主动参与或直接组织。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晚间新闻”中开辟“社会在行动”栏目,专门报导助弱行动。杭州日报倡导的“援助孤儿大行动”,天津传媒界开展的“还孩子一个心愿”活动,上海新闻界推出的“请抱一抱孤儿”活动。传媒在所报导典型性弱者时不遣余力,引起社会注意,鼓励公众参与。新闻媒介为社会支持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近几年的社会支持行动不同于以往的助人为乐和学雷锋活动,它被注入了更富生命力的时代内涵,显示了这么几个特点:

(1)观念上有所更新。过去我们把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把西方社会中的慈善事业视作是贵族、资本家的夫人、小姐们的无聊之举,是对弱者的怜悯施舍,以博取善名,是虚伪的。现在开始为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正名。人道主义倡导的扶贫助弱、爱心、同情、关心他人、互助等观念,是人类真善美优良品质的体现,是人类本性的良好一面,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人道主义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慈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具体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道主义理当比资本主义制度更真实、更充实。我们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精神,提倡“积德行善,自我完善”,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并不相悖,与主文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价值观也是相吻合的。人道主义得到社会认同,是社会进步并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标志,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是新时代为人民服务活动的新形式。为人道主义正名,在理论上为社会支持活动创造了条件,使社会慈善性事业蓬勃展开。

(2)公益性行为占主导。公益性行为指个体自愿地、 自发地为他人和社会做好事。这种行为的目的是非经济化的。公益性行为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与以往学雷锋活动相比,当前的社会支持活动少了来自组织的强制性,多了来自个人的自发性。这表明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素质也在提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在增加,从事助人活动的光荣感、自豪感在升华。自愿性的特点使当前的社会支持活动有了深厚的、持久的动力源。令人欣喜的是,一批有眼光的企业家,一批有觉悟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作为改革中的受惠者和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也投入了社会支持活动。他们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财富,投入社会事业,扶助脆弱者,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使这部分强者、富者的精神得以升华。以自愿者为主体的社会支持队伍的壮大其意义在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发生激励作用的力量,当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脆弱者群体时,来自民间的公益性行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健康的、宝贵的力量。它也是一股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颓风,弘扬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新风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社会支持活动的开展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了新高度。

(3)逐步与国际接轨。 国际社会类似于我国的民间自发的社会支持活动,一般称作社会慈善事业、社会救助活动。从事这一工作的专业人员称社会工作者,义务人员称志愿工作者。我国新兴的社会支持活动,在称呼上也有所改变,“慈善事业”、“志愿者服务队”、“义务社会工作者”等称号已在传媒中频频出现,得到社会认可。“慈善事业总会”“志愿者协会”“残疾人基金会”等民间机构也开始出现。从称号到组织形式与国际上相似活动的接轨,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事业、社会服务、社会支持活动进入国际社会,被国际组织与同行认可,有利于交流信息,争取基金。这也是我国社会事业现代化和加大开放度的一个标志。

当前,对脆弱者群体的社会支持活动,应注意这么几个原则:

适度保护原则。对脆弱者群体的扶助是任何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这是对市场经济缺陷的一种弥补,因此不能遵循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社会行为,支持和援助具有单向性,即不要求受助者交换或回报,这种帮助具有特殊性,这就是保护的涵义。这一原则基于人道主义。

援助自立原则。即社会扶助和弱者自救相结合原则。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弱者的自信心,调动弱者的潜能,使他们立足自身,经过艰苦奋斗,摆脱暂时的困境。另一方面,社会支持要侧重于形成“造血机制”,教给弱者战胜困难的方法和手段,创造摆脱困境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会。

资源动员原则。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要利用脆弱者群体所在社区的各种有利因素,调动各种力量,包括有形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无形资源:信息、参与感、互助风尚等,把隐蔽的、零散的资源组织起来,启动起来,使社会支持活动获得最大的支援力量。

我们通过政府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民间涌现的社会支持活动这两种途径,使脆弱者群体得到扶持,逐步摆脱困境,防止矛盾积累,化解不稳定因素,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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