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1]2014年在《华兹华斯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山水诗，顾名思义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但山水诗又不仅限于描山绘水，他还描绘与山水自然相关的人或事。在西方，这类诗歌又被称为自然诗或风景诗。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诗歌的主要作用还是“诗言志”或“诗缘情”，山水诗，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山水诗还往往由于结合了诗人的郁郁不得志，求仙访道，送行游宴，归隐田园等情怀以及玄言佛理题材体现出与西方山水诗不一样的特点。中西有各自的自然观念，中西艺术家经常以中西自然观为艺术思维背景，在艺术作品中体现他们对自己文化中自然观的理解，并形成有饱含自然观的境界。谢灵运与华兹华斯作为东西方着名山水诗人，即体现着这样的特色。从他们山水诗的相互对比中，既能见出两个山水诗人各自的追求及各自山水诗特色，也能见出东西方自然观的同与异。本文力图还原到诗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并根据根据个人经历、兴致，其中所渗透的不同的哲学观、美学观，分析比较两者的山水诗之特征。并由此看出中西方自然观不同，在诗歌中的表现也不同，从而使中西山水诗有着不同的美。
江建军[2]2002年在《华兹华斯：一颗困扰的心灵》文中研究指明在源远流长的英国文学史上，华兹华斯通常被读者与批评家视为一位伟大的自然诗人；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位诗人终日徜徉于自然的山水之间，景仰、崇拜着自然之美，在宁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了他的一生。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华氏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充满了重重的困惑与忧虑，有时甚至因此而给他的个人生活投下了无数难以抹去的阴影。一般人都认为华氏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极大的快乐与慰藉，其实即使是这样一个观点也需要我们慎重的分析；因为事实上华氏并不是总能在自然之中找到心灵的慰藉，而且有时自然也会向诗人展示其无情与邪恶的一面。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华氏的诗歌作品、生平遭遇、个人气质及诗人当时所处的客观历史背景来深入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华兹华斯的确能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慰藉他心灵的东西，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充满了重重的困扰。最后，在论文的结尾处，笔者指出华氏的众多诗歌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面对人间众多苦难与忧愁时于心底自然涌起的种种忧郁、困扰的思绪，并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对后代的人们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
任爱红[3]2015年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研究》文中指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期迎来了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大量着名作家不约而同为儿童创作的现象，如拉斯金、卡罗尔、金斯莱、王尔德等等。与致力于摹写现实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这些作家倾向于描述一个具有魔力和奇异想象的天地，为现实的儿童创造出一个非现实的幻想世界。幻想文学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井喷之势，不但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而且与现实主义文学并肩于英国文学高地。由于种种原因，幻想文学在国内外均被贬至儿童文学领域，并未受到主流评论界的应有关注。本论文即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采用历史主义批评、心理分析、女性批评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背景，梳理和分析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源流、其在维多利亚时代崛起的原因，并结合对幻想文学代表作的分析，进一步探究该体裁在维多利亚中后期的创作现状、主题思想、艺术特点等，以期描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创作概貌，并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除导论外，全文共包括五章。导论部分主要论述叁个问题：一是幻想文学概念的梳理。幻想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历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定义。广义的幻想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囊括多种文体，狭义的幻想文学指幻想小说。二是国内外幻想文学研究现状，包括国外研究综述和国内研究综述两部分。叁是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归纳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创新之处。第一章为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发生。儿童幻想文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崛起不是偶然现象，它的出现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等皆有密切关系，而儿童观的演变、对想象的重视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此外，中产阶级的兴起、童话的流行等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第二章为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英国幻想文学与浪漫主义运动有密切渊源，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张扬想象力、回归自然是其主要的浪漫主义特征。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想象与幻想之争以及两人的诗歌创作实践都说明想象与幻想的重要地位；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坚定捍卫幻想与想象，创作了一系列童话和幻想小说，麦克唐纳则更进一步，彻底背离现实主义传统，到幻想世界中寻求更高真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幻想文学继承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或直视生态危机，或描写自然之美，或表现童心之纯净，或刻画田园生活之宁静，皆表现出与自然密切的联系，反映万物有灵，和谐栖居的思想。第叁章论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主题。爱与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本章除探讨幻想文学作品的爱与死亡主题之外，还着重讨论成长追寻主题。儿童幻想文学作品是作家献给儿童的“爱的礼物”，作家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融入作品，向儿童读者传递爱自然、爱他人的信念。死亡虽然不是儿童文学的突出主题，却是维多利亚时期作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死亡在该时期的儿童幻想文学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儿童幻想文学作家通过书写死亡，或表达宗教上的迷惑，或表示对现实儿童命运的关心，或对抗社会的庸俗丑恶。儿童幻想文学中主人公的历险都遵循了追寻这一主题模式，呈现出出走——试炼——回归这一环形结构。儿童接受冒险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场景，到陌生之地探寻，借助对他者的认识最终回归自我，实现自我成长。第四章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形象研究，包括儿童形象和女性形象。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出一系列性格与命运迥异的儿童形象，像卡罗尔笔下的精灵般女童爱丽丝、金斯莱笔下扎进河水变身水孩子的扫烟囱小孩汤姆、麦克唐纳笔下“真正的儿童”，如马车夫之子小钻石、公主艾琳等，都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定是做家庭天使，女性在该时期小说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儿童幻想文学承担了向儿童传递性别意识的职责，对女性角色的处理也反映了社会主流女性观。一些男性作家在创作中将女性刻画成传统的家庭天使，一些作家则忽略女性，导致女性角色在文本中缺席，刘易斯·卡罗尔在其两部爱丽丝小说中则颠覆了性别角色，刻画咄咄逼人的反传统女性。女作家代表内斯比特塑造的女童形象基本符合传统期待，但偶尔也刻画独立自主的反传统女性，在女性问题上表现出矛盾心态。第五章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幻想文学中的贱斥情境。克里斯蒂娃将卑贱定义为主流文化为维持象征秩序的稳定而必须驱逐或抑制之物，而幻想文学中的儿童就是成人社会贱斥的卑贱体。不管是金斯莱笔下遭驱逐的扫烟囱小儿，麦克唐纳笔下的艾琳公主和小矿工柯迪，还是闯进地下奇境和镜子王国的爱丽丝，都是象征秩序竭力排斥的对象。儿童幻想文学通过对卑贱的揭示，认可其存在并赋予其生命力。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对英国幻想文学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并进一步指出幻想文学对我们身处时代之价值意义所在。
朱玉[4]2014年在《倾听:一种敏感性的形成——《作为听者的华兹华斯》结语》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讨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一七七〇-一八五〇)的长诗《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第七卷"伦敦",聚焦其中的"圣巴塞罗缪大集市"片段。该片段以集市象征伦敦的混乱无序,一方面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心灵的钝化等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诗人也借助地狱般的无序展现了一颗敏感的心灵如何抵制外界的重压,并且最终从嘈杂的市井喧声中"听取托升灵魂的和声"。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和"视觉专制"的背景下,华兹华斯主要通过倾听行为体现了一种敏感性的形成,它能够帮助我们洞达表象背后的恒久价值。诗人认为,在任何时代,作家的职责都是提高人们心灵的敏感度。对于当今时期来说,培养敏睿的心灵亦尤为迫切。
张静波[5]2010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文中指出在评论家的心目中,宗教一直是西方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尤其在进入20和21世纪之后,国外对于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宗教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在国内,这一研究角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女性主义视角而言,位于文学经典前列的《简爱》和《呼啸山庄》,蕴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宗教福音意识与男权批判思想；而名气并不显赫的安妮,也有着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只是淹没在两位姐姐的光辉之下。本论文的主旨即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语境以及作家作品,对勃朗特叁姐妹在宗教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加以阐述及文本解析。在女王执政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制宗教和社会思想的权力声音是男性,而女性的经济地位、思想意识的自由度十分低下。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处于多重压迫之下。正如奎尔斯(Barry V. Qualls)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世俗历程》(The Secular Pilgrims of Victorian Fiction,1982)中所论证的,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人间的世俗之旅中,一方面努力撑起传统的“房中天使”桂冠,另一方面这种桂冠的桎梏也迫使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此,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传统体制的宗教教义及仪式、对作为性别桎梏的宗教话语权的独立思考,随之形成一种女性主义宗教观,深深浸入其艺术创作之中。但在当时强大的传统宗教语境之中,她们这种女性宗教观的合法性不仅在社会层面,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内心之中,还找不到足够的力量支撑。所以在她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有对于传统体制宗教的否定性评判；另一方面,她们的女性主义宗教观还只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往往以女性个人幻想来对抗强大的传统宗教理念,从而在创作中呈现出诸多的矛盾和焦虑。而这恰恰是是社会和思想转型之初,敏感的艺术家既欣喜又疑虑的存在状态。因此,勃朗特姐妹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之旅,其领悟和蜕变过程,充满了化蛹成蝶的痛苦和美丽。笔者正是从此观点出发,全面剖析了勃朗特叁姐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信仰,梳理了叁姐妹的宗教人格,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她们作品中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评析。首先,笔者研究论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福音主义运动,以及宗教传统中女性“罪恶”观的神学起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中,女性个人主义宗教开始萌芽,并在勃朗特叁姐妹创作的七部小说中得以孕育生长。安妮·勃朗特是一位福音主义的启蒙者,虽然在叁姐妹中年龄最小,她却最早在小说中对宗教问题做出思考。她短暂的一生,深受孩童时期所接受的宗教教义中罪恶报应观念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显露出其内心深受这种宗教信念折磨的痕迹。在与两位姊妹的作品比较之后会发现,在宗教问题上,如果说,夏绿蒂和艾米莉多以想象的、讽刺的、或者是批判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她则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传统规范来看待宗教。在《阿格尼丝·格雷》中,女主人公以宗教布道者的身份记录了女性对于男性布道者的宗教态度；而在《女房客》中,女主角海伦的生活历程则反映了维多利亚“房中天使”的觉醒历程,最终获得了精神和生活的最终启示和完满。夏绿蒂·勃朗特则是在福音主义宗教启示下的传统宗教的叛逆者。夏绿蒂的代表作《简爱》,从精神和宗教层面而言,是一部福音主义女教徒的成长历程的记录。而《谢莉》则以更为广阔的背景,描述了维多利亚初期英国宗教宗派之争的复杂背景,体现出明确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否定牧师所谓安抚人类心灵的谎言；另一方面则大胆重构了《创世纪》神话,提出了“女神”的宗教观念,这种充满叛逆和想象力的宗教观念,显然是超越安妮的。在夏绿蒂的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中,其背景则被设定在异域——维莱特城,在这所被天主教所统辖的城市之中,女主角露西一方面要承受着身为“外国人”的疏离感,宗教信仰不再是新教而是天主教；另一方面,露西依然要担负“房中天使”冠冕的沉重压力,这两方面的重压,使得露西在精神上几近崩溃。但是,她在两位逝去的修女身上,看出了女性作为“房中天使”的悲剧原因,最终找出了宗教和精神上的症结,获得了自我解放。在夏绿蒂的笔下,女主人公体现出一种更为积极、大胆甚至叛逆的特征,她们尖锐地批判了体制宗教,并在福音主义宗教的启示下,从宗教中找到了最终的精神支撑,发展成为女性主义的个人宗教。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观最为复杂,她关于宗教的鲜明论断是：“我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笔者认为,艾米莉是一位神秘的泛神论主义者。所谓泛神论,“即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艾米莉以自然为宗教启示力量,在大自然的“风”、“荒原”和“一草一木”中找到了精神支持,从她创作的近193首诗歌中,都可以寻觅到以自然为“上帝”的痕迹。而在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以“灵魂”为契约的爱情,则进一步印证了“泛神论”的本旨——灵魂即为“圣灵”,它具有摧毁一切压抑的反叛力量。另外,艾米莉的诗歌和小说以一种更为尖刻的笔调,强烈批判了体制宗教教义,在她的笔下,宗教成为个人心灵自我理解和冥思的事务,在个人的虔诚和静默中,体会上帝的无所不在和对个人的启示。这正是艾米莉认为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的含义。总之,勃朗特叁姐妹的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统体制宗教的批评,而且将宗教传统转换到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女性世界中,将焦点聚集于被当时宗教传统所忽视和压制的女性生活历程中,她们的作品和个人思想印证了女性主义宗教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女性个人对于宗教体验和诠释的多样性。
周兰美[6]2009年在《华兹华斯诗歌的空间艺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兹华斯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在理论创作与诗歌创作实践上贡献突出。本文主要以其诗歌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的角度切入,运用空间批评的理论对其诗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探讨。本文借用苏贾的“叁种空间”即“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第叁空间”的叁度空间辩证法为本文的基本框架结构,将论文分为叁章。第一章分析华兹华斯诗歌的空间形态,主要是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场所。分析出华兹华斯诗歌有这样叁种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城市空间、开放空间。乡村空间充满了和谐、温馨与宁静;城市空间充斥着权力、肮脏与衰败;开放空间是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力量交织的场所。通过分析这叁种空间形态,我们发现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空间不是单纯的背景,他赋予了其精神内涵,叁种空间形态也是叁种政治文化的不同呈现。第二章分析华兹华斯诗歌的空间艺术形式,主要指精神空间。这里的空间形式是指华兹华斯诗歌对话语框架的打破,呈现出的时间的空间化形态,在“模糊境界”与“儿童视域”的诗意呈现出无限的空间感。华兹华斯诗歌运用了多种艺术策略与技法,有很强的空间表现力,给人以强烈的空间体验感。第叁章分析华兹华斯诗歌作为文学文本空间的存在,它本身空间是异质的,是各种力量交汇下的结果;文学文本空间的异质性来源于文本的空间生产的异质性;文本空间与其他空间一样是生产的空间,产生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本章最后主要分析文本空间中的政治空间的生产,华兹华斯建构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空间,即以乡村空间为代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空间,这也一直是华兹华斯的政治信仰所在。通过用空间批评理论对华兹华斯的诗歌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华兹华斯诗歌突破了语言文字为时间性叙事媒介的局限性,具有很强的空间表现力,体现出了强烈的空间画面感;除了善于表达空间之外,空间作为诗歌存在的一个维度,空间在其诗歌中的“叙事”作用也不可忽视,并在文本、诗人、读者之间产生了强大的空间张力;最后通过空间分析我们跳出了对华兹华斯思想分析的传统窠臼,文本的矛盾裂痕并不是诗人思想转变的结果,而是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必然结果;以空间为切入口来分析华兹华斯诗歌的空间艺术我们发现空间作为诗歌存在的一个维度,它在挖掘诗歌内涵价值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将为我们研究诗歌提供很好的研究视角与理论维度。
柏晶[7]2011年在《孤独的自然歌手——华兹华斯诗歌风格简析》文中研究表明华兹华斯是英国着名的湖畔诗人,卢梭的"回归自然"对他影响颇深。宁静优美的大自然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使他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诗人不赞同牛顿用科学的"魔法"将彩虹分析为一道道的光谱,艳丽奇幻的彩虹犹如诗人的理想,虽可望而不可及,但却能给他无限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诗人的行为如孤独自由的流云,性格似高洁自恋的水仙,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坦然面对死亡,诗意地生存着。
王萌[8]2011年在《反抗与创造：杰弗里·哈特曼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29——),美国当代着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曾任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教授,并且于1981年成为耶鲁大学二战犹太幸存者视频证词档案项目的创建者和负责人(这个项目的资助人为Allan Fortunoff)。虽然哈特曼的文学批评思想内容庞杂,但是在他数量众多的批评论文中,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发现两条较为清晰的理论线索：一是20世纪50、60年代哈特曼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一是他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批评。这两条理论线索都是基于反抗当时文学批评界的理论权威而进行的创造。虽然在他的整个文学批评生涯中,解构的阐释方法和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但是仍然无法完全用这一理论来框住他的批评思想。因为他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批评是紧随当下文学领域前沿问题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全面分析某个问题,他往往采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里,很难找到非常清晰的一以贯之的逻辑脉络,更无法使之形成宏伟的理论体系。确切地说,哈特曼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批评家面对不断涌现的文学理论观点做出必要的回应,从而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本论文试图沿着以上两条线索对哈特曼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深入阐释,在此过程中,还会全面考察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以及将其文学批评思想放置于其他相关理论家的文本网络中加以比较,以期对他整个学术研究历程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价值。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文献情况、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作了简要说明,并介绍了文章的结构安排和总体思路。第一章主要介绍杰弗里·哈特曼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经历。第一节哈特曼的学术经历,详细而全面地展现他所遭遇的历史变故和学术事件,从幼年时期几经周折逃离德国纳粹的魔爪开始,直到青少年时期流亡至美国,他才真正地确定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个诗人,才真正地接触到文学的世界。第二节哈特曼及其重要的学术着作,按照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介绍了他的一些在学术界引起学者关注的理论着作。首先是哈特曼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重估,这个部分也是他文学批评思想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其次,介绍并阐释哈特曼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再次,他对犹太文化、宗教及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史料的研究；最后,哈特曼对文化研究的研究。第二节从这四个方面简要展现了哈特曼学术研究的整体风貌。第二章主要介绍杰弗里·哈特曼、德里达、“耶鲁学派”与解构主义,并且深入分析这四者之间的联系和论争。本章的第一节解构主义与德里达,首先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尼采的反理性哲学思想以及结构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渗透来分析解构主义思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他适时地从现象学领域转向颠覆结构主义、甚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学术事业上来,从此,他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波及大洋彼岸的美国。第二节德里达和“耶鲁学派”,首先,“耶鲁学派”是中西学术界对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和哈罗德·布鲁姆这四位同时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学者的统称,尽管他们在文本阐释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归为一个理论流派。其次,哈特曼与布鲁姆、德曼、米勒的文学批评思想相同之处,在这一部分里,详细比较了这四位批评家的理论观点。很显然,作为解构思想在美国的支持者和传播者,以及同时任教于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同事,他们无论是在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第一,哈特曼和布鲁姆都深受马丁·布伯的影响,他们都赞同布伯关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布鲁姆不仅将其运用于解释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关系之上,而且还将其运用于解决宗教问题,哈特曼则将其运用于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课题中。哈特曼和布鲁姆都十分关注浪漫主义诗歌,他们在后辈作者面对前辈作者普遍表现出的“影响的焦虑”观点一致,哈特曼表示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而且当代作家必须以积极而宽容的态度对待“影响的焦虑”。第二,哈特曼与德曼的理论观点在语言分析上相重合,他们都特别重视语言的修辞学特性,德曼则更侧重于从哲学的层面对语言进行思考。另外,他们都是以批判英美“新批评”为出发点,共同抵制一种制度化的文学批评理论。第叁,哈特曼和米勒的理论共同点在于强调读者在理解和阐释文本时的重要性,尤其是批评家在文本阐释和文本创造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进而明确了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和所应承担的责任。最后,还探讨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哈特曼的影响,特别是德里达的《丧钟》一书引起了哈特曼极大的兴趣,《丧钟》彻底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文体界限,正是他理想的文学批评作品。哈特曼在德里达解构文学和哲学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要求批评家重新界定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彻底颠覆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第叁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导致哈特曼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重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理论流派或理论学家忽视甚至贬低浪漫主义文学的现象层出不穷,他对此发出强烈的抗议,要求学术界应该重新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价值。本章主要从杰弗里·哈特曼对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阐释入手,集中展示了他对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第一节哈特曼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现象学研究,他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华兹华斯的想象论、宗教观和情感观。这一节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想象是在自然世界向意识呈现的过程中,在自我意识产生以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尽管自我意识和想象的萌生,必然导致本真自我的丧失,但是它们却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次,主要分析了华兹华斯的宗教观,哈特曼发现诗人的宗教观十分复杂——是自然泛神论和基督教相混合的宗教观,并且在想象的引导下诗人迸发出天启式的宗教情感。再次,要想达到天启式的审美境界除了自我意识和想象以外还需要情感的投入。情感可以使得诗人超越感官体验的限制而获得自然世界的“情感存在”方式,并由此生发出爱人类的念头,而这一切都是完成于诗人的意向性活动中。最后,哈特曼提出自我意识如何促使浪漫主义文学的最终形成,并且说明浪漫派诗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特之处。第二节浪漫主义诗歌的“孤独流浪者”和“犹太流浪者”人物形象对哈特曼自我形象塑造的影响,这一节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梳理了从启蒙运动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思想家和诗人对塑造自我形象所做出的贡献,由此过渡至华兹华斯及其他浪漫派诗人在其诗歌中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孤独的流浪者”；其次,哈特曼根据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人生经历由浪漫主义诗歌的“孤独的流浪者”和“犹太流浪者”引申出另一个自我形象——“孤独的犹太流亡知识分子”,作为流亡海外的犹太知识分子,哈特曼勇敢地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在这里,哈特曼既确认了自我的民族身份,又确立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这种无畏的精神和行动的确值得人们尊敬。他借此提出“犹太人的想象”这一文学观点,以此来反抗产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阐释话语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压迫,进而在文学和政治层面对极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精神进行批判。在这一节中,由于涉及很多社会历史背景,因此必须对一些历史和宗教事件做出客观地说明、分析。第叁节心理美学、创伤理论与浪漫主义文学,这一节主要探讨哈特曼如何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构修辞学跟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进行交叉阐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互相重迭又互相溢出的情形。另外,以法国作家让·热内的小说为例,作者运用“花一般的语言”书写、甚至对自我再命名以疗治自己的心灵创伤,而他们的心灵创伤则来自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哈特曼提出所谓的“创伤理论”,这一理论是受到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启发而得出的。第四章主要从杰弗里·哈特曼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其他理论批评流派的关系,从一个宏观的理论层面,多角度阐述哈特曼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特点。第一节作为文学随笔的文学批评,哈特曼从卢卡奇关于“论说文”的讨论入手,以他对文学批评的定义为圆点探讨了文学批评作为文学随笔的特点,也就是何谓文学随笔,如何创作文学随笔。第二节文学批评的风格,哈特曼特别重视文学批评的风格,他以德里达的《丧钟》和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为例,清楚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针对学术界刮起的文学净化之风提出严厉的批评,因为这种风气必然会阻滞文学批评的发展,排斥文学批评多样性和创造性风格的形成。第叁节哈特曼对实用批评的批判,哈特曼从反驳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实用批评出发,一方面他肯定了新批评提倡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极为反感新批评科学主义倾向以及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由此他进一步重申自己的批评观,并要求批评家和读者多多关注文学批评的风格。另外,他又十分提倡哲学批评,由此打破了文学和哲学之间的文体界线,这一点恰恰与德里达的观点相契合。不仅如此,他还向前迈进了一步,彻底颠覆了文学和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结构,这无疑是一种解构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第四节“寓言”的批评方式和修辞阅读方式,主要内容是从“寓言”的美学特征出发,哈特曼分析了“寓言”的批评方式是如何反抗与颠覆传统文学批评的威权,他明确提出读者和批评家应该注重文学语言的修辞特性,也就是以解析语言的修辞手法为阅读的重点,具体分析语言的修辞特性对于文本意义的影响。但是同时他又反对读者和批评家过分地依赖修辞阅读方式,而应采取更多样的阐释方式,发现更丰富的文本意义。在这里,哈特曼特别强调批评家作为一个有责任的读者应该以积极的阅读态度面对文本,而意义不确定的文本对批评家和读者来说也是一笔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论文的第五章对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总结和反思,这一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谈这个问题：是他参与的重估浪漫主义文学这一文学事件,哈特曼的批评实践确实促使当代批评家重新重视和评价浪漫主义文学,而且他探讨的问题都独具创造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一是他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的批评,在批判英美“新批评”等实用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何谓理想的文学批评,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拓宽了发展空间。其次,对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反思与批评。简要谈了对杰弗里·哈特曼文学批评思想的整体评价和多层面思索,是对文章的进一步概括和综合,同时也谈了一些个人的认识和反思。
曲宁[9]2014年在《西方文论史中的有机整体论研究》文中认为有机整体论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是非常古老的一支。它随其它最早的诗学理论（如摹仿论）一道诞生，并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历多次重要的演化发展，标识着文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转变。它发轫于亚里士多德诗学，后被诸多流派借用化用，发展出许多的分支和变体。发展至今，这个原初比较质朴的理论已经和不计其数的文学观念相缠杂，涉及到众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创作的灵感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文本的闭合性问题、文学语言的张力问题等等。本文以史为线索，将文学的有机整体论划分为古希腊诗学、新柏拉图主义、十八世纪历史主义、浪漫主义、生命哲学、心理学、新批评等七个发展阶段，对每一个阶段围绕有机整体论展开的主要理论问题、隐喻性术语、文学研究的侧重做出切近的分析，审视同一文学观念在不同理论语境下的微妙变迁，借以开辟一个新的探索文学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视角。
王一旺[10]2012年在《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绘画》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绘画为研究内容，追溯了浪漫主义风景绘画产生及发展的历史、社会因素和艺术特征，并对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及作品进行个案剖析和梳理，在正文内容中分别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康斯太布尔的“田园牧歌”式和透纳的“光与色”的幻想式风景画的艺术特征和精神追求，以及对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画发展的贡献和意义；德国的浪漫主义风景画体现在力求科学、宗教、人文社会的完美结合，研究朗格、弗里德里希等画家的艺术语言，探寻“神性自然”的自在美和哲理涵义；法国的浪漫主义绘画中的风景元素作为席里柯、德拉克洛瓦等艺术家历史事件描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了自然风景在事件中的烘托和隐喻的作用；美国的哈德逊河画派也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另一代名词，综合了浪漫主义绘画的所有特征，研究了以科尔、丘奇等为代表的风景绘画中自然元素的主观性和戏剧性；同时对欧洲一些地区追求浪漫主义风景画中“诗性自然”的研究，如戈雅、科赫等风景画所表达的诗性和宏伟性。通过解读艺术作品对自然的再现，研究浪漫主义时期风景画家的艺术风格和人文因素，诠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自然美学哲理，拓展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绘画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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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方浪漫主义风景绘画[D]. 王一旺. 中国美术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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