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丰碑上
——记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兵
朱晓军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到诗人郭小川的诗词：“永远记住这些战士吧：一批转业的革命军人。”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开进衰草寒烟、满目苍凉的北大荒，创建了一个又一个国营农场。61年过去，狼豺出没的漠漠大荒变成万顷良田，稻浪滚滚，大豆摇铃。可是，那些老兵绝大部分已融入到那片黑土地，为共和国的大粮仓，为“中国饭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总而言之，地表覆盖和施肥的处理方式能够有效改善陕北土壤质量和环境，对于陕北枣树生长、提高枣树果实产量和品质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值得推广和利用，但是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结合土壤现实和气候环境进行科学的配比，切忌“一刀切”，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枣农的利益，助推陕北经济的发展。
2019年秋，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建三江一周年之际，建三江作家协会组织全国著名作家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路线，参观了大农业、大农机、大水利、大地号、大科技，观赏了万亩大地号、农机精准中心、省级示范幼儿园和黑龙江省最大的别墅群。近20年来，北大荒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再是荒凉、偏僻、落后的代名词。
记得第一次到建三江采访时，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道上奔跑，后边尘埃滚滚，所有农场看不到楼房，职工住的不是建场初期建的泥土房就是后来建的砖瓦房。我第一次采访的不是建三江，而是红兴隆农场管理局下边的农场，第二次去的是宝泉岭管理局的普阳农场，采访的是北大荒的第一代创业者——1958年转业的老兵。
当时，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全军十万转业官兵开赴衰草寒烟、满目苍凉的北大荒。在这批转业官兵中，有爬过雪山的老红军，抗日战争吃过糠的老八路，有解放战争负过伤的，有抗美援朝跨过江的，有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15军的1200多名军官，其中有战斗英雄邱少云的营参谋长、黄继光的指导员，还有上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
据北大荒垦区统计，1985年时，还有荣获过“战斗英雄”称号的128人，立特等功的408人，立大功的2929人，残废荣誉军人1418人。上世纪90年代初，部分老兵还没退休，在农场领导班子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为共和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不该被遗忘……
像坚守上甘岭那样坚守北大荒
25年前的三九天，似乎北大荒的所有含水的生物都被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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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绿帆布车篷的北京212向普阳农场疾驶而去。我望着窗外，茫茫雪野，一轮似血的夕阳悬在地平线上，余晖染红远方的那山，那树，那雪，那一株株顶着芦花的枯苇，还有那一闪而过的泥土房……
吉普车已在那看似没有尽头的雪道上疾驶了六七个小时，要把我送到普阳农场，去采访上甘岭老兵。寒风呼啸着，卷着雪粒，肆无忌惮地抽打着车体，让我想起上甘岭呼啸的枪弹，“一条大河波浪宽”在我心里来回地滚动。那时，我年近不惑，已过了狂热和冲动，眼前又浮现了上甘岭坑道里那一张张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的脸，那干裂的嘴唇，那血肉模糊的伤口，那“向我开炮”的嘶哑喊声，还有王成手持爆破筒义无反顾地跃向敌群的身影……
此前，我去友谊农场采访过电影《上甘岭》中背水小战士原型——邓怡贤。在上甘岭战役中，他是15军134团2营机枪连战士。那场战役十分残酷，常人难以想象。连后勤人员和担架连，甚至师长的警卫员都派到阵地。邓怡贤所在的537.7高地2号阵地给养供不上，没吃的没喝的。师长派一个排去送给养，到阵地的仅有7人，其余的牺牲了。邓怡贤他们的嘴唇像烈日下暴晒的大饼子似的干裂了，实在忍受不住，只好恳求战友给自己一口尿喝，开始还有人能滴出几滴尿，后来谁也滴不出来了。连长派邓怡贤他们班到坑道外边找水，他们先是从敌人的尸体堆翻找水壶，后来又在距坑道30多米找到一个水坑。邓怡贤每天夜里冒着生命危险去背水……
转业前，传说北大荒那地方滴水成冰，男人尿尿要拿个棍子不断敲打，一不小心尿就会冻在尿道。可是，这些官兵却没有退缩，表示“英雄解甲重上战场”，要像坚守上甘岭那样坚守北大荒，在那片黑土地上发芽、生根、结果。
临行前，一位上尉军官给热恋中的女保育员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结果泥牛入海。好多军官的女友听说他们要去北大荒开荒种地就“拜拜”了；已婚的军官夫妻关系也紧张起来，甚至分道扬镳。在向党表忠心的会上，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语调十分沉重地说：“我负过伤，三等残废，留在部队不合适，但种地不妨碍，脱了军装我照样干革命……只是老家的对象来电报说，我要是不回家，她就不干了。不干拉倒，我不难过（说到此，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要对得起军队的培养，不辜负党的教育……”
黄土高原位于中国中部偏北，包括了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乌鞘岭以东，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跨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宁夏及河南等省区，面积约40万km2，海拔1 500～2 000 m。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被厚厚的黄土层覆盖，黄土厚度在50～80 m，最厚达150～180 m。黄土颗粒较细，但是土质松软，而且含有较丰富的矿物质养分，有利于开垦农业，盆地和河谷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发展，人们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植被保护工作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长期的流水侵蚀之后下地面变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千沟万壑的地表现象。
15军的转业军官提出在赴北大荒之前，想回家看看。他们看过地图，北大荒比朝鲜还遥远。抗美援朝，许多战友没有回来，这次去北大荒，也许也就回不来了，他们想回家跟父母和亲人告一下别。“他们回去万一不回来怎么办？”他们的申请没得到批准。军政委知道了此事，批准他们的请求。这时，离出发还有10天，他要求大家按时归队。
开赴北大荒前，一点名，1200多名转业官兵一个不少。其他人上车了，有三位官兵找了找方向，然后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他们的家乡距孝感很远，怕不能按时归队，放弃了探亲，只好以这种方式与远方的父母告别。
这些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为保家卫国负过伤、流过血的军人离乡背井“闯关东”了！南方已草木葱茏，北大荒却满目苍凉。军人的悲壮与北大荒的荒凉融在了一起。不过，郭锡岭心境较好，尽管肩上已没了那一杠三星的肩章，换上了一根扁担，前面的筐里坐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后面的筐里装着全部的家当，身后跟着年轻的妻子。这位上甘岭战役中的机枪连连长对转业北大荒倒是没有过多的想法，从他1947年参军那天起，就抱着“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回家种地”的朴素思想，现在天下太平了，过去当农民，现在又当农民了。大多数转业官兵则默默地疾行着，没有欢声笑语，没有嘹亮的歌声，只有那沉闷的脚步声……
15军的1200多名转业官兵被分到汤原农场。汤原农场原来是军垦农场，1956年由铁道兵8507部队及8509部队所创建，原称“国营八五九农场”，1958年改为汤原农场。
汤原农场底子很薄，一下来1200多名转业官兵，哪有房子住？
有的住进柳条搭的窝棚，地下铺点儿干草就是床，夜晚躺在“床”上可见星星，他们称之“望星屋”；有的住进牛棚，30多人挤在一起，睡在木板搭的上下铺，他们称上铺为高间，下铺为普间。下工回来，住“普间”的只有爬进去，趴到铺上打扑克、下象棋。晚上睡觉时，一个挨一个，想翻身就得“统一行动听指挥”了。“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在有些队，未婚男女不仅要住在一个屋檐下，而且还有睡在一铺炕上的。这可怎么办？只好让最年长的女性挨着年纪最小的男性。
两铺南北对峙的火炕，中间拉几道布帘，就可以住好几对夫妇。布帘像墙壁，睡着了一翻身就“插足”到别人家。他们采取不是一家的同性相挨，即这家的男人挨着那家男人，那家的女人挨着另一家的女人。有时，这家男人出差，晚上不回来，这就要重新排列。偶尔，这家男人晚上起夜，回来时发现邻家男人一翻身进了自己家，自己的女人跟别人“睡”在了一起……
有的队没法给已婚的夫妇提供房子，只好让他们“过礼拜”，也就是每周让他们在一起住一两个晚上，其他时间住单身宿舍。可是，他们正值二三十岁，荷尔蒙旺盛，妻子又近在眼前，哪里忍受得了？许多夫妻偷偷跑到草垛幽会。草垛紧张起来，比30多年后的外滩座位还要紧俏！
在采访时，谈起往事，有的老兵笑着说，他家的老二或老三就是在草垛有的。我听到了这些话，感到一阵阵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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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郭锡岭领着妻子来到北大荒，没过多久她就抑郁了，望着炕上那用布帘间隔出来的空间，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了下来。白天孩子哭老婆叫的，乱乱糟糟，让人心烦意乱；晚上，辛辣的旱烟味刺鼻子、呛嗓子不说，咬牙声、梦话声不时传来，想解手还得从好几对夫妻身边穿过。这哪里像个家呢？尤其有些男人随便小便，不时让她撞上。生存环境搞得她精神恍惚，差点儿得了精神病。
为有个家，郭锡岭扛把铁锹就走了。他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地窨子。为了让上面有点光亮，他愣是扛着一扇大窗户走了30多里路。
“于志国啊，你一解放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回来后也没过两天好日子。你虽然没干什么坏事儿，可哪次运动都没落下你。现在老了，离休了，在家享两天福吧，你还折腾个啥呀？”老伴心疼地说。
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每小时往他们头顶上扔300发炮弹。记得一次刚刚上去，一支烟还没吸完，一位叫“小拖拉机”的战友就牺牲了，相继前两任排长也牺牲了。他是第三任排长，那是一个加强排，人数最多时88人。他才22岁，就出色地指挥了35、36两个坑道的战友，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打到最残酷时，子弹打光了，枪打废了，他就率领战友冲出坑道，和美国兵拼刺刀，抡木棍和铁锹。他们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还夺下了被美军占领的37号坑道。由于相继在坑道里待了13个月，长年见不到太阳，从上甘岭下来时，他的皮肤白得都能看见血管。他那个排究竟牺牲了多少战友已经没法计算（因兵员随时补充），总之全连活着下来的只有4人，坑道上面7米厚的岩层被炮弹炸得只剩下1.5米。
在牛棚，白天还好混，晚上就遭罪了，炕烧热了，霜化了，水顺着墙往下淌，地上的水越积越多，鞋漂了起来。睡觉时，佟心良一家要全副武装，头上戴着棉帽子，身上盖了一层又一层，就这样躺在炕上，下面饼锅似的烫，上面像什么也没盖似的冷，大人还好说，孩子怎么能行呢？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不到一周岁。
钾是植物体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作为植物必需的大量元素之一，钾的营养功能不可忽视，它可以促进酶的活化、促进光能的利用、改善能量代谢、促进糖代谢、促进氮素吸收和蛋白质的合成、促进植物经济用水和促进有机酸的代谢。更为关键的是钾可以增强作物的抗逆性，增强抗旱性、抗高温、抗寒性、抗盐害、抗病虫害、抗倒伏、抗早衰和减轻受还原性物质的危害。
在那段岁月里，这些曾爬冰卧雪、蹲坑道、吃炒面，在枪林弹雨中拼死厮杀的上甘岭的老兵，夏天吃的是臭水泡里的水，蚊蠓铺天盖地，吃饭，是一把蚊子一口饭地吃进肚的；解手时，还没等解完就提着裤子落荒而逃，就这样臀部被蚊蠓咬的包比上甘岭的弹坑还要密集。冬天寒风凛凛，滴水成冰，只有用雪水淘米烧饭，手冻得裂了一道道口子，没有青菜就吃干菜，干菜吃完了就盐水拌饭。这些在战场上负过伤的老兵们，摄取着如此低的卡路里、维他命，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且每天要劳作十几个甚至近20个小时，除了这些老兵什么人能干得了？
根据吉林省6所典型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情况以及对省内其他高职院校负责人进行面访调研，吉林省高职院校总体上兼顾了“高等技术”与“应用型”这两个对人才需求的“关键词”，但是也存在一些诸如核心课程设置宽泛、地域性不突出、核心课程授课教师自身实践技能匮乏等问题。
当年指挥邱少云所在连攻占391高地的营参谋长吴品庆的关节炎很重，带领200多位老兵住在像朝鲜战场“掘开式防空洞”似的地窖。腿痛得迈不开步，他就把沙子炒热装进布袋，绑在腿上，然后带领大家刨冻土修铁路。望着他那日渐衰弱的身体，人们很心疼，于是给他送去几斤肉，让他补养一下。他却退了回去，他说道：“群众没吃肉，我怎么能吃肉！”
从表1可以看出,PMOS管P1、P2的最小可检测电阻R1和R2均为1 GΩ,而NMOS管的开路电阻R3和R4无法被检测出来。由于新型的低电压8T SRAM中加入了专门的读通路,写入路径和读取路径不同,读取操作只打开其读字线,通过晶体管N7、N8进行读取数据,而不打开写字线,不能有效地得到出错的电阻值。因此,NMOS管的稳定性故障很难被检测出来。
当年的汤原农场仅有23匹军马、两挂马车、几十把锹镐，开垦的荒地是小兴安岭余脉的一条条荆棘丛生的荒山土岗。没有机具，这些老兵们就刀耕火种，绳拉手扒，他们还发明了“帽播机”（用大盖帽盛种播种）、“裤播机”（脱下军裤，扎上裤腿，装种播种），以及“棍播机”，前边的用木棍在荒地上捅个洞洞，后边的念叨着“豆啊豆啊四五六，撒撒手啊，七八九啊”，把豆种播进去，他们愣是创造了人均每天播种1.7亩的最高纪录。速度提高了，可是一天下来，这些老兵累得腰像断了似的直不起来了，下工回来要先趴在缸沿猛饮一通，然后像摊泥一般倒在炕上。他们就这样播了2.5万多亩，当年收获大豆100多万公斤。
1971年，经过15年的艰苦奋斗，汤原农场已初具规模，开垦出了一片片良田，盖起了一幢幢砖瓦房。上级一声令下，这些老兵和知青一起迁至重沼泽地带——蒲鸭河畔，要在一片河网交错，芦荡深锁，野鸭集栖，渺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开荒造田。
让这些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转业官兵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还有勇气和体力二战荒原么？况且当时还有许多老兵蹲在牛棚里。
张靖宇，被打成“丁玲地下俱乐部黑干将”，说他在代职13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批斗会上，造反派逼迫他和妻子李文瑶面对面地跪在一个方凳的四个腿上。屈辱的泪水滴在心上，针扎般的疼痛沿着膝盖向上蔓延。随着时间的推移，痛感渐渐减弱，整个身体都麻木了。蓦地，文瑶身子一歪，从凳子腿上摔了下来，一个造反派冲过去，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
张靖宇望着挨打的妻子，心碎了。要不是为了自己，她哪能遭这罪？他们是在抗美援朝的前线认识的，当时他是15军军部的参谋，她是司令部的打字员。那时她才15岁，天真烂漫，梳着两条小辫，每天打完字，就钻进防空洞里教战士学文化。1954年，她转业到了湖南，她人虽然到了湖南，心却留在了军营，她和张靖宇相爱了。当靖宇转业到北大荒后，许多转业军官的对象都吹了。1959年春，文瑶风尘仆仆地从湖南赶到了北大荒，花两毛钱扯了一张结婚证书，和张靖宇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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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水利地位更加凸显。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将其摆在突出位置。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就农村饮水安全、山坪塘整治等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市长黄奇帆亲自召开专题会研究水利工作，落实“十二五”水利配套资金。重庆市委、市政府将解决饮水最困难地区5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完成7.4万口山坪塘整治，纳入全市22件民生实事范围，加快推进。水利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多方式配置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迎来了重庆水利大建设、大发展的春天。
郭锡岭，这位一心一意想种地的老兵，到北大荒后，当过农工、副队长、队长。“文革”中却被打成了“滥调粮食的现行反革命”。在北大荒的十几年里，生活的贫窭困扰着他们夫妻，转业前他的工资是109元，转业后降到了85元。工资降了，可孩子却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生了。为了一家人能填饱肚子，他们只好把领到的面粉换成玉米面。妻子为了让他能吃上“两干一稀”，竟偷偷地跑到地里采甜菜叶子吃；孩子们从小就拾煤核儿，每天下工他见到的都是一张张脏乎乎的小脸，一双双黑乎乎的小手裂着冒血的口子。不论生活多么苦，日子多么艰难，他都没想过动国家一粒粮食，可是他却被打成“滥调粮食的现行反革命”。
在郭锡岭被关在牛棚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妻子每天靠拾荒和干零活儿来维系生活。最让他难过的是母亲听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昏倒在了地上，不会说话了。妻子含着辛酸的泪水，借辆手推车把她送到了医院……
腹泻是小儿常见的疾病，不少腹泻是由病毒引起的，其中有些病毒可侵犯心脏而引起病毒性心肌炎。因此，当孩子有腹泻，同时存在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或烦躁不安、脉搏过快等征象时，应及时就医进行检查，以免延误诊断和治疗。
佟心良，这位在枪林弹雨中，躲过死神的魔爪的老兵，却没躲过“文革”的厄运，被打成了“叛徒”。这位倔强而仗义的老兵16岁从家中跑出来参军后，23岁时才写信告诉家里；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自己饿着肚子给一位战友攒粮票。“文革”中，恰恰因了他的倔强、仗义吃尽了苦头，受的折磨比别人多。他每天挨打不说，还得跪着干活儿。好在老伴儿贤惠，每天让孩子给他送饭，上面是一层咸菜和辣椒，下面是炖肉。
张学仲，当年15军的少尉参谋，来到北大荒后，他的脚量遍了农场的每一寸土地，走碎了好几双胶鞋，一条军裤补上了40多块补丁。他竟一夜间成了“乱党乱军”的人物，如此大罪，自然就不能享受纸做的牌子，所以造反派把铁丝拧着的耙片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白天施工又离不开他，晚上批斗又不能少他。天性乐观的张学仲说：我这人哪不简单啊，白天晚上他们都要听我的（白天让他指导施工，晚上要他交代“罪行”）。
王惠侗，这个名字在“文革”中“销声匿迹”了，取代这三个字的是牛棚中的“14号”……他是1947年参军的老兵，参加过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他带领过一支侦察小分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敌人腹地，为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上甘岭战役时，他是炮兵参谋，是军首长的得力助手，是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转业到北大荒时，他才30岁……
这些老兵是农场的财富，二战荒原需要他们。为了二战荒原的需要，这些关在牛棚里的老兵陆续被放了出来。张靖宇刚恢复工作时，跟着政委到13连蹲点，在组织冻土爆破中，他身负重伤，仍然坚守岗位。
王惠侗平反后，组织上让他到开荒队任司务长。开荒队十分辛苦，拖拉机昼夜不停，每班要干12个小时，饭要送到地里。夜晚远方不时传来野狼哭声般的嚎叫，年轻人不敢去，他就亲自带人去送，去时他走在前面，回来他走在后面……
没有这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军官，怎么会造就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
张学仲平反后，在蒲鸭河上设计了一座长12米，宽7米的三孔桥……
当年的工程兵少尉排长刘永泉，在北大荒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却带领战士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蒲鸭河上架桥。两腿疼痛难忍，站立不住，他就坐在冻土上指挥打桩……
他们和年轻人一起创造了二战荒原的奇迹：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打粮，当年盈利。他们在蒲鸭河畔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农场，上缴税利逾千万……
终于睁开眼了。啪，立刻有东西打在脸上，把我打得又闭上了眼。再睁开，就看见明亮的日光灯下，李老黑的闺女李金枝杏眼圆睁怒不可遏，手里握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作势又要朝我打过来。我两手护住脸说，等等，这是咋的了，你凭什么打人？
张靖宇，他是最后一位退休的上甘岭老兵，退休前他是普阳农场的最高首脑——党委书记。这位有几分学者风度的老人，简单扼要、条理清晰地向我介绍上甘岭战役，好似一位将军在讲作战方案，我蓦然想到，如果他当年留在部队，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我和郭锡岭要了一张他当年穿着军装的照片。我望着照片上的那位风华正茂、气宇轩昂的上尉军官，怎么也与眼前这一副农民形象的郭锡岭对不上号。不知究竟是岁月残酷，还是磨难的使然。
我问他：“来北大荒你后悔么？”他默默地摇摇头。“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翻身得解放，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是老伴常埋怨，说因为我进牛棚，她连个工作都没混上，现在连退休金也没有。在我出牛棚时，有人劝我找领导谈谈，我没有去。”
谈起了上甘岭，郭锡岭便想起了三连的一位战友。在一次反击战中，那位战友的腿被子弹打断了，他拉着指导员的手，悄悄地说：“如果你回去了，给我家捎个信。”因为他们就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怕暴露目标，一动不敢动，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血渐渐流尽。在15军像邱少云那样的战士何止一个？那次三连上去了200多人，只下来3人。
当见到65岁的佟心良时，问及他那疤痕密布、没几根头发的脑袋，他笑着说，这些伤疤就是在坑道里的岩石上撞的。他说，让他难忘的不是在上甘岭上的艰苦卓绝和浴血奋战的经历，而是他的联络员——一位可爱的满脸稚气的叫何加友的小兵，膀胱被敌人的炮弹打碎了，牺牲时才十六七岁。这时我想起一位老兵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能活到今天，能为北大荒做点贡献就知足了。”
是啊，在上甘岭上，有多少战友牺牲了，裹在七尺布里埋了。到北大荒后又有多少战友献出了生命。祁彦祥，这位在部队担任过团副参谋长的老兵，在二战荒原时桥头塌方，年过半百的祁彦祥率先跳入水中。桥保住了，可他却身受重伤，最后积劳成疾，献出了生命。伍友开，在一次扑火中，以身殉职。王泉孝，为了抢救陷入泥水中的小羊，永远地倒在了北大荒……
1994年，我去普阳采访时还有62名上甘岭老兵，他们生活比较清贫，有人在北大荒艰苦奋斗几十年，工资还没达到转业前的水准。当我听说邓怡贤的退休金仅有282.72元时，我惊呆了。我为自己的工资收入比他高出一倍而不安。可是，这些老兵却无怨无悔。
于家“三少爷”的一生
我第一次见到上甘岭老兵于治国时，他73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对于治国来说，走过的路越来越长，余下的愈来愈短了。往事如烟，在那缥缈的记忆中，痛苦、彷徨、无奈、温馨、惬意若隐若现，偶尔还能搅起感情的涟漪。当年毫无情感的那对男女将至耄耋之年，婚船上4个儿女也年近半百，都有了自己的儿女。这个14口人的大家庭犹如北大荒的一丛树木、蒲鸭河畔的一片芦苇……
1952年，美军在我15军的仅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展开了一场“最猛烈的攻势”，投入了6万多兵力、3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每天出动飞机70多架次，上甘岭上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六是战法研练不深入。网络战是一个新生事物，各国军队虽然都在致力于加强网络战训练演练，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也有所运用。但成熟的、成体系的战法并不多，可供我军借鉴的更少。此外，我军网络战力量建设起步较晚，战法研究虽有组织，但缺乏实际作战的运用检验，特别是民兵网军的战法研究和运用还是一片空白。
激战结束了，单薄瘦小、有着书卷气的年轻军官于治国拆开一封妻子的来信，柔柔的思念中浮现女儿亚兰的身影。他多么渴望抱一下女儿，女儿已经两岁了，还没见过他这个爸爸。妻子在信中着重谈的是离婚问题。信中说，她没有文化，配不上读过大学、已是志愿军军官的他，不愿再耽误他了。于治国抬头望着远方，妻子穿着那鲜艳的旗袍从淡漠的记忆中走来……
1949年正月十八，四川威远县的有名的于家在办喜事，23岁的大地主家的三少爷、上海复旦大学政法系的学生于治国与每天挑筐卖菜的佃户的女儿陈月英成亲了。羞赧不安的陈月英和心事重重的于治国拜过了天地，拜过了高堂，对拜了夫妻。永芳啊，对不起了！于治国在心里绝望地嘶喊了一声，双目溟溟了。张永芳，是他大学的同学，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才情。他们心有灵犀，情投意合。
2.2.2 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包封率测定 精密量取白藜芦醇DPPC脂质体0.5 mL，加入预先溶胀的葡聚糖凝胶G-25色谱柱中分离，顶部加纯化水洗脱，收集洗脱液，每管2 mL，分别加入无水乙醇定容至10 mL，按照“2.1.2”项色谱方法测定，计算包封率（包封率＝包封的药物量/投药量）。
“不同意可以，但你必须把她娶进门，我们家需要她。如你觉得她不合适，你将来可以在外面再找一个。”父亲那威严凛冽的目光封住了他那张开的嘴巴。这是一个封建礼教色彩浓重的家庭，个人情感是没有任何位置的。这个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城里还拥有一条街的于家开始衰落了。于是，年迈体弱的于老太爷把家族的兴旺寄托在了既泼辣能干又深明事理，且粗识文字的佃户的女儿陈月英身上。
婚后，于治国在家待了3天就带着爱情的碎片和婚姻的云翳返回了上海，从此再没回家。1950年，大学3年级的于治国放弃了学业，参加了解放军。1951年3月25日，他和战友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他任过文化教员、翻译、见习排副……这位大地主家的阔少爷不仅经受了战火的洗礼，而且还经历了精神上的风暴，有人说他入伍动机不纯，甚至说他给英国皇家学会提供过军事情报，并强迫他退团。
于治国读罢信后，将纸摊在腿上，开始给妻子回信：“请你相信我于治国。我们不能离婚，否则孩子长大了，我们怎么交代？”
1957年的一天，天格外蓝，云格外轻柔。于治国在朝鲜战场的问题终于得以澄清，恢复了中尉军衔。夜里，站岗的战士跑来说，于教员，你家属来了。于治国既兴奋又疑惑地跑到营房门口。还没来得及说话，女儿便张着两只小手扑进他的怀抱。这是真的么，是真的么？积蓄了七八年的思念和牵挂的泪水顺着他那清癯的面颊滚落下来……
1958年，于志国积极响应“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和1260名经受过上甘岭战火洗礼的尉官转业到了北大荒，
“你会好的。只要不耽误工，我有空儿就来看你。”陈月英含泪望着他，拉着他的手渐渐地松开了，外边的车在等她啊！
一次，于志国到离家十多公里外去干活儿，早晨天没亮就走了。晚上下工时，父亲的牵萦催促着他疲惫的脚步，手中那束给女儿采撷的黄花在心里映着怡愉，这一天女儿在家会怎么样？她会喜欢这花吗？还没进村，一位大嫂就远远地迎了过来：“于大哥，你不知道哇，亚兰病了，发高烧，一个劲儿地喊：我的爸呀，我要我的爸呀……”他惶悚不安地跑回家，抱起烧得满面通红的女儿，急得如同热锅的蚂蚁。连队没有卫生员，医院又很远。多亏一位姓刘的乡亲将井水拍在孩子的脸上和身上，使体温降了下来，救了女儿一命。从那以后，于志国对女儿更加关爱了。
1960年，妻子从四川来了，但大孩缺钙，小孩缺奶……妻子省吃俭用地攒下了一袋子面粉，想到几十公里外的小镇换点大米来给缺奶的孩子熬粥吃。可是于志国整天忙着队里的事，他当综合统计，每当春耕夏锄季节下连队，他左手拿着拐尺量地，右手拿着铁片做的话筒，走到哪儿就把党的精神、好人好事宣传到哪儿。他还自发地写稿，刻钢板，油印和分发小报。不是党员也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啊！于志国挤不出时间去换米，妻子只好只身背着面粉去了。在荒野地里，妻子遇到了孤狼，她和狼搏斗了十多分钟，幸亏遇到了几位好心的老乡，否则就让狼给吃了。几年后，妻子从噩梦中醒来，就毛骨悚然地惊叫：“狼来了，狼来了！”喊得于志国悔恨不已，愧疚不安。
1966年，于治国患肠炎吃错了药，指甲掉光了，连水都喝不下去了，被送进了离家近百里的场部医院。6个多月过去了，他仍然起不来床。工资按60%开了，家里4个孩子，大女儿在场部读初中，老二老三上小学，常常交完大女儿的伙食费，就没钱买米买油了。捉襟见肘的拮据还好应付，政治阴云则让他心颤。大女儿和他划清界限，就连上学顺路给他捎点儿东西都不肯了。陈月英为赚钱养家，白天背着最小的孩子到队里挑沙子，和水泥；晚上趁跟车到汤原县拉水泥时，匆匆跑到医院看他一眼，捎来些饭菜和换洗衣物。于治国望着在雪虐风饕、滴水成冰的北大荒衣着单薄、打着赤脚的陈月英，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陈月英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好了，你又这样不知道爱惜身体……”
于治国听说北大荒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在离开汉口时，他给女儿做了两套棉衣，还买了许多药品。来时，他们住的是晚上可望星空、雨天里外淅沥的牛棚和马架。于志国望着那一幢幢里面挂着白霜的马架、牛棚犯愁了，他自己什么都不怕，他怕女儿冻着啊。一位热心的北大荒老乡很同情地说：“于大哥，你带孩子到我家的北炕来住吧！”就这样，于志国和女儿住进了老乡家的茅草房。那段时间，他是又当爹又当娘，还要没白没夜地拓荒种地。
“文革”开始了，身患重病的于治国被从病床上揪了出来。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治国！”
“我不同意！”当被父亲骗回家的于治国听说家里已为他定了亲时，他瞠然木立地望着父亲说。
“打倒狗法官于治国！”
炼狱之难的于志国仍然那么认真执着，那么视革命高于一切。在许多人发牢骚说怪话时，于志国说，我不抱怨共产党。虽然我受了一些委屈，可是与刘少奇、邓小平那些老一代革命家相比那是太小太小了。我还活着，还有幸福的晚年，还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我就满足了。
风浪过去了，苦难过去了，岁月也过去了，只有理解、依恋、默契和尊重留下了。1996年，陈月英得了脑溢血，在医院抢救的7天里，于治国守护在老伴儿的身旁。他望着风雨相随的老伴儿泪流满面，没有爱情、没有共同语言那已是过去，历经半个世纪的磨合，他们已融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了。于治国对孩子们说：“只要能把你们的母亲抢救过来，花多少钱我都不惜。”年过古稀的陈月英在于治国的渴盼中，奇迹般地康复了。
1996年的严冬，蒲鸭河畔寒风呼啸，草木素裹。年已古稀的于志国戴着红领巾，像当年跨过鸭绿江那样背着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中间。他时而手持话筒，鼓励着同学们；时而接过旗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勤劳勇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让这些美德在孩子们身上失传。”为此，在盛夏和严冬时节，于志国都要对孩子们进行挫折教育。
少尉佟心良一家四口住的是一间冬天四壁挂三四公分厚白霜的牛棚，里外差不多一样冷，他们一家每天扒拉几口饭就得跑到别人家蹭热。佟心良在朝鲜先后荣立过6次战功。这位1946年从山东梁山跑出来当兵的军官，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打过多少恶仗，多少次从死亡边缘爬过来，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在渡江战役后，他得了疟疾，差点儿送了命。病好后又随军转战云南，参加了曲靖战役。抗美援朝时，他已经是英雄班的班长了。在第一阶段的东线战役中，他所在的团与美军王牌部队美二师交了手。排长牺牲了，他代理排长，率先越过敌军的铁丝网，敌人的10个碉堡，他一个人就端下了两个。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了，敌人已发现了他，子弹像雨点儿一样落在他的周围。他的500发子弹只剩下了4发，3个美国兵一个劲儿地向他甩手榴弹，他只有迅疾地将落在身旁的冒着烟的手榴弹一个个地扒拉远。就在这危急关头132团的战友们冲了上来。那次战斗中，他们一个连90多人就下来5个，其中还有一个胳膊挂彩的小战士在下来时踏响了地雷，牺牲了。
于治国离休后，担任两个居委会的主任、3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和普阳农场老年健美秧歌队队长。他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床，生着炉子，给老伴儿烧好洗脸水，然后去打扫街道，清理市场附近的垃圾，帮别人铲除房前屋后的杂草，检查居委会的工作……
他生活很俭朴，粗茶淡饭饱三餐。家里十分简陋，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30厘米的黑白电视机。1996年，在“向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中，于治国把家里仅有的1250元积蓄送交给他所担任辅导员的那3所学校。
没矛盾就没有婚姻，现在的矛盾往往是陈月英烧好了饭，却找不到于治国。看身高1.6米、体重只有40来公斤、两颊凹陷的于治国从早到晚地忙，她就心疼得直唠叨：“你那么大岁数了，过去遭了那么多罪，就别再忙活了。你要累坏了，我可咋办哪？”陈月英来到北大荒后一直干临时工，有一年临时工转正，按规定陈月英的年龄仅超几个月。有人劝于治国找人把陈月英的年龄改小点儿。于治国说：“我不同意。我从来都没骗过共产党。”就这样，陈月英没有转正。那年转正的人如今每月可以拿到300多元钱的退休金，而得过一大堆奖状的陈月英却一分钱也没有，靠于治国那600多元离休金维持夫妻生活。
我问于治国，转业到北大荒，你后悔过吗？他摇了摇头。
我问，你复旦的同学都在干什么？他说，有当部长的，有当市长的，有当教授的。我不跟他们比，要比我就跟上甘岭的战友比。许多战友牺牲了，我还活着，还有这么一大帮儿女。
我问，你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女都入党了，我还没入党。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离开普阳农场时，我跟农场党委书记、上海知青周军岳说，有一个事请帮忙。他问什么事？我说，于治国入党的事。他解释说，像他那么大的老人入党是比较难的。我说，他就那么一个心愿。
一年后，接到周军岳的电话：“你说的那个事解决了。”
“什么事？”我已忘了。
“于治国入党了！”
“太好了！”
我再次去普阳时，见到于治国的大女婿，他是上海知青，也是普阳农场的笔杆子。他告诉我，于治国走了。
常青教授的三次婚恋
我跟著名文艺理论家、黑龙江省写作协会副会长、原黑龙江省阿城农垦师专副校长常青仅见过一面。
在北大荒采访时，经常听老兵讲到他。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说要采访他。他婉言谢绝了。我没放弃，再次打电话，他终于同意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乘坐大巴赶到阿城农垦师专时，他已站在寒风中等了许久，帽子已挂了白霜，让我很感动。
1956年。北京。一位年轻的女军人挺着将分娩的肚子，坐在禁闭室的凳子上。她的脸上没有婴儿降临前的喜悦和期待，那双温柔的眸子已为凄苦所淹没。她望着自己的丈夫——年轻的上尉说：“常青同志啊，你有什么就和党交代吧！组织上会宽大处理的……下星期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希望孩子出生时能见到他的爸爸……”
一个星期过去了，在妻子预产期那天，常青油煎般坐立不宁，婴儿降生的哭声不时盘桓在耳际。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妻子还没有消息。一个半月后，妻子来了，告诉常青，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是回娘家陕西汉中生的，她把孩子寄放在娘家了。她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在空军《铁鹰报》当记者，无法带着孩子下部队采访。
几个月后，常青的问题有了结论：按特务处理，但念其有功，不予戴帽，开除团籍，保留干部待遇。一个特等功臣，一位曾给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敬过酒的名人，一位照片曾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事迹刊发在《解放军画报》、八一制片厂还拍过其新闻纪录片的上尉军官，就这样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低谷。
为了不牵连妻子和孩子，常青毅然决然地与妻子离婚了。
1957年末，一个冷酷的遥遥无期的冬季就要开始，这时某部医院的护士长郑玉萍走进了常青的生活。
“我不认为你是特务。”她坚定不移地对常青说。
“不，我不能牵连你。”
“我不怕！我出身贫农，中共党员……”这位出身贫苦、曾护理过日本共产党主席的女军人不惧苦难，不怕牵连，她决意陪所爱的人去那衰草寒烟、满目苍凉的北大荒。
这位贤惠的女人，在雪虐风饕的时候，在常青的心宇点燃了一团篝火；在那千里冰封的季节，她把自己的锦绣前程化为一件棉衣，披在了常青的身上！1958年4月，常青和新婚的妻子郑玉萍一起转业到了北大荒的完达山余脉的855农场2队。
生活是艰苦的，劳作是繁重的。晚上，望着满天的星斗，常青不禁想起自己的老师张大伦……
1927年10月，在河南省栾县的一条宽不到半公里的山沟里，一个叫常庆的孩子出生了。贫穷总与偏僻相伴，那个山沟很穷。
1948年，抱着只有知识才能救穷人的信念的穷学生常庆怀揣着墨水瓶，腰系着用母亲手织的土花布，里面包着一双布鞋、几块干粮和一把用来做蘸水笔杆的秫秸走出了深山，去开封报考管吃管穿的山西师范学院。
常庆考上了，可是20关金，难住了这个穷学生，他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眼前那条洒满阳光的路没了，难道回家和弟弟妹妹争种那点儿薄地，争吃锅里那几个土豆，像父亲那样贫穷劳苦地度过一生么？
这时，他遇到了张大伦先生。张先生是常庆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当时常庆是语文课代表，深受张先生的喜爱，有钱人家出身的张先生曾给常庆交过学费，买过书本。咦，他怎么穿一身国民党少校军服？国民党不是要抓他么？几年前，国民党为抓他包围了学校，是常庆帮他从厕所翻到墙外，才得以逃脱。他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呢？他问先生，先生笑着不语。
常庆和同学在老师家住了几天，听说被解放了的洛阳贴出了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招生告示，他们在张先生的指引下穿越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解放区，考取了北方大学。那4位同学未念返乡，常庆却留了下来，他怕自己参加革命牵连家里，就改名为常青。年底，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打响，常青参军，参加了徐水战役和平津战役。解放后，常青被选送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毛泽东发出建设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号令，部队从将军到士兵开始向文化进军。常青见学员写作文困难，经苦心钻研发明了“我写我”的写作教学法。在“我写我”的写作教学法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工农兵写作高潮，出现了工农兵文艺，他的学生崔八娃的作品《狗咬起来了》和《一把铜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部队涌现了崔八娃、高玉宝、张孟良等军旅作家。
1953年，常青被授予特等功臣，连晋两级，从副排升为正连，并被收入名人辞典。他的写作教学法不仅在全国全军得以推广，而且还被日本友人西园寺共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的《文学之友》上。从此，常青成了国内名人，他不仅出现在国庆观礼台，而且频频出现在外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他不仅给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直属办公厅作报告，而且成了将军写作的辅导教师……
1955年，在反“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常青受到了清查，并被关了两个月禁闭。接着他的老师张大伦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河南法院正法，有人揭发常青是张大伦派遣的特务，常青又被关了3个月禁闭，然后便成了不戴帽的“特务”了。
到北大荒后，常青穿着一身旧军装，腰里系一根草绳，和战友一起伐木、开荒、修路、盖房……在他的档案中，肖华上将曾批示：对常青的生活和工作要妥为安置。在生活上，有郑玉萍的精心照料，另外他们的孩子一个个地出生，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体味着爱情与亲情带给他的幸福。在工作上，有由南海舰队转业的农场政治部主任高勤的关照。农场没有小学，孩子不能上学，高勤就让常青来教孩子。常青教完了孩子小学课程，又教初中课程，然后再教高中课程。他一面教学一面研究他的“分格写作教学法”。
1966年，“文革”爆发了，常青第一个被揪了出来，五花大绑地到处游斗。常青最痛苦的是他在“分格写作教学法”将取得成功之际被赶下了讲坛，关进了“牛棚”，造反派用刀刺穿了常青的嘴唇，将三寸长的铁钉钉进了他的腿……一天傍晚，似血的晚霞消散了，黑暗吞噬了光明。在北大荒的855农场的一片树林里，满面血污的常青摘下挂在胸前的牌子，将上衣脱下，两袖系在树上，他想结束这没有人格和尊严的悲惨人生。就在一刹那，远处传来了孩子焦灼的喊声：“爸爸呀，爸爸！”
这是6岁的小儿子的喊声。批斗会散了，造反派都回家了，被斗一天的“牛鬼蛇神”也都歇息了，常青却没有回去，妻子不安地领着儿子找他了。
我不能死，我怎么会死呢？玉萍放弃了部队和前程来到北大荒，要陪我度过这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我死了，她怎么办？我还有儿女，残酷的政治斗争已使我的一个女儿失去父爱，我不能再让这3个儿女再失去父爱，死了就再也见不到那从未谋面的女儿，女儿也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生身父亲……
常青从树林里钻了出来，紧紧地抱住儿子，泪水流了下来。
在“文革”后期，让常青去看水库和果园。在那低矮的马架里，常青将一根木桩钉在地上，再把一块木板钉在桩上，那就是他的书桌；再如此炮制一个矮的，那就是他的凳子。他完成了“分格写作法”的研究，写出了30多万字的著作，并运用“分格写作法”创作了一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三色水》……1977年，常青被调到牡丹江农垦师范学校任教。第二年，常青被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校长，晋升为副教授，不久又晋为教授。
1983年，常青去深圳开教学研讨会时，遇到一位北京教授，他讲述了邻居家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女孩子的父亲被发配到北大荒，她15岁就当童工，每天上班腋下夹着饭盒，手捧着外语书。恢复高考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新华社外语研究生班，今年毕业后将要去加拿大……
当常青问清那个女孩子母亲的名字时，他惊呆了，那个女孩子就是他夜思梦想的女儿啊！会议一结束，常青径直飞往北京。他叩开前妻的家门，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门口，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人。常青端详着女儿，在她的脸上寻觅着自己和前妻的印迹。
“你找谁？”
“我从黑龙江来。”
“啊……您进来吧……您是我爸。”姑娘的声音颤抖了，两眼闪烁着泪花。
多么想拥抱一下女儿，他没有拥抱；多么想抚摸一下女儿，他没有抚摸。27年前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女儿已长大成人，她已熟悉了这个世界，但对自己的生身父亲却十分陌生。
女儿颤抖着给父亲倒杯水，水顺着杯壁流在了茶几上。
他们父女来到了中山公园，女儿指了指一张椅，说：“爸，坐一会儿吧！”
“孩子，你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常青望着那张椅子情激心壁。
“我妈常领我来这儿，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女儿平静地说。
常青默默地抚摩着椅子，往事涌上心头。他和前妻恋爱时，坐在这个椅子上，她给他读普希金的诗，给他唱苏联歌曲；分手时，坐在这个椅子上，泪洒衣襟，握手道别。椅子仍在，一切皆非……
常青把女儿送上了公共汽车。
女儿走了，几个小时的会面过去了。常青多么想和女儿多待几天，多么想知道女儿在27年所经历的一切。可是，女儿要出国了，而自己的“特嫌”还没有查清，他怕牵连女儿啊。
1989年，张大伦的问题终于得到查清。“张大伦同志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他为祖国的解放做了大量有益工作……”随着张大伦的平反，常青也得到了平反。常青怀揣着北京军区的平反决定与前妻相见了。常青把平反决定递了过去，刚刚从一家教育杂志副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前妻早已涕泗滂沱。它来得太晚了，3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那一切都无法找回了。
那年，伴随常青走过漫长冬季的妻子郑玉萍与世长辞了，他悲痛欲绝，如没有这位贤惠善良的女人，他也许走不过那冷酷而漫长的严寒。1992年，又一位善良的女性——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的赵淑芹挑起了照料常青生活的担子。
女儿获温莎大学硕士学位后，定居于加拿大。女儿想从事文学创作，来信向父亲请教。常青给女儿写去了6封信，悟性很好的女儿便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浮萍》。
常青的4个儿女均已成才，女儿已成为海外华人作家，并获得了加拿大华人优秀文学奖；常青的长子已是国家一级作家，次子已是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主任，次女在阿城电大当会计师。
当年年轻潇洒的上尉已成了古稀老人，他多么渴望有生之年还能见长女一面。他曾在信中对女儿说，如果她能回来，工作问题可以帮忙。女儿来信说，方便时候，要请他去加拿大。父爱是根，有根在，不论“红浮萍”漂到哪里都会感到踏实，都会充满信心和希望，都不会忘记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
那天，我离开时，常青给我一小袋他种的粮食，并约我再去。
一天，我在网上读到常青去世的消息时，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蔡尔诚和他的疯妻
我是在密山八一农大采访的蔡尔诚。那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
1958年4月，0597部队的少尉防化参谋、年仅22岁的蔡尔诚和2000多位战友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双柳河一带，创建597农场。不久，一场大雨改变了他当拖拉机手的理想，他仅凭县气象站淘汰的温度表、雨量筒和百叶箱，创建了农场的气象站。他刻苦学习，不仅到佳木斯气象台查资料、抄天气云图，向老农请教，还考取了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气象函授班。
孤独驱赶着他那份丰富的情感，他渴望身边能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搞气象的朋友。这时，一位亭亭玉立、有着瀑布般的秀发的姑娘向他走来。她叫王学敏，毕业于北京气象学校，在佳木斯气象台工作。
1962年春，蔡尔诚和王学敏结婚。他们夫妻商量好，先过两年两地生活，然后再想法调到一起。一天，刚回佳木斯不到3天的妻子回来了，随身还带着她的行李和小皮箱。她笑着递过一个信封，里面有100元钱。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她辞职了，那100元钱是她的辞职金……
从此蔡尔诚的生活不太平了，他在办公室写气象日记，妻子就在窗外监视；他和女性说句话，或哪位女性看了他一眼，她就没完没了地盘问；他走访老农，她就尾随盯梢，为此夫怏妇闹，天天阴云多雨，不时电闪雷鸣。就这样他们打打闹闹地过了三载，孩子出生了，她闹得更凶了，每逢领了工资，她抱起孩子就千里迢迢回娘家了，等下月开支时，她又回来了。
蔡尔诚彻底地失望了，想到了离婚。他们双双写好了离婚申请书，交给了领导。但在这时候，王学敏被确诊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原来她在念中学时，和一位男同学相爱了。毕业后，她考上了中专，他参了军，成为一名飞行员。正当两人爱得如醉如痴时，部队对王学敏进行了政审，因她出身于小商人家庭而没有通过。她悲痛欲绝，从此春心紧锁。不知是因蔡尔诚当过兵，还是蔡尔诚的英俊潇洒，抑或是蔡尔诚的好学精神又激起了王学敏的情愫，就这样她嫁给了他。
1965年，蔡尔诚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在医院招待所度过的那一夜，是蔡尔诚一生中最黑暗、最漫长的一夜。蔡尔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精神病人那尖锐的歇斯底里的哭叫声不时传来，像刀子般地切割着他那颗羸弱的心。医生的话在他心里回响着：“你要有思想准备，这种病几乎没有根治的可能。”天哪，我才30岁，这意味着我要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去搞气象，意味着我要伴随着一个没有理性、没有情感、思维混乱的人走到生命的终点！
蔡尔诚不会忘记忍着悲痛和儿子照离别照的情景。他要去北京完成气象专业函授班的最后一次面授。只好托内弟把儿子带到沈阳，托付给岳父。当儿子流着泪一步三回头地跟舅舅离去的那一刻，骨肉分离的痛楚使蔡尔诚的泪水一泻而下。
1971年，那年的最后一夜，蔡尔诚孑然一身地蜷缩在农场的大车店里。他枕着散发汗臭味的枕头，盖着冰凉的挂一层污垢的棉被，心犹如这两铺可睡下六七十人的大炕，空空荡荡。妻子患精神病后，屡屡住院不见好转，后来又因胡乱吃东西而染上了肺结核，出现了咯血现象，住进了农场职工医院。蔡尔诚每天要跑十来公里路到医院护理妻子。妻子不仅不配合治疗，还常常跑出去买东西吃，医生不许她乱跑，她赌气就不起床。长期卧床，使得她的腿再也伸不直了。
屋漏偏逢连天雨，邻居不注意，引起一场火灾，蔡尔诚那十多平方米的家烧了个精光，使他成了一位彻底的“无产者”，只有天天住这不收费的大车店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没有理智和情感的婚姻又会怎么样呢？是地狱还是炼狱？对蔡尔诚来说，从结婚那天爱情就消失了，从妻子疯后，婚姻的实质内涵除了责任和义务以外，已不复存在了。可是，他要守着婚姻的废墟，要牢牢地禁锢自己的丰富情感。
1972年至1979年，是蔡尔诚的感情陷入非常矛盾的时期，先后有几位上海的和哈尔滨的知青既同情他的遭遇，又敬佩他的人格和学识，渴望能与他走到一起。蔡尔诚动摇过，但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一位默默爱慕蔡尔诚的哈尔滨知青考上大学后，还给他写过信。
儿子大了，他为自己起名为蔡放。蔡放是在18岁那年的高考前夕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的。当他走进那十来平方米的小屋，看到家里的天棚塌下一块，墙角挂着蛛网，仅有的家当不过是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破床……儿子肯定会从中体悟出父亲几十年的困苦与辛酸。
星移斗转，日月如梭，儿子参加工作了，结婚了。蔡尔诚拿出仅有的1000元积蓄，送给了儿子。蔡放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又再婚了。体味过婚姻不幸的儿子更能理解父亲了。如今，儿子每年都要回趟家，看望一下父母。儿子进家后就洗衣服，粉刷墙壁，照料母亲……蔡尔诚欣慰地说，儿子成熟了，这个媳妇也很好，不涂口红，不搽粉，一定能过好日子。
王学敏的双腿和右手残废了，只能蹲着走路，右手如同熟鸡爪般的僵硬地蜷缩着。59岁的王学敏已白发皤然，满口仅有一枚长长的门牙……她已不再吵闹了，变痴呆了，与蔡尔诚之间除了买吃的之外，再无话说了。
后来已是八一农垦大学气象研究室主任、高级气象工程师的蔡尔诚说，他所有的苦难与不幸都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987年，他成功地把暴雨预报的落区误差缩小到25公里，突破了国际规定的90公里；1995年，蔡尔诚的“北半球暴雨云型理论”通过国际光盘检索，被认定为世界首创；1996年6月，蔡尔诚利用美国国家天气局训练中心负责人之一麦克纽特博士提供的资料，对堪萨斯州的风暴进行了预测，其预报结果比麦克纽特提前10小时，落区误差缩小10.7万平方公里；1996年7月15日，蔡尔诚提前21天成功地对我国东北及华北等17片地区进行了大（暴）雨预报，突破了世界暴雨预报不能提前48小时的禁区……
蔡尔诚在风暴中走向了辉煌，在苦难中拥抱了曙光。他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军“英雄模范”荣誉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黑龙江省特等劳模……
属于公家的老兵
1957年，一场政治的暴风雪将年轻军官白琳的政治生命冻结了——他被定为中右、开除出党。一年后，他迈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军营，在北大荒开始了他的园艺生涯……
1959年，22岁的回族姑娘马淑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当她千里迢迢来北大荒看望未婚夫时，被一场冷酷而多情的雨断了归路，错过了报到期限，被取消了录取资格。这位本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姑娘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北大荒的大嫂。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雪虐风饕，荒凉冷落的北大荒没有消磨掉老兵白琳勇往直前的斗志，他和妻子马淑琴用39载的生命培育出了世界最耐寒的杏树——龙垦杏，它不仅可安全度过-37.4℃的高寒，而且在蕾期、花期、幼果期可抗御-7.10℃的低温，且不影响果的产量和质量……
如今他们已“桃李满天下”，他们培育的果树被推引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国内的吉、辽、内蒙古等16个省市地区……
1959年，无情的风没昼没夜地刮着，缠绵的雨无休无止地下着。马淑琴焦心地看着小马架外那密实的雨帘和那阴沉沉的苍天，白琳也苦着脸，望着那片神秘莫测的沼泽和一片水泽的荒原，不知所措地搓着两只手……
雨使得交通断绝，马淑琴被困在了北大荒的597农场。
马架里那恋人团聚的甜蜜被淅淅沥沥的漏雨声和那五内如沸的煎熬的等待冲去了。
马淑琴是从河北定州市赶来看望未婚夫的，她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当年，当大姨向她提亲时，她那颗青春的心为这位有知识、有文化、有远大前途的和自己同一民族的年轻军官激活了。在这位纯情的少女心中，白琳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1947年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并在那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入党；回国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团政委曾暗示过他，他有可能要被派往驻外使馆……可是不知为何，他突然转业到了北大荒。
为了这不解之谜，为了安慰她的心上人，她千里迢迢地赶到了北大荒。她以为到了宝清县就能见到自己的未婚夫，下车一打听，他所在的597农场离宝清还有百里之遥。这位从没出过远门的姑娘傻了眼，茫然地在巴掌大的、如同大屯子般的县城里转悠起来，看到穿黄军装的转业军人，她就跑过去打听。虽说她家与白琳家是街坊，可是他们互不相识。碰巧她碰到了白琳的战友，他不仅热情地帮她安排了住宿，并叮嘱她在这儿等着，他回去就告诉白琳来接她。
第二天，她望眼欲穿地等了一天，也没见到白琳的踪影。当第三天早上，她心急如焚地想返回河北时，一位满面风尘却掩不去军人威武，两腿泥水却不减书卷气息的转业军官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就是姑娘朝思夜想的未婚夫——白琳。他说，在农场没找到车，只好步行来接她了。
漠漠荒原，荆棘丛生，她跟在他的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着。她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不时被粘下来，最后她索性用毛巾把鞋绑在了脚上。这是她一生中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走得她又累又渴，想到老乡家要口水喝，当看到那大泥汤子时，她说什么也不想喝了。在疲惫不堪的太阳将要落山时，白琳长长吐口气，告诉她到了。她见到荒凉的大草甸子上除了一座座低矮的小马架外，根本没有房子。她疑惑地问道：“你住在哪儿呢？”白琳指了指那小马架。她不相信地问道：“那是养兔子的吧？”
就在那伸手难辨五指，出入常常碰脑袋的小马架里，白琳坦率地告诉了恋人自己的遭遇：在反右斗争中，心直口快的白琳给个别领导提了一些意见，结果被划为中右。当宣布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时，他感到嘴一下子就干了，舌头如同被粘上了一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转业到北大荒后，当他看见这里水果奇缺，当地只有野山杏、山丁子和小沙果树时，就从北京新华书店邮购了两纸箱有关园艺方面的书。参军前，他曾在农业职业中学学过3年园艺，他想把全国各地的果树都移植到北大荒来。尽管生活艰苦，农活儿繁重，他坚持看书学习。他先后从山东引进过苹果，从河北引进过鸭梨、雪梨和蔬菜，从陕西引进过葡萄、柿子，从北京中山公园引进过花卉……那年，他将带花蕾的苹果枝条嫁接到了山丁子树上，当年就结了苹果。
马淑琴深信白琳绝不是什么“中右分子”，而是一个正直善良，勇于进取的好人，在淳朴的姑娘心目中，这就足够了。
他们在小马架里、在荒原上尽情地品味着爱情的琼浆，交流着彼此的想法，白琳真诚地表示再等她4年，马淑琴说，她大学一毕业就回到他身边……
在她要走时，老天下起雨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报到的时间一天天地错过了。录取通知书上明确地写着，超过4天，将取消录取资格。马淑琴的大学梦在这雨天里渐渐地飘散了，她泪眼愁眉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大家劝她：留下来吧！在这里也可以大有作为。好心的场长说：把户口办来吧，银行和学校这两个单位任你选。她望着已经29岁的白琳，他也该成个家了。于是，她流着泪，默默地点了头。
1960年，他们在荒凉的北大荒举行了婚礼。
成家后他们分到的房子是一铺炕。对面炕上住的是另一户人家，那家很贫困，炕上只有一块破炕席，连床棉被都没有。对面屋那两铺炕上住的是一群生龙活虎的单身汉。房子是用草辫子编的，里外抹着泥，冬天不挡寒，晚上睡觉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头上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时，被上是一层白霜。洗脸完把手巾往绳上一搭，立刻就冻硬了。
他们成家后，白琳就盼望有个孩子，可是马淑琴前两次怀孕都流产了。她在家待不住，就去义务劳动。她虽然从小没有母亲，但是家里弟兄4个，只有她一个女孩，家人都一直宠着她，在家没干过什么活儿，到北大荒后，不论生活还是劳动都不适应，两次怀孕都因滑倒而流了产。第三次怀孕虽然保住了胎，当去宝清县医院检查胎位时，她坐的马车在过桥时，马受惊了，狂奔起来，将她从车下颠了下来，又差点儿流产。
1960年10月，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降生了。当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天天“瓜菜代”，使得她面呈菜色，没有奶水，饿得孩子直哭。古道热肠的北大荒老乡跑水泡子里打了几条鱼送过来，她没舍得吃，挂在房梁上还丢了。好心的司务长送来点儿玉米面，邻居送来几个鸡蛋，感动得她热泪盈眶。可是奶还是没有，后来多亏几位大嫂用自己的奶水喂他们的孩子，孩子才活了下来。
她的姑姑听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从河北老家带着红糖和芝麻赶来看望。见他们和别人家合住一间房子，屋外还住了一大群单身汉，坐月子的她还要跑出很远去上厕所，老人家泪水涟涟地一个劲儿地数落：“怎么能上这地方来呢？”并且当天就要回去。大家伙这个劝那个说的，才将她留了6天。姑姑走时，她将姑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个劲儿地叮嘱姑姑：回去后，可千万不要把这些告诉家里啊！姑姑红着眼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从那以后，父亲经常给她寄吃的来。
1965年冬天，他们家已搬进了一间草房，这时他们的二儿子已经出生。当队长的白琳一天到晚忙得不着家。一天早晨，马淑琴醒来，一看表7点了，可是窗外却黑黑的。她吓得敲了敲隔壁家的墙，喊道：
“小张啊，外面怎么这么黑呀？”
“咱们的房子被大雪埋住了。”
家被雪埋住了，屋里一点烧柴都没有，她望着冷锅冷灶，肚子饿得咕咕叫。挺着吧，也只有咬牙硬挺了。她挺得住，可幼小的孩子小手都冻得红肿泛光了，她心如刀绞地望着不停哭啼的孩子，急得在屋里来回走着。幸好一位送奶的人见他们的房子被雪埋了，找来了人，在雪中掏了个洞，她和孩子才出来。可是第二天，雪又把房子埋上了……
1963年，白琳平反了，组织上任命他为农场园艺队的指导员，次年又改任队长。他带领职工将果园扩大到了50公顷，并增加到7个树种、200多个品种。他培育的2号杏果重达80克，他引种的番茄重达1公斤，被大家称之为“中尉番茄”。为此他被合江农垦局授予“园艺工作标兵”和“红旗手”。正在他的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时，“文革”爆发了。白琳被打成了“走资派”“潜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白专道路的黑典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果树育种在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之时是不能终止研究的，否则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白琳失去自由了，被赶出果园了。白琳心系果园，刚刚嫁接的两公顷杏树的性状能否稳定，品质能否发生异变，都需要观察和记录啊。为了不使多年的科研成果付之东流，白琳冒险乘夜色潜入果园，将几棵苗木嫁接穗挖出带了出来，又辗转数人捎到友谊农场的技术员王述源和笔架山农场的果农手里，委托他们进行区域性试栽。
不久，白琳又被开除党籍，下放到生产连队劳动改造。白琳舍不得离开他的果树啊，他这位从不流泪的刚强硬汉，流着泪哀求道：“请把我留在果园吧，判我刑、劳改、批斗怎么都行。”得到的答复是：你走吧，走了对你有好处，对阶级斗争有好处。
白琳走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将浓度很高的乐果喷洒在了一棵母杏树上，第二天那棵树的叶就黄了，10天后叶子就掉光了，杏树死了。果树育种往往都是先育出一棵，然后通过嫁接、无性繁殖来推广，那棵母树是他十载的心血和生命啊。母树没了，再嫁接的成果能否还保持原样就很难说了。他遥望着果园，心如箭穿，大滴大滴的泪水落了下来。
马淑琴看着对党忠心耿耿却屡遭磨难的丈夫，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这么些年来，白琳心里装的是连队和果园，而她心里装的是丈夫和家。他当队长时，买菜尽买别人剩下的；分屋子，他把大的分给别人，自己住小的；在她连锄头都不会拿时，白琳却天天叮嘱她，干活儿要起个带头作用啊！于是她每天上工后都拼命干，累得筋疲力尽，常常腿抽筋。当她生下二儿子后，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偏偏又做了一次宫外孕手术。白琳一天到晚地忙他的果园，没有时间照顾她，为此她留下了后遗症。
白琳虽然离开果园，可是他告诫自己：哪里有白琳，哪里就该有果园！在他离开果园那10年间，在他指导下又建立了12个果园，并建立了5个果品贮藏试验点，597农场又诞生一处年产20万斤水果的基地。他还成功地运用矮化密植技术，用欧李做李子树矮化砧木，使植株矮化，果实早熟，品质和产量得以提高。
1980年，几经磨难，饱经沧桑的白琳怀着重整山河的雄心回到场部，担任了农林科副科长，主抓林果工作，使得杏树栽培有了突破性进展，他培育的7个优质品种杏通过了鉴定，且受到了著名园艺专家的重视和好评，认为他的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寒地杏果生产的空白……白琳先后被授予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称号，并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1992年，年已62岁的白琳离休了。他曾对妻子许诺：“离休后，我就和你回老家。你给我做了一辈子饭，等我离休后，我来做饭，你来吃。”可离休后，白琳又承接了红兴隆农管局的“庭院葡萄栽培与品种筛选”和总局的“龙垦杏系列品种改良”等科研课题。他的工作比过去更忙了。
人老了毛病就多了，白琳患了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有时脚疼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只好让老伴儿给穿；葡萄藤爬到屋顶上去了，患有高血压的白琳上不了高，老伴儿只好爬到房顶测试，这几十年来，马淑琴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负担，而且还默默地承担了许多琐碎而细致的科研工作。果树必须连续观察3—5年才能进行技术鉴定，为此每年从杏树开花结果，她就每天上山两次，记录下杏果的生长状况、大小形状；果摘下后，她还要测出含糖量。
马淑琴是一位很有上进心的女性。一次，一位《光明日报》记者来采访白琳，在交谈中得知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如马淑琴当年不失学的话，要比他还高一届。她一连多日闷闷不语。是啊，如今她那届同学有的已成了专家学者、政界要员，而她的户口迁到北大荒后，个别领导认为白琳是个中右分子，不应该给他的家属解决工作。就这样马淑琴的工作问题搁了浅，她一直在连队干了27年的家属工，直到1985年，白琳落实政策时，年近50岁的马淑琴才转为正式工。转正两年后，她就退休了。如今，刚刚60岁的马淑琴头发已经白了，嘴也因中风而歪了。
马淑琴和白琳都老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老家河北。他们的医学院毕业的次子已回河北了，在农场气象站工作的长子也将办回去了，北大荒就将剩下他们老两口儿了。白琳在这儿太忙了，家人都希望他能有个清闲而舒适的晚年；白琳却说，搞果树研究不同于其他行业，不能随便换地方，不论在哪儿都要干一辈子。否则，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就要荒废，这样不仅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和咱北大荒的老百姓啊！
白琳除了搞科研之外，还义务地为乡亲做技术指导，不是这家来找他嫁接杏树，就是那家找他给葡萄剪枝；一会儿自行车把他驮走了，一会儿摩托车把他接去了。老伴说：“老白过去是公家的，现在还是公家的。”
白琳作为有贡献的园艺专家，他的家却狭小而简陋，除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一个简易沙发和一把椅子之外，再没有什么了。他的科研器材更是简陋，没有显微镜，没有冰箱，他搞杂交育种还得邻居家贮藏花粉。省城的一位多种经营处的处长到白琳家，情不自禁地说了句：你们的住房太小了。白琳却笑着说，房小无所谓，只要庭院能大一些我就满足了。自从果园承包后，白琳只好到别人承包的果园搞科研。他想搞一个试验基地，一直没有如愿。他家庭院很小，只能种几棵果树。没办法他只好把从中国科学院植物园等科研院引进的喜乐无核葡萄、布朗无核葡萄种在了后院。前一年，结的葡萄都被人偷光了，产量和含糖量都没法测试了。说起此事，白琳笑着说，那一年完了。
采访结束时，白琳对记者说：“如果咱们的杏子到2005年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才叫新品种，要不就不叫新品种了。”他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高，看来“属于公家的”、年近古稀的白琳还要带领着属于他的老伴向前，向前，向前！
20多年过去了，坚守在北大荒的老兵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记得第三次去普阳农场采访时，我问老干部科的张科长，能不能将老兵集合起来，我想拍张照片。
第二天早晨，40多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15军的老兵聚集在老干部科门前，排着4列纵队，迎着呼啸的北风，昂首挺胸高唱着深沉而雄壮有力的《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为这群年过古稀的可敬可爱的老兵感动了。尽管他们腰弯了，背驼了，可他们不减当年的风采。我竟忘了按下相机的快门。
我想起了那首诗：“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10万转业官兵不就像苇草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他们“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么？知青大都返城了，留下来的知青，子女也办回了城市，只有这些老兵和他们的子女没走。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要像坚守阵地那样坚守北大荒！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任何丰碑上留下的名字都是极其有限的，而在丰碑下面却奠基着无数人的牺牲与奉献。
记得那次离开普阳时，夕阳像殷红的鲜血一般点染着荒野。我默默地注视着夕阳，像三维画般地出现了一杆被战火烧焦了的战旗，旗下一群两鬓斑白的老兵向我走来……
责任编辑 韦健玮
作者简介： 朱晓军，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先后承担过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在《当代》《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约三百万字，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选》《中国文库·1949-2009报告文学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以及数十部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年选。出版有《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快递中国》等作品17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快递中国》（合著）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11本好书，并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与广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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