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海经》所说的赤水、黑水和昆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水论文,黑水论文,山海经论文,所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文学上的泰斗曹雪芹说：他在创作红楼梦时，采取了将“真事隐去”的形式。其实这样做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曹氏，远在曹氏1800余年已基本写成的《山海经·海经》中就已经这样做啦。在《海经》的首篇《海外南经》唯一用了真地名，也是整个《海外经》中唯一用了真地名的南山条中，曾郑重地宣告：“自此山以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希望读者明白经里说的兽并不是真正的兽，鱼蛇也不是真正的鱼蛇，其它应与此类比。这段话是阅读《山海经》中的怪物和《海经》时打开神秘之锁的总钥匙。令人惋惜的是：在此书的绝大部分写成后达两千余年长的时间里却没有一个学问家像作者希望的那样来对待这本书。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在外观上它有一套令人目眩的神秘外衣，公开宣告又带有一定的朦胧色彩。我的幸运在于是学地质的，对方位有职业性的敏感，遂先在与方位有关的问题上有所发现，然后用全新的观点对《海经》进行了再认识，并终于基本搞清了此部分的真正含意。把这些成果全部写出来，文字过长，所以本文只叙述由方位上的发现而获得的最初成果，并以此来体现研究步伐最初的轨迹。
一 罗盘方位
《海内西经》有一段使人很感兴趣的话，乍看似乎乾坤颠倒，方位错乱，细嚼细咽后就会发现在方位上它体现了一种规律性，如果方位错了，那也是有规律的错误。这段话是：“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于南海，
火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河水就是黄河，从河源到入口，总体上应是东流入渤海。如从内蒙清水河一带，即战国时叫做河宗的地方算起，到入口处，在总体上也应是东南流入渤海。上文中的“西南又入渤海”所描述的就是此段河道的总流向的方位。它与实际方位的差别是以东为西。洋水是西汉水的上源，古时又写作养水或漾水，在源头水向西流，再西南，后折向东南（在不考虑流向，只说河道方位时，亦可说是西北），和上文的“以东，东行，又东北”相比，与实际方位的差别也是以西为东。南北和实际方位一致，东西互换，这种方位，正是现在罗盘刻度盘上的方位（为了描述方便，以下简称罗盘方位）。把罗盘方位改换成实际方位，上述《海内西经》中有关的话就成为“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赤水出西南隅，以行其西北，东南流注于南海，火东。河水出西北隅，以行其北，东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东而北，入禹所导积石之山。洋水、黑水出东北隅，以西，西行，又西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东南隅，以西，又北，又东南，过毕方鸟东。”这样以来，有关这段话的疑点就全部消失。把它们和西汉时的历史地图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河流现在是什么河流（图2）。
对河水，《海内西经》叙述的起点是汉金城郡的金城一带。这个始点不是源头。经认为河的上游和源头在“海外”。海在《山海经》中多指当时的国境线外或国内的边远地区，有时又是位于四个方向上的地域代名词，当然也有少数是指海洋。上文的“海外”说的是当时的国境线外，“即东而北”正是当时国境外河道的总方位。
洋水和黑水，发源地、河道方位、入口完全一致（弱水、青水也如此）显系同一条河流在不同河段上的异称。其习惯写法是：位于上游者居前，位于下游者居后。关于洋水，上文已进行了讨论。洋水的中、下游在汉时称为汉水（见《汉书·地理志》），河道方位及流向与《海内西经》有关条文的“南入海”一致。黑除音hei外，还可音he或han，汉在发声时如喉音重，音极近黑(hei)，所以黑即汉的谐音。总之，从河源、河道方位及流向和谐音所取得的资料皆证明经里的黑水即汉时的汉水，今名嘉陵江。羽民这个名称见于《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大荒南经》的羽民所体现的地方和本文无关，可放下不说。《海外南经》的羽民指合川到大巴山的嘉陵江流域，羽民即翼，涪江和渠江形象地说就是嘉陵江的两翼。嘉陵江在重庆市入江，其位置一点也不差，正在羽民南。
弱应是
的谐音。水是今沱江的上源。该水源头向北流，然后转向东，再转为南南东。和《海内西经》的弱水相比，它少了源头西流这个特点。疑水源头有因比例尺过小而无法表示的一段是向西流的，源头的山势为近东西向可说明这个推测并非凭空虚造。水与湔水合流后的河段，西汉时称为湔水。湔音煎。《诗·卫风》的绿叶青青和《诗·小雅》的其叶青青中的青皆音精。精煎音近，据之可知青即煎之谙音，青水的河流、流向又与湔水相同，所以《海内西经》的青水即西汉时的湔水、水合流后的湔水。毕方鸟除《海内西经》外还见于《海外南经》和《西次三经》章莪山，《海内西经》的“弱水、青水……又东南，过毕方鸟东”，显然是抄自《海外南经》的“毕方鸟在其（二八神）东，青水西。”毕方，《淮南子》说：它“生於木”，是“木之精”。《韩非子》在《十过》中说：“黄帝会鬼神於西泰山之上……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居前，鬼神在后。”从《十过》和《大荒北经》应龙畜水时，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等等资料来看，蚩尤在古人心目中如雷神（此问题另文详述），毕方自然就是电神。电神叫毕方，导源於《诗经》。《诗·小雅·渐渐之石》说：“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古时认为箕星主风，毕星主雨。“月离於毕”，则是暴雨的征兆。和滂沱大雨同时来的电，会很自然地被看成是来自毕星所在天区的使者，故称之为毕方鸟。电击森林，可以引起大火，并可在孤立且能形成尖端放电效应的大树杆上留下刻痕，这就是“木生毕方”，毕方是“木之精”和“见则邑有
火”等话的由来。毕方又叫做老父神的原因是：三国以前，古人把想象中的风雨雷电之神分别称为风伯、雨师、雷公、电父，电父的俗称就是老父神。但在《海外南经》中，毕方鸟却不是神，而是实实在在的地方。毕为濮的谐音。夷水，一名清水或盐水，即今湖北境内的清江。其流域是从战国时开始的古濮族主要居区，这个居住区在当时的特点是山高林密，因此也可以说濮族的“木之精”。青为江的谐音，青水指该处的江水。这就是说《海内南经》所谓的毕方鸟即是战国以后的濮族主要居住区。《海内西经》的毕方鸟与青水间的方位虽未变，但称为青水的河流却变成了沱江，所以它讲的毕方鸟就不是濮族主要居住区，而是蜀境内古犍为郡境的僰族主要居住区。西汉时犍为郡的首府为僰道（今宜宾市附近），在沱江之西，也就是说被《海内西经》称为青水的沱江流经僰道即古僰族主居住区之东。
赤水即汉时的江水上游，现在叫岷江。《海内西经》所述河道起点为西汉汶江道（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由该地到绵虒道（今汶川县南），赤水河道位于水源头的西北，它也经《海内西经》应用罗盘方位所说的昆仑“东南隅”西北。由绵虒道向下，流向总体为南东向，即《海内西经》所说的“西南流注于海。”西汉时岷江的灌县到武阳（今彭山）段，称为
水，可音shou、音zhou，亦可音酬，在音酬时与赤为双声，音近，据之可知赤即音酬时的谐音。火，除《海内西经》外，还见于《海外南经》，《大荒西经》称之为炎火。《海外南经》的火形象是黑，“生火出口中”，乃古祭祀用的亚形火塘或炉灶的漫画。它在地域上可能是指楚国。楚的先祖鬻熊在周初曾担任过守祭火的职务，其近亲祝融在后世的心目中也是灶神。《海内西经》的火虽与《海外南经》同名，说的却不是一件事情。在《大荒西经》，昆仑之下有弱水（即水，包括西汉的湔水源）环绕，在其外的“炎火之山”，“则投物辄燃。”这个炎火之山乃蜀地火井的写照。关于火井《华阳国志·蜀志》说：“夜时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当声如雷、火焰出通耀十里时，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炎火山。岷江流经的五通桥到自贡市一带是我国主要的盐及天然气产地之一，西汉在南安（今乐山市）设有盐铁官，说明当时在该地区由火井制盐已是一种重要的行业。《海内西经》为西汉时所作，经内的赤水既是岷江，它所谈的火就应是火井，即《大荒西经》中的炎火之山。由于在西汉时岷江口以下的长江水道也称江水，其东部在自贡市一带的盐及天然气产地以东，故说它入“海”在“火东”。
昆仑四水既如上述，昆仑的位置就应如图1所示，说的是鸟鼠同穴山——西倾山——岷山——玉垒山一带的山区。
二 《山海经·西次三经》和《淮南子·地形篇》中的昆仑四水
《西次三经》和《淮南子·地形篇》有关昆仑四水的记载如下表。由表可知，《西次三经》以“南流东注”形容河水，可知作者心目中的河水源头即内蒙清水河一带战国时称为河宗的地方。无达就是无路可通的地方，即大海。洋水即西汉水上源，醜涂在意思上是道路险恶，即蜀道，由于唐时大诗人李白杰作《蜀道难》的影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醜涂的切音为，所以醜涂之水也就是醜水，即江水。杆音于，是方形的盛水器，应是湖沼名称。郭璞注为山名是受《山海经》其它篇内水流入什么汜天之山，什么朽涂之山之类的影响，他未考虑在《西次三经》作者的概念中山不是水的容器，所以在不是海和湖沼时，就特意注明汜天和醜涂是水。弱水古时多把它和黑水联系起来，这是伊洛河水一称为玄扈水的影响所致。在把弱水作为黑水的异名看待后，就可看出有关黑水的描述即脱胎于《禹贡》的“弱水既西”。那么所谓大杆就是窫窳的谐音。窫窳的本字应是葭窳，是芦苇丛生的浅水沼泽区；如水处于停滞状态下则发臭。从《禹贡》的弱水可知，《西次三经》的黑水是在鄂尔多斯盆地中间西流的一条内陆小河。赤水的发源地在西汉水之东，这就使它不可能是江水。在河水以河宗为源头，作者心目中昆仑形体宏大的条件下，赤水也不会是源头靠近西汉水的今汉江上游。《海外南经》说：“三苗国”在赤水东。三苗国的疆域，根据战国吴起的说法应是在“左洞庭（即云梦）、右彭蠡”间的江淮地区。但《吕氏春秋·召类》又说是：“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南蛮即苗。那么，《海外南经》的赤水，就应是丹水（今丹江）和与丹水汇流后的汉江河段。这也就是《西次三经》的赤水。汜天，现在叫做漫天。水溢出盛器或河道，俗语为漫出来了或漫上、漫过，漫即汜之音转。所以汜天的意思就是水势浩瀚，远望天水相接，无边无际。在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人弄清楚那一条大河叫赤水，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人观察过赤水入海的情况。现姑且认为汜天之水是指海，那么河水也入海，浙江也是入海的，后者在入海处的场面又特别壮观，为什么不用汜天之水来形容呢？可见汜天之水并非适用于类似现象的抽象名词，而是一个特定的形象化了的专门名词，它所指的是特定的地区。汉水和江水交汇处的西部，就是古时有名的云梦泽区，在西汉时司马相如就曾著文盛称其美，那时虽不像现在这样千湖辉映，但也是江河纵横，湖沼星罗棋布的地区，在陆地上是一枝独秀。在当时人们熟悉的境界里，和丹水及汉江有联系的地方，只有它当得起汜天之水这个名称。
上述四条河所决定的昆仑位置如图3所示。其地域为南起秦岭，北至陕北白于山的黄河间的山区和高原。
《淮南子·地形》中的赤水、河水和洋水的内容，除丹泽这个名词来自《淮南子》本身外，其余乃简化《海内西经》的有关内容而成。弱水除“在赤水之东”外，乃杂揉当时的传闻及《海内西经》的部分内容于《禹贡》有关记载中而成。丹泽为《淮南子》中九州之外位于西南方的大薮，赤水在丹泽之东流入南海，自是源远而流极长。对弱水的改动，则是在啃实其上游即今甘肃弱水的前提下，把赤水的源头推向更西，昆仑当然也随之而西。这是汉武帝开通西域，人们眼界随之开阔，从而在知识界中引起的回响。河水条中贯渤海的贯字，只有在认为渤海东边临近河源时才有意义。作者若做如是想，他就应是一个地圆说者。但在《地形篇》中，开宗明义就说：“地形之所载”是“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的事情，乃是典型的地方论者。这就是说贯字乃简化《海内西经》河水条文时对“又出海外”的误解所致。至于什么“绝流沙，南至海”，除表明作者对弱水流向和附近地形无知外，还表明作者是“地陷东南”、水只能向东南流这一观点的盲目追随者。所以对《淮南子》地形篇的作者，我虽佩服他具有统一百家学说的勇气，也看到他包罗万象力求创新的雄心，但在自我修养的根基上，他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读书匠，是站在文字组成的彩云中看世界的人，以致于把一些本来实实在在的客体，也被弄得虚无飘渺，无所着落。这和《山海经》中海外诸经的作者着笔漫画的都是自己所经历的事物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
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六川
《吕氏春秋》在《有始览》中说：“水有六川，”即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淮南子》的六川来源于《吕氏春秋》，名称也完全相同。
在讨论六川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些与《吕氏春秋》六川有关的历史背景。该书写作于秦王政时期，巴蜀远在秦惠文王时期（前316）就纳入秦国版图，在秦王政即位前，汉中、黔中、南郡及义渠辖境先后皆归秦所有，秦国必然会保有或编制这类地图的图籍。位于内蒙的河南地区直到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还为匈奴占有。至于甘肃的黄河以西，直至秦王朝灭亡时止，仍不是秦的领土。吕不韦门下宾客有三千人，他们来自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所以对边远如燕国的情况自然也是了解的。
六川的川，当然是迳流入海的通流大川。其中河水、辽水、江水、淮水是大家都清楚的河流，黑水的位置应在西方，据之可知他们在排列上是有序的，是以黄河为起点，按照相对位置，依照反时针的方向排列的。具体讲就是：先向北，然后转向西，又转向南，最后又转向北。据之可知赤水的位置和入海口应介于河水和辽水之间，其长度应与辽水相近。战国时期河水在今天津附近入海。在这以北和辽水间只有当时名叫治水（今永定河）的河流最大，可见治水即赤水。治可音持，与赤音近，赤为治的音转。在《有始览》中，九州、九山、九塞、九薮皆在战国时期七国的管辖范围内，作为六川之一的黑水也不能例外。在《山海经》中被称为黑水的西汉水和汉水，秦国的图籍会表明它们只是江水的支流。何况这两条汉水都早已有自己的专门名称，《吕氏春秋》的作者既未给河水、江水、辽水、淮水改名，为什么要单给汉水改名呢？那么这条黑水只能是《禹贡》中所说的黑水，即内蒙澄口以上的黄河。与之有关的详细论证见下节。
四 《禹贡》中的黑水、都野和昆仑等三国
《尚书·禹贡》由于用字简炼，语言拟古，是比较难读的一本书。所以，在讨论黑水等问题前，有必要对一些名词作一番解释。
底绩这个词在《禹贡》中用了三次，于冀州曰：“覃怀底绩，”，在梁州为“和夷底绩，”到雍州境内是“原隰底绩。”司马迁认为底绩就是致功。在这方面像太史公这样博学的人是不会搞错的。与底绩相联系的三个名词，除原隰外，注释家都释为地名，其具体位置则不能确指，或者是有多种说法。但是，为什么雍州用能显示其地貌基本特征的“原隰，”而其它两州却用局限性较大的具体地名来显示致功的业绩呢？在我看来，这是把覃怀及和夷解释为地名不能园满回答的问题。覃作为名词与耜（音似）同，为利臿（即锹），用以开渠。怀，从古用语“怀山襄陵”看应是怀抱或环抱的意思，作为名词义为胸怀。覃怀二字译为现代话就是深浚山谷，环山导流。和是以两杆旌旗为标志的军门，也叫做垒门，引伸到地形上应是峡谷或石阙。夷即彝，为古时的礼器或酒器，引伸到地形上为渊潭。用此解释，“覃怀底绩”用现代话说就是：劈山成壁，曲流倾泻。现在太行、太岳山区一些地名以壁为名，正是这种地形特征的体现。“和夷底绩”的现代语是：迭砌石阙，沟通渊潭；“原隰底绩”就是保持土原，水边固定。写到这里，在我的内心里实在佩服这位两千余年前的地理著作者，他只用了六个字三个词就高度地概括了太行和太岳山区、蜀西山地及黄土高原与水有关的地形特点，除原隰二字见于《诗经》外，其余两词旧无成说，若非亲身经历不能如此，若无文学上的高度修养亦不能如此。
在《禹贡》提到的河流中，诸家聚讼的焦点是黑水。晚近，顾颉刚先生在《禹贡中的昆仑》一文（《历史地理》1981.创刊号）中否定了这条河的存在，认为是《禹贡》作者据《山海经》综合而成的传说河流。顾先生在该文中有不少卓越的见解，如认为《禹贡》的作者是秦国人等，但前面提到的看法则是顾先生的疏忽。《禹贡》中的各州都有自然分界线，在其它六州自然分界线皆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或是国境边缘（如东部的海），边缘界线不清楚的就不说（如荆州、扬州、梁州的南界和雍州、冀州的北界），作者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如顾先生说的又是秦国人，那么在谈到他更为熟悉的雍、梁二州时为什么要自乱体例，据《山海经》来捏造一条黑水呢？说《禹贡》的黑水在某一点或某个方面与实际有出入，这是可信的，说它根本就不存在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与黑水相联系的有弱水、都野、三危、析支、渠叟、昆仑等地名，应先把它们搞清楚。在这里要顺便插一句话：《禹贡》在叙述各州的地域及河流时有严格的顺序，忽视了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前人对《禹贡》冀州中的“治梁及岐”，在不考虑它们应是壶口和太原间地域的情况下注解为陕西的梁山和岐山，这样一来，冀州的地方就成了雍州的地方。其实这里的梁应是吕梁山，岐山即狐岐山。壶口在吕梁山西侧。“既载壶口”，其下必然会谈到吕梁山，在四字组成一句的情况下，只能将吕梁省称为梁，将狐岐省称为歧。作者欠考虑的是：没有想到如此省略会和名气很大的陕西梁山及岐山重复，以致于使后人在理解上产生了混乱。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将《禹贡》中与黑水有关的条文抄录于下。《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又说：“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汭同。荆歧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渚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叟，西戎即叙。（《史记》作序）。”逌，《史记》作所。渚野，《史记》作都野。丕叙，《史记》作大序。既宅，《史记》作既度。渠叟，《史记》作渠搜。
现在先谈弱水，它是雍州首先讲到的河流，据地域的顺序分析，其位置应在泾水以北。它是《禹贡》的九川之一，对它的描述是“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为九州中仅有的一条内陆河。黎，《说文》说是：“履黏，”即用以粘结多层鞋底和鞋帮的一种粘性较大的浆糊。所以合黎从字义上讲，就应是泥浆聚集的地方，即泥沼。那么弱水就应是先注入名叫合黎的沼泽区，而沼泽通过出口，又使少量水进入沙漠这样一个水系的总称。根据上述特点，所能判定的就是它是现在内蒙都思兔河附近及毛乌素沙漠所在的地区内的一条古河流，因为在伊克昭盟的其它地区在地形上不具备构成流向为西的内陆河的条件。它之所以被列为九川之一，乃是因为它是当时已知的唯一的内陆河。
渚野和都野为互相通用的名词。前人认为是今武威地区的湖沼名称，《中国历史地图集》据之将其表示在汉休屠泽（今武威石羊河散流入沙漠处）处。这不是定论，《辞海》对此即持保留态度，本文作者认为如说都野在秦疆域以外，是与《禹贡》由禹体现当时中国的概念相违背的。《释名》说：“泽中有丘曰都丘。”这是都邑由城池环绕这个特点在地形上的引伸，四川盆地四周为高山围绕遂被称都广之野，也是上述含义引伸到地形上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由高山环绕或由水环绕皆可称为都。由于都野本作渚野，所以它只能是水环绕的地方。在渭源鸟鼠山西有一块为黄河、洮河所环绕的地区，地形符合都的含义，位置对口，下文将证明该处战国末期即在秦疆域之内，可充分证明该地区即《禹贡》的都野。
关于三危，一种说法是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北，如郑玄在《尚书正义》中就说：《河图》及《地记》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我的看法在地域上和此说接近。具体意见是：三危即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渭水流域，它是三苗西迁后的主要居住区。另外在徽县以西，广元以北的嘉陵江流域和岷江上游也应有三苗族与氏、羌杂居，且是其文化的影响区。包括后者是广义的三危，即有三苗族居住的地区。其理由为：1.作为一个部族居住的地方，不可能是一座山，其地区也不可能在敦煌。因为关于西域的情况在我国也只是在张骞出使后才有实质性的了解（包括月氏西迁这样的大事），敦煌即使很早就有一座名叫三危的山，当时的中国何由得知？2.三苗在新住地会通过把老居住区的地名搬到新区，使新区乡土化，此表示怀故和新土可以安居等类思想。近古欧、美移民在美洲和澳洲是这样做的，在我国历史上这也是一种常见现象。现已知古三苗居住区一些有名的地名如江水、汉水、丹水、冥山（今伏牛山东部，一作蒙山），同时出现在甘东南和川北。大家都清楚，岷江并非江水上源，但却早就称（秦以前）为江水，后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认为其源头即江源。如认为这只是当时知识水平局限所致，便过于简单化。合理的说法应是：这是因袭两条早就并存的江水所造成的历史现象。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汉水。西汉水被称为汉水也应在它首次出现于文字记载之前，它和汉水本是无法合而为一的两条河流，但在脱离实际的经学家综合下，西汉水却成了汉水的上源。桓水（今白龙江）与西汉水为姐妹河，与丹水和汉水的情况类似，从江、汉与湖北境内的江、汉同名、丹朱可音转为讙朱、讙举、讙头、讙兜看，桓即丹之音转。冥与岷、蒙音近，冥蒙含义相通，我国古时称日落的地方为蒙汜，岷山在位置上是川西平原上的人所见日落的地方，所以岷也应是冥或蒙在当地的音转。3.战国时秦西部边陲有名叫丹、梨的地方。他们和秦的关系，《史记·秦本纪》有如下记载：“惠文王后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秦武王元年伐义渠、丹、犁。”秦武王元年这次战争是为了巩固后方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有人认为丹、犁在今云南境内，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一次战役行动中真正进行多方面的出击，乃是军家大忌，更何况是到当时必须悬军深入，远离后方，得失与全局无关的地方去作战。所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涉及的丹、犁，只能在与义渠（今泾河上游）临近，可以顺道逐一击破的地区。那么，秦惠文王时丹、犁降服就应是秦在蜀地统治进一步巩固的结果。蜀的政治变动和对义渠进行的军事活动即能波及丹、犁，丹、犁的位置便应在他们之间。上文已提到桓为丹的转音，丹当是位于桓水流域的国家或部族。甘肃大夏河古称为离水，离犁音同，它即犁之所在，在《禹贡》都野的范围以内。4.《大荒南经》说：西部海外，黑水之北，是讙头所生的苗民居地。黑水，在这里是指西汉水，其北即天水一带的渭水流域。该经又说：“苗民，釐姓。”《左传》讲：丹朱为狸姓。丹朱即讙头，狸即釐。釐与理通，理在古时一作李。古陇西郡成纪一带（在上文提到的渭水流域）的李氏有史可籍，从秦、西汉时起就是全国有名的氏族，自是当地的土著，即丹朱及三苗的后裔。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位于该地区的畎戎，獂戎、緜诸戎等更也应是三苗的后裔。戎是古时对西部兄弟民族的统称。今苗族是古三苗的后裔之一，在古时以犬为图腾。早在西汉时的记载里与苗（或茅）有关的神圣就和犬有关，仙家飞升去中陵（可能为冢岭的谐音）山的工具为茅狗，骑上即变成龙（见刘向《列仙传》）。古时名叫苗父的神医，则“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来治病（见刘向《说苑·辩物》）。据之可知，此地区的畎戎，是不能和匈奴族划等号的。他们即使和匈奴族有血缘关系，也是极为疏远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成为秦的郡县后，很快就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即使是匈奴族在我国北方建立政权时，也未以匈奴族自居。獂，一作狟，古注释为豪猪，这是该部族具有倔强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反映。獾，《说文》说是野豕，后人注释为猪獾、狗獾的獾。从獂字的结构看，应是猪之先，即野豕，故獂即獾，也就是《尚书·尧典》“朱、虎、熊、罴”中的“朱”（此问题另文详述）。此部族很可能是我国最先养猪的氏族。一些研究者认为蛮即苗之音转。在《山海经》中比翼鸟一名蛮蛮（《西次二经·崇吾山》）两见，它们所象形的地域，一是桓水和西汉水，另一处是丹水和汉水，皆与三苗有关，也是苗音转为蛮的例证。苗绵音近，绵可能也是苗的音转。5.天水一带的渭水流域为陇山、屈吴山、秦岭从三面包围，其间为在形状上似三角形的原地，我认为这就是三危的由来及真正含义。商时危方在地形上也具有与它类似的特点。《禹贡》把三苗放在雍州来叙述，其它古籍也称三苗西迁到三危，据之可以断定三危是三苗的主要居住区。上文已提到的有关地名表明：其势力和影响主要是向南扩展，而不是向北。6.《史记·秦本纪》表明丹、犁在战国时已是秦国的领土，这也是《禹贡》能把都野及下面要谈的昆仑等国记入雍州，把“西倾因恒是来”记入梁州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把都野和西倾山及桓水上游画在秦国境外显系受丹、犁在云南境内一说影响所致。
关于昆仑、析支，东汉马融在《尚书注》中写道：“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河关在今青海同仁县北。析支即赐支，一作鲜支，说他位于“河关西”，在位置上是不错的。昆仑之虚的位置，详见本文罗盘方位一节，昆仑国或部族所在地区应在昆仑虚范围内。《禹贡》雍州的南缘在此处为西秦岭主脊。从地形看，《禹贡》中的昆仑就只能是：位于赐支河曲以东，西汉河关——蜀山（今青海玛曲县东）以西，包括西汉时西倾山在内的近南北向分水岭所在的地区，即东汉时的钟存。马融所说，乃汉时扩地过黄河后人们对“河出昆仑”一说进行修正后的认识。渠叟在古文献中也作渠瘦、渠庾、渠搜或巨蒐，古注释家未具体指出它的位置。童恩正先生在《古代巴蜀》中说，蜀，汉及司马晋时一作叟，如《后汉书·吕布传》吕布军内有叟兵内反，注：“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汉距《禹贡》著作时代不远，此解释肯定可适用于《禹贡》。巨、渠音近义通，意思是大。西汉时称桓水源头的山为蜀山，它应是渠叟的组成部分，为西境。沿此山向东，为《禹贡》划入雍州的西秦岭主脊所在地区。由于临洮位于《禹贡》：“终南、敦物至于鸟鼠”这一条近东西向山脉终点－－鸟鼠山的正南，所以临洮南应就是渠叟的东境。概括地说就是：洮水和桓水间的分水岭所在地区即渠叟的区域。
在讨论了上述问题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禹贡》的黑水不是西汉水，而是流经四川、甘肃的黄河。这里的黄河正是秦国边界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贯穿了雍、梁两州。《禹贡》在九川中说：“道黑水，至于三危，南入海。”此三危的含义为广义三危。海在这里指当时国境线外的地区。和《海外西经》相比，作者还不知道黄河先向东流，然后再转向北，流向也搞错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用黑水这个名称，并导致了上述错误呢？这是由于：1.作者对当时为匈奴族占领的黄河河段的情况不了解或不十分了解，未搞清楚他说的黑水即河水；2.文中使用了南河、西河等地理概念，这就使得他无法再用河水来描述青海、甘肃的河道；3.河字发音如喉音重音近黑，缘音成字即成黑水；或是错误的以今在玛曲注入黄河的黑河（此名称在战国即已存在，说详见《西山经·黄山》）为河源，逐称河水为黑水；4.作者对这段河道未实际考察，资料得自当时其他人的传说，在判断疑结时受“地陷东南”这种思想的束缚，错误地得出了“南入海”的结论。
五 结语
赤水，在早期文献中还见于《庄子·天地篇》及屈原《离骚》。《庄子·天地篇》的赤水在昆仑丘之南，记载有黄帝遗失和寻找玄珠的故事，在《海外南经》则有三株树出赤水的记载，后者可能系前者的进一步推衍，但与之有关的中间环节不清。据之，大体上可以认为《庄子·天地篇》所说的赤水即《海外南经》的赤水。在《离骚》中从“邅吾道夫昆仑兮”时，遇到流沙，只好“遵赤水而容舆”，后又渡过赤水，向北到不周看，此赤水在流沙东，不周南，大体上就是《海内西经》的赤水，即岷江。从上述可知《山海经》中有关赤水的描述分别导源于《庄子》和《离骚》，据前面各节可知它与《禹贡》为两个不同的体系。
《山海经》与昆仑有关的赤水、黑水通过上述研究，除《大荒西经》中与夏后开有关的赤水外，位置皆可确定。夏后开在《山海经》中，于《海外西经》、《海内南经》中作夏后启，在《大荒西经》作夏后开。《大荒西经》中他得九辩、九歌的天穆之野在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在叙述顺序上位于大荒山（在云南境内）之后，该处大约就是佛经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所在地，表现出佛教的影响。和《海外西经》有关内容相比：《大荒西经》的作者是不同意说夏后启在“大乐之野始儛九代”或如《竹书纪年》所说：在天穆之野“舞九招”的，直接批驳道：“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故据屈原《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及《竹书纪年》有关内容把《海外西经》的有关内容改为：“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其中称夏后启为夏后开，称大乐之野为天穆之野，称九代为九招，皆来自《竹书纪年》。可见把启作为开，并不是如《大荒西经》最后说的那样是避汉景帝讳所改。佛教影响和据西晋时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所作的修正，证明《大荒西经》此条写作的时代不早于西晋。关于九辩、九歌，屈原在《天问》中写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古注释家谓商为上，或是帝的字，过于牵强。商：《说文》说是：“从外知内”，即度量，这就是《九章算术》中商功的含义。宾，《书·尧典》“寅宾出日，”传曰“导也”。据之可知，“启棘宾商”的意思应是启倾全力推导商功之术。那么九辩、九歌就应是现在珠算运算中的三变九、九变九和九归口诀之类的算法和口诀。做这些事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此，启就离开了国都，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山区住下，这样的地方《竹书纪年》称之为天穆之野。所以把九辩、九歌当作歌舞，乃是后人的误解。
有关昆仑及其四水的描述《西次三经》比《海内西经》粗疏，从而显得古老一些，实际上则不是这样。现代在自然界是还可看到一些活化石，谁也不会根据活化石的存在，就说现代是白垩纪或第三纪。在思想领域，由于人们的认识总落后于客观存在，所以化石、活化石一类东西在它们灭绝或主要存在期以后的著作里，保存得就比自然界多。所以，在确定著作时代时，其中的新成分显然更重要，带有决定性质。《西次三经》在许多方面，虽然古色古香，但在地域上它已到达现在的新疆境内。积石山位于昆仑以西2100里处，且认为“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行”，这正是《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样一种思想的反映。三危山在积石山西1200里处，其位置即今敦煌三危山，这当然是西汉设立河西四郡后才有的事。三危山西540里为天山，其位置在现在北疆境内的天山山脉东部，该处西汉时就叫做天山。天这个名词，在我国上古是极为神圣的专门名称，所以古中国境内虽然“自肴以东名山五”，“自华山以西名山七”，稍后又有“五岳”的说法，此外还有许多不太有名的山，但皆无以“天”名山者。以天名山是匈奴族和古时其它各兄弟民族的习惯。因此，天山被列入《西次三经》中，无论从名称看，还是从位置看，都是西汉开通西域以后的事。据之可知《山经》的《西次三经》的著作时代不早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破车师，俘楼兰王时。《海内西经》写定也应在西汉开通西域以后，但昆仑及其四水既被《淮南子》引用，则表明这部分在《淮南子》写成时就已存在。